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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承恩:天安门事件如何改变了香港

2019年08月15日 2:57 PDF版 分享转发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在国共内战後,港中边境变得相对执闭。

身为英国的殖民地,得以避过邻国的政治动荡,走上自己的发展轨迹。到 1970 年代,在香港本土出生的一代已步入成年,而香港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取得可观成就。以香港为家乡的本土意识,原本只见於上层阶级,如今已发展为庶民之集体意识。

虽然香港未有化,但麦理浩时代(1971-1982)的一连串改革,特别是廉政公署之成立,令意识到政府理应为民众利益而服务。如此令部分香意识到要当家作主。香港人认受香港政府之管治,英国方面亦尊重香港政府之自主,令香港在实际运作上等同於一个类国族国家(Quasi-nation state)。香港人视港中分治之政治现实为常态,则令香港人成为一个自在的国族(Nation in itself)。

只是好景不常,英中两国因新界租约而走上谈判桌,香港人在其中却无缘置喙。最终香港人沦为被卖的孤儿,两国签订《联合声明》後,香港笃定要於 1997 年沦为称作「特别行政区」的中国殖民地。在谈判初期曾暗示可让香港「民主回归」,但在米已成炊後,却又坚持采用由宗主国联同权贵操盘的制度。香港人曾为民主抗争过,但是八八直选、基本法起草、以至是与政制无关的大亚湾核电厂工程,中国这个新殖民霸权都要敌挡香港人的意愿。

有能力的香港人,可以选择移民他方,离开这个伤心地:事实上在 1980 年代末,这座五百万人口的城邦已走了十万计的人。

但走不了的,就只能寄望中国能於 1997 年前走向自由开放。

事实上,当年中国的确值得令人期望: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後,知识青年纷纷思索前路,想像着更自由的未来。当年中国拍了一部叫《河殇》的纪录片,反映出新一代对西方自由文明的期盼。

而在 1980 年代末,争取民主自由的学潮的风起云涌。当他们於 1989 春为追悼身为改革派的胡耀邦,走到广场发起抗争,那一鼓冲劲,令在低谷中的香港人得以充权,重拾对未来的寄望。

天安门学运最终悲剧收场,自由派的领袖,不是死就是被抓,没被抓的又流亡海外。

留在中国而又坚持下去的,则势孤力弱。此後中国政权向新一代施以面包、把戏、棍棒和洗脑国民教育。

香港与中国,自此又再愈行愈远。

这场学运,一方面唤起香港人对中国的情感,令部分人自觉有去开化、解放中国的责任。

另一方面,这场学运又唤醒了香港人的公民意识,令他们意识到要参与香港这个家乡的公共事务。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迫压,亦令香港人意识到港中两地政治文化差天共地。

香港人直到今日,仍在跌跌碰碰,部份人逐渐意识到要靠自已双手争取自立自主,要令香港成为自为的国族(Nation for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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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安门血案 27 周年前夕,笔者特意分享拙着《郁躁的城邦》的相关段落,让大家能了解香港人当年在巨变前夜的心路历程。

Photo credit: ryanne lai@flickr

在 1980 年代,香港人屡遭中共强权欺压,而且屡战屡败,但此时中共亦面临内政上的压力。

中国开放改革於 1980 年代末碰上瓶颈,城市失业率增加至 25.5%,通货膨胀及贫富差距之再现亦激起社会矛盾。当时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有官方联系者能透过货品於两个制度之间的差价牟利。这种官倒现象加剧了部分地方的物资短缺,令民生受损。中共内部亦出现开明派与保守派之角力。

开明派主张市场化、自由化与民主化,为主张维持党国体制及计划经济的保守派所猜忌。属开明派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因被指纵容大学生自由化倾向,而遭保守派於 1987 年逼迫下台。改革开放到 1980 年代末因经济不景和政争无以为继。

