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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卢跃刚：六四前夕访朝是赵紫阳一生最大的错误－《赵紫阳传》书摘之三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赵访朝鲜一周，4月23日至4月29日，是犯了他一生中最严重的错误。（汤森路透）
赵（紫阳）与邓（小平）的关系，本质讲是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赵的权威基础是邓。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赵邓是杠杆与支点的关系。赵是杠杆，邓是支点。支点在，支点牢靠，支点靠前，杠杆才会最大限度发挥作用。没有邓的支持，赵一事无成。赵设想，在邓的支持下，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应该是学潮的转捩点，如赵所说，因纪念胡耀邦而起的学潮理应随着胡耀邦追悼会的结束而结束，学潮之船应该驶入赵疏濬好的航道，进入学生复课、展开校园和社会广泛的政治协商对话阶段。然而，这个判断是否成立有两个刚性前提：一，党内高层及其官僚阶层、各高校校方管理层对学潮处理认识高度统一，能够强有力地贯彻执行「三点意见」；二，学生只是单一诉求，比如只是二十二日可以进入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学潮是一股建设性的收放自如的理性力量。
遗憾的是，这两个前提都被打了大折扣，甚至不存在。首先，党内高层处理学潮从来都是强硬派占上风，官僚集团和校方长期以来居高临下，对待学生、学潮熟悉的方式是，糊弄、哄骗、恐吓、镇压。对话是平等，是倾听，是讲理，别说长期以来简单粗暴的官僚阶层，执政党准备好了吗？
那麽学潮的主流呢？从4月18日北大学生的「七条要求」到成立「团结学生会筹委会」，以及北京和外地高校纷纷成立的学生自治组织，都是高度政治化的，不是纪念胡耀邦的单一情感、是非诉求。而且胡耀邦追悼会会场外学生已经组成了一个松散的「十九校联合行动委员会」，其策略是「先追悼，後请愿」。而且人民大会堂追悼会场外还发生了三名学生代表要求总理李鹏出来接见，跪呈「请愿书」三十五分钟无人接收的悲情场面。这个情节点燃了广场内外学生和国人的怒火。
从4月18日北大学生的「七条要求」到成立「团结学生会筹委会」，以及北京和外地高校纷纷成立的学生自治组织，都是高度政治化的，不是纪念胡耀邦的单一情感、是非诉求。（汤森路透）
这天上午，赵曾在人民大会堂屋顶观察天安门广场汹涌澎拜的人群。赵年轻时候参加过学潮，而且是党内有名的群众运动专家，特别是经过「文革」，学潮和群众运动的性质早有深刻体察，不会不知道当下学生的政治诉求和学潮可能会继续蔓延，形成燎原之势。赵有再看看局势发展的倾向。
李鹏感到事态严重，学生的矛头已经对准了他，4月22日上午追悼会结束後，他要求赵召开一次常委会商量对策，意图或不是寻找解决方案，因为方案已定，而是要明确责任。赵没接球。赵说，「常委都议过了，不必再开会了」。赵拒绝了李鹏召开常委会的请求。
4月23日上午，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给赵打电话，「认为学潮正在升级，矛头直指小平同志，形势紧迫，希望紫阳同志召开常委会，听一次汇报」，赵以马上出访，已委托李鹏主持常委工作而拒绝。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也在4月23日上午致电赵，认为全国已经处於「紧急的状态」，「作为党的一把手，应该推迟出国访问」，被赵拒绝。赵的回忆是：「李锡铭给我打电话，把形势看得很严重，精神很紧张，说能否取消访朝。我说，耀邦追悼会後，学生已经复课，访朝这个事，是邓小平和金日成定的，我不好提改变的要求，即使提出来，常委也不好通过，你有什麽事情，可以找在家的领导。」
以上信息说明，後来所说的强硬派代表人物李鹏、李锡铭、陈希同、李铁映等希望赵或即在访朝前召开紧急常委会，或推迟访朝，在北京主持学潮处理工作，制订应对学潮失控预案。天安门广场内外、中南海内外的情绪是郁闷、担忧、恐慌、惶惑、愤怒，而赵却出奇地冷静、放松。
4月22日下午，赵去北京郊区打了一场高尔夫球。这场高尔夫球被反对派及其胡系所诟病，认为在胡耀邦追悼会的当天去打高尔夫球是不恰当的，「对耀邦同志毫无感情可言」。「六四」期间，学生矛头所指是邓、赵、李等所有的前台当权派。赵在学潮初期的民意也不利，两件事，一是打高尔夫球，二是孩子经商，「官倒」的问题。大字报和口号都有反映。「六四」期间，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主持与学生的对话会，就有学生拿着赵打高尔夫球的杂志封面展示，以表示不满。
第二天，赵乘专列如期访朝。赵访朝一周，4月23日至4月29日。赵犯了错误，犯了他一生中最严重的错误。赵以为球在强硬派怀里，他有足够的腾挪空间。赵的错误很快就被他离开北京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了。
