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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苏晓康：老佛爷—《鬼推磨》书摘之四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紫禁城乾清门西侧路北，有个养心殿，着名的「垂帘听政」遗址。东西两宫太後坐在皇帝（同治、光绪）後面听政，中间设置数重纱屏隔开。据说现在还是按当年原样布置。清朝祖制不准妇人干政，以帘子垂下隔开，表示听政的太后不在朝廷上，照现在的说法，是「不好意思」。
这个政治遗址被原样保留下来，或许是某种无意的疏忽，因为现代中国的统治者会不经意地模仿这个样板，却未意识到「历史的耻辱」，虽然也是「不好意思」的。八十年代末期那一幕「垂帘听政」，在赵紫阳口述实录《改革历程》中，有甚为清晰的叙述，他用了「常委之上的婆婆」一词，非常传神——至少在年龄和性别上，「婆婆」都跟「太后」近似。
「现代养心殿」，就是邓府。它在哪里，早已是不公开的秘密，恨不得全北京老百姓都知道邓大人住在地安门一带，是米粮库胡同的一座「大宅门」，至於几号，说法纷杂，就不去管它了。这条胡同曾很热闹，按民国年间门牌算，1号住过陈垣、傅斯年，3号住过梁思成、林徽音，4号住过胡适，6号是於斌，中国天主教大主教，再往下是一座蒙古王府……说邓府应是4号的最多，即胡适曾住过的宅子，抗战时被花卉写意大师陈半丁买去，园子占地五亩，故以「五亩之园」名之，解放初期陈半丁怕太招人卖掉了，若真是此宅，怎就没留下点「文气」，好抵消些许暴戾？
「垂帘听政」的决策，便出自邓府。赵紫阳回忆录《改革历程》交代了全部细节：1987年7月7日，胡耀邦辞职後的临时守摊「五人小组」（赵薄杨万胡），在邓小平家里开会讨论十三大人事问题。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个元老不进政治局常委，今後还参不参加决策？邓与杨、薄二人先密商，要设「常委之上的婆婆」，然後由薄一波在这次会议上建议赵紫阳：到十三届一种全会，内部宣布今後重大问题仍要向邓请示、由邓拍板。此即「垂帘听政」的由来，原来是在邓府、由元老们自己决定的，赵紫阳只有听命之份，这位共产党的总书记，就像晚清乾清门西边军机处里值班的一个章京。他下台後在这本书里和盘托出细节：「邓掌舵」是什麽含义？常委不仅要向邓请教、向他通报，他还可以在家里召集会议，重大问题可以由他来拍板——这哪里还叫「垂帘听政」？分明是「太上皇」了。而且，非常关键的一点：这是一个内部规定，不能公开的，一旦公开就会出大事，这到後来被证明了。
此即八九大冲突前夕的中共政治结构。时至今日，一个费解的问题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已经实行中央委员百分之五差额选举，令「左王」邓力群在中央委会和政治局委员中皆被「差」掉，党内外一派欢呼，民间定义这是一种「许说、许走、不许选」的开明专制，一个改良的势头，已经在邓小平手里出现，「垂帘听政」的模式，也会在这个势头下渐渐消解，这是可以预测的，可是这个势头忽然消失了，难道它是被後来的政局动荡耽误掉了？
赵紫阳也说明，其实年初废黜胡耀邦，也是在邓府办的。1月4日他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邓家里开会……等到齐後，邓就拿出一封信让大家传阅」，即胡耀邦的辞职信。关於胡耀邦失宠於邓小平的种种，赵根据自己的分析，已交待在先，但何时、怎样、谁人出面逼使胡耀邦递交辞职，连赵紫阳这个总理也一概不知，全是暗箱作业——从1981年起，邓对胡就越来越不满意，废立之心已起，不过早晚而已。赵紫阳写道：「耀邦不再任总书记，是1986年夏季在北戴河时邓和老人圈子里已定下来的事。邓1986年在北戴河与老人们怎麽谈的，同什麽人谈的，我不知道，到今天也不清楚。」他只知道那时邓曾对杨尚昆说，「他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看错了耀邦这个人」。