胡耀邦於 1989 年 4 月 15 日与世长辞,中共只肯为胡设立规格较低的「治丧办公室」,而未有按国家领导人规格设立「治丧委员会」,令开明派支持者大失所望。北京大学生自发悼念胡耀邦,并逐渐凝聚为一场争取改革的学生运动。4 月 18 日,在人民大会堂外集会的北京大学学生提出了七点要求:

1. 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

2. 彻底否定反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3. 允许民间办报和言论自由。

4. 公布领导人及其家属的收入及财产。

5. 取消北京市的游行十条。

6. 增加教育经费,改善知识分子待遇。

7. 如实报导此次悼念活动。

学生代表於 21 日晚跪在人民大会堂外,要求「总理」李鹏接收其请愿书,但中共明显无意向学生示好。学生随後发起罢课,并获知识分子声援。抗争者无意要挑战中共的统治,但中共当局无视他们平和而合理之诉求,还将事件定性为动乱。《人民日报》於 4 月 26 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诬蔑学生:

这些事实表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学生与群众於 27 日环绕北京城游行抗议当局之诬蔑。

到 5 月 4 日抗争者再次发起游行,以「反官倒、反腐败、争自由」为口号,并於游行後占领天安门广场。数百名学生於 13 日趁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造访北京时开始绝食,他们不理医护人员之劝告,拒绝饮牛奶或葡萄糖水,只肯以清水解渴。多名学生因血糖过低而不省人事。

李鹏到 18 日才敷衍地与吾尔开希和王丹等学运领袖会面,实质上是当面训斥学生,如此缺乏诚意之会谈固然会缺乏成果。开明派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部下温家宝的监视下,於 19 日凌晨探望学生,之後即遭软禁。学生於 19 日暂停绝食,但李鹏还是於该晚宣布北京戒严,并出动军队准备镇压。学生勇敢地留守天安门广场继续抗争,而北京市民亦走上街头劝军人莫向手无寸铁之抗争者动粗。

北京学生的抗争感动了情绪低落的香港人。

他们觉得自己与北京的抗争者一样,都在面对着仇视民意的中共当局。

这种同病相怜的感觉,使香港人深信自己亦是参与北京学运之一员。

与此同时,他们亦寄望北京学生能成功推动中国的自由化和民主化,这样便可以扭转香港民主运动近年之颓势,或至少让香港人可以面对一个较珍惜民意的中国政府。

这种同仇敌忾的情绪,再加上香港人曾受文化中国主义之薰陶,令香港人自觉正在参与一场波澜壮阔的「爱国民主运动」。

关注北京学运的不只有民主派,连香港媚共分子亦因相信中国变天在即而「忽然民主」起来。民促会於 5 月 20 日在维多利亚公园发起集会,抗议中共当局颁布戒严令,有5万人参加。

当日风雨交加,天文台亦於下午悬挂八号风球,但市民仍无惧风雨,游行往「新华社」外示威。次日有逾百万人上街游行,而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联合会亦於同日成立,由司徒华出任主席。支联会在 24 日於维园集会,10 万名参加市民齐呼「李鹏下台」。而在 27 日为支联会筹款的民主歌声献中华音乐会,香港大部分艺人均响应梅艳芳之号召而出力,象徵着支援北京学运之运动已成为全民参与的运动。到 28 日的全球华人大游行,则有 150 万人上街呼应,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多人参与的政治集会。

连串的大型动员,使香港人告别政治冷感。虽然这些集会所争取的是邻国的自由民主,但亦是香港人首次为自己的共同命运团结发声,透过反抗中共之抗争自力救济。是以这场运动可谓是香港公民国族主义的标志事件。

可惜北京局势之发展并不如香港人之期望。北京宣布戒严後,军队逐渐在北京集结,到 6 月 3 日包围北京城。军队於晚上十时开枪屠杀平民,除了抗争者外,连路过的民众亦未能幸免於难,死伤者数以千计。在木樨地,复兴门和西单的情况尤其惨烈。军队出动坦克车与装甲车驶过长安大街,走避不及者被这些重型武器撞伤,部分受害者甚至被活生生辗成肉酱。

