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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呼唤中国反抗运动再崛起
文章转自网络，旨在为读者提供多元信息，其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呼唤中国反抗运动再崛起
——“郭文贵现象” 盖棺定论书
引言
郭文贵穷途末路，“郭文贵现象”行将湮灭。海内外中共代理人正试图用中共狗官的情感和立场，对“郭文贵现象”盖棺定论；我们，民主革命党人和追求中国自由民主的人则必须承担起一项政治责任，即秉持中国反抗运动的情感和立场，对“郭文贵现象”进行思想的“末日审判”。
“蚂蚁帮”浊流污秽，泥沙俱下，人鬼不辨；所谓“砸郭人士”，亦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争夺爲“郭文贵现象”盖棺定论的话语权，意味着重大的政治博弈。
如果社会最终接受中共代理人对“郭文贵现象”的盖棺定论，强化中共暴政的效应必将随之产生；如果中国反抗运动主导“郭文贵现象”盖棺定论的思想趋势，则有利於中国反抗运动再次壮丽崛起。
我就是以上述判断爲缘起，撰写此文。
第一节 国运大危
国运大危之际，必有妖孽临世。郭文贵即当世之妖孽。
二〇一二秋叶如血，作为太子党政治意志的象徵，习近平王岐山魔鬼联盟操控中共十八大权力分赃过程，拉开太子党意志全面主宰中国国家权力意志的帷幕；二〇一七秋风肃杀，习近平自我沐猪而冠，加冕爲任期无限的共产皇帝，中共死亡之轮回，由寡头共和专制，重返毛泽杔独夫民贼式的个人独裁。
此前，邓小平权贵市场经济运行二十余年，大恶尽显，中国社会在物性贪慾的滔天浊浪中溃烂，权力腐败如火如荼，中共政体面临权力大腐败、社会大溃烂而灭绝的末日危机。
爲拯救中共的末日危机，爲暴政不死於权力大腐败、社会大溃烂，习近平王岐山魔鬼联盟遂决意采取饮鸩止渴之策，回归毛泽东原教旨主义，同时，假借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名，全面推动中共极权主义全球扩张，实现《共产宣言》宣示的“获得整个世界”的专制初衷。
再次经历毛泽东原教旨主义的惨烈荼毒，中国国运势将元气耗尽，枝枯叶干，万劫不复；极权主义全球扩张把人类推上大劫难的刀锋，也必定使中国国运坠入地狱，因为，史有铁律明训：极权扩张带来的人类大劫难，最终都要由扩张策源地国承担惨痛至极的悲苦。
习近平王岐山魔鬼联盟，这个中共太子党政治意志的象徵，意味着对中国国运的终极诅咒；国运大危之际，妖氛遮天蔽日，“郭文贵现象”最终表述的，正是迸溅在海外华人眼球上的一滴妖孽的黑血。
第二节 对郭文贵人格的最初审视和最後结论
郭氏文贵，寄生於中共权贵市场经济的蛆虫人格；卖身投靠腐败官权而成暴发户的奸商恶贾；爲秘密警察大头目马建帮派输送脏钱的白手套；中共国安系统豢养的鼠辈告密者和线人；假借秘密警察狗官的烛天权势横行商场、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的衣冠禽兽；爲实现沸腾的物性贪慾和私慾可以欺天瞒地、骗神诈鬼的道德溃烂者；视肮脏金钱爲信仰的登峰造极的吝啬鬼——郭文贵真可谓人类万年文明史中邪恶至极的人格标本之一；郭文贵的腐烂人格就是中共邪恶党格的生命承载者。
秘密警察头子马建帮派在只有利害没有是非的中共狗官内部权力斗争中一朝失势，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郭文贵因马建锒铛入狱而仓皇鼠窜，亡命天涯，沦为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告追缉的经济罪和强奸罪的犯罪嫌疑人。
不受道德约束的物性贪慾，这种人性中最邪恶的因素，构成中共权贵市场的原动力，从而催生出千万贪官污吏，以及寄生於腐败权力的多逾夏日粪坑中蛆虫的奸商恶贾。邓小平权贵市场经济运行二十余年，由於狗官内部残酷的权力斗争失势而远窜海外的贪官污吏和奸商恶贾，可谓多如过江之鲫，真乃人类政治史上一道光怪陆离的风景线。
奸商恶贾一旦失宠於中共官权，大都色衰气沮，再无往日骄奢淫逸之气，睥睨天下之态，惶惶似丧家之犬，凄凄逾落汤之鸡，胆破如阴沟之鼠，在海外隐姓埋名，藏头缩颈，循墙而走，靠残存的几许黑钱，苟且偷生，以度残年。
郭文贵却是奸商恶贾中的异类。此人 贼胆包天，有泼皮牛二之风，有三尺之蛇吞食巨象之想，有苍蝇之蛆虫化爲巨鹰之念——最初，他企图用“爆料”，即揭露他的私人仇敌、中共高官王岐山的贪腐恶行，要挟中共，以达到“保财、保命、报仇”的目的。
郭文贵是中共暴政腐烂专制文化孕育出的衣冠禽兽、蛆虫人格，因此之故，崇拜专制权力的奴性，就宿命地成为他的政治基因；由政治“恋母情结”所决定，尽管不得不流亡海外，郭文贵对中共暴政必然保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政治亲情。
鉴於上述原因，除“保财、保命、报仇”的目的之外，郭文贵爲其个人“爆料”设定的理想可作如是表述：通过“爆料”，借习近平之刀，斩杀私人仇敌王岐山之头；一旦“借刀杀人”计成，他便可以春风得意，衣锦还乡，重作中共暴政秘密警察权的鹰犬，重归当代中国奸商恶贾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
