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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世界视野与重写香港主体性

2019年09月15日 14:47 PDF版 分享转发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明报专讯】逆权运动延绵三个月,力逼政府答应「五大诉求」,最近林郑月娥终於回应正式「撤回方案」,并且抛出「四大行动」,承诺落区听民意。但是,这些「让步」并未能「止暴制乱」平息风波。一方面是勇武示威仍然继续,另一方面是9月开学之後,抗议的浪潮更进一步在学校蔓延。「人链活动」遍地开花,最近还随着创作歌《愿荣光归香港》的火速普及,翻转港九新界主要商场,香港无论哪一个角落,都能随时听见「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呼喊。这一切说明了,无论政府是用打压手段还是摆出怀柔姿态,均未能阻止这场运动进一步深化,由「反送中修例」为主轴,变成以民主自治改革为经、香港主体性建设为纬的持久运动。

事实上,香港主体性的强化既是本土主义的深化,也是其辩证超越,而逆权运动为这种转化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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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流水」抗争(be water)理念,打破了「和理非」和「勇武」之间的派别划分,这点已经多有论者谈及,在此不赘。不过在「和勇共融」背後,更值得留意的「流水战略」後果就是意识形态争议的「搁置」。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在2014年伞运後期「拆大台」事件之所以发生,其实是因为新兴的社运「本土派」与「泛民/左胶」之间的互不信任。这种不信任由「占中」计划开始,直至雨伞运动都无法释除,渐成四分五裂的局面,难以收拾。2016年因为立法会选举,路线的争拗更加白热化。

实用主义态度的回返

可是,在这场逆权运动中,人们却可以观察到一种「实用主义态度」的回返,抗争运动强调「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严守「不笃灰、不割席、不分化、不指责」的团结路线。因此,2014年前後那种激烈的意识形态争论并没有再次出现。相反地,跨派别合作(例如共同担当游行申请人)不时可见,而且, 一度被视为区别两派的诉求争议点(例如是否要理会/关注/支援中国大陆上的反抗行动等),亦交替地在不同的游行示威场合出现。

例如,笔者参加过由星光大道行往高铁站的九龙大游行,主题包含了「输出革命」(向自由行旅客解释香港运动的诉求),也有人在游行中喊起「支援武汉」(当时发生的镇压群众事件)等口号。於是,游行的场景中一边有人挥舞着旧港英旗,但另一边则有人进行这些具「中国导向」的活动, 两者不时给淹没在「,加油」的呐喊声中。另外,在8月23日首次仿效波罗的海国家的全港筑人链活动中,笔者也看见每当有说普通话的游客意图干预时,人群的回应是向其大喊「平反六四」。虽然这些只是部分事例,但仍可见今次抗争运动中,并没有受制於早前那种「中国的事与我何干」的包袱。至少,人们的临时「共识」是不要让这些意理上的分歧把运动分化。

国际视野提升本土意识

第三点特色是运动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国际面向,无论是为G20峰会而众筹刊登的多国广告、对美国国会关於《香权与民主法案》的游说工作,以至旅居外国的香港人多次发起声援活动,都对本地抗争者带来莫大的鼓舞。而当香港的抗争愈来愈频繁地登上国际传媒头条,香港人到外地不时都被问起香港的抗争运动,也受到不少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

这种香港人「走上了国际舞台」的感觉,大大地扭转了自1997年以来香港人一直感到孤立无援的「捱打」处境,也复活了上一波本土主义争论中被贬抑了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面向。

香港过去所承传的世界主义视野,无疑是与这城市一直是个殖民商埠有关,也是一种能够无缝地衔接到「香港人」即「经济人」的主导意识形态。在近二三十年全球化浪潮底下,世界主义也往往是新自由主义安排下那种「离地」国际精英所操持的话语;但事实上,世界主义不是只属於精英的。香港历史上既是输出百万华工往新大陆的出发港,也是昔日华侨进行革命活动的基地,他们所传承的「世界主义」精神,恐怕更多是一种难以全面被政权收编的离散族群的反叛能力。

例如,由网民发起的「揽炒」行动(包括要求取销高官的外国护照等),所针对的正是对那些被政权收编、或为政权所服务的中港权贵/跨国离地精英。另外,透过海外香港侨民向外国政府及议员游说,促请外国有关当局为香港出声出力……这类国际抗争行动所展示出来的「世界主义」,自然不可以与出卖本土利益的跨国离地中产们的世界主义等量齐观。这些行动超越「和勇之分」,但积极有力,於是广受喝采。

笔者认为,这种「国际视野」的重返对本土意识的提升有莫大的意义,因为这种世界主义不但没有背离本土,更加是对香港一直以来作为国际城市的传统作出革新性的肯定,大大地扩阔了「香港共同体」的想像以及政治与文化抗争的操作空间。

身分政治是「承认的政治」

事实上,强化香港主体性的努力,离不开建立一个有自觉性的政治共同体,以使共同体的成员能够分享彼此的价值与历史记忆,和分担共同的伤痛与苦难经验。香港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独特性在於,她不是一个稳定久远的文化族群,而是一个永远在变迁之中的商埠,她最大的文化资产亦是其国际性格。她所积存的文化价值和历史记忆,亦只有从确认她是一个具国际性格的城市开始,不能比附自己为拥有一个中原文化中心,或者一个纯洁的乡土。

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具主体性的身分,走出被动的奴民状态,首先要明确知道,「身分政治」是一种加拿大政治哲学家泰勒(Charles Taylor)所说的「承认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也就是说,身分认同并非单纯的自我肯定,而是需要他者的承认。主权移交以来,在一切以一国两制为大前提底下,香港身分只是凭中国的承认或不承认,这是一种依从性的状态,一切等待恩赐,不少香港人只敢活在中央的眼神和关注底下。但其实,香港身分过去一直都是处身世界的各种力量之间,她虽然在殖民统治下没有自主的独特身分,但她并没有被世界所轻视与遗忘。到今日,香港身分要重新自我强化,则很大程度上视乎香港如何争取世人的目光,我们又是如何被世界上其他国家及人民看待。

分担痛苦 建共同体意识

只有在抗争中能够互相扶持,分担苦痛才能真正建立起共同体意识;没有这种集体意识,我们不可能跳出无限的被殖民命运轮回。所以,香港的逆权抗争正是一个香港本土意识、政治共同体意识迈上新台阶的里程碑。这个运动邀请我们重新与自身的历史经验建立联系,邀请我们重新阐释我们的传统和师训,也同时重新打开我们的世界视野。这运动卷入每个人的文化资源,动员起环绕着公义、人权等普世价值抗争的历史记忆,但同时却由具体每个人的切身经验开始,让这些抽象的价值得以印证。这些经验可以汇流成为社群共通的感情和勇气,让我们说出另一种香港人的故事,真正有主体性的香港人的故事,在世界舞台上屹立我们独特的身分。

文//安徒

编辑//冯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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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者:吴一舟 发布时间:9/14/2019 11:26:00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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