赵离开北京的第二天，4月24日晚，李鹏利用赵的授权，召开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在家常委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出席会议，杨尚昆、万里和书记处书记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政治局委员田纪云、宋平、李锡铭、丁关根、李铁映和一些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听取北京市委、国家教委的学潮问题汇报。
这是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也是胡耀邦逝世以来处理一系列重大事件常委扩大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北京市提出了「四点建议」：一，中央必须旗帜鲜明地对当前事态表明态度；二，中央报刊等宣传舆论工具，必须坚决服从中央的统一指挥，大力配合，造成强有力的舆论声势，扭转当前的被动局面；三，授权北京市委、市政府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反击，打退反动思潮的进攻；四，建议党中央、国务院尽快拿出几条过硬的措施，解决群众长期以来议论最多、反映最大、意见最集中的一些问题，最大限度地争取广大群众，赢得党心民心。北京市的汇报後，「会议一致认为，当前的种种事态表明，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决定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指明这场斗争的性质」。
常委扩大会最大的成果是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把学潮定性为「动乱」及「敌我矛盾」。邓在第二天接见李鹏、杨尚昆，肯定了李鹏常委扩大会的定性。「动乱」定性先不在邓，在李鹏主持的常委扩大会。北京市委的「四点建议」在学潮定性和强硬态度上颠覆并取代了赵的「三点意见」。
李鹏的常委扩大会最大的成果是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把学潮定性为「动乱」及「敌我矛盾」。（汤森路透）
4月24日晚，李鹏接到了邓秘书打来的电话，第二天—4月25日上午，邓召见。这一天，邓在家跟杨尚昆和李鹏进行了着名的「四二五讲话」。《邓小平年谱》记载的讲话内容如下：
4 月 25 日 上午，在住地同李鹏、杨尚昆谈话，对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的决定表示完全赞成和支持。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是一场动乱。就是要旗帜鲜明，措施得力，反对和制止这一场动乱。行动要快，要争取时间。前一段，上海态度明确，赢得了时间。这些人的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使国家和民族丧失前途。不能让他们的目的得逞。我们不要怕人骂娘，不要怕人家说名誉不好，不要怕国际上有反应，只有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了，四个现代化实现了，才有真正的名誉。「四个坚持」十分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没有做到认真贯彻。反对精神污染，二十几天就丢掉了。如果贯彻得力，在思想界、教育界就不会像现在这麽混乱。当然，小的动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个别处理，分散解决，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迫使我们要集中去解决，迫使中央要直接干预。「四个坚持」中有一个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手段要用起来。当然，要运用得当，注意缩小打击面。这一场动乱完全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他们想把一个很有前途的中国变成没有希望的中国，使我们永远没有希望。要害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要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这还不够，还要抓紧立法。准备迎接一场全国性的斗争，坚决把动乱压下去。不然天无宁日，国无宁日，天天不得安宁，甚至永远不得安宁。现在他们搞的那一套，都是「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搞的那一套，唯恐天下不乱。把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变成泡影，使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都搞不下去，而毁於一旦。这场动乱，有後台，有黑手，方励之夫妇是个典型。表现坏的要解除职务，坚决调离。工人、农民是拥护我们的，干部是拥护我们的，民主党派也是好的。