正是在上述“理想”的魅惑之下，郭文贵才爲其“爆料”设定以不反习近平和共产党爲原则的“郭七条”；才宣示绝不“搞组织”，绝不搞政治，以避免踩踏中共的“政治红线”；才会发布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给习近平的“效忠信”，剖肝沥胆，纵情倾诉他对中共的奴仆佞臣式的忠诚，对异议人士的暴政飞鹰走狗式的仇恨。
郭文贵如丑陋的鰐鱼，眼高於顶，却爲自己设定了比乞丐的暴富之梦更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中共暴政，这只由西方中世纪极权主义文化传统中走出的嗜血怪兽，从来不会容忍任何意义上的誖逆者，所以，郭文贵智商的真实定位只能是“一个精明的蠢货”；同时，由刻在他黑骨上的忠诚於中共暴政的“恋母情结”和奴性所决定，他的命运永远无法真正摆脱回归中共专制体制的“理想”的魔咒。
不过，郭文贵同时还具备属於狐鼠之辈的小动物的求生本能。基於“狡兔三窟”的智计，郭文贵同时又申请美国的政治庇护，试图使自己立於不亡之地。
於是，郭文贵极力与中共的异议人士、海外“民运人士”建立一种既不影响他与中共“勾兑”，又有利於获得政治庇护的关系——首鼠两端的个性，是郭文贵这个“精明蠢货”的致命缺陷。
如前曾述，因权斗失势而亡命海外的贪官污吏和依附於此类狗官的奸商恶贾难以计数，但是，其中大多数人都选择类似阴沟洞穴中的鼠辈的生活方式，即隐姓埋名，聊度残生。郭文贵却是其中少有的异类，失败之际仍敢与命运一搏，试图翻卷“爆料”之毒舌三千尺，缠死私人仇敌王岐山，以求“保财、保命、报仇”，进而实现衣锦还乡，再作暴政鹰犬奴仆的“理想”。
第三节 “郭文贵现象”最初引发的爱恨情仇
二〇一七年，“郭文贵现象”如骤现之沙尘暴，崛起於网络空间，一时间竟引得“无数痴男怨女竞折腰”。
自二〇一七年初至该年六月之前，某些天真或者浅薄的异议人士和“民运人士”，如狂蜂浪蝶随风醉舞於郭文贵身畔；他们共同的特点在於，一方面自命智计可作诸葛孔明一类的军师，实际控制郭文贵，另一方面又渴望从郭文贵这只铁公鸡的钱袋中获得巨额财富。
腐败官权是郭文贵生命的图腾，在官权之前，他媚态千种，奴性万般；同时，他又习惯於狐假虎威，借诸腐败官权的烛天气焰，从芸芸众生的命运上践踏而过，因此养成暴戾而专横、愚蠢而自信的个性。对於郭文贵而言，那些想借“军师”之名控制他的，不过是一群不知自量的穷酸文人。
郭文贵的另一个图腾，则归结爲卖身於腐败官权得到肮脏财富。既不相信良知，又鄙视道德，郭文贵荒凉的生命，只笼罩在肮脏财富的铁铸阴影之中。钱，就是郭文贵人生的唯一支点，就是郭文贵的命，所以他吝啬如铁公鸡，拔一毛利他人而不为；所以，在郭文贵阴暗的视野间，凡觊觎他金钱的人，都是要谋杀其命的不共戴天的仇敌。
由郭文贵上述两种天性所宿命地决定，最初蜂萦蝶舞於他身边的异议人士和“民运人士”，同郭文贵之间经过比春梦短暂的“蜜月”之後，必遭郭文贵始乱终弃。
不过，这些异议人士和“民运人士”，也各有衷肠，不可一概而论。天真稚嫩如夏业良者，可能是真诚地试图爲民主运动获得金援，其情虽可悯，却怎奈不识当代中国奸商恶贾蛇蠍之心。浅薄猥琐如李洪宽一类本能动物，满嘴似是而非的普世价值，满肚子腐臭的物性贪慾和沸腾的阴暗私慾，可谓中国民族人格异化的另一种丑态——他对郭文贵的态度无论如何变化，後面都藏着一只乞讨金钱的卑贱而又愚蠢的手。
更有一些“海外民运”头牌或者红牌，虽然早已凋残了与中共暴政决死战的意志——其中有人或许从来就没有过此等只属於铁血男儿的意志——则尽显心机重重、老奸巨猾之素质，如韩连潮者流；他们深谙同奸商恶贾交易之道，即提供现实的政治服务，以换取金钱报酬。这些“海外民运”头牌或者红牌沉醉於铜臭之间，却将自己贬低成奸商恶贾的打工仔：他们或者爲取消郭文贵的“红通”，而拖老病之躯远奔欧洲，栉风沐雨，抗议於国际刑警组织门前；或者形如鬼魅阴霾，游走於美国政客和移民局之间，爲郭文贵说项，作郭文贵骗取政庇的掮客。
第四节 僞类的愤怒
僞类，一个屁股上触目地烫出虚伪的政治人格的群体，“郭文贵现象”甫一临世，其真实的情感便如红斑狼疮一样裸露出来。
僞类企图让社会相信，习近平王岐山魔鬼联盟的思想支点人物，即王岐山，乃是智慧超群且具有改革理念的政治家。僞类如此爲王岐山作政治粉饰，真实意图在於继续用保共改良思潮麻醉中国反抗运动。因此，当郭文贵最初用“爆料”毒舌缠住王岐山乾瘦的脖子之际，某些僞类的经典人格，便如尾巴点燃的鼠类，进入疯狂状态，窜跃而起，獠牙尽露，爲王岐山作声嘶力竭之辩，否定郭文贵对王岐山爆料的正当性。
僞类极力试图让社会相信，中共的反腐大清洗是符合民心民意的“正义之举”，从而遮盖中共太子党救党战略的真实的罪恶企图，即假借反腐之名，行高度极权之实，爲习近平登上共产皇帝之位、回归毛泽东原教旨主义准备政治条件。显而易见，郭文贵提出中共反腐是以黑反腐、以警反腐的指控，就等於置自己与僞类不可避免的冲突之中。
尽管郭文贵只是基於卑鄙的私利和个人命运的逼迫而“爆料”，尽管这个奸商恶贾的“爆料”过程喧嚣着泼皮牛二式的下流污秽的风格，但是，二〇一七“郭文贵现象”临世之初，客观上毕竟呈现出一个被暴政专制铁幕遮盖的事实——中共反腐大清洗的主导者王岐山，本身就是权力腐败的皇冠人物；中共的反腐运动不过是中共内部权力分赃的一场残酷的狗血剧，不过是太子党拯救中共权力大腐败的末日危机的政治阴谋。
上述郭文贵“爆料”毒舌的客观效应，自然令中共感到窒息的痛苦；中共的痛苦又通过当时僞类对“郭文贵现象”的愤怒和仇视折射出来。
第五节 忧国之心如焚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习王魔鬼联盟将中国国运推向地狱之门，此乃我心之大忧；我欲求拯救中国末日危机之策，一时竟只能作“拔剑而四顾茫然”之叹。
