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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23条交换普选?

2019年11月06日 12:10 PDF版 分享转发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刚刚闭幕的中共四中全会,并没有出现之前外间流传的种种变化,既没有重大人事更动,对於问题也没有任何放软手脚的迹象,反而更加强调了中共领导一国两制。至於行政长官到底会不会换人,对体制稍微有点了解的人,大概都不会以为这是此次大会之後能够公布的事吧。但在11月1号的四中全会新闻发布会上,委员会主任沈春耀说明的五点港澳方针当中,却有一点是要「完善中央对特区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任命机制」。这句话到底是什麽意思?为什麽要特别提出这一点?难道现有的机制还不够完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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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上沈春耀提到的另一点:「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支持特区强化执法力量」。有些论者就认为这可能是要重启政改,甚至推进普选的意思了,只不过是要以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来交换。这种说法看起来之所以有道理,是因为它符合过往许多人对於香港普选问题的既定观念:中央为什麽不放心香港实行双普选?那是因为害怕香港失控。所以一定要先有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保障了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之後再说。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例如中央到底可以接受什麽形式的双普选?是香港民主派一直强调的「真普选」,还是稍微比「831框架」宽松一点的变种?而基本法第23条又该怎麽立?是原样推出当年董建华政府的那套方案?还是经过香港这几个月的运动之後,一套覆盖范围更全面,细节上更严苛的方案呢?於是有些人便立刻开始议论,认为这些问题就是香港政治下一步的主战场。

然而我却以为,所谓的「用基本法第23条去交换双普选」,恐怕还是太过「乐观」。首先我们应该要问,这里所说的交换是跟谁交换?谁能够跟中央政府去谈这些条件?是泛民主派?本土派?还是广大的香港市民?就拿现在这场不知何时止息的运动来讲好了,它根本群龙无首,北京就算想找人出来解决眼下问题都不知道该找谁。就算将来这场运动终於平缓,它大概也会深远改变香港政治生态,在泛民主派和本土派那里制造出一副没有大台的景观,有什麽人能够代表那众多对时局不满的香港市民,去和特区政府乃至於中央谈判?

我甚至觉得在当今的中央政府眼里,「交换」二字简直是太看得起香了。凭什麽要跟你交换?你有什麽本钱去跟中央谈交换?期待的国际声援,除了被过度高估其长远效果的美国的《香港人权法案》之外,其实已经逐渐衰微。而香港那不可取代的金融中心地位,中央政府正在想方设法另起炉灶,例如以发行数字货币的方式绕开美元体系(成不成功是另一回事)。尤其在这几个月之後,现在谈「交换」岂不就等於示弱?以今日中国政府威权之盛,民间国族主义之炽,香港问题实在只不过是如何把香港人管好的问题,而不是怎麽样让全香港人都满意的问题。

每当谈到香港普选问题,一定有人会拿基本法第23条出来议论,尤其是建制派中人。他们总爱说香港连保障国家安全的这个宪制责任都不能承担,中央又怎麽能放心让你们「真普选」。我认为这只是个说法而已,不必太过当真。没错,中央政府当然担心香港这个国际窗口会影响中国的政治安全,所以第23条的立法工作是迟早要做的。但是立了23条之後,中央就真能安心吗?我一向都很怀疑。因为「真普选」对中央政府最大的挑战,并不在於让香港这个门户越开越大,也不在於香港可能逐渐脱离中央管控,而在一套宪政民主制度如何可能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存?假如香港人愿为国家安全负上集体责任,并且在在更充分和深入的国民教育下变得真心爱国爱港甚至爱党,中央就真能觉得安稳了吗?那麽北京人这麽爱国,深圳人这麽爱国,中央是不是也能放心让他们自己「真普选」市长和人大代表?

是的,在一国两制底下,香港是和大陆其他地区不一样。但是请注意,在政治上,这种不一样一向指的是「政治管治制度」的差异,其中有相当微妙的模糊空间。在邓小平年代,这种差异可能还比较倾向於「政治」体制的不同;可是现在,它则更倾向於具体「管治」手段和工具的不同。更何况现在的中国政府对自己的道路选择这麽有自信,甚至到了一个认为能向全世界推广中国模式的地步,又为什麽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弄一套模仿「西方邪路」的东西出来呢?

所以「用基本法第23条去交换双普选」云云,在我看来应该是想多了。

——Matters

发文者:NCN 发布时间:11/05/2019 07:41:00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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