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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希思佯谬”与习近平政治/武洧之
文章转自网络，旨在为读者提供多元信息，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希思佯谬”与习近平政治
——体制主动民主的可能性分析
关键词:希思佯谬 中美战争 哈丁数据 精英伪化 资本异议
引言：兰德专家说了什么？
习近平自取得国家主席无限任期的宪法地位以来，个人声望急剧下降，将反腐新政积累起来的无形资产折损殆尽。在这种大势之下再谈体制主动民主，学者必然会冒巨大的个人声誉风险。其实，即便没有习大胆的名义独裁事实发生，讨论体制主动民主也会遭遇讽刺。比如，着名新闻从业人士陈小平在2018年1月发过一段推文，转述网友的说法：“不要对体制内搞民主抱有任何幻想！幻想三十年了！”【注①】
陈的描述反映了外界对北京体制判断的多重性、矛盾性，当中不乏佯谬（Paradox）。一个明显的佯谬出自美国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问题高级分析师蒂莫西•希思（Timothy Heath）。最近，他称“政府除了依靠共产党的领导来监督艰难的结构改革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现实的选择”，这是因为“中国薄弱的公民社会和列宁主义统治遗产限制了领导层可行的选择”（Heath,2008）；然而，三年前，他却说“独立民调一直显示，中共近几年来的民众支持率高得出奇”，这种坚实的民意基础使得“习领导下的政权表示愿意消灭任何挡路者，不管其来自什么政治党派”（Heath,2015）。希思时隔三年的论述看似无逻辑问题，但经不起最简单的质疑：是他自己支持的习近平“消灭”（镇压）错了，还是公民社会薄弱使得习近平及其朋党集团失去了政治现代化的机会呢？
以希思2015年判断之后约四个月发生的“709事件”来看，显然是镇压成本过大，以致所谓出奇高的支持率骤减。比如，原来对习集团抱有希望的一些体制外力量迅速转向了激烈对抗。如此，希思三年相矛盾的论述就是一个佯谬，本文称之为“希思佯谬”（Heath Paradox）。这个佯谬的实质是：中国社会需要新的政治选择，其如出现标准型政党，但是，像希思这样有份量的外国观察家还不便言明这一点。
一、 贸易战是表象，中美热战仍有可能
“希思佯谬”未必由本文一论而成，尚须规范的政治学检验以及实证政治学的大量观察，但是，严谨的学问人无法相信在希思所描述的“领导层可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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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接着说：“但在国外，何频对习近平转身仍抱有一丝希望，在国内，綦彦臣先生也是一位。他认为，北京遭遇内外夹击，习近平主动转型还有希望。他的理由是经济下行会促动体制主动民主。拉美的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都是例子。”https：//twitter.com/xchen15/status/95589234428024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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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限制的情形下，“建立更值得信赖的法律制度”之设想可以实现【注②】。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质量是有需求的。在这里，我假定广义的“开放”不会被强力中断，需求信号可以被在一定程度上吸纳并有所反应；反之，习集团若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不但广义“开放”完全失去意义，而且，本文的所有讨论均属“废话”。
国际需求是什么样的呢？先说一个时序上与“希思佯谬”相关的论述：美国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从经济学角度认为中国“坚持旧的路线已不再是一种选择”，“明确自己新的道路因此变得更加紧迫”（Roach,2018）。而就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质而言，它早已超出经济范畴，乃是政治制度问题，即是说必须选择完全祛除列宁主义遗产限制的新制度来解决社会机制的失败。简单举例，高度扭曲的房地产市场既带来系统性金融风险又推高本来很严重的社会不公：有钱阶层在居住需求外把房产作为投资（亦投机）对象，不断推高房价；无钱阶层不仅连居住需求都难以满足，还因投机性市场压力长期化而焦虑。如此，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社会公平传统观念的文化里，富者阡陌纵横、穷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形预示着古典崩溃必然发生，只是这个时机为学术所不能测知而已。在另一端，崩溃前的社会情景也否定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文化正当性。