自二〇一二年以来，习近平王岐山魔鬼联盟政治努力的聚焦点，在於借诸“反腐大清洗”之名，重建中共统治的政治道德祭坛，而祭坛上供奉的将是厉鬼还魂的毛泽东原教旨主义，将是象徵高度极权的共产皇帝习近平的金冠，将是中共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对人类命运的诅咒。
显然，假借反腐败大清洗，欺世盗名，重建中共统治的政治道德祭坛——这是中共太子党政治意志确定的救党战略的命脉，也是习近平王岐山魔鬼联盟设计的政治大骗局；习近平王岐山魔鬼联盟企图利用社会对权力大溃烂的仇恨心理，假借反腐大清洗运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实施高度极权，以推动回归毛泽东原教旨主义的国运之轮。
反腐败是假，是世纪骗局，因为，真实的反腐败必须以摧毁中共一党独裁爲前提；通过反腐大清洗，爲习近平这个愚蠢型毛泽东登基共产皇位创造条件是真，因为，太子党政治意志只懂得用铁血专制来拯救中共的末日危机。
如果中共太子党政治意志的上述反腐大清洗的骗局再次成功欺骗中国，如果十四亿中国人再次陷入“文化大革命”式的非人性的疯狂状态，再次沦为毛泽东原教旨主义和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罗马皇帝的奴隶大军”，那麽，二十一世纪人类大劫难和中国国运最终爲暴政殉葬的前景，都将难以避免。
赖天啓之智，洞悉国运之危，但却找不到撬动历史命运的现实政治能量支点。二〇一二以降，我就为此而忧心如焚。
在改良主义思潮长期摧残之下，在中共统战渗透、分化瓦解之下，在俗不可耐的鼠辈人格或者僞类的主导之下，中国“海外民运”传统组织，早已死水一潭，沦为时代边缘的黯淡阴影，完全丧失让中共暴政痛苦的政治能量，遑论力挽狂澜，改变国运，创造历史。
“民国派”只要放开心胸，跃出历史窠臼，本可以大有作为於当代。只可惜，一只羊领导的狮群，就是一群等待屠宰的羊——命运竟使“民国派”奉一位酸腐落第秀才爲精神导师，此人“坐谈立议，无人可及；治国安邦，实无一策”；且又心胸狭窄如鸡，不能容稍有不同之见。在此人主导下，“民国派”日益自我萎缩，自囚於民国过去的辉煌，自弃於已经苍桑巨变的当代政治现实，终至成为在历史废墟间漂泊的思想幽灵。
传统“海外民运”决战暴政的意志和能力早已枯竭，被命运放逐到时代的边缘；“民国派”也沦为衰朽生命的怀旧之情——处此困境，如何才能找到创造历史的能量？
第六节 “以恶制恶”的战略选择
以露出白骨的手指爲狼爪，在绝境死地的铁壁上撕开裂痕，创造与暴政一战的能量——我，还有坚守民主革命意志的战友，万般无奈之际，遂决意实施以恶制恶战略，即无情利用“郭文贵现象”的社会舆论能量，无情利用郭文贵对太子党反腐大清洗运动的首席行刑人王岐山的个人仇恨，在意志领域，在网络世界，用思想的雷霆，殛毁太子党假借反腐运动，欺世盗名，重建中共专制政治道德祭坛的努力——人类历史是意志的实现，网络虚拟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倒影，因此我坚信，意志领域中、网络世界中思想之战的凯旋，是现实世界凯旋的先声。
毫无疑问，“以善制恶”才表述正义之师的最高境界。然而，可悲之处在於，中国反抗运动已经难於得到善的能量的祝福。西方极权文化传统现代复活的经典，即共产主义，荼毒中国七十年，对东亚大陆各民族实施文化性种族灭绝的精神淩迟酷刑，以致於中国国运陷入文化之魂湮灭的绝境死地，中国人物化爲心灵在物性贪慾中腐烂的本能动物，属於中国人性的善意之河正在枯竭。
有鉴於此，不愿在绝望中活着和死去的中国铁血男儿，扼腕浩叹之余，万般无奈之下，唯有采取以恶制恶的战略，以求傲立於绝望之巅，与命运决战。
以恶制恶战略成功的关键在於，对郭文贵实施政治绑架，爲“郭文贵现象”注入民主革命之魂，从而创造属於爆料革命的历史进程。在当代中国背景之下，何谓革命？何谓爆料革命？
革命，就是向前苏联人民学习，通过全民反抗到人民起义，摧毁中共暴政，创建宪政民主的联邦中国；爆料革命，就是以摧毁中共暴政爲目的，对“国家权力的中共狗官私有制”下的黑幕，进行揭示和控诉。
毋庸赘述，爆料革命概念与郭文贵邪恶人格之间有云泥之别。郭文贵爆料的原因基於私仇私利而非公义；借中共之刀斩私人仇敌王岐山之头，以遂其结束流亡生涯，衣锦还乡，再回中共暴政体制，重温奸商恶贾和秘密警察告密者之梦——乃是他黑暗的政治理想。
尽管如此，我和民主革命党人的战友最初仍然成功实施对郭文贵的政治绑架；我们的成功归因於郭文贵首鼠两端的投机个性，以及其土豪式的愚蠢的精明。
郭文贵不断通过不反习的宣示表露其与中共勾兑的“拳拳之心”，另一方面又为勾兑失败预作准备，即申请在美国政治避难。半推半就接受革命党人的政治绑架，有利其避难申请得到批准——至少他如此认为。另外，他还试图利用与革命党人的关系形成的势能，增加与中共勾兑的砝码——这种属於奸狐鼠辈的战术精明，根本上只表述土豪式的战略愚蠢。
一个标志性事件表述民主革命党人对郭文贵成功实施政治绑架——经过几轮与民主革命党人惨烈的心理博弈之後，郭文贵不得不宣布他本人不反对“千年圣君”习近平，但不干涉别人反对习近平。郭文贵的原则性妥协，爲民主革命意志无情利用“郭文贵现象”留出政治空间，当然，也爲他利用与革命党人的关系与中共讨价还价留下余地——不过，在我的判断中，郭文贵利用革命党人与中共勾兑，必定意味着竹篮取水式的愚蠢；革命党人利用“郭文贵现象”的势能，则必定产生使暴政痛苦的效应。
第七节 二〇一七中国反抗运动大潮涌起
由於民主革命党人成功实施对郭文贵的政治绑架，由於“郭文贵现象”受到民主革命意志的加持，二〇一七年六月至二〇一八年三月间，一次信息时代的中国反抗运动，以爆料革命之名，狂飙突进，大潮涌起，浩荡於网络世界，澎湃於意志领域；一时间，狗官胆寒，暴政色沮，僞类鼠窜，与之同时，万众鼓舞，海雨天风，民主革命意志冲决改良主义思潮的罗网，昂视阔步於民心民意之巅。