我们还有几百万人民解放军，我们怕什麽？党的组织要发挥作用，党团员要发挥作用。要重申党的、团的纪律。大学、中学、工厂、机关都要开支部大会，还要开大会。要加强公安部门的工作，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我们必须快刀斩乱麻，为的是避免更大的动乱。你们常委的决定是对的，常委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很好。只有态度鲜明，措施坚决，支持地方放手处理，才能把这场动乱制止下去。我们不是讲治理经济环境吗？现在也要治理政治环境。这样的斗争今後还会有。如果没有「四个坚持」，他们就会横行无阻，肆无忌惮。中央和国务院都要分两套班子，一套处理动乱，一套抓正常工作。还是要把主要力量放到建设上来，不能把人都陷到这里面去。短期是可以的，长期不行。行动不能慢，越慢被卷进去的人越多。
所谓「人民民主专政」早前叫「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镇压，开杀戒。邓的「四二五讲话」是1986年12月30日邓关於学潮讲话的继续。现场纪录讲得更血腥。邓说：处理学潮，「不怕流血」。
客观地看，李鹏主持的常委扩大会定的调子，是与邓处理政治危机的基本想法和一贯的强硬风格合拍的。作为集军权於一身，笃信枪指挥党的政治家，邓的讲话一锤定音，打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几百万人民解放军」、镇压的底牌，要求「快刀斩乱麻」解决学潮问题。
邓「四二五讲话」 对於赵的严重政治後果，可以用六个字概括：批赵，分歧，合流。批赵，「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没有做到认真贯彻」，与1986年12月30日邓家会议批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导致学潮一脉相承。赵与胡犯的是同样的错误。
邓小平「四二五讲话」 对於赵的严重政治後果，可以用六个字概括：批赵，分歧，合流。批赵。
分歧，邓讲话透露出对赵处理学潮的三点意见显然是打折扣、有保留的，即在处理学潮问题上的分歧，李鹏的强硬意见或激活了邓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邓同意赵「三点意见」也不是没有「试一试」和支持赵前台操作的想法，但是看到效果不明显，学潮反而越演越烈，而且反到了他的头上，态度就改变了。
合流，在处理学潮问题上，邓与李鹏合流，实际上实现了邓与陈云、李先念的政治合流。前已述及，李鹏作为毫无政治危机处理和国家综合治理经验的电力工程师，只是一个代理人罢了。李鹏的想法即是或是代表陈云、李先念等老人的想法。「三点意见」在赵离开一天的时间里就被废掉。学潮处理的主动权掌握在了强硬派手里。「六四」之船驶出了赵「三点意见」航道。这说明，赵如期访朝从後果看，实际是交出学潮处置主动权，虽然此时李鹏拿到权力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是传统官僚的思路，认为此时的权力是烫手山芋，埋怨赵「把这个『烂摊子』推给我了」，「我本一介书生，技术型干部，如何能应对如此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
在处理学潮问题上，邓小平与李鹏合流，实际上实现了邓与陈云、李先念的政治合流，学潮处理的主动权掌握在了强硬派手里。（汤森路透）
不仅是李鹏，当时中共党内相当部份人都可能会产生这个想法。强硬派、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力阻赵访朝就是例证。大家都没有意识到，由於赵访朝，赵李的暂时权力交接，李鹏意外地掌握了「六四」学潮的最高处置权，导致了「六四」学潮处理的根本性转折。若赵在北京，在既定方针下，李鹏等强硬派绕不过赵「总书记」这个门槛去见邓。李锡铭、陈希同在赵面前说不出渲染事态、推卸责任的狠话来。他们知道总书记的态度。他们必须遵守纪律，有所收敛。
※作者卢跃刚，记者、作家，长期从事非虚构文体——新闻报导和报告文学写作，代表作有长篇报告文学《大国寡民》，中篇报告文学《创世纪荒诞——傻子瓜子兴衰记》、《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以人民的名义》、《乡村八记》、《在底层》等，曾获「中国潮」、《中国作家》、《当代》、《青年文学》、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徐迟报告文学奖、独立中文笔会（2012年度作家奖）等多种奖项。本文选自作者最新力作《赵紫阳传：一位失败改革家的一生（上中下）（印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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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者：吴一舟 发布时间：10/29/2019 08:51:00 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