【明报记者 陈奕勤/专讯】「历史给中国走出一党专政的机遇，只有这一次。」学者及前官员吴伟说的，是1980年代他深度参与的「政治体制改革」，当时在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支持下，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主导的那场政改虽力度有限，但现在回望，已可称为内地政治民主化的高潮。可惜六四枪响，政治改革短命而终，此後更被当局束之高阁，不复重启。吴伟指出，六四等於「邓小平自己扼杀了他亲手推动起来的改革开放」。

66岁的吴伟，1986年加入新成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同时担任赵紫阳高级幕僚鲍彤的秘书，是《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执笔人之一。六四之後，吴伟曾被调查，其後经商，并持续研究中国当代政治历史，还当过敢言政论杂志《炎黄春秋》的「末代」执行主编，该刊2016年遭当局强制改组并全面接管，原编辑部宣布停刊。

「一切弊端在一党执政 最大特权是执政特权」

谈及六四打断政改进程，吴伟表示：「1989年之後，他们（中共高层）都知道政治改革是一个高压电，谁也碰不得，碰了就可能被电得外焦里嫩。」他认为，1980年代後期的政改本是当代中国唯一一次走出一党专政、实现社会转型的历史机遇，而「中国现时一切弊端都在於一党执政」，「中国最大的特权是执政特权」。

回顾政治改革，吴伟先从1970年代末期讲起。其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从中共领导到社会大众都有所反思。1978年底北京出现「西单民主墙」，为不同政见的发表提供了空间，翌年当局召开「理论务虚会」，讨论中共建政以来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吴伟指出，此时民间与官方的观点相互启发、影响、呼应，力求解放思想。几乎同期，时任中组部长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被称为「解冻时期」。

感集权碍经济改革 邓小平86年命赵紫阳研政改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指出五大弊端，包括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及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引起很大回响。不过，同年波兰发生「团结工会事件」，中共保守势力藉机狙击领导制度改革，改革主线转入经济领域。及至1986年，邓小平意识到，经济改革的阻碍在於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党政机构，因此重提政治体制改革，并让赵紫阳牵头成立班子，研究政改方案，提请第二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审议，负责具体工作的中央政改办应运而生。

长远目标民主政治

「每届一小步 三五届就跨出去了」

吴伟表示，政改办经研究认为，改革的长远目标应是全世界通行的民主政治，但碍於现实情况，「不可能一口吃成个胖子，不可能明说不要共产党领导……这（民主）是个方向，只要十三大能走出一小步，十四大再走出一小步，走那麽3届、5届党代会，这个大步就跨出去了」。

民众保守派齐施压 赵两头受气

最终，《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在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艰难过关，多项政改措施也写入十三大报告。不过，正因党内改革派不能明说政改方向，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并不了解赵紫阳在党内「老人集团」、保守势力围剿中推进政改的困难局面，要求加快改革呼声强烈。吴伟形容，1988年底至1989年初，赵紫阳犹如「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吴伟称，社会压力既是赵紫阳推进政改的助力，也是他作为总书记必须维持社会稳定的一道难题，「社会和庙堂没有呼应，最後学潮以不妥协的态度，从低点一直走到最高点，终遭镇压，赵紫阳下台，政治改革也由此被终结」，但他强调，这个结局是多种因素造成，不能因此责怪学生和知识分子太过激进。

邓小平态度转 扼杀政改

除了朝野缺乏互动及保守势力狙击外，吴伟指出，政改关键「死因」在於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态度的转变。当时既力推改革开放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邓小平，凌驾於改革派和保守派之上，对改革具决定意义。邓小平为政改确定目标和内容，也划出底线，当他认为自己选定来主持改革的赵紫阳已走得太远，以反腐和推进政改为旗帜的学潮及赵紫阳主张的民主和法治路线可能危及中共一党专制体制时，就必然出手扼杀。

吴伟表示，中国想要真正实现社会转型，当下看困难重重，不过「在中国现实的历史条件下，否定改良是错误的……改良有一种是执政集团发现了继续前进、发展的危机，主动改良，还有一种是在外部环境的压力下，不得不做出应变式的改良」，内外结合，才有可能重启政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