此次中国反抗运动能够奇峰崛起，风云际会，还有另一个不可忽视之原因，即民主革命党人成功运用道德原则，在与郭文贵的博弈中掌握爆料革命的主导权。
二〇一七年，甫一决策实施以恶制恶战略，“袁三条”便横空出世——之所以用“横空出世”喻之，全在於面对觊觎垂涎郭文贵金钱的所谓“公知”和“民运人士”衮衮诸公，“袁三条”的核心价值，即“不要惦记郭文贵的钱”，的确意味着高屋建瓴的道德召唤，遂有暮鼓晨钟、振聋发聩、惊艳网络世界之效。
郭文贵的全部生命内涵都归结爲肮脏的钱；除了脏钱之外，郭文贵一无所有，只是随时间而趋向腐烂的行屍走肉。“不要惦记郭文贵的钱”，是民主革命党人的道德意志宣示——民主革命党人从原则上蔑视郭文贵生命哲学的唯一内涵，即金钱，因此，属於郭文贵的“保命、保财、报仇”的私情、重归中共暴政的黑暗“理想”，以及政庇申请的个人需要，都没有资格主导爆料革命；民主革命意志才是爆料革命唯一的政治价值支点。
此後，我又为世界各地的“援郭会”和筹建中的推特党立规——“我们是义勇军、志愿军，不是雇佣军，不是任何人的私家军。”这条政治规范表述如是内涵：“援郭会”和筹建中的推特党，是民主革命党人集结的一种“借壳上市”的形式；爆料革命的组织是民主革命党人爲公义而奉献的义勇军，志愿军，绝不是爲金钱服务的雇佣军，更不是郭文贵的私家军。
中国反抗运动本质上是追求摧毁中共暴政的政治运动，而不是道德重建的精神运动，所以，不可能要求每个参与者都具有圣徒情怀。但是，中国反抗运动整体上必须坚守高贵的政治道德原则，否则，就不可能获得感动历史的能量。
二〇一七爆料革命受到民主革命意志的加持，又得到高贵的政治道德祝福，终感动了苍天——民心民意就是苍天——进而创造出一次反抗暴政的历史进程。
第八节 二〇一七中国反抗运动政治战果
自二〇一八年六月以降，舆论场中，网络世界，出现一种倾向。这种倾向试图抹去二〇一七年六月至二〇一八年三月间那场气势如虹的反抗运动；试图把那个期间的爆料革命丑化爲郭文贵的谎言秀，试图用某些人的“三寸不烂之舌”扭曲历史，误导舆论。
这种倾向出现的原因是什麽——是愚蠢，还是无知；是偏见，还是仇恨；或者是阴损寡毒的政治阴谋？对於这个问题，我暂时搁置，继续观察；在此，只愿向无论基於何种原因企图湮灭真相者进一言：“即使海枯石烂，太阳熄灭，地球的命运湮灭於黑暗的虚无，与良知同在历史真相也将永存。”
二〇一七年六月至二〇一八年三月之间，当代民主革命意志主导的爆料革命，犹如一根铁钉钉入中共暴政的眼球；在信息时代，在网络世界，民主革命党人以自媒体视频演讲爲长枪大戟，爲利剑飞矢——进击的锋芒直指暴政的咽喉要害，决战於意志范畴，舆论领域。
这次以爆料革命命名的中国反抗运动，十荡十决，斩获累累；其战果可略计如左：
（一）高贵者的生命能量聚焦於公义；奸商恶贾最强大的生命能量的源泉则在於私仇。正是基於炽烈如焰的仇恨，郭文贵用爆料之毒舌，死缠住王岐山瘦狗般的脖颈；民主革命党人则爲“爆料”，注入民主革命的政治价值。众所周知，习近平王岐山魔鬼联盟构成当时中共暴政的权力意志象徵；王岐山则是这个魔鬼联盟的思想和战略支点，因此，让王岐山陷於毒舌缠颈的窒息之痛，就意味着让中共暴政痛苦。
（二）属於太子党政治意志的拯救中共权力腐烂末日危机的核心战略，在於回归高度极权的毛泽东原教旨主义；习近平就是太子党政治意志选定的末日危机时代的“毛泽东”和共产帝王。尽管郭文贵指天划地声明不反习近平，但是，民主革命党人视郭文贵的声明如无物，借诸钱塘大潮般一波又一波自媒体演讲，全面而彻底地揭示出“脑残型毛泽东”，即习猪头的极权政治邪恶至极的反人民性，反人类性。二〇一七年秋，尽管中共宣传机制竭尽全力涂脂抹粉，但是，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甫一加冕爲共产皇帝，便随即沦为万众所指的独夫民贼——这个历史现象的出现，革命党人主导的爆料革命功不可没。
（三）习近平王岐山魔鬼联盟的政治战略逻辑可如此表述——利用社会对官员权力腐败的普遍愤怒，假借“只许太子党放火，不许普通官员点灯”的僞反腐运动，盗名欺世，实施对权力斗争异己者的大清洗，实现超毛泽东式的极端极权，以应对“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暴政末日危机。可见，“僞反腐，真权力大清洗”构成暴政当下政治逻辑的支点，也是太子党政治意志重建中共专制政治道德基础的基本努力。
通过革命党人主导的爆料革命，王岐山是衣冠禽兽、巨蠹大贪的“实质真实”，以及中纪委乃是现代锦衣卫或者苏共大清洗的政治恐怖主义组织的观念，最终铸成坚硬如铁的社会共识，同时，一系列时代的逼问崛起於社会共识之巅：衣冠禽兽主导的“反腐运动”怎麽可能不是虚伪的；巨蠹大贪主宰的“反腐运动”怎麽可能不是对权力异己的大清洗；政治恐怖主义组织中纪委执行的“反腐运动”，怎麽可能不是爲习近平实现超级极权专制的反人类目标服务？
正是借诸上述社会共识，民主革命党人才相当程度上达到摧毁太子党政治意志重建中共专制政治道德基础的努力，才使习近平王岐山魔鬼联盟一度陷於舆论的大困境。
（四）自王炳章遭到海外民运僞类残酷的政治围剿之日以降，民主革命意志一直处於思想流徒的可悲境地；放逐民主革命意志的，正是以海外民运僞类爲生命载体的改良主义思潮。民主革命意志被放逐，民主革命党人的组织化自然难以实现。