军队於 6 月 4 日凌晨进攻天安门广场,刘晓波和侯德健等人与军方谈判,希望军队能向学生手下留情。到凌晨四点半,军队血洗天安门广场,幸存的学生只得应刘晓波等人之呼吁撤退。之後北京仍有零星冲突,军队於街上巡逻,偶然开枪震慑民众。

军队於 6 月 8 日撤走後,中共随即秋後算账,大举搜捕参与抗争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工运领袖。香港及西方各国传媒目睹中共「解放军」残暴的镇压,并将种种暴行透过电视直播。

香港人彻夜未眠,於萤幕上看到赤裸裸而残酷的现实:香港人早已沦为亚细亚的孤儿,他们已被英国所遗弃,还有八年零二十六日香港人就要独自面对这个草菅人命的暴虐强邻。

香港人与北京学生因共同面对中共而产生共鸣,但他们亦清楚明白因为香港仍非中国之地,才能保住性命与自由。

一些香港人因而产生了幸存者的罪咎感,一方面强调香港人有异於中国的特殊身分,但同时又觉得特殊身分意味着对中国民主的特殊责任。如此塑造了一种有点自我矛盾的政治论述:香港人既要抗拒中共入侵扞卫本土,但要扞卫本土却要以建设民主中国为前提。

不论如何,六四惨案还是促成香港公民意识之觉醒。

6 月 4 日,有 150 万人於跑马地出席黑色大会。支联会原定於 6 月 7 日举行罢市、罢课和大游行,但该日清晨油麻地和旺角爆发可疑的骚乱。暴徒破坏中资银行及国货公司,最终警方要施放催泪弹驱散人群。司徒华恐有变故,决定取消当日的游行集会。倘若当日之游行集会如常举行,其声势也许会比以前的政治集会都来得浩大,可惜骚乱之幕後黑手破坏抗争的阴谋能够得逞。

六四惨案严重打击了香港人对前途之信心。

相信《基本法》能保障一国两制的受访者,由1988 年 9 月的 44% 急跌至 1989 年10 月的 25%,而不信者则由 36% 急增至 69%。与此同时,香港人亦对民主更为渴求。在参与 5 月 21 日百万人大游行的市民中,有 92.1% 希望《基本法》能更加民主,有 74% 要求要在 1997 年直选行政长官。而香港人之本土意识亦得以巩固,於 1990 年有 56.6% 受访者自称为香港人,只有25%自称为中国人。

既然党国分家於六四惨案後已不再可能,那麽抗拒中共,就无可避免地意味着抗拒中国。

不过,计划移民的专业人士亦比以往增加,有 60% 的律师、75% 的药剂师、80% 的会计师及 90% 的公立医院医生考虑在 1997 年前离开香港。

当时香港人的想法是:他们会参与建立民主而高度自治的香港,但中共若要强行将香港中国化,那他们会希望逃走,并在海外重建新香港。

在 6 月 19 日,46 位来自不同政治背景的人士发起港人救港运动,参与者包括民主派的李柱铭和司徒华,以及亲商界的李鹏飞和张监泉。他们一方面争取政制民主化及制订人权法,另一方面又要求英国赋予香港英籍华人居英权。

部分争取居英权人士曾高呼「建设民主中国」,这样我们便不能将香港人对北京学运的关注,归类为中国国族主义的社会运动。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他们由始至终都是以香港人为主体,他们争取中国民主化,为的也是香港人的民主自由。

若然中国无法民主化,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帮助香港人脱离中国:或是以高度自治阻挡中共之介入,或是乾脆让香港人到海外重建新香港。

爱中国,既是策略需要,亦是出於文化中国主义的情意结,但港人自救才是所有运动的真正主题。

Photo credit: ryanne lai@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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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者:吴一舟 发布时间:8/14/2019 11:52:00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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