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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夜晚，当香港被催泪弹的烟雾笼罩，身穿黑衣的年轻示威者被警察追赶，中年经理人陈先生（Mr. Chan）都会开着他的银色丰田四门轿车，接送示威者回家。送完一队人之後，他又会回头接更多的人；他车上备有水和一袋T恤，可供示威者快速「变装」。他穿梭於冲突地区与许多示威者居住的偏远公寓之间，一跑就是100英里（约161公里）。

陈先生是「校巴」群体的一员。所谓「校巴」（the school bus），是一个秘密组织，里面聚集了大批协助示威者撤离冲突现场的车主，他们多是年长的香港中产阶级，他们想为在街头抗议的年轻人提供支持。一个专门策划此类行动的加密聊天群组名叫「接孩子放学」（after school pickup），在群组里，司机被称作「家长」（parents），示威者则是「孩子」（children），双方可以通过群组建立联系。该群组成员约有2.1万人。另有数万人加入了其他群组。

这个夏天，大量示威人群走向香港街头，抗议中央政府的高压管控，他们与警察对峙，阻塞交通，扰乱机场秩序。虽然中国当局及其精心挑选的香港领导人表示，沉默的香港市民大多反对示威者，但仔细观察後你会发现，这座城市里有很大一批人在悄悄支持这场示威。

香港反送中抗争。（美联社）香港各地涌现了大量的「地下」支持者，这群人隐匿於公众视线之外，他们开车送示威者回家，为他们提供防毒面罩、伙食费，以及用於法律辩护的资金。有些受伤的示威者担心在公立医院受到不公对待，於是有个医生团体为他们提供匿名检查。还有一个团体会聆听年轻示威者的心声，让他们有机会敞开心扉，这些年轻人感觉难以与父母谈论他们目前经历的事情。

该团体在示威者聊天室中的口号是：「你不必独自面对」，其管理员的帐号是@cometomama。

6月以来，活动人士共募集了约1000万美元资金（约台币3.05亿元），用来支付示威者的律师费和医疗费。据其中一位组织者吴霭仪（Margaret Ng）介绍，该基金被称为「612人道支援基金」——6月12日，香港发生了激烈冲突，部分示威者被指控的罪名可能让他们面临长达十年的监禁。现年71岁的吴女士是香港知名律师，曾在立法会任职多年。她表示：「这件事意义重大，说明很多香港人虽然没法站出来示威，但他们心底是希望以某种方式表达支持的。」

活动人士还通过群众募资募集了数百万美元，用来在国际性报纸上购买整版广告，解释示威者的意图，争取国际支持。首批广告选在日本20国集团峰会（G20）期间刊登。「我们只是一些邻居，一起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而已，」提供接送服务的陈先生表示，他希望为自己的孩子守护香港的未来。记者跟他通电话时，他附近的高楼阳台上传来一声「撑香港」的呼喊，这是在为示威者打气——当时已是晚上10点。「我们就像不断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圈子一样，交叠，再交叠，直到达成目标，就像一条人链。」

而这条人链的规模之巨，9月初一件事令大众得以窥见一斑。当时，香港政府关闭了通往香港国际机场的大众运输系统，由於地处偏远，示威者滞留机场。然而在他们发出接送请求後，大批司机应声而出，一条主要的高速公路竟陷入堵车潮。几小时後，前去救援的司机数量甚至超过了示威者数量，有些司机只能空车而返。

香港众志在推特张贴的「港版敦克尔克大撤退」照片。

今年夏天的这场示威活动一开始只是抗议「送中条例」（该法案允许向中国内地引渡罪犯），後来却愈演愈烈，迟迟不见平息。虽然警方为恢复秩序加强逮捕力道，还动用了高压水炮等，但示威者并未停止抗议。究其原因，上述幕後支持可能是一大因素。这种支持也使中国政府宣扬的观点变得站不住脚，它宣称示威活动之所以持续，是美国等国家的煽动者所为。

支持者的行动是暗中进行的，因为他们担心被扣上教唆非法集会之类的罪名，也害怕中国当局对他们进行报复。中央政府已经向香港主要航空公司国泰航空（Cathay Pacific）等企业施压，要求他们解雇涉嫌支持示威者或参与示威的员工。

