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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六四经历（全文完）
王誉虎
25、忍辱具结出狱，敢问路在何方
一九九零年一月十一日，历时二百三十天的《戒严令》宣告解除。恰在此时，对我的内查外调也结束了。近些天我接连做了几个梦，梦里离不开鱼，尤其是大金鱼。我打扑克时，两次分牌竟都是一色全红十二张。我打趣地宣布：这是吉兆，要出狱了！
中断一个多月的提审又开始了，但这次提审的气氛与往常截然不同。小蔡面带笑容，说话也客气多了。我认为这是好兆头：内查外调的结果肯定吉多凶少。
小蔡很坦率，开门见山地说：“你在厦门的口碑还不错，能评劳模了，有些问题也澄清了。希望你端正态度，深刻反省自已的问题，对自己的错误有个正确的认识。”
这次提审只有几分钟便结束了。
回到号里我对几个老资格说：“凡事不论吉凶都有预兆，我所言不虚吧，我快成算命先生了。”
我把今次提审的事告诉了大家。大家表示祝贺之後却一反常态，沉闷、沮丧的气氛笼罩着全号。只有副号长喜出望外，并开始写便条托我带给家人。
果不其然，过了两天又提审时，小蔡把抬头印有《具结悔过书》的两张横格公文纸交给我。
回到号里我开始思考，究竟如何写才恰到好处？不知为什麽，我忽然想起了叶挺将军的诗：“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具结悔过书》五个字明显带有侮辱的性质。不管你有多麽崇高的理念，正义也好，真理也罢，要想自由，都要弯腰向强权和邪恶低头。
从法律层面讲，我无罪之身被关押了七个多月，理应获得赔偿和道歉，具结悔过的应该是执法机关！但现实却截然相反。这或许就是民主与专制的区别！
我前思後想反复权衡，自已不是知名人士，也不是职业革命家，为了那早已被当代人淡忘的名节来把牢底坐穿实不足取。可是为出狱自轻自贱，俯首贴耳奉迎强权邪恶，又不心甘。於是，我决定采取折衷方案，在《具结悔过书》上写道：自己犯了错误，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向学生宣扬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自己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自已的言行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云云。
第二天，我把《具结悔过书》上交。
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下文，没有动静。难道还要在牢里过春节？我有些气馁和疑惑，对自已的执拗有些後悔：肯定是因为我不思悔过，才继续关押我。看来是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
牢门打开了，小蔡的身影出现了，我心中暗喜。
他把我带到审讯室，挥动着那张《具结悔过书》，开门见山地喊到：“你小子来花招是吧？！你写什麽你心里明白，别人也看的明白！你不想出去了？你昏了头了？！”小蔡边喊边又拿出一张空白的《具结悔过书》，说道：“拿去重写！记住，要把握机会，想明白了再写！这利害得失你可要三思！”
我感觉到蔡预审那声色俱厉的申斥中夹杂着惋惜和善意，有点恨铁不成钢的味道。
春节将至，对亲人的思念和对自由的渴望折磨着我。为此，我决定再退一步，对“错误”的认识加深了，对政府的宽大表示了感谢，但坚持了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表述。因为这一表述从哪个层面讲都是无法撼动、无法否定的真理。让时间、让历史去评判功过是非吧！
《具结悔过书》再次上交的次日下午，牢门怱然打开了，张管教站在门外命令道：“王誉虎，把你的东西收拾好，调号！”
在张管教的监视指引下，由一名犯人帮助拿东西，我搬到了甬道尽头的D牢房。这是警方防止在押人员与外界通风报信采取的惯常举措。
获释已指日可待了，我心里洋溢着喜悦。
果不其然，两天之後我被释放了。狱警拒绝了我把被褥衣物转交给T号难友的请求，我只好不大情愿地留给了还不熟识的D号，被褥里还藏有关东烟。
在看守所大门口，妻子坐着轿车来接我。离去之前，妻子替我交纳了关押期间的食宿费和粮票——这又一次让我联想起毛时代向死刑犯家属索要行刑的子弹费！
出狱後的第二天，我来到北京华成托运服务公司。代经理兰敏沮丧地告诉我，前几天接到工商局的通知，北京华成托运服务公司被取缔，并已见报； 银行说还要罚款五十八万，幸亏帐户内没有几个钱，罚款的事便不了了之。
又过了两天，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朋友找到我，告诉我一条内部消息：市委书记李锡铭口头指示，要尽快取缔我在中关村的北京京元科学仪器公司。可能由於这个公司的法人代表是我哥哥王六桥，所以才侥幸存留至今。
我确信消息属实，便当机立断通知哥哥六桥：马上把公司帐内资金全部转到厦门公司，把所有值钱的设施、商品迅速转移或削价处理！
关闭了北京京元科学仪器公司，也就放弃了我在科技开发和工贸领域施展拳脚的抱负，哥哥近两年的心血也随之付诸东流。六桥近两年苦心网路了一批北大同学，他们在科技领域有的官至局长、所长，有的是关键部门的掌门人。这些知识份子、技术官员与毛局长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把科技引向市场，希望在商海一展身手。但是这一切皆因我涉足六四全成泡影。
因时间仓促，以及两处房主的刁难，公司预付的房租款分文未退，加上装修、改建、扩建费用和廉价处理汽车、电脑等有形资产，两个公司直接经济损失五六十万元。被没收被展览的汽车、手机、电脑、影印机、打字机等，至今未还，其损失也有近二十万元。法律规定，被查收或没收的财物，半年之内必须要麽退还，要麽依法开具没收证。但是，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尽管多次、多管道上诉，迄未收到他们依法开具的没收证，更没有得到退还。
我快刀斩乱麻，不到半个月，基本结束了两个公司的关闭事宜。
在撤离北京前往厦门之前，我抽出半天时间，在锺海昆的带领下，前往已逃亡美国的曹务奇家，看望了曹的妻子和幼子，并留下二千元慰问金。尔後，当局准许万润南的妻子和曹务奇的妻小出国团聚。相比毛时代，这应该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一九八九年七月，我的汽车、手机等在军事博物馆曝光展览後，我的岳父（解放前的地下党）督促我的妻子暂时躲避起来。这段时间，由於群龙无首，我在厦门的公司，尤其是效益最好的厦门京元金属加工联合公司，完全失控，造成了惊人的损失。
我元气大伤。与此同时，我对国内经济形势也做出了悲观、错误的判断。
一九九二年底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时，我的经营重心已迁移到国外。我先後到了美属塞班岛、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和俄罗斯。在异国他乡，我经历了商海浮沉，错失了在国内重振旗鼓的大好时机。
来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