二〇一七年六月至二〇一八年三月中国爆料革命进程中，把郭文贵“绝对不搞组织”的喧嚣当作马耳东风，民主革命党人运用“借壳上市”之策，假援郭会之名，成功实现民主革命党人大集结的全球性凖组织化。这种凖组织化形式突破中共暴政秘密警察系统和僞类长期全面围困民主革命党人的铁幕，以石破天惊之势，惊艳崛起。民主革命意志踏上民主革命党人凖组织化大集结的红地毯，走进中国反抗运动的中心；二〇一八年早春，全球十五个都市民主战车联动大巡游，显示出民主革命党人准组织集结的足以令暴政秘密警察系统震惊的社会动员能量。
（五）民主革命意志主导中国爆料革命之初，便带动自媒体现象风起云涌；中共大外宣主宰海外华文媒体的局面因此转瞬间便分崩离析。尽管自媒体现象的洪流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然而无论如何，中共御用舆论群鸦鼓噪、真实正义的声音万马齐瘖的状态，已经是昨日黄花；自由发声的自媒体执海外华文媒体牛耳的时代呼之欲出。
重申一次：上述中国反抗运动在二〇一七年六月至二〇一八年三月间取得的政治战果，真实得如同钉进中共暴政眼球的铁钉；中共狗官的炽烈痛苦将那根铁钉烧成通红——这就是对那段历史真实性的坚硬如铁碑的证明。现在，凡试图抹去那段历史的人，无论出於何种猥琐或者阴暗的心理，虽然其中有些人对郭文贵的个人仇恨可能是真实，不过，本质上这些人都应当划归僞类，而且是怯懦如鼠的僞类，因为，他们不敢与真实的历史作哪怕瞬间的对视。
第九节 “郭文贵现象”的根本性异化
截止二〇一八年三月，民主革命党人的以恶制恶战略在意志领域连战连捷；郭文贵的“借刀杀人”之计，即借习近平之刀斩私人仇敌王岐山之头的一厢情愿之想，却迎来最终的惨败。
在中共秘密警察的诱骗误导之下，郭文贵这个精明的蠢货，一度居然深信中共十九大之後王岐山会彻底失势，甚至被关进秦城监狱。经短暂沉寂之後，二〇一八年三月中共两会，王岐山假国家副主席之名，以“中共第八常委”之实，王者归来。
当其时也，郭文贵如遭天雷殛顶；魂飞魄散之际，六神无主之余，这个奸商恶贾的暴政狗奴才的天性暴露无遗；五体投地於中共暴政，卑躬屈膝以求饶恕，成为他的本能反应。
惶惶如丧家之犬，郭文贵急不可待提出“以党反贪”、“以党实现喜马拉雅”的政治纲领，表述其对中共奴性入骨的忠诚，对暴政五体投地的臣服之意；复之以谄媚宣称，此後要向王岐山献上对老年人的尊敬，再不爆王岐山之料。
与此同时，郭文贵重申愿作中共暴政海外维稳的飞鹰走狗的意向，甚至试图把全球“援郭会”变为中共第五纵队，以证明他彻底乞降的狗奴才之心的真诚。
郭文贵的上述作为在论证 “郭文贵现象”的根本性异化。所谓“根本性异化”，意味着郭文贵拒绝继续接受民主革命意志的政治绑架；对於当代民主革命党人而言，不接受民主革命意志政治绑架的郭文贵，就完全失去利用的价值。
临大事者必有决断；用过的手纸只能被厌恶地扔掉。於是，我决意通过宣判异化的“郭文贵现象”的政治死刑，剥夺郭文贵利用爆料革命的势能和全球“援郭会”向中共暴政递交投名状的可能。
第十节 以《东京宣言》对“郭文贵现象”作政治死刑的判决
樱花凋谢，夏花还是一种期待，我集结作为二〇一七年爆料革命中坚力量的部分民主革命党人，於四月二十八日召开东京会议，成立“中国爆料革命全球协调中心”；发布“郭文贵现象”的政治死刑判决书，即《二〇一八中国爆料革命政治意志宣示》，这份文件以“东京宣言”的简称，驰名网络。
《东京宣言》对导致“郭文贵现象”根本性异化的郭文贵全部政治观念——从“以党实现喜马拉雅”，到“以党反贪”；从“只争人权不反政权”，到不反“千年圣君”习近平；从“不搞组织”，到“不反共产党”诸项论说，进行炽烈而严峻的否定，炽烈如阳光炫目，严峻如染血的刀锋。
《东京宣言》明确昭告天下，郭文贵是基於个人私仇而爆料，所以，他与誓言摧毁中共暴政的革命的概念无关；“爆料革命”的是从民主革命党人的意志中涌现的概念，郭文贵不过是一个时期中民主革命党人利用的主要爆料员而已。
《东京宣言》提出，“爆料革命”必须由一人爆料昇华爲全民爆料——“爆料”的本质在於对中共暴政腐烂政治内涵的揭示；“爆料革命”所要作的，就是推动反抗运动进入民主大革命的历史逻辑，即由一人爆料，进入“全民爆料，全面控诉，全民觉醒，全民反抗，直至人民起义”，效法前苏联人民，一举摧毁中共暴政。
不过，基於菩萨的大悲之心，我在起草《东京宣言》时，还是给郭文贵指出一条求生之路，即只要他继续用爆料的毒舌勒住中共狗官的脖子，那麽，如果僞类爲救狗官而对他围剿，民主革命党人会爲他提供保护。
智者对郭 文贵的命运早已洞若观火：郭文贵与中共的勾兑之心，衣锦还乡重返暴政体制之意，都在驱使他走入悲惨至极的绝境死地，因为，以仇恨爲政治哲学基石的中共暴政，从来不会宽恕任何意义上的“叛逆者”；郭文贵唯一的生路，只在於接受民主革命党人的政治绑架和无情利用——政治绑架中，有菩萨的大悲悯之心；无情利用中有救赎苍生的柔情如水。当然，粗鄙如郭文贵者，对此自是难以理解。
第十一节 郭文贵对民主革命党人的反扑和“蚂蚁帮“形成
《东京宣言》，这份天雷殛顶之威和菩萨心肠相互辉映的郭文贵“政治死刑”判决书，并没有唤起冥顽不灵的奸商恶贾的悔罪之意。郭文贵腐烂的黑骨上不仅深刻着对中共暴政的奴性，也深刻着对民主革命党人的“阶级仇恨”。《东京宣言》之後，郭文贵感到寒意彻骨的末日恐惶，而他对民主革命党人的“阶级仇恨”则从末日的恐惶中如溃崩的痈疽爆发出来——他贼胆包天，竟敢对民主革命党人发出地痞流氓式的恶意冲天的诅咒，复之以“告死你”的滥诉威胁。
郭文贵一类宵小鼠辈显然完全缺乏理解壮丽猛兽的能力——他不知真正民主革命党人的骨头都坚逾铁石，即使在铁锤的猛击下，也只会发出金属的回响；他更不知，敢於同中共暴政决百年死战的铁血男儿，根本不会把他这类鼠辈的肮脏诅咒和滥诉威胁放在心上。是的，凡因郭文贵的诅骂和威胁而六神无主，甚至患上忧郁症的怂货，完全不配称为铁骨铮铮的民主革命党人。