许多支持者都来自香港社会的优渥阶层。以D太太为例，这位家庭主妇留着一头长发，手上戴着大钻戒，D是她其中一个名字的首字母。她家住九龙塘，那里向来是香港的富人区，已故演员李小龙也曾住在那里。「你可以写出来我住在九龙塘，」她说。「我想让人们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在支持这场运动。」

有的时候，她和丈夫晚上在电视里了解冲突情况之後，会开着自家豪车去接送示威者。她会先查看匿名通讯软体Telegram上的一个「校巴」频道，这款程式透过稍加掩饰的代号，将驾驶员与示威者联系起来。

「所有孩子都回家了吗？」9月7日凌晨一点半，一个校巴群组的负责人问，当晚，旺角附近发生了暴力冲突。「如果有人想让我们今天接你放学，如果有人需要乘车回家，请联系管理员。」凌晨两点，群组内又重复了这一消息。7月份时，D太太看到有报导说，一些年轻示威者在与警察的长时间对峙期间，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吃不到什麽东西，这让她很难过。这些学生年纪的示威者经常没有足够的钱坐车、购买头盔或是食物。她说，有些父母都不给孩子零花钱了，就是怕孩子出去。

短短几周内，D太太就透过邻居募集了价值2.5万美元的麦当劳礼品券和预付地铁卡。

她说，许多示威者不好意思接受捐赠，於是她和朋友们决定将它们包装为「来自一位阿姨的礼物」。他们将礼品券与手写便条和小小的心形图案包在一起。D太太说，她会亲手把礼品券送给她遇到的示威者，或是交给她在加密聊天软体中认识的示威者，再由他们通过自己的网路，分发这些礼品。「你不孤单，」其中一张便条上写着。「我们会给予你能量。」

有些金钱的确为选择逃亡的被捕示威者提供了帮助——据两名获得资金支持的示威者和两名了解此事的捐赠者介绍，一些害怕长期监禁的示威者通常会逃往台湾。

催泪弹引发的烟雾缭绕，以及反送中抗议者戴着防毒面具冲锋陷阵的场景，已经是香港街头这三个多月来的日常。（美联社）

自示威活动开始以来，警方使用了催泪弹、胡椒喷雾、高压水柱以及危害较轻的镇暴子弹（比如布袋弹）等武器，而支持者的主要後勤工作也是为前线示威者提供装备，用来抵御这些武器，保护自身。全套装备的价格大约在50美元以上，包括3M的防毒面罩和滤芯、Korel的黄色安全帽、护目镜以及手套。防毒面罩频繁使用後，更换优质滤芯大约需要22-35美元。

这些装备已经很难在香港商店里买到，但街头仍然供应充足。在示威集会区，经常能看到成堆的安全帽装在塑胶包装里，或一箱箱的护目镜可供随意取用。

亲北京的记者、商人及政界人士认为，这些看似取之不尽的新装备表明，这场运动得到了反华组织的支持，其中很可能有来自美国的资金。「我听说有几辆面包车会停在前线後面，为他们输送头盔和口罩，你知道，都是一流装备，」香港知名房地产商人盛智文（Alan Zeman）表示，他支持香港政府，他认为抗议者的资金可能是美国在暗中提供。「他们都是些孩子，但他们有面罩，有各种各样的装备。他们背後是有组织的。」

一位自称高先生（Mr. Ko）的支持者是一家跨国公司的区域高层主管。他说眼下，他的大部分闲暇时间都花在购买和分发此类装备。

他们有一个大约100人的非正式小组，通过Telegram联络，他们会分享采购、运输及分发资讯。他们从台湾进口装备，他们相信那里的供应商绝不会向警方泄露他们的名字。「我们每人只买几套，以免惹人注意，」他说。「但每人买五套，加起来就有500套。」

一位30多岁的张姓工程师带来更多装备。他在建筑工地工作，因此有合理的理由大批购买装备。他说，他在工地存放了六箱3M全罩式防毒面具，以供下一次大规模示威时使用。

他透过一个工程师聊天群保持联络，这个群组只有透过他人推荐才能加入。如今，许多群组都要求新成员加入时必须由一名现有成员做担保，以此防止警方渗透。他们会在群里讨论购买装备及其他与工程有关的话题，例如能否使用碳纤维为示威者制作轻型盾牌。高先生向一些示威者提供了装备，他们是在一场示威的前几天里认识的。「我告诉父母们，这就跟你和孩子谈论性的问题一样，」高先生说。「你知道他们反正都要做，所以不如给他们提供防护措施。我们知道他们要去示威，所以我们就为他们提供装备来保护自己。」