几个老人密商一番，就决定了胡耀邦的命运，可以说，「八九学运」已在此时埋下伏笔。赵紫阳描述，废胡的那天，陈云在邓府会议上「说话较多，比较活跃，非常郑重其事地宣布，今天这个会议的决定是合法的，合乎手续的……邓就没有考虑，不大在意，也不在乎这样的事。」寥寥几笔，两个「婆婆」的形象跃然纸上，各有特色——陈云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冰冷、虚伪，却露出「不好意思」的尾巴来；邓则是刚愎霸道，赤裸裸的实用主义，什麽党章国法的，没当回事过，这辈子他只怕毛泽东。
这批老人在十三大以後退出中央常委，纯粹是演戏给国际上看的，但要演好这出戏，就非得学西太后，煞费苦心设计出这个「常委的婆婆」模式。这里还有一点蹊跷。邓的本意，是「今後常委只能有一个婆婆，不能有几个婆婆」，自然这个婆婆非他莫属，陈云、李先念是不能「当婆婆」的，但是「婆婆」的名分问题，在十三大前始终悬而未决。陈李二人并非当年性情温和的「东太后」慈安，不认可邓自封「唯一婆婆」，而想跟他搞一届「同治」朝。所以邓小平刻意想复制一个「老佛爷」，并非易事。
废胡之後，中国政局隐然动荡，赵紫阳虽代胡入主中南海勤政殿，但决策中枢已悄悄挪往故宫以北、景山背後的米粮库胡同。八九期间的重大决策，皆出自邓府，但在何时、何种情形下邓府「偶露峥嵘」，却没有一定之规，随意性很大，有几种样式：常委请示、邓主动召集、杨尚昆引见等。
天安门事起不久赵紫阳即出访，李鹏趁空虚，请杨尚昆求见邓小平听常委汇报，诱出邓小平的一席讲话，而铸成「四二六社论」，给学运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一招「见血封喉」，无转圜余地——从此学生与邓小平，就尖锐地对峙在这个定性上，双方都不退一步，纵使赵紫阳使出浑身解数也无用。其间，他也曾几度请求杨尚昆，经由邓的秘书和子女，试图劝说邓小平收回成命，皆被挡驾——这道「垂帘」难死了他。
四月二十五日这天，邓小平接见杨尚昆李鹏，是在玉泉山的军委秘密驻地，他的一席话，後来流传了两个版本，一个版本中有邓小平的「三不怕」（不怕流血，不怕骂娘，不怕制裁）；另一个版本中，邓小平的原话是：「专政要用起来，留点血不要紧。」李鹏吩咐温家宝在传达前把它过滤掉了。
还有更奇的，「现代养心殿」里的老佛爷居然失踪了，前後十四天（28/4-11/5）。一九八九年北京屠城，有无数待解之谜，这是最大、最核心的一个谜，人们却鲜少论及，这是比当年广场上揭穿他乃是「西太后垂帘听政」更具爆炸性的一件事情，也是决定了後三十年中国圈地、崛起、称霸，因而也影响了国际趋势，乃是世纪之交人类走向的一个最原初的因素。邓小平因此上了历史座标，却伟人祠或耻辱柱孰者，则须待後人论定。
邓小平四月二十五日会见李鹏、杨尚昆，定性「动乱」之後，一直到五月十一日会见伊朗总统哈梅内伊，中间全部空白。
四月三十日赵紫阳访朝归来，立刻求见邓小平。整整两个星期，赵多次求见都被拒绝，也就是说，赵紫阳从调停广场绝食那时候起，就没有见过邓小平。邓的秘书王瑞林告诉赵，邓最近身体很不好。直到五月十三日，赵才得以见邓。
邓小平干什麽去了？
邓小平完成了一个操作，为此而神隐，用了十四天。
邓小平四月二十五日在「现代养心殿」定性「动乱」，等於他自己往油桶扔了一根火柴，学生的悲愤是「天空在颤抖，仿佛空气在燃烧」，他们对他的回应就是「四二七」大游行，队伍打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横幅，不带愤怒地一道一道冲破员警防线，向全社会释放的资讯就是「人民胜利」，这个回合邓小平彻底输了，於是他起了杀心，他不是说了吗？「专政要用起来，留点血不要紧」。
邓小平决定采取军事手段，平息学潮，然後改组最高政治权力。他亲自去部署野战军的进军京师计画。据吴仁华（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出身）考证，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部署，「调动多个军区的部队入京，以达到相互监督制衡的作用，使得各个进京部队之间互存戒心，难以串连，避免发生兵变事件…… 对解放军戒严部队调度的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了精心的考虑，做了一种‘双备份’、‘双保险’的周密安排。」也有研究发现，对付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和学生，动用北京卫戍区的两个警卫师和武警北京市总队的兵力足矣，邓小平却从全国七大军区，调动了三十五万大军执行「戒严」任务，所为何来？无疑也是为了防止「政变」或「兵变」。
