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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为什么日本对中国的民主化问题不甚关心？
文章转自网络，旨在为读者提供多元信息，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法广 RFI 东京特约楚良一）5月30日，来日的1989年天安门事件时的学生运动领袖王丹，在接受日本时事通讯社采访时指出：日本的政府和民间，对中国的民主化的关心度不高。
王丹的话确实一语中的，日本的政府虽然在领土问题、历史问题上经常和中国政府对立，但是在促进中国民主化问题上和中国对立的时候极少。
日本虽然可以说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从历史上看，其民主制度不是自发地产生的，而是战后由美国为首的盟军为其制作的民主主义框架，其作为民主主义基础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极不发达。一个民族的性格特征的形成，与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日本文化是一种“稻作文化”，水田作业要建立完备的蓄水和灌溉系统，完备的蓄水和灌溉系统需要一个互相协作的较大的集团才能完成与维持，因此日本更强调“集团主义”。美国人类学家约翰·恩布里于1939年出版的《须惠村》和本尼迪克特于1946年出版的《菊与刀》的外国人研究日本文化的奠基之作中，其中最突出的一点都是强调其“集团主义模式”，而现代的个人主义和与此相联系的民主主义很难在日本真正地发达起来。
日本战后，虽然实现了三权分立的民主主义制度，但是1955年自由党与日本民主党合并为自民党后，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自民党占据统治地位，可以说是一党独大。虽然也在1993年众议院选举和2009年的众议院选举后短暂沦为在野党，但是绝大部分时间是自民党或以自民党为主的政权，民主主义的两党政治和多党政治实际在日本根本没有充分展开。
1989年6月，中国发生天安门事件，西方世界对中国实行种种制裁，而日本和西方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在1989年6月3日宇野宗佑内阁成立以后，中国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宇野宗佑内阁一方面冻结了竹下内阁决定的第三次日元贷款，一方面又在同年7月在巴黎近郊召开的第15届西方七国首脑会议（G-7 Summit）上和外务大臣三塚博一起主张不能使中国孤立，而在1990年秋天解冻了对华第三次日元贷款。1990年初，桥本龙太郎以大藏大臣身份对中国进行访问，那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西方国家正部级政要的首次访华。1992年10月22日到10月28日，明仁天皇访问了中国，而明仁天皇对中国的访问，被中国认为是打破了西方对中国进行封锁突破口。
当时日本对中国的方针，主要是从经济入手，把中国拉入国际秩序中，原自民党干事长加藤紘一曾主张：日本支援中国，比如向中国提供ODA援助，其目的就是使中国加入国际组织，如加入WTO，以此使中国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独裁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中国不断走向民主主义和自由的道路。
加藤曾说过：我在过去和现在都一贯持有相同的看法。大平正芳先生最先决定了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的方针，提供日元贷款的签字仪式是在中国进行的，当时我作为官房副长官参加了签字仪式。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的目标，就是使中国自由化，并推进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希望中国的经济形态能和我们的经济态势互相协调，在政治上我们也希望中国能实现民主化。我们认为，我们的目标现在正在实现。
但是加藤先生的预言并没有实现，而日本却在这个过程中在经济上受益匪浅，日本对中国的支援一直是偏重经济的，最后把中国从一个日本产品制造和组装基地培养成了一个日本产品甚至来旅游的巨大的消费市场，但是他们对中国的支援缺少普世价值的宣传与推进。
在促进中国民主化方面日本几乎很少采取过直接和有力的行动，在一党独大、国家对经济活动设置层层管制等方面，他们的国家体制和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有相像的特征。从民主主义的角度和中国说事，也会与一些仍然大权在握的政治家对战前的日本国家资本主义政权和历史的赞美相矛盾，因此他们对于中国民主化的问题，采取尽量回避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