国际社会需要北京有一个理性制度，以便开展稳定的合作。它从地缘政治上，根源于美国对北京的预想：美国大力帮助后者实现内外两重经济民主化，以便后者实现政治自由化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但是，始自1986年的美国安全层面对华政策因未能收效，到2017年底历时三十年，宣布结束。白宫的安全战略文本明确地说：“美国帮助那些与我们价值观不同的国家拓展了自由贸易体系，希望这些国家能够实现经济和政治自由化，并给美国带来对等的好处”，“而经验现在证明，这些国家歪曲和损害了主要的经济体制，即没有对自己的经济和政治作出大的改革。”在这份划时代的战略文本出台前，美国暂停了只举行过一次的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机制，正式表示“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而后，就有了贸易战。在我看来，贸易战是个表象，终极目的是迫使北京政权回到“经济民主化——政治自由化”轨道上来，尽管对于习集团来说，这是个非常艰难的选择。不如是，贸易战终究会发展为现实的热战。美国近两年大力发展陆军以及低当量化核武，预设冲突对象是俄罗斯与中国。至于贸易战中的知识产权核心战，目的更为明确：压制中国制造业中的技术自然升级（即经过若干次失败而有的经验积累型升级），从而压制武器的升级速度。
选择一个被国际社会认可的制度体系还是选择中美战争乃至引发亚太大战绝对是习集团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难题。北京的智库体系反美情结仍重，其如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院长王文指出：西方最新一波的中国威胁论“目的是在提醒西方社会放弃对中国‘民主化’的意识形态幻想，高度警惕中国发展造成的‘恶性’冲击”（王，2018）。体制内的知识精英反西方情绪更多的不是因于学术而是因于意识形态，因为反西方是意识形态定下的学术标准。整个世界很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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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请注意：在这里，我做了让步，认可“法制”（法律制度）之表达，而未以“法治”理想去校正它。关于党控社会能否实现以“建立更值得信赖的法律制度”为依托的政治现代化，本处暂存不论，容在以后小节中就“值得信赖的法律制度”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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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认为北京是反开放的，尽管它把“开放”讲得很泛化。在今年的北京两会结束后，不怎么知名的学者马特•施拉德尔（Matt Schrader）认为北京将不再以新加坡模式为榜样，因为“中国领导层构想的不是可控民主和国家有限度地干预市场，而是包括政府和企业在内的一切都接受共产党指引和领导的社会”（Schrader,2018）。而以一直支持北京的美国学者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注③】）早前观点来衡量，新加坡模式被终结并不奇怪，因为他预测到2020年“中国政权变得既民主又合作的可能不会超过百分之二十五。”（Harding，2011）。在此，我称之为“哈丁数据”。
如果以基于意识形态而衍生的学术判断来看中美关系，即便不是双方在某个时点热战（形如美国陆军所备），那么，肯定也是北京的意识形态全面左转，走向完全的毛主义乃至古典帝王模式。不过，我倒不十分悲观，因为左翼极权主义政权史上的事实表明：第一，整个意识形态欺人效果不彰，容易自欺，因此，会有被突然放弃的可能；第二，真实的民意几乎不为意识形态所表达，哪怕民众骂声如潮，意识形态载体仍会有“支持率高得出奇”的描述。这种虚假描述笑料般地构成“希思佯谬”的一部分，且与“哈丁数据”相呼应。
二、双重精英伪化，民主转型的巨大阻碍
谨慎的实证政治学者认真对待苏联国家案例，会发现后来被北京意识形态系统定性为“叛徒”的戈尔巴乔夫（Michail Gorbatschow）有着十分坚定的正统意识形态。他在1988年的中央全会上为对付去年纪念十月革命引发的意识形态争议，提出政治警告：“不要对我们的历史和社会做庸俗和粗陋的评价，毕竟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已经建立了70年。一系列的血腥罪行不应当是我国历史的全部内容。”（Gorbatschow，2013）。习近平意识形态体系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形同戈尔巴乔夫1988年的政治警告，而习近平有意向社会暗示自己是“第二个毛泽东” 与戈尔巴乔夫推崇列宁也非常相似。