郭文贵犹如尾巴点燃的公猪，在发泄对民主革命党人“阶级仇恨”的末日疯狂中裸奔。与之同时，属於这个“精明蠢货”的狡黠又提醒他一个基本事实：作为粗俗的实用主义者，中共暴政只与有“实力”的人作交易；在受到民主革命党人抛弃之後，“郭文贵後援会”，这个民主革命党人借壳上市的凖组织形式的势能，自然不可能再为他所用，如果不能形成新的网络势能，他就将连乞降暴政的资格都彻底丧失。
鉴於上述认知，二〇一八年四月末“东京会议”之後，郭文贵这只铁公鸡，竟忍痛割爱，破天荒从自己身上血淋淋撕下一大把鸡毛，收买几个“道德上的低端人口”，如曹恶骨、龚晓夏、邱瞎子、路德、天津小混混、Sara等，组建维持他“网红”影响力势能的自媒体平台，然後又以这些平台爲节点，形成被称为“蚂蚁帮”的私家军。
“蚂蚁帮”，这是一个自形成之日起就注定随“郭文贵现象”的逐步没落而溃烂消亡的族群。稍作审视便可知，这个族群大致由下列几类人构成。
其一，乾枯的心被情慾之火烧焦的半老女人群体。形成这个群体的半老女人，或者由於个人情感的荒凉乾枯，或者由於对自己的配偶缺乏雄性风彩而产生的失落感，竟与郭文贵在网络虚拟世界中形成精神通奸的关系。这种关系虽然污秽猥琐，闷骚之气可令万里狂风窒息，但却又坚如顽石，硬逾生铁，於是，半老女人群体遂成为“蚂蚁帮”的中流砥柱。
其二，企图从“郭文贵现象”中攫取物性贪慾的投机者。他们蚁附於郭文贵这个奸商恶贾周围，或者爲满足对金钱的贪念，或者爲觊觎浮世虚名，或者爲获得政庇——万变不离其宗，即爲物性贪慾而出卖人格。宗教圣徒向来视物性贪慾爲万恶之源，而这群投机者的人格则是万恶之源的生命承载者。
其三，因中共内部权斗失势而亡命海外的贪官污吏，以及依附於此类失势狗官的奸商恶贾群体。这个群体基於同命相怜之情，兔死狐悲之义，唇亡齿寒之感，蛇鼠一窝之“亲情”，成为郭文贵“蚂蚁帮”作“阶级情感”的奠基。
其四，沦为郭文贵政治打工仔的“海外民运”头面人物，如韩连潮、万润南、曹恶骨者流。他们爲“蚂蚁帮”的出现和生存，提供显性或隐性的政治能量。此类人物沦为奸商恶贾政治打工仔的原因，据网络世界中的“实名举报”，大多是爲脏钱而出卖良知和尊严；亦有“惧内成癖”者，是由於其年老色衰之眷属与郭文贵精神通奸而妇唱夫随，而头戴意淫绿帽，且意气风发，强项顶郭——迄今为止，尚未有人对网络世界的上述实名举报作出反驳。
其五，一些理智在愤怒之火中化为飞灰的反对中共暴政的人士。此类人良知尚存而智力趋向脑残，故能被郭文贵爲报私仇和获得政庇而用爆料毒舌死缠中共狗官的行为所蛊惑，误以为郭文贵乃反共志士。
至於班农这个美国政坛的浪人，爲金钱可以同魔鬼或恶棍交易的不相信灵魂的政客，虽然遭川普逐出白宫之後已成政治破落户，但是，其残存的影响力，仍然对骨子里“崇洋媚外”的郭文贵聚集“蚂蚁帮”，助力匪浅。
二〇一九年以来，某些以反对郭文贵的“前驱”、“元老”自诩且自得者，刻意抹杀“後援会”和“蚂蚁帮”之间的原则界限，进而否定二〇一七年六月至二〇一八年三月间的中国反抗运动大潮，否定那个时期民主革命党人主导的一度让中共暴政痛苦的中国爆料革命历史。
此类人不知，古权奸阉竪指鹿为马，尚须借专制强权之力；信息时代，仅凭摇唇鼓舌，又岂能得遂篡改或湮灭真实历史之谋。
第十二节 “援郭会”和“蚂蚁帮”的原则分野
二〇一七年六月至二〇一八年三月间之“後援会”，与二〇一八年五月之後的“蚂蚁帮”，至少有下列泾渭分明的政治原则区别：
其一，“後援会”是民主革命党人以恶制恶整体战略的构成部分，这个战略的内涵可以如是简要表述——爲“郭文贵现象”注入民主革命意志的灵魂，对於本质上只渴望“保财、保命、报仇”且想要骗取政庇的郭文贵，实施政治绑架，无情利用“郭文贵现象”形成的网络势能，在意志领域，摧毁太子党重建中共专制政治道德基础的努力，揭示习近平王岐山魔鬼联盟拯救中共末日危机的阴谋，即借反腐大清洗运动之名，盗名欺世，行高度极权、回归毛泽东原教旨主义之实。
郭文贵遭民主革命党人抛弃之後，便无可挽回地沦为政治的破落户；除了脏钱之外，他一无所有。因此，主宰“蚂蚁帮”政治人格的，只是郭文贵腐臭冲天的恶棍人格，以及这个奸商恶贾“保命、保财、报仇”和获得政庇的极端自私阴暗的冲动。
其二，“援郭会”是根据 “我们是义勇军，志愿军，而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雇佣军或私家军”的原则组建。原则即命运。所以，“後援会”是以高贵的政治理想主义爲滥觞，实质上是民主革命党人进行聚集的凖组织形式。
中共腐烂的权贵市场经济文化，构成郭文贵恶棍人格的污秽至极的母体；同时，郭文贵的恶棍人格和名利贪慾诱惑，又是“蚂蚁帮”的催生婆。所以，“蚂蚁帮”必定演绎另类共产党政治文化，即对郭文贵恶棍人格的绝对崇拜，以及这种崇拜必定产生的奴顔婢膝的佞臣阉竪、奴婢贱人，当然还有丧心病狂的勾心斗角、互信倾轧、尔虞我诈。所以，由其政治文化基因所宿命地决定，“蚂蚁帮”从产生到可以预期且无可避免的灭绝，整体上都只能是一个反自由民主价值、反人伦道德的邪恶族群。
第十三节 拉斯维加斯会议对郭文贵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审判
如前曾述，《东京宣言》对政治上彻底异化的“郭文贵现象”作出“政治死刑”判决，不过，基於大悲悯之意，也爲郭文贵这个灵魂丑陋不堪的本能动物留出得到救赎的空间。但是，郭氏文贵，冥顽不灵，怙恶不悛，拒绝救赎，贼胆欺天，对民主革命党人展开仇恨刻骨的咒骂，阴狠寡毒的谣言攻击，近乎疯狂的政治诬陷和滥诉威胁。当其时也，流氓文痞曹恶骨为虎作伥，也以“蚂蚁帮”的首席蚂蚁之丑态，对“东京会议”和民主革命党人，作恶意烛天、阴毒彻地的咒骂——曹恶骨那张刻毒的苦瓜脸，已经作为异化的人性丑陋至极的象徵，被历史厌恶地记住——很遗憾，丑陋往往比唯美，在历史间留下更深刻的痕迹。