高先生认为，示威者比较喜欢一款价格较高的防毒面罩，因为那些面罩是粉红色的，比较醒目。「他们很想要粉红色的，我们就给他们买粉红色的，」他说。

有些较为年长的香港人也支持过以前的示威活动。在2014年那场持续了79天的静坐示威期间，他们为争取民主的学生提供了食品、帐篷及其他援助。50多岁的克里斯（Chris）说，如今，他们对示威者的支持力道更大了。这位打扮俐落的中年人拥有一家物流和运输公司。在2014年的示威活动中，克里斯下班後西装也不换，就背着木板，前往示威场所搭建书桌，以便那些学生年纪的示威者能继续读书。他还因此登上了当地新闻。

他说，现在，他经常站在离蒙面示威者与警察对峙点很近的地方，原因之一是想看看他们是否需要什麽。

「我觉得我亏欠这些孩子们很多，」他说。共产主义革命後，克里斯的父母逃离了中国大陆，一无所有的他们在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开始了新生活。1997年，英国将香港归还中国，基於「一国两制」的安排，香港将在2047年前享有一定的自治权。

然而今年，一部拟议中的法律对一国两制造成了威胁。根据该法案，罪犯可以被引渡至中国内地。这项法案出现，加上香港法治曾经遭受一系列其他侵蚀，引发了当前的示威活动。在克里斯看来，示威活动为「一国两制」以及香港现有的生活方式敲响了丧钟。

「这是一场自由与民主对抗专制与共产主义的斗争，」他说。6月12日，当成千上万的示威者聚集在立法会大楼外，试图阻止议员通过该法案时，他也去了。

他预料到警察会使用胡椒喷雾驱散人群，於是，他买光了附近商店里的所有雨伞，将它们当成防护罩。他至少买了50把伞，有些店家只收了一半的钱，他说这反映出当地民众的支持度。

议员们被迫暂时停止投票。接下来的整个夏天，对抗不断升级。如今，年轻的示威者形成了一个个自发团队，人数从几人到几十人不等。克里斯说，他和其中一个团队的代表建立了联系，现在的他好像「领养」了这群孩子。透过他们，克里斯又接触到更多人。他为他们提供资金，用於购买防护装备、食物和其他所需物资。

在所有支持方式中，「校巴」最大程度地拉近了年长支持者与年轻示威者之间的距离。有时，父亲和儿子也因此走得更近。

23岁的蒂姆（Tim）是一名会计学院的毕业生，有时，他参加完示威回到家後，还会在深夜跟着父亲继续出去，接送其他示威者。他父亲负责开车，蒂姆则是为了让示威者放心，以免他们误以为自己的父亲是警察。「这种经历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他说。

香港反送中抗争越演越烈，示威者发起「破晓行动」阻碍交通。（AP）

「校巴」活动最初兴起是因为，在香港岛参与游行的示威者需要回家，而他们大多住在维多利亚港另一头的九龙。现在，「校巴」变得更重要了，因为当局让地铁提前收班，回不了家的示威者只能在街上徘徊，很容易被逮捕。

7月21日那天，示威者德斯蒙德（Desmond）第一次向免费校巴寻求帮助。当晚，他被挥舞着警棍的警察追赶，急需回到对岸的家中。但他听到消息说，有示威者在地铁里被殴打，无奈之下，他只好向一间校巴聊天室的匿名管理员求助。管理员叫他前往一片嘈杂的酒吧区，站在街边等候，这里的候客车辆很多，不容易引起注意。到了那里，德斯蒙德看到有20辆车排成一行，司机们大声叫喊着不同的目的地，比如西九龙，或是东九龙。

陈先生说，司机接到示威者後，两代人之间会尽量少交谈。

「你如果讲太多话，问太多问题，他们会担心你是不是警察，」他说。「我就开我的车，他们想在哪里下车，我就在哪里停车。」

文／John Ly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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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者：吴一舟 发布时间：11/14/2019 05:28:00 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