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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唯: 高德礼:全面落实基本法才能保证高度自治香港本土主义观察之七十

2019年10月17日 12:44 PDF版 分享转发

高德礼(George Cautherley)1942年出生在日占时期的赤柱扣留营,是土生土长的香港第五代居民,但是他是在英国受的教育,至今广东话仍不灵光。他现已是一位生物科技界和药品制造业成功的企业家。他在2008年获得英女皇颁发大英帝国勋章(OBE)。

与香港和中国大陆的渊源

高德礼的家族与香港和大陆有着很深的渊源。他母亲1912年生於中国上海,後来成为首批在上海汇丰银行工作的女性之一。他的父亲也在1927年从英国来到上海,与母亲同在上海汇丰银行工作。高德礼家族的一部分首次踏足香港是在1860年代,家族的後人不断在香港繁衍成长。高德礼的父母在1938年从工作地的上海移居香港,享受着优厚的生活条件,直到几年後的1941年底日本占领香港,英军投降,一家人被带往赤柱扣留营。日本战败投降後,高德礼与母亲被带回英国,1947年举家又回到香港。三年後,高德礼回到英国读书。1951年至1954年间,高德礼每年都回香港看望父母,直到1964年他才永久定居在香港,开始从事药品生意。

高德礼的生物医药公司设在柴湾最好的一座商业大厦,面积达一千多平方米。公司生意做得很大,在中国大陆的深圳和海南省的开设了工厂。他继承了家族杰出的营商基因,经过超过50年的打拼,把企业经营的有声有色,他的员工很多都跟随了他有几十年,员工都说高德礼是个对人很和蔼的好老板。

执着促进香港 以民促会为旗舰

高德礼既是英国人更是香港人,他的成长是与中国和香港的命运连在一起的,他对香港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成功奋斗也与香港息息相关。他希望香港作为一国两制的一个中国特区,不仅能够保持东方之珠的美誉,还能够在赋予的民主普选的最终实现方面出一份力。

因此他在成功经商的同时,把香港的民主发展作为己任,多年来孜孜不倦,出钱出力,现今已是多个民主派智库和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成员,而他自己也是香港民主促进会(Hong Kong Democratic Foundation)的早期会员之一,在香港的民主派组织中享有很好的口碑,民促会至今仍发挥着香港民运的协调角色作用,主导着数个研究课题不同的外围组织。高德礼还是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创立的“香港2020”智库的理事会重要成员。此外,高德礼还主导和资助了“本土研究所”关於香港土地供应政策的研究,以及“社区发展动力培育”组织的研究工作,後者是引入竞争立法的有力支持者。

据高德礼向笔者介绍,民促会成立於1989年10月,1990年初正式以政党身份开张。当时由麦觉理和梁智鸿担任民促会领导,民促会成立时,在立法局已经有四个议席,是香港泛民主派一个倡议公共政策的智库,早期曾活跃於参与香港选举事务,但在香港主权移交後渐渐离开政坛,转型为一个智库。民促会一直没有停止在香港民主运动中的积极参与,它定期举办的午餐演讲会,它一直默默进行的香港政改议题研究,它发挥的公共政策智库作用,仍在民主派圈子里为人津津乐道。民促会的现任主席为司马文。

民促会的成立,是以一个独立、跨种族、跨文化政治智库为目标,希望通过公众力量让政府的政策更能令社会变得开放和进步,让所有人皆能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多年来的观察可以看出,民促会是温和的民主派组织,它追求自由民主,但在讨论香港的政治发展时,很少直接批评中国政府,而是希望通过协调各派立场,来达成共识,并向政府提出建议,贯穿在政府的政策上。民促会是香港首个提倡设立竞争法的组织,它的经济政策立场偏向自由经济方向。在社会议题上,它提出一个强力而坚实的最低工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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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研究为主要工作方向

高德礼说,我们经常做些政策研究工作,主要聚焦政改,还有其它的议题,涉及范围很广。工作多数是义务人员做的。多年来我们有一位政策委员会主席,他花很多时间写研究报告,後来工作量太大,难以全部顾及,因此现在我们比较多与一些新兴的组织密切合作,都是一些年轻人的组织,做着类似的工作的。