对於我，一个踞於时间的起点和终点重迭之处俯视滚滚红尘的哲思者，郭文贵以及郭文贵的奴仆曹恶骨之流的诅咒、攻击、威胁，不过是狐鼠之辈的末日疯狂，不过是几只被村野顽童掐掉脑袋的苍蝇作垂死振翅；令人可怜亦复可悲之处在於，一些迷失在滚滚红尘中的人，包括被称为“东京四君子”中人，竟然胆小如鷄，视郭文贵如蛇蠍虎狼。於是，我决意寻找机遇，对郭文贵及其“蚂蚁帮”再作适当反制，以拯救那些畏惧郭文贵的怯懦灵魂；之所以只作所谓“适当反制”，是因为我和真正民主革命党人的政治能量，根本上应当用於摧毁中共暴政的事业，而不是主要用於同郭文贵纠缠——我们已经无情地利用过郭文贵，在这个蛆虫人格失去继续利用的价值并拒绝救赎之後，就应当像厌恶地扔掉用过的卫生纸一样抛弃之。
寻找机遇的意向与机遇就像影之随形；只要生出寻找之意，机遇就会不期而至。
一个商人，他同中共和郭文贵都有私仇情结，看到我执笔的《东京宣言》之後，表示愿意赞助一次会议；会议主题是民主革命党人的集结，兼及反制彻底政治异化的“郭文贵现象”。
从生命哲学的角度审视，基於私人恩怨或者利害而从商人心中涌现的爱与恨，都毫无真诚可言，因为，那种爱与恨每时每刻都会随个人利害变动而兴起或湮灭；唯有出於公义和理想主义而反抗中共暴政的意志，才值得倾心吐胆的信任。
但是，在实际政治运作的范畴，我们必须抓住一切可能抓住的机遇，即便那种机遇的原初动机不值得信任——在心灵普遍腐烂於私慾和物性贪慾的时代，爲推动实际政治运作程序，尤其需要如此。
我抓住了这次原初动机缺乏公义真诚性的机遇。於是，拉斯维加斯会议於二〇一八年六月初得以临世。
拉斯维加斯会议的主要成果之一，显示爲“反共反习民主革命大联盟筹委会”的成立。不过，这项成果只是民主革命党人大集结的一次意志宣示，并不真正具备实际组织意义上的价值。
拉斯维加斯会议期间，我借诸五个视频演讲，全面反击郭文贵在“东京会议”之後对民主革命党人的阴毒诅咒和丧心病狂的谣言攻击，同时，对郭文贵作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审判。
除再次重申被视为郭文贵政治死刑判决书的《东京宣言》所宣示的主要内容，我更指出，由於郭文贵彻底背叛二〇一七年六月至二〇一八年三月间以民主革命党人爲精神主宰的爆料革命，由於郭文贵愚蠢地公开宣示与民主革命党人爲死敌，他已经自我断绝得到末日救赎的最後可能，势将魂断孤坟，秋风枯叶，无可挽回地走入绝境死地。
另外，爲拯救“蚂蚁帮”中沉溺於意淫郭文贵的几位扭捏作态的半老女人——天可怜见，她们竟渴望通过意淫唤回早已化作死灰的少艾情焰，以照亮她们昏暗而荒凉的情感世界——我对郭文贵这个蛆虫人格、恶棍人格、谎言人格、变态人格、淫秽人格的邪恶，以及令苍蝇都会为之狂呕不止的心理肮脏丑陋，作出生命哲学的总结；我真诚祈愿“蚂蚁帮”的半老女人能够 到我爲她们撞响的暮鼓晨钟，不再用散发出腐臭气息的意淫侮辱她们自己残破的生命。当然，我如此作为并非因为“怜香惜玉”，“蚂蚁帮”的半老女人早就“香消玉殒”，甚至有面目狰狞者，而只是出於人道主义的关怀。
第十四节 天塌地陷之余，郭文贵窃爆料革命之名骗政庇以保命
时至二〇一八年六月以降，郭文贵通过向中共暴政展示其奴性以“保命、保财”的企图彻底破灭；标志就是中共假司法之名，罚没他在中国大陆的全部财富，随後又冻结他在香港的绝大部分财产——对於肮脏金钱就是全部生命内涵的奸商恶贾而言，收缴其财，就意味着剥夺其命。
中共强权有一颗极端功利主义的冰冷的心。此次对郭文贵如此绝情，就因为在中共的视野间，这个奴性入骨的原秘密警察权的飞鹰走狗，已经沦为政治和经济的残花败柳，完全丧失利用价值。
中共就是郭文贵的天，就是郭文贵的地。中共缴财夺命之举，对郭文贵而言，无异於天塌地陷，暴雷殛顶，地火焚身。不过，比螳螂还要顽强的本能求生欲望，又让郭文贵开始在最後一条“保命”的道路上作歇斯底里的裸奔——郭文贵试图借诸反共政治秀，骗取美国的政治庇护。
主观动机决定客观效果。以骗取美国政治庇护爲动机，郭文贵自二〇一八年八月以来的反共政治秀，空洞、浅薄、矫揉造作，甚至荒诞不经，不仅不能让中共痛苦，反而造成一种印象，即反对中共暴政乃是郭文贵这种流氓地痞演出的狗血剧——郭文贵的蛆虫人格在污名化反抗中共暴政的运动。
需要指出，郭文贵爲骗取政庇而搏命演出的反共政治秀，以在窃取“爆料革命”的概念作为骗局的支点。
如前曾述，“爆料革命”的政治价值，是由民主革命党人在二〇一七年六月之後注入“郭文贵现象”；是民主革命党人用来对郭文贵实施政治绑架的铁链；郭文贵实际只扮演爆料者的角色，一个被与狗官王岐山的私仇烧红眼的爆料者。
从给习近平的效忠信，即以不反习爲核心价值的“郭七条”；从不搞政治，即不搞组织——郭文贵奴性入骨的生命中，根本没有理解“爆料革命”的胸怀，因为，“爆料革命”是以摧毁中共暴政作为政治意志。
中共暴政布满血锈的铁幕封闭东亚大陆，在当代中国悲怆命运背景下，“民主革命”意味着高贵人格的献祭，用生命和苦难人生来献祭。王炳章、彭明的命运就是献祭的悲怆诠释。因此，当代中国“民主革命”是只与人格高贵的铁血男儿有关的概念，而与郭文贵一类蛆虫人格完全无关；郭文贵在物性贪慾中腐烂的生命根本不配谈论与“民主革命”有关的话题，就如同蟑螂没有资格谈论属於大鹰的万里长空。
第十五节 对郭文贵作思想的末日审判是爲中国反抗运动正名的必要之举
如我曾有言——斜倚落日，高卧紫霞之间，举鐡盃美酒，欣赏郭文贵，这个中共党文化孕育出的蛆虫人格，向他的“政治母体”中共暴政脸上撒尿，乃是惬意之事。不过，对於中国反抗运动的政治责任感，却使我不能放浪形骸於这种闲情逸趣之中。
借用思想之刀，以民主革命意志的名义，对彻底异化的“郭文贵现象”，实施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双重意义上的“末日审判”——这是宿命要求我承担的天职。