从苏联国家案例上看，戈尔巴乔夫回归列宁的权术需要比信仰的真诚性高一些，这正是他在权力角逐中败给叶利钦的人心原因。从政治技术方面讲，人心对政治结局的影响在剔除了道德因素之后就是一场心理战。心理战中的求全责备无疑是致命的错误！不妨看一下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Nicholas V•Riasanovsky）与马克•斯坦伯格（Mark D•Steinberg）的历史书写，尽管此二人并未论及政治角斗中的人心与心理战之关系。他们写道：“戈尔巴乔夫最崇拜列宁，他常常引用列宁在苏联建国初期的讲话，他认为国家要想重新焕发活力需要实行民主化和提高先锋队水平”，“同时，他还认为，根据列宁的教导和历史悠久的俄罗斯政治传统，在改革时期高度集中权力是必须的。”（Riasanovsky & Steinbeog，2005）今天，习近平集团同样要求根据毛主义政权原理与中国古典政治传统来集中权力，或者说毛主义加上帝王治术是集权的文化正当性所在。不幸的是，如同戈尔巴乔夫一样他陷入了精英伪化的困局：戈尔巴乔夫的权术与真诚无论哪个成份更多一些，终究未能回答人民之问，“如果我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那么为什么人们被剥夺了思想自由，没有获得影响政治进程的机会”。习近平的意识形态体系也无法回应这个本质性疑问，只是不说中国是“最民主的国家”而云为“最大的民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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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arry Hardingg的汉名叫“何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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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极权主义政权史是一个部反对知识更新的历史，也是政治精英自甘伪化的历史。如果习集团在多种压力下主动选择民主，习个人有问题的学位则会是瑕不掩玉的细节，但那毕竟是体制精英自甘伪化的历史性标识。当然，体制外精英的伪化不是没有，只是与政治敌对方相比谁的程度更大的问题。体制外精英伪化的突出特点有两个：其一，对本土历史的了解支离破碎，甚至屡出以文代史的情形，因此，难以在历史的“反叛学问”之外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知识价值；其二，缺乏系统性的战略学训练，进而也缺乏地缘政治观念，局限于文人相轻的个人风格展现。所以，他们尚不能为中国社会提供最基本的政治选择。也正是体制外精英的异议文化不自觉，才使得在中国社会打造一个标准型政党成为具有文明史意义的大事。
体制外精英（狭义为异议力量）也是中国社会民主化阻碍力量，这样的论断肯定有“语不惊死不休”之嫌。但是，这个症结的根本在于：异议力量在政治文化上尚未能解决精英情结与人民性的矛盾，因而，不能古典地以天意来表达民心。异议力量的这种内在矛盾在政治实践中往往表现为两个极端：在一端，完全放弃了人民选择暴力的权力即代替人民发言，不承认人民暴力的正当性；在另一端，对标准型政党、政治道德目标下的策略选择予以污名化，凡是主张体制内尚有民主希望的人无不要冒巨大的个人声誉风险。
三、摆脱抹灭人性困局，唯有全面制度重置
人民性从来无法在人类政治中消失，而故意消失之无异于政治自杀！戈尔巴乔夫回归列宁而不能回答人民对“最民主的国家”质问是之，中国异议力量之某些人与分支将不愿表达反抗意识的民众视为“牲口”亦是之。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拉梅奈（Lamennais）所主张的“民众应当在政治中处于核心地位”（Terence Ball & Richard Belly，2003）原则从未遭到动摇，川普在美国借助理性民粹胜选，彰显了这一原则的重要性。在中国古典的反叛活动中，民心往往是被天道所启发，因此，也就有了张廷玉历史叙述中顶尖级反叛精英“臣知天道，何论民心”（张，1739）的直白，在直白之外更配上天道与民心的最常用粘合剂（谶纬与巫术）。
在带有强烈传统色彩的中国当代政治中，巫术让位给个人权威，个人权威在经济名义市场化的情形下又让位给所谓的法律制度，尽管个人权威的独裁性一直希望“法制”成为政治附庸。然而，“法制”难以成为法治，个人权威不断受到坏“法制”之减损，因此，名义独裁绝对会空壳化。在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主张下，“法制”败坏的程度是令人瞠目结舌的。比如说，民事审判中的“单片判决”现象——为了不致已有错在先的裁判活动引发上访，法院只对没上访打算的一方下一审判决书，而不对有上访打算（败诉）一方下判决书，因此，二审程序自然延宕。再比如，在大量的行政处罚案例中，警察“掐头办案”——只要双方打架发生就不问引发原因（也不尽法定的调节责任）而下达行政处罚，从而引起蜂拥般的行政诉讼。这种常态化的“法制”败坏无疑是抹灭人性的，更对有明君意识的习近平本人是个巨大讽刺。