公共专业联盟是高德礼和民促会一直扮演重要角色的一个团体组织,在立法会中有两个席位,专业联盟和民促会紧密合作,经常一起开会,发表报告,召开记者会等,最近的议题多数是提议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高德礼说,专业联盟的立法会议员梁继昌目前正在就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事宜起草私人提案,等立法会新一季开始时便会抢先提出。他认为现有的条例未能很好保障警方在遭遇检控时的权利,所以需要提出一个提案来完善。

谈到民促会的午餐演讲会,高德礼说,我们今年办过两个演讲会,一个是关於基本法未来的辩论,另外一是教育专家的演讲。最近我们将要搞一个活动,邀请德国驻中国和日本前大使演讲,主题涉及“碎片化和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也会涉及香港问题。

本土主义对香港没有好处

谈到近年来香港兴起的本土思潮,高德礼认为,本土主义和港独主张对香港事实上没有好处,有很多观点带有误导性,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必须与中国与世界其它地方互动。本土主义的观点误导人们认为大陆人来到香港夺走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个人不支持本土主义观点,我们的视野应该更为宽广,不能将大陆人视为进犯者。

高德礼经常在社会活动中有机会与学生见面。他说,我经常对主张独立的学生们说,要面对现实,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你只有得到中国同意才能独立,要求独立不会获得国际支持,国际社会仍然尊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即使你得到了独立,你又能做什麽?你的食水、食品要靠中国,做生意要靠中国,独立有什麽用?独立的想法完全是情绪化的表现,只是这些人不喜欢目前的现状,他们认为最好靠自己,这是不现实的。我跟他们说,你倒不如去争取基本法得到完全的落实,因为那样才能满足你们的大部分要求,我们才能够取得政改的进展,对香港的管治能够有更多的话语权,如果中国政府更认真细致地落实基本法20条,不要像现在这样过多地干预香港事务,这样不更好吗?现在生活在香港,你们拥有自由带来的好处,如果你们与大陆对抗,这种自由就不能保证了。基本法可以保证我们享有好的现状,那麽为何我们不去争取全面落实基本法呢?不要去追求那些不可能得到的东西。

高德礼认为香港众志的“自决”主张是一种表达上的错误。他说,相信他们需要的是,他们不是要追求香港独立,他们缺乏良好的表达,而李柱铭却表达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对基本法恰如其分的落实。可惜香港众志所表达的思想被中央政府认为是港独,因此他们遇到了参选的困难,失去了参选权,被取消资格了。香港众志的成员素质很高,他们的方向未必是错的,但他们的表达方式和用语错了,他们的行为是想落实基本法的。我建议他们应该提出在基本法的框架内自决,也就是高度自治,意味着他们支持基本法,中国承诺的东西要落实。

民主派与中央政府对话很重要

高德礼说,泛民最大的失败是拒绝与中央政府对话,他们一直担心激进分子的反对,因此表示不与他们割席,以免得罪他们。他们不应该担心别人的反对,应该坚持自己的理念,对话不意味着你处於弱势,你可以坚持自己的原则,对话是向前走的唯一途径,没有对话,你做不了任何事情。如果你不与别人对话,如何能够说服别人?

高德礼在长期的促进民主活动中,与泛民人士关系很好,但在一些观点上,也有保留。他善於与一些年轻的研究者合作做研究,年轻人向他提议说,如果我们不可能得到全面的民主,何不争取在政府组织框架内最大的民主,例如资讯自由,如果我们得不到全面民主,我们可以先要求资讯的透明度。他说,我常常鼓励年轻研究者,说我们应该现实点,一步一步来,而不是像有些年轻人要求的那样,得不到全部就拉倒。

反修例示威走向激进 得不到任何东西

谈到反修例运动中,年轻的示威者在街头的激进和暴力行为,高德礼说,必须认识到,广大市民的诉求与激进分子的诉求是相同的,他们要求加快民主步伐,社会更加公平,他们上街,他们和平示威,但是每次和平示威後都有激进分子搞事,制造麻烦,当和平示威者与暴力者的诉求相同,而两种示威方式又有差异时,我看到了和平示威的群众对激进分子带有支持和同情,这是不好的现象。