在生命价值的范畴内，郭文贵不过是一个地痞流氓式的蛇鼠之辈，是一个必定被时间在无人之处轻蔑放掉的狗屁，是一个注定在物性贪慾中腐烂爲肮脏虚无的命运，但是，从人伦道德的角度审视，郭文贵这个从中共党文化获得政治基因的蛆虫人格，又是巨奸大蠹；其污秽的生命之镜折射出的，乃是当代中国民族人格难以雪洗的奇耻大辱。
二〇一八年春，郭文贵公布“以党实现喜马拉雅”的终极投共宣言。自那时开始，“郭文贵现象”已经无可挽回地异化；郭文贵彻底背叛二〇一七年六月至二〇一八年春中国民主革命党人政治意志爲灵魂的爆料革命——对爆料革命的彻底背叛，乃是郭文贵给自己撞响的政治丧钟。
二〇一八年四月“东京会议”之後，郭文贵恶意如火如荼，不知进退死活，竟敢视当代中国民主革命党人爲死敌；这意味着郭文贵在怒火焚心的疯狂中，神智溃乱，自绝於末日救赎。郭文贵之命运虽未盖棺，已可定论——郭文贵自绝於民主革命党人，无异於自我断绝唯一生路，尽管他还有行屍走肉之形，实则已成冢中腐肉，棺内枯骨。
二〇一八年七月以降，中共暴政冷血无情，弃绝郭文贵如弃丧失循环使用价值之垃圾。郭文贵在绝望中，只好勉为其难，搏命演出反共政治秀，试图骗取美国政治庇护，以保命求生。
狐鼠之辈爲苟延残命而设局欺骗，原可本菩萨悲悯之心原谅。但是，爲求骗术得逞，郭文贵这个与“革命”的概念风马牛不相及的奸商恶贾，又盗名欺世，企图假借他曾经无耻背叛的“爆料革命”之名，爲他难以取信於世的反共政治秀背书。
更令人不能容忍之处在於，爲强化欺骗美国政治庇护的能量，郭文贵冒天下之大不韪，竟欲通过扫荡民主革命党人和异议人士，自我加冕，攫取“民主运动主导者”的权威。
就算相信蟑螂会傲立於粪堆之巅宣布牠已成为万禽之王凤凰，也难以置信蛆虫人格郭文贵会生起作“民主运动主导者”的荒唐之想；郭文贵如此誖天逆地，只是要假中国反抗运动之名，爲其欺骗美国政治庇护作伪证——郭文贵私慾如炽，天良泯灭，又怎能不令厉鬼震怒，人神共愤；我又怎能不亮思想之长剑，斩除妖孽，廓清妖氛。
第十六节 呼唤中国反抗运动再次壮丽崛起
任何行为，即便是改变时代命运的行为，也都会在时间中的侵蚀下化为虚无；唯有思想能超越时间而长在。我已撰《大纵横》，就“郭文贵现象”始末，对中国反抗运动的历史作出思想的献辞。此文，即《呼唤中国反抗运动再崛起——爲“郭文贵现象”盖棺定论书》，只是《大纵横》的思想余波荡漾。
郭文贵及其“蚂蚁帮”视民主革命党人爲不共戴天之仇，盖因民主革命党人主导的“东京会议”，意味着郭文贵败亡宿命的起点。其後的所谓“砸锅”群体，也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良莠不齐；混迹於其中的僞类，常借“吃瓜群众”之称谓，发泄对民主革命党人的仇恨——他们“砸锅”是表面文章，他们狰狞之意、阴骘之心在於，通过“砸锅”形成舆论势能，最终污名化民主革命党人，彻底抹去二〇一七年六月至二〇一八年春之间爆料革命的影响——那次爆料革命大潮以民主革命党人的意志爲万里长风而浩荡涌起，相当程度上摧毁习近平王岐山魔鬼联盟为其极权重建政治道德基础的努力，从而使中共暴政陷於“政治痛苦”之中。
“吃瓜群众”，乃是国运艰难之时袖手旁观的群体之谓。国运艰难之际而袖手旁观者，不过是冷血的虫蚁之属；人格腐烂於物性贪慾的时代，此类冷血小动物必多如飞尘。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在某些以媚俗爲能事的自媒体人群鸦喧嚣、群蛙鼓噪之下，“吃瓜群众”竟成为一种自诩“清高且潇洒“的概念——此诚可谓人心败坏，天地倒置。
袖手斜视危难国运的“吃瓜群众“者鄙，铁肩担道义的民主革命党人雄。有一种趋势，试图使报私仇成为终结“郭文贵现象”的主题曲；对於这种趋势，我愿如是説：你们是，但我们不是，民主革命党人不是——公义是我们政治行为的起点和归宿。
摧毁郭文贵窃取“爆料革命“之名欺世的骗局；爲了替由民主革命意志作爲政治灵魂的二〇一七夏初风起云涌的爆料革命正名；爲重新风云际会，召唤中国反抗运动大潮再次洪波涌起；爲使公义之道大行於天下，民主革命党人必须取得终结“郭文贵现象”的思想主导权。
郭文贵屍居余气，未死已可盖棺定论；“蚂蚁帮”也难逃灰飞烟灭的宿命。然而，我莽莽神州仍然是中共暴政铁幕下的黑暗大陆。对於民主革命党人，对於炽烈如焰的血能将利刃烧成深红的铁血之士，以一次壮丽的决死之战，实现自由民主的中国之梦，乃是生死不渝的追求。
画龙的神韵在於点睛。此文大部分内容虽然是对正在逝去的“郭文贵现象”盖棺定论，但是，回顾过去并不是此文的神韵之所聚；此文的点睛之笔则全在於未来——呼唤中国反抗运动走出郭文贵“假反共以骗政庇行为”投下的阴影，再次乘海雨天风，浩荡於时代之巅。
香港六月反抗大潮澎湃至今，正在创造历史；香港年青世代的勇武抗争和“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誓言，乃是对东亚大陆未来命运的预言。中国反抗运动和东亚大陆各民族反抗运动，唯有以香港六月反抗运动爲师，实践当代民主革命的逻辑，即“通过全民爆料，全民控诉，达到全民觉醒，全民反抗，直至人民起义”，才可能赢得属於民主宪政的未来，才可能使东亚大陆由专制的黑暗大陆升华爲自由的邦国。
庸人屈从命运，英雄创造历史。既然如此，就让民主革命党人的战士们，再次创造与中共暴政决战的历史机遇，就如同我们曾在二〇一七年初夏，无情利用“郭文贵现象”，创造出属於爆料革命的历史——反抗大潮，前仆後继；决战暴政，不死不休。 来源：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