公平地说，习近平本身虽存在精英伪化问题，但多少还有吸收西方思想的意识。比如，他关于“100-1=0”的司法公正之道德原则的强调（习，2014A）基于他对培根“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超过十次犯罪”之名言的理解，并确认政法机关“是群众看党风政风的一面镜子”（习，2014B）。不幸的是，如同戈尔巴乔夫无从解释“最民主的国家”一样，习集团无从解释党与法孰大的问题。因此，以“建立更值得信赖的法制度”为核心的政治现代化完全没有可能。只要现存制度体系不发生重置，那么，诸如“掐头办案”、“单片判决”以及其他更丑恶的“法制”行为就永无止境。推动习近平进行宪政改革、实现社会民主是体制内有忧患意识者的“巫术”事业，他们为了向社会推介习集团的民主化决心不惜“伪造”文献。比如说，本是曹思源所主张的党自身现代化必经宪政改造【注④】被说成是已任政治局常委的王沪宁往日论断，经由学者郑军庆的详细考察，此误方得澄清（郑，2018）。有趣的是，即便是主张宪政改造党的曹思源也不反对宪政之行可由“蒋经国那样的领袖人物来推动”【注⑤】。在另一端，虽然王沪宁未曾有宪政改造党之论，但他的“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目标是试图引进西方政治技术的，他认为“为满足这些要求，为解决这些问题而采取的政治技术，有些往往是互通的” 【注⑥】。此外，习集团当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人士或是恢复高考初期的科班分子，或是有到美国学习资历者，乃至两者兼有之。这些都是向民主转型的高级人力资源且因此而易建立政治认知基础。力主党管一切的王岐山其学问底子乃自由派经济学，与泛开放并无抵触；在胡温时代被目为自由主义改革领军人物的汪洋十九大时晋位为正国级（而后主掌政协），也说明习集团没有全面反改革、反开放的政治意愿。
不可否认，无论是党内开明派旗帜仍在还是习集团人力资源与认知基础均备，他们仍面临巨大的社会信任难题。典型的列宁主义遗产的限制性使得统治阶层顶端分子缺乏足够的责任感，细化到社会信任环节就是苏联“最民主的国家”之说辞也是习集团难解的魔咒。在以往的政治实践或王沪宁所指的政治技术层面，一时博得知识界认同的声称改革、暗示民主的集团往往会口惠而实不至。邓小平声称在经济改革困难时会思考政治改革，但终其改革历程大多是行政动作，胡温时代则干脆将行政改革视为政治改革。居于邓与胡温之间的江泽民对知识精英的暗示在其卸任后受到了广泛的指斥，尽管他经过美国作家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力求自辩而以刘云山的任命进行开脱。在江泽民传记中，库恩描述中共十六大的权力交接，说：“一个有先兆意义的任命是刘云山担任宣传部长，负责全中国的媒体。刘是一位专业人员，这意味着党将继续沿着江泽民制定的路线前进，而且这一路线得到了胡锦涛的支持，他将努力保持稳定，逐步增加自由。”（Kuhn，2005）胡温时代初期自由度确实有所增加，但到十七届中央后期，政治全面收紧，言论自由让位给所谓的“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这个惯性政治技术操作终至2015年发生了“709事件”。
四、社会自发蕴育新力量，更符合古典天意
统治阶层的言而无信必然引发社会异议，出现众多政治异议并不意外，而暗中发生的资本异议未引起广泛关注。其原因应该是：其一，资本势力总体上习惯于权钱交换，拥护镇压型政治技术，因此，遭到政治异议与底层社会蔑视；其二，资本势力并不具备独立话语权，其利益诉求往往被道德批判所淹没；其三，资本势力遭遇不公平待遇是个长期问题，以致于统治体系对此熟视无睹，毕竟资本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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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与⑤在郑军庆的文献里有曹思源与王沪宁的各自原文。值得认真对待的现象是，曹文“政改路径：国家宪政与党内民主”（2012年3月27日第5版，载于天涯社区网2012年3月30日）在天涯社区至今未被屏蔽。
⑥王文“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文革’”原载于《世界经济导报》1986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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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缺乏政治异议那样的整体表达能力。当然，并非因为以上三点就没有人关注资本异议，相反，前面由陈小平推文涉及到的经济学家綦彦臣就美国大选问题发表评论时，明确提到资本异议的壮大，他说：“在中国内部，体制内资本异议（变相崩溃论者）【注⑦】对社会剧变的推动力将会超过传统的政治异议。到中共二十大时，这股力量将非常强大，也会与第二任期的特朗普‘建立某种政治联系’。”（綦，2016）资本异议作为被迫崛起的政治势力，标识性案例发生在胡温时期，从实证政治学研究视角看是2005年的“普马案例”。当年，中国普尔斯马特零售业巨头在无银行贷款违约的情况下，遭遇国有商业银行断贷，同时被强势的新闻界抹黑，有些高管被以经济罪名判重刑（最高为无期徒刑），其创始人与法定代表人刘五一逃往国外。
