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的新文章（《当前中国最大的潜在危险》）一出就引起广泛的关注。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它直接触及了当下的政治，触及对这二三十年社会进程的观察、判断，可以说每个人都置身其中，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因此自然也会有很多层次很多角度的讨论。

从我的角度看，文章的主要问题在于，作者用一种十分陈旧、已经显着不合于现实的框架，来分析近二十年来的公共舆论场，简言之就是左/右（自由主义）二分的框架。
确实，在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前期的一部分时间里，在涉及政治经济体制一些基本方面的问题上，左/右的框架确实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然而，随着八九的镇压，以及九二年以后经济改革所催生的种种问题，根本性的政治议题在公共舆论场已经冷却，各种社会性议题凸显（与之相关的一个事实是，在九十年代以后，高校不再代表社会最前沿的领域、最进步的力量，相反那些都存在于高校之外；从九十年代末开始，甚至可以说高校兴起了一股这个时代最保守的势力）。这种时候，公民社会/市民社会的概念应运而生，可以说它稀释、也补充了自由主义的概念，可以容纳下更多的声音。

所以，对于文章里提到的方舟子对怒江建坝中环保人士的批判，我不是像赵鼎新那样，看成新势力/自干五对自由主义的批判，而是把他们双方都看成市民社会内部在一个议题上的不同声音；同样，今天女权派对老自由派的一些批评，也同样属于市民社会内部的正常争论，是社会日益发展、分化的必然。没有一个派别在社会议题上可以垄断伟大光荣正确，能够不受批判，可以说我们今天都接受了这一点。
所以像赵文那样，把方舟子和环保人士的争论，把围绕韩寒代笔的争论，看成自由主义与非/反自由主义的论争，就显得破绽百出，甚至不能自圆其说。方舟子难道就一定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吗？支持韩寒的就一定是自由主义者吗？那怎么解释反韩寒阵营中的自由派？而且把这个争论简单区分为支持和反对韩寒两方也是荒谬的，我看到有相当多的人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他，但他们却在非常理性地质疑方舟子提出的证据（我印象里马伯庸、严锋、宝树都可归入此类）。

我无意重新挑起这个话题，只是想说，把它看成一个新兴的公共舆论场（也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在慢慢探索合理批判的界限，远比看成围绕自由主义的争论要合理得多。

正由于抱着这样一种陈旧的框架，赵鼎新没有从他罗列的表面现象里看到，这两年真正的危机不是舆论场两极化，左右双峰型分布（请问他说的现在极右这一峰，有什么表现和代表人物），而是正在起步、正在自我学习自我完善的市民社会/公共舆论场被逼退回到一个隔绝、孤立的状态。

诚然，赵是希望把一个西方多元社会的政治稳定模式嫁接到中国现实中，所以他会说声音多样会有助于政治稳定。然而他恰恰忘了，这个地方有另一种政治稳定概念：毛时代政治稳定吗？一一对此他将如何作答？

总而言之，左右这一框架曾经是丰满、有意义的，但已经变得干瘪了，远远无法囊括今天的现实。它像一对老年妇女的乳房，赵却还盯着它想入非非，以为它仍是年轻时候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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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背后，或许还是要归因于赵所采取的国家的视角/维稳的视角。这样的视角有时候甚至会让一些聪明人看不到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