这分明是要打一场正规战役，作为总指挥的邓小平怎可不运筹帷幄一番？十四天或许太紧促了吧？
为了完成这个操作，他延误了会见伊朗哈梅内伊。
为此他坚决拒见赵紫阳，而後者正呕心沥血为他平息学潮。
2004年8月中旬，八十岁的李光耀在新加坡发表谈话，高度赞扬邓小平用暴力处理天安门事件，并直接引用邓小平当时的讲话——「邓曾说，『如果杀20万学生可以使中国保持一百年稳定』我就杀。」西方各大媒体都报导了这则新闻。
八九当年，中国大陆各级口头传达的邓小平主张「杀二十万人」的讲话中，邓小平是列举印尼的例子，即苏哈托在1964年屠杀二三十万印尼人以保住政权，从六十年代维持到八十年代，恰好二十年。但是今天中共文献里所有关於邓小平对「六四天安门运动」「采取果断措施」的讲话记录里，都全部删除了他关於「杀二十万人」与「苏哈托」有关的内容。李光耀却把邓小平晚年最见不得光的这段讲话，言之凿凿地向国际社会合盘托出，还把「二十年」改为「一百年」，以此为邓摆功。
对此《华尔街日报》发一社论，指出多年来上至官方高层下至邓的家属，都在有意回避「六四」事件；就连「六四」主事者李鹏，也再三在各种公开、私下场合，撇清自己在「六四」血案中的责任。不料，此时却冒出一个不识时务也不识好歹的新加坡强人李光耀，竭力把「六四」天安门血案当作邓小平晚年最大功劳来大讲特讲。
六四屠杀多次被独裁者当作「典范」。利比亚前领导人卡紮菲，在被暴民殴毙之前，就曾在电视演讲，以北京武力镇压学运，派坦克杀入天安门，为他自己在利比亚的暴行辩护。
八十年代晚期，嘉乐顿珠，达赖喇嘛的二哥，有一次来拜访普林斯顿的流亡群落，他是藏人的苏秦，周游列国，连横合纵，接触过罗斯福、尼赫鲁、蒋介石、蒋经国、邓小平、胡耀邦，也曾率领康巴人跟解放军打游击，大家围着他聊天，听他讲他的传奇故事，期间他讲了一句话，震慑众人，也叫我至今难忘，他说：「中共的领导人，其实都是一些中国内战遗留下来的土匪兵痞，他们对付事情的手段，就是杀人。」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恶决策！」
罗宇说。他称之为「玉泉山镇压决策」，参加决策的人有邓小平、杨尚昆、杨白冰、王震、李鹏、陈希同。玉泉山在京郊颐和园西边，早被列为军事禁地，也俗称「西山」，邓林《我的父亲邓小平》中提到：「1977年叶帅安排邓小平住进西山军委一个住处的25号楼，这个楼原来是王洪文住过的，叶帅住15号楼。」邓在八九期间，不会住在地安门米粮胡同，一直躲在这里。
罗宇是前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的儿子，曾任职总参谋部装备部航空处处长，「六四」镇压後愤而辞职出走。2016年夏他忽然给我来了一个邮件，并附上他起草的《六四风云》电视剧本。原来他就住在宾州中部，离我的住处不远，不久我请清华出身的六四学生领袖李恒清，开车一个多小时带我去拜访他，那是一个东岸典型的sleeping Town，镇上只有一条街、一个餐馆，周围都是农田，其间配以商贸中心、住宅社区，以及州际公路。罗宇拎了几瓶啤酒来跟我聊，他谈到，「玉泉山决策」，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没有签字，因此是非法的，这个要害乃是日後推翻「邓决策」及其卅年後果的法规依据。
「邓小平完全是愚蠢，天安门学生没剩多少了，北京的学生都回校园去了，只剩下外地学生还在广场待着，要不了几天就散了嘛，哪里用得着再派坦克去镇压？简直就是蠢透了。现在中南海里的人都清楚，这个邪恶决策当年就是毫无必要，还让这个党背上了非常沉重的历史包袱，他们都想卸掉它，可是找不到任何机会。」
我对他说，六四屠杀，并非邓小平的一时糊涂，屠杀後果对中共而言，就是亡党亡国，但是最大恶果，是这三十年家园毁灭、人心沦丧。你要想拍电视，就要彻底释放其中的全部含义。
「我要负责的，还是我那一小块‘邪恶决策‘部分，」他说：「其他都是你的东西。」
他七十多岁了，脑子很清醒。
关於镇压学运的「邪恶决策」，在中共高层使用的话语里，其实就是「戒严决策」，另有一个来源的说法，提供了新的版本，即2005年出版的《陈云晚年岁月》，透露1989年5月17日的一个「元老密会」。
