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〇年岁将暮的一个冬日午后，台益公来访我台北辛亥路的家。事前他只在电话中约略提到：“来和你聊聊，顺便拿件东西给你看看。” 

　　开门时，见益公已剃去守丧时期留的胡须，稍稍恢复往日的精神，乍看真像极了静农师，他是台先生的幺儿。“林姐姐，这两瓶酒送给你。另外，还有这东西。都是爸爸留下来的。前些时候，你帮了不少忙。”他所说的“帮忙”，不知指的是什么。是指台先生的丧事吗？还是指香港《名家翰墨》在出版台先生和启功先生的书画专号时我介绍了一些同侪友辈提供各人珍藏的墨宝？其实，这些都是学生应该做的事情，但我说不过益公，便只得收下酒两瓶。至于装在一个大型牛皮纸袋里的东西，取出来一看，却令我十分惊喜。以夹板为前后护面护底，里面是用毛笔书写在稿纸上的陈独秀先生的早年自传，托裱得如书法墨宝一般精致。台先生晩年以为搬家时遗失了的宝物，竟赫然在我眼前！ 

　　一九八九年，台大规划将温州街十八巷的一些老旧宿舍改建为新式大楼，通知各住户搬迁。台先生的宿舍在温州街十八巷六号，是一九四七年以来居住惯了的日式木造老屋。自大陆渡海来台湾任教于台湾大学中文系，乃至于退休以后的四十余年里，他和太师母，一家祖孙四代安居的地方。像许多大陆迁移于台湾的人士，以为台湾只是暂时歇脚之处，所以初时他把书房名为“歇脚盦”；其后易称“龙坡丈室”，表示认同台湾，且可能终老于龙坡里。岂知逢老竟未能长期歇脚于十八巷六号的屋檐下，而不得不搬迁。虽然校方特别顾念资深教授而另觅温州街二十五号为新宿舍，与十八巷六号的原住处只在二百步许的距离，但以八十九岁之高龄，要搬迁居住长达四十多年的家，无论在身心两方面都是颇大的负担。我事前去探望台先生，神情言语间他都难免流露着不安和焦虑。 

　　搬家之前，益公和惠敏已经把新住所清洁布置妥当，而当天中文系甚至有几位年轻力壮的男助教来协助搬运，台先生仍不放心地坐镇在旧书房里那只老藤椅之中，叮咛他们书籍和文物种种的安排，表情凝重而严肃，是我们平时难得见到的。助教们倒是头脑冷静，手脚灵活，每人负责自己的工作，奔走来回于新旧居的巷弄里，天黑之前就已大致搬运停妥了。 

　　隔些日子我拜访新居，感到十分惊奇，那书房看来竟和原来十八巷六号的书房无甚分别。桌椅仍旧，层层的书橱也还在台先生座位背后，甚至沈尹默先生的字、张大千先生的画，都垂挂于壁上，大风堂所书匾额“龙坡丈室”亦悬挂在书桌对面。一切仿佛未变，如同旧时。然而，事实上一切并非如同旧时未变。台先生经过那段时日的折腾，看来消瘦了一些，气色也不太好。他忧虑形于色地说：“唉，搬个家，许多东西都找不到了。不知塞到哪里去。”“糟糕的是，独秀先生的稿子也不见了。”据说他曾经问过帮忙的助教们：“见到一个大型牛皮纸袋没有？”他未对年轻的他们说明那是陈独秀先生的稿子。我安慰台先生：“您刚刚搬家，有些东西一下子找不到也不要着急。慢慢的，有时候不经意间就会出现的。那些助教虽然年轻，可都是很负责任的。”“不知道会不会掉落在路上？”“那么大的袋子，即使掉落了也会感觉得到。应该是不会掉在马路上的。”然而，我似乎也感染到台先生的忧虑了。 

　　台先生竟带着那忧虑住进了医院。搬家后不到一个月，因为饮食困难，到台大医院检查，诊断为罹患食道癌。他在病榻上，念念不忘的还是陈独秀先生的遗稿。病情尚未十分严重的初期，我去医院探病，有时他兴致较好，会谈说一些往事，但结语多半是：“那一袋东西，不知能不能找到？”我明白他所指的是什么，虽然并没有看到过那内容。 

