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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斯达:马英九对「大陆现状」下的儒家复兴相当天真

2019年10月05日 2:50 PDF版 分享转发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中国充满政治图谋的「复兴」说成改邪归正,只能说马前总统对儒教和「大陆现状」相当天真?(汤森路透)

重视是改邪归正,还是邪上加邪?

 

中华民国前总统在孔子诞辰发文,批评蔡政府年年缺席祭孔、教育搞去中国化,又说中国近30年「改邪归正」,重视儒学。在这个语境下,究竟是儒教还是儒学,有非常不一样的意义。如果是「儒教」,根据「政教分离」原则,政府是维护宗教自由的制度,而不应该是宗教的参加者。

 

当然这只是一个理想,在现实政治中往往并不是非黑即白。例如有大量基督徒人口的美国,基督教经常获得独厚。例如美国国会协助举办的「早餐祈祷会」,战後每一个总统包括现在的川普都会出席,「上帝」也经常在国家仪轨中出现。不过说到底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还是明文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於设立国教或禁止宗教自由之法律」。儒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理应获得保护,不过作为制度的政权不参与(但也不否定),理应视作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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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还是可以有儒学、有儒者,但儒教不应获得政权优待和加持。政府不去加持儒教,不等於批儒反儒,只是做回中立者的角色。今时今日还存在孔子後代世袭的奉祀官,本来就已经是优容;至於如果不是儒教,而是儒学,那也是一种研究和学问而已,更不应违背现代的政治原则。

 

对现代性的抵抗

 

当然,这个问题的内层,是政治和文化上的「反祖张力」,即「对现代性的抵抗」。从政者通过「政府应否奉孔」的问题,讨论的其实是「谁能代表中国」的问题,这个题旨其实是「谁能代表人民」的反题。中共在毛泽东时期认为孔子是「封建落後」的代表,只是一个草人,事实上儒学的流行,并不在封建 (周) 时期,在封建时期最流行的学问是墨家和讲求个性解放的杨朱学说。《孟子·滕文公篇》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这是孔门弟子都承认的。

 

儒学被订为「国教」,与政权结合,成为儒教,是在汉武帝时期,那是一个中原政权由相对松散的封建形态 (存在中央、郡国和侯王国),转变为中央集权的阶段。对外 (例如匈奴、韩半岛)也是一个帝国主义和托殖阶段。汉武帝的儒教,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又是不一样的东西。前者其实是对帝国制度的合法性论述,也就是说为甚麽帝国为甚麽有权力扩张?包括攻打其他民族,以及内部加强中央和皇帝的权力?董仲舒的那一套注解,是「为君父及帝国辩护」,包括「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这类君权神授的思想、将君权父权王权共冶一炉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是在这个时期提出,并获得政权推广。也就是说,天下是一个的,而天将统治权授予天子,只有天能过问,实际上就是暗示皇帝的权力不受任何节制,那个授权过程是神秘的。

 

余英时说那是「制度性的儒家」,但我们不妨脱离「甚麽才是真正的儒家」,好去探究「实存的儒教」。这套关於帝国扩张和存在合法性的护教学,其实才是儒教纲常的核心。因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和朋友,最终是一个一层一层往上臣服的金字塔,而金字塔的顶点必然是集「君、父」於一身的皇帝。而现代不是这样讲的,现代不是讲神权,也不是讲王权,而是讲民权。政府的权力是否合法,在於被统治者是否同意。

 

「民国」已不承认儒教核心的政治护教学

 

弥尔 (J.S.Mill) 认为「政府的问题该由被统治者决定」,洛克 (Locke) 说政府和人民之间存在无形的契约,并没有天经地义的统治关系。但儒教是说谁代表那个沉默的天,以及谁获得之前那个代理人的权力(道统)。可以判定中国传统在人类政治哲学的系谱中,并未进入现代,因为中国传统认为,不管是凭事功 (战争) 还是德性 (个人品德或者行仁政),政权合法性 (道统) 的构成,主要都不是看人民,神秘的天和道统还是更重要。

 

人民是被想像成物,是被动接受统治的。「外圣内王」的观念,是希望在不用建立实际组织力、社会肌理甚至民众同意的情况下,以道德自律性建立一个超大而勉强团结的帝国。而位於帝国顶点的皇帝,也同样是依靠道德自律,因而无法可治。民国的建国先贤要发起革命,建立「民国」,已经是不承认两千年来儒教核心的政治护教学。

 

在关於中国道统的问题上,由国际关系紧张的北宋开始,就有了理论化的讨论。例如《春秋》讲「君子位居正,王者大一统」,在欧阳修开始被视为两个系统,也就是说一个王朝是否「合法」,可以看「正」 (得位是否正,治理是否得当) 和「统」 (疆域是否够大) 两点。而孰轻孰重,儒生是现实主义的,他们多数认为,如果没有正,那有统也是好的;但如果没有「统」,有「正」也没用。

 

所以一般儒生爱骂的秦,宋代学者多数是承认的,因为它满足了宋人希望「吞并天下」、「天下太平」的心理需要;有时一些暴政,也认为是有合法性的,因为「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但说来说去,这都只是国土和极少数人(统治者)的道德修养问题,人民在帝国的宇宙中始终没有位置。帝国和共和国的分别在於这里。

 

马英九对「现状」相当天真

 

而在当代竞争儒教大祭司地位的行为,自然是在争夺这个不涉及人民意愿的道统宇宙观。我 (党) 为甚麽有权统治?因为我是继承了前代。那比起人民的支持来得重要。这是不是共和国的心态呢?当然就像以前的清帝国中也可以有共和主义者一样,共和国之中也可以有帝国主义者。谁能代表中国,谁就有统治权,即使是暴政也可。

 

然後第二个问题是,马英九提到中国最近「重视儒家」,那个究竟是甚麽儒家呢?他们流行的儒学,是「政治儒学」,来自中国学者蒋庆在1999年的一个学界宣言,後来成为《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 。他将儒学分为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前者只能解决个人问题,後者却是用来建构社会关系,他一边捧打港台那种试图附合西方现代性的「心性儒学」,一边提出中国要建立「具中国文化【小编推荐:探寻复兴中华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华文明史》】特色」的社会体制,并主张「中国人」应该扬弃对西方政治模式的追逐,「回到王道」。不知道马英九赞扬的「中国重新重视儒家」,是否包括这种对现代性民主政治的扬弃?

 

更有趣的是,在政治儒学「天地人」兼「大一统」的视野中,并不会有民主的中华民国的位置,因为当代政治儒教的辩护对象,必然是中共拥有的中国,一个积极改变现状的复兴中的帝国。这恰恰是儒教要在中共中国在「新帝国主义年代」参上一脚的「政治指导转向」,孔子学院用来做情报中心那些,肤浅地将儒教稀释为「和谐,尊君」的那类,就更不用说了。将中国充满政治图谋的「儒家复兴」说成改邪归正,只能说马前总统对儒教和「大陆现状」相当天真?

 

※作者为香港青年评论者/作家

——上报

发文者:NCN 发布时间:10/04/2019 11:29:00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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