原来，5月16日晚的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上，赵紫阳不同意多数常委关於「决不向学运退让」的意见，坚持与广场沟通。第二天即5月17日，常委再次开议，决定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赵紫阳辞职。此书透露，李鹏随後向中顾委在京委员会议做了通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等老同志坚决支持多数常委会议的意见，拥护中央（戒严）的决定。」
《陈云晚年岁月》公开的这个细节，具有重新诠释「戒严决策」的含义，那就是5月16日晚的政治局常委会，由於赵紫阳的反对和辞职，未能达成共识，决议无效，於是翌日晚上元老们跨过政治局常委会，做出戒严的决策，而这些元老中间，有的人已经「全退」，没有任何官方的职位。这是彻头彻尾的「垂帘听政」的又一例，当然也是违法的。
2019年六月初，「六四」三十周年之际，新世纪出版社一本新书《最後的秘密》在香港面世，披露中共两次高层会议的镇压决策、支持邓小平、批判并罢黜赵紫阳的过程，1989年6月19日至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6月23日至24日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一共27份机密文件，由一位党内不具名的高级官员复制并保存至今。本书包括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十七位中共元老支持邓小平及拥护镇压决定。王震、彭真、徐向前、杨尚昆、聂荣臻、万里、宋任穷、李瑞环等都严厉批评赵紫阳。
其中王震两次发言指海外敌对势力采用和平演变手法进行渗透，言辞最为激烈，将赵紫阳支持的改革派称为「象林彪那样的大小舰队」、「控制一大批舆论工具，到处搞政治性沙龙、演讲和集会，甚至钻进党和国家的核心部门，占居重要岗位」、「上下勾连，内外串通，长期以来进行思想的、舆论的、组织的准备和精心策划……发动利用社会上的流氓政治团夥和地主官僚、封建军阀反动阶级残余及社会渣滓，企图以动乱直至暴乱，达到推翻中国共产党」；并逐个列出了他所认为的海外势力如何影响学运：金钱收买、思想文化渗透、派遣特务、盗窃情报、制造谣言、挑起动乱、扶植内部敌对势力等，「除了直接出兵，什麽都用上了」。
王震亦表示，如果「镇压反革命暴乱就此完结，我很不赞成」；他还提交了一份书面讲话，是唯一有两份发言稿的人，细数具体措施：「该杀的杀，该判刑的判刑，劳改、劳教一大批……戴了帽子的，劳改劳教的，一律吊销城镇户口，送到偏远地区，强制劳动」。
在党内资历高於邓小平的元老陈云未出席会议，以书面的形式提交两句话：「一、赵紫阳同志辜负了党对他的期望。二、我同意中央对赵紫阳同志的处理」。陈云并未明确表示支持邓小平使用军队镇压的决定。
据悉赵紫阳列席参加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但没有被安排发言，但他在会上要求讲话，为自己解决危机的行动辩解，自此之後赵紫阳被软禁直到逝世。
※本文摘自作者新书《鬼推磨——魔幻三十年》。作者苏晓康，一九四九年生於西子湖畔，少年长於京城景山脚下，青年流落中原；遂以〈洪荒启示录〉开篇，引领「问题性报告文学」浪潮，尝试一度被称做「苏晓康体」的写作文本，即「全景式」、「集合式」、「立体式」的「记者型报告文学」，且多为「硬碰硬」的重大题材，每每产生爆炸效应，为「新启蒙运动」推波助澜；继而，领衔制作《河殇》，把社会上诸领域所讨论、探索的各种命题、假说，都汇集起来，化为萤幕形象加以传播，引起亿万人刻骨铭心的一次共振，打破电视仅为大众文化的限制，成功地嫁接思想和视觉、激情和理性，创造一个新的电视片种，也搅起一场全球华人的「文化大讨论」。一九八九年流亡海外迄今。着有《离魂历劫自序》、《寂寞的德拉瓦湾》、《屠龙年代》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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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者：吴一舟 发布时间：11/10/2019 06:48:00 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