　　缠绵病榻十个月，台先生于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九日去世。同年十二月十日（农历十月二十四日）是他九十荣寿之期。门生故旧先已纷纷撰文以为祝寿，而香港《名家翰墨》也特别制作专号以表敬意。然而，只差一个月，先生竟未及目睹而逝去，委实遗憾！十一月二十五日，大殓之日，《名家翰墨》的主持人许礼平先生兼程从香港飞来台北参加葬礼。他携来两本刚刚印好尚未及装订的第十一期《名家翰墨》（“台静农、启功专号”）。一本纳入棺中，另一本送给我。这一本书的筹划约莫是在一年以前，我到香港演讲，徐先生同我谈起，我答应提供所珍藏的台先生的墨宝，并撰一文。返台后，又代为邀约朋辈共襄盛举。岂料祝寿的初衷，竟成为送终之心香。 

　　台益公送来陈独秀先生自传稿，不知是因为我居中奔走促成那本《名家翰墨》出版的缘故吗？然而，这又是何等的巧合啊！我一眼看出那就是台先生搬家前后所挂心，甚至于生病住院时仍思思念念的稿子。“你在哪里找到这个呢？”我等不及地问益公。“在保险箱里呀。”他若无其事地说。“你父亲为这个操心了很久。他以为搬家时丢了。”“唉，他自己收得好好的。大概是年纪大，记性衰退，忘掉了吧。”想到他老人家暮年最后一段日子里所牵挂的事情，竟永远无法告晓以为安慰，我心里十分伤痛。“这太宝贵了，我不能接收。”“哥哥、姐姐都在国外。爸爸的保险箱要结束，这东西不知该怎么办？还是送给你吧。”或许，益公处理台先生的后事，也有很多复杂的问题的吧。“这是重要的文献，我绝不能私自收下。今天你给我，就算是让我暂时代为保管，以后再做妥当的安排吧。”陈独秀先生的自传手稿，遂一度到了我手中。 

　　陈独秀先生是五四运动的重要人物，提倡民主与科学，鼓吹新文化，为当时的知识青年所景仰尊敬。他和台先生虽然都是安徽人，但长于台先生二十二岁，两人相识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江津。抗战爆发次年一九三八年，台先生举家辗转迁移大后方，寄居江津县白沙镇，任职于国立编译馆。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九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重庆举行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台先生应老舍之邀演讲《鲁迅先生的一生》。次日，他搭船到江津去看望一位在当地行医的朋友。在没有刻意安排的情况之下，意外地见到住在重庆因事到江津的父亲，和心仪已久的同乡长辈陈独秀先生。当时陈氏已近六十岁，而台先生三十七岁。陈独秀先生在一九二〇年代曾投入中国共产党，并连任党中央书记，后因故被撤销职务，并遭开除党籍。一九三二年，为国民政府逮捕入狱。五年后获释出狱，迁居于江津。一九四二年病逝。台先生在陈独秀先生生命的最后四年里认识了他，当时陈氏已不再叱咤风云，淡出政坛，他们成为忘年之交，主要的话题是建立在学问和文学书艺方面。离开政圈后的陈独秀先生正在为小学教师编写有助儿童识字的教科书《小学识字教本》。那是一本以科学方法，有系统地整理中国文字的书。编写期间，陈氏想借助台先生在编译馆工作之便，协助他借书、油印和发行。一九三九至四二年间，陈氏寄台先生的书信多达百余封。 