他强调,中央政府似乎认为“五大诉求”只是这些激进暴力的示威者提出来的,因此不会屈服於这些暴力行为,但实际上诉求是代表了社会上80%的人群,不仅是激进示威者提出的。由於政府一直无视这些诉求,所以和平示威者对激进示威者越来越表示同情。然而,激进示威者的核心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政府不回应他们诉求,他们就会摧毁香港,这是极差的结果。和平示威者如果意识到这点,他们就会对激进示威者不再抱有同情态度。

他说,如果用暴力来向政府争取什麽,挑战政府,是行不通的,你得不到任何东西。回想到“雨伞运动”,当时的商讨日活动,我对他们说这是好的,但是谈到公民抗命,我就对他们说这是没有用的。

会把你们视为挑战他们的权威,不会给你任何东西,你只会失败,但是人们不听劝阻。民主派似乎不去谴责暴力,他们利用警方的暴力作为施暴的藉口,而不是去谴责激进示威者,你就会失去公信力。

至於这场运动的结局如何,高德礼说,只有中央政府允许香港政府做些让步,运动才会结束。关键是成立调查委员会,并不是说要追究警方的暴力,或是检控哪些警察,而是要如何全面监察大型示威和引发暴力问题的因素。在如何处理公众情绪上,警方做的不是很好,应该学习海外的专业经验。基本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普选。暴力示威者如果看到成立了独立调查委员会和重启政改,会结束运动的。目前需要聚焦这两个方面,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这个商讨进程,可能需要有几个选举回合才能最终达至目标。民主派不会忘记基本法承诺的最终普选目标,但是如果现在坚持“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你不会取得进展。民主派需要作出妥协,分阶段来做,如果政府同意2024、2028分阶段达成普选,那就有利於双方的妥协。

高德礼透露,他已在起草一份政改建议书,然後与泛民和建制派和相关团体商议,最後提交给政府。这是一个分步骤实现普选的建议书。

通识教育教材需要独立专家小组负责

社会上有一种说法,通识教育教材的偏颇误导了香港的学生,使他们看到太多大陆的黑暗面,对大陆产生偏见。作为特区政府教育部门,长期没有关注教材的编写而导致目前的囧局。高德礼认为,通识教材应该反映客观的情况,包括正面和负面的内容,但是在香港的制度和社会环境之下,过多表述大陆的正面现象是有困难的,如果政府教育部门干预教材的编写工作,便会导致公信力缺失。最好的办法是成立一个独立的专家小组来编写教材,审核内容,不但对大陆状况的表述要客观公正,而且对其它地区和领域的历史和现状也要不失偏颇。

出钱出力 专注公共政策研究和发展

高德礼从25年前开始就投身社会事务,特别是专注公共政策的研究。由於他的企业逐步走上正轨,他随之相应地增加了在政策研发方面的时间,从过去的20%增加到目前的40%左右,他说,希望将来投入的时间多於50%。同时,他也热心资助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政策研究。在他参与活动的5个非政府组织中,有3个组织长时间得到他的资助,例如民促会、专业联盟和社区发展动力。社区发展动力更是他一手创立的。

有一些非政府组织虽然没有得到他的资助,但他也会积极参与,提供政改和政策建议,例如香港2020智库以及“本土研究”。他长期关注最低工资制度、医疗政策以及公平竞争制度的建立,在他的多年游说下以及各方努力下,港府最终建立了最低工资制度和公平竞争制度。

高德礼作为土生土长的英籍香港人,关心香港的政策和事务,主动把自己融入到香港社会的管理之中,他虽然支持香港的民主进程,但他并不把自己所做的事看做是追求民主,而视之为公共政策研究。他的务实作风、理念坚持和低调风格,获得了香港民主阵营人士的尊敬。

—— 原载: 博讯
纵览中国刊登日期: Wednesday, October 16, 2019 关键词: 高德礼 基本法 高度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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