　　其实，关于和鲁迅、陈独秀二位先生的交往情形，初时台先生是绝口不提的。当时台湾正处戒严时期白色恐怖状态，而他自己二三十年代在大陆曾三遭牢狱之灾，所以对于曾有过左倾现象的人物的话题格外谨慎，是可以了解的。那时课外在府上书房里的言谈，他对比较亲近的学生们也都不愿稍及于那些敏感的往事。而即使戒严法解除，言论稍稍自由以后，他对于外界有关这些问题的访谈也还是避开不愿多谈。关于陈独秀先生，他和我们谈得最多的是《小学识字教本》的事。台先生十分推崇这本书，他告诉我们，这本书在四川时曾经油印了五十份散发，听取各方学人的意见。一九七一年，由台湾的“中国语文研究中心”校订再版，改名《文字新诠》，序文是由梁实秋先生所写，未提原作者。由太老师台佛岑先生手抄原序补上。记得说到这些事情，台先生最遗憾的是他和陈独秀先生两人从未曾合影过。“那时候在大陆上，照相算是大事情。哪像现在这么方便，拿起相机随时想拍就拍。”“我们当时拍照，要就是到照相馆，要就是请照相馆的人出来拍照，都是一本正经的事情。”“可惜就是没有和独秀先生合影过。”他前前后后说过这些话，有时也会搬出一本相簿，指着一些年久发黄的老照片，告诉我这是谁那是谁。有一张照片给我的印象最深刻。那应该是在照相馆拍摄的，台先生和张善孖先生、张目寒先生及另一位较年轻的人士，四人都穿着唐装，一字排开在相片约莫三分之一的下方，上面是一头狮子的画。右上角题书“中国怒吼了”五个大字，其下两行稍小的字为“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八月十五日抗战周年虎痴张善孖写”。张善孖是张大千先生的哥哥，以画虎着称。这张刻意安排的相片，很能反映抗日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热血爱国的情况。由于当时摄影确实不易，台先生旧相簿里来台以前所拍摄的老照片并不多，而那上面果然是没有他和陈独秀先生的合影。大概是由于这个缘故，他格外重视这份自传稿。 

　　其实，这份传记并不完整，只书写了三十多页，终于陈氏十七岁应乡试时。不过，在最后一页却另题书两行字：“此稿写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至廿，五日中，时居南京第一监狱，敌机日夜轰炸，写此遣闷，兹赠静农兄以为纪念一九四〇年五月五日独秀识于江津。”题签致赠此稿时，两人相识仅一年多。当时尚未有影印机复制的方便，陈独秀先生把手书的唯一自传原稿赠送给小于自己二十二岁的新识朋友，足见其推心置腹引为知己的情形。这份情谊值得珍惜纪念，或者更甚于合影。而以陈氏其人知名度之高，此传稿书写时又值在狱中的敏感时间，可以想见台先生受此厚礼，是如何小心翼翼收藏，其后又如何战战兢兢携带来台。何况，他自己曾经历过三次缧绁之灾，所以对于这些文字一直是保持着极度的秘密，甚至托裱与夹板，都不敢随便送外委与他人，而自己亲自在家中制作。想必是装订制作后，或者是搬家之前，他自己谨谨慎慎拿去锁在租借的保险箱内，以求妥善安心。岂料，搬家之后竟然忘了此事，而搬家之后未几就病发住院，直到过世都不能让他安心。 

　　面对着在手中的陈独秀先生手书自传稿，追念老师晚年的不安，我悲痛不忍，私自发誓定将为之寻觅一个妥当的收藏之处。我不放心把益公给我的牛皮纸袋放置家中，遂专为此租借了保险箱。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今“中国文哲研究所”前身），近年来从事搜集并整理出版近代文哲学界名家的未付梓手迹及短篇零稿，为“近代文哲学人论着丛刊”。台先生过世后遗留下的各类手书文稿和亲旧信札正符合其旨，而且他生前是文哲研究所筹备处的咨询委员，所以筹备处计划继《蔡元培张元济往来书札》及《陈垣先生往来书札》之后，为台先生整理出版类似的书。有一些老学生认为这是义不容辞之事，遂接受了 

　　这个工作。参与者有张亨、彭毅、郑清茂、乐蘅君、施淑、黄沛荣、林玟仪和我。我们都是台大先后届的同学，书出版后对外虽然称为“编辑小组”，实则从一九九二年以来，这个八人“小组”为整理先师零稿遗札的聚会是颇为非正式而且温馨的。首先，大家商量找一个聚会的场所。八个人不算多可也不少，借用学校的研究室或教室，并不甚容易，也不太方便。那时候我的两个孩子都已赴美留学，豫伦也已经退休，多时住在加州，辛亥路的家常常是我独居，遂请大家到我的家来。我们通常都是大约一个星期前以电话联络，找到共同无课无事的周日，便各自在家吃过晚饭，八点钟相聚。由于大家都是教书的，每次聚会都相当守时。当天，我总是提早晚餐，准备一些茶点或水果，略尽主人的心意。有时候其他的人也会带一些糕点过来。 

　　台先生过世后，台大收回了温州街二十五号的宿舍，家人把他的书籍捐给中文系，而手稿信札则包妥寄存于第三研究室系主任办公室靠墙的书橱下层。我们八人之中，黄沛荣和林玟仪最年轻，他们夫妇二人负责而谨慎。每一次聚会商讨的资料，都是由他们事前去向系主任借出相关部分，影印为八份，所以人手一份，可以各自作记号或写意见，而不必担心损及原稿。原稿是可供后人研究台先生，以及近代文史哲人和相关事宜的宝贵资料。台先生所保存的遗稿和亲旧手札意外的多，所以大家商议先行整理他自己的零星旧稿。我家的客厅不大，我把每一盏灯都打开，以利辨认字迹。沙发椅不够用，我自己尚得搬移饭厅的椅子，才有位置坐。每个人的座位下面都堆满各自分得的资料。我们逐张细览，编排后先，有时为其中的内容触及记忆而感动，难免放下手中的工作，追念往事，时则莞尔，时则唏嘘，老师的音容风范忽焉似又回到灯下，仿佛参与我们的聚会。那样的情景下，我往往会建议暂停讨论，于是递茶分糕点，索性大家分享沉湎于往事的温馨里。其实，走出校门后各自忙于教学研究，很难得有时间这样子整夜相聚。为台先生整理遗稿，我们竟意外地得到如此美好的机会，大家借此交换记忆重温往事。 

　　一九九三年二月，《台静农先生辑存遗稿》由文哲所筹备处出版。同年秋天，我自台大退休，移居美国加州，台北的家仍保留着，每年至少来回台美间二次。但是我担心益公给我的牛皮纸袋的安全，与大家商量的结果，便决定暂时交由黄沛荣和林玟仪保管。他们也特别为此租借同一家银行的地下室保险箱。我们八个人仍然趁着我返台期间聚会。在整理台先生珍藏的亲旧手札时，发现数量相当庞大，若其总为一册，恐怕将超过数百页。其中，以陈独秀先生的函件为最多，共有一百余封，且内容有别于其他，尤其谈论文字学的部分，可以看出他们二人倾心学术的情形，遂征得文哲所筹备处的同意，以百余封信札为基础，另加入陈氏寄赠先生的诗文、题字，同时也借此机会把那一份自传稿附入。这本专收陈独秀先生手迹的书称为《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共三七〇页，于一九九六年六月出版。至于其他亲旧和太老师的信函，则另编为《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二）》，也已整理编妥，可望于近期内刊印。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为纪念台先生百岁冥诞，台大中文系特别举办学术研讨会，台大总图书馆则同时展出台先生的书画手迹。展览结束后，图书馆五楼的特藏室便收藏了他的重要手迹。记得台先生生前常对我们说：“在这里也住大半辈子了，以后就葬在这里。我那些东西也收在这里罢。”而自从一九四六年四十五岁时渡海来台即任教于台湾大学中文系，且主持系务长达二十年，台先生是历届系主任中任期最长的一位。他思想开明，胸襟恢宏，为光复后刚刚成长的中文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于台湾大学中文系而言，他无疑是大家长的地位。何况，新建的总图书馆规模宏伟，尤其特藏室有专人管理，又具除湿恒温的完善设备，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总图的特藏室都是台先生的手迹遗物最理想的归宿。我建议将陈独秀先生的自传原稿一并存放，获得大家赞同。在纪念台先生百岁冥诞的展览会之际，许多后辈学子都提供所珍藏台先生的墨宝，共襄盛举。除了一幅行书长轴外，我又把多年前见赠的诗抄卷轴展出。展出期间，参观者无不被那一卷长幅诗抄所吸引，认为台先生的诗书二艺尽在于此。展览会结束之后，我请孔德成先生和汪中先生题跋，去年也捐赠了总图，以遂心愿。 

　　台先生晚年把他的书斋易名为“龙坡丈室”，表明认同台湾，不再“歇脚”。先生走了，但是他的人格典范烙印在我们心中，不会因时光流逝而稍褪色；他的手迹和许多证明他生前高贵情谊的文物，已被妥善保存下来，将会永远闪耀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