针对一些纸面大媒体不断抹黑，刘进行了大量自辩，在一定范围内散发了《我的自白——中国普尔斯马特董事长刘五一谈话录》。尽管刘的自辩没对整个制度体进行否定，但同情者均看得到：处于垄断优势的国有银行、天然具有道德评价权力的媒体是制度体系的构成部分，它们视资本力量为蝼蚁，可以随心所欲地踩死而被踩死者没有任何反抗能力。有记者在一篇重头报道中开首就说“刘五一为人极其低调，傲慢”，“后来一次约见记者共进午餐，他只要了一份面条，外加一小盘黄瓜“【注⑧】。简言之：一个资本家不走权钱勾结道路，就是社会异类。因此，刘绝对不行贿的与权力部门交涉原则成为隐形的政治不正确。
现行的制度体系在整个经济领域是国家设租模式，这与正常收益来源的劳动密集型出口、投资拉动型增长没有直接关系。国家设租行为即使在合规方面也是价格歧视体系，其如着名商人曹德旺的怨言经由推友zxgthy以旧闻新说形式【注⑨】发表后，被中文热推机器人推荐。曹说：“中国贷款利率是美国的2倍；电价是美国的3倍；燃气价格是美国的5倍；土地使用费是美国的9倍。美国唯一贵的就是工人工资，是中国的8倍。这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的贷款利率、电价、燃气价、土地使用费能跟美国一样的话，老百姓就可以像美国工人一样拿到8倍于现在的工资。你愿意吗？”同样，曹没对中国整个制度体系做否定性评价，但他通过简单的经济数据比较肯定了美国的制度。
总括来看，资本异议者都是谨慎地依据个体感触发表不同于统治阶层主流价值的看法，或可谓之负能量。然而，在个体行为之外这是一种可喜的社会蕴育，是非常符合中国古典天意的发生学现象。从政治逻辑上讲，资本异议者均知道现有国家治理体系相当于一个无限责任公司，它讲“好坏自己全兜”，不会关注涉及文明价值层面的东西，社会往好处变或往坏处变全不确定。所以，“法制”败坏如斯，使得无限责任公司在本质上并无一套可靠规章在执行。恰是如此，由经济前景决定的政治命运更迫切希望习集团进行民主转型，同时，为资本异议的制度化提供可能性。提供这种可能要比泛泛而言“清新的政商关系”实际得多。体制若不为之，资本异议力量可以有自己的抉择，并经这种抉择为整个社会提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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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应当说，“体制内资本异议”提法存在有失严谨的学理缺陷。一者，资本壮大到一定程度自然具有异议能力，且体制也提防它；其二，许多资本家的体制内身份实则是一种掩护，甚至是购买来的掩护。当然，因于此点，权钱勾结特征为社会所痛诋。
⑧http://info .ceo.hc360,com/2005/3/29081010521.shtml
⑨https://twitter.com/zxgthy_4status/982982912722243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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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政治选择——资本异议与政治异议的深度融合已经是时候了！有了这种深度融合不仅会使习集团看到破除“希思佯谬”的可能，而且，也为中华文明【小编推荐:探寻复兴中华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华文明史》】体系的政治道德重构提供可能。
结语：追求“哈丁数据”倒数
进行了以上四节系统性论述，我认为体制主动民主的可能不小，尽管不是一定对抗“哈丁数据”的时点条件而言到2020年就能民主化。坦率地说，对于可能发生的体制主动民主之时点我没有任何确据，如果可能，希望赞同我论者给出补充。甚至希望体制人士给出一个大略的路线图，路线图当然得有大略时点标示。应当解释一点的是，论题的“主动”说法在本质上是被动的。只有足够的内外压力，习集团才会做出最后抉择。
外部压力应当包括：美国全球战略之新推进，政治异议整体系进行自身有效改革并积累社会动员能力，处于体制内的资本异议与体制外政治异议联合——设想成圆桌会议的谈判力量。而内部压力则是体制内高级政治层面对文明价值负责任的人士进行政治技术方面建设，以使“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民主”与宪政改造党合二而一。
综合以上四种情形，“哈定数据”之倒数将会出现在某个压力汇集时刻，体制内由被动转主动的民主化抉择之可能性达到百分之七十五。虽然这个倒数说法因形象化而不如前述诸论之学术严谨，但是，也许这是避免社会全面崩解的一个集体愿望。这个集体能涵盖多大范围，取决于体制内外的沟通效率。
主要参考文献：
[1]Heath,2018：“中国加强共产党统治不仅是掌握权力”，载于美国世界政治评论网站2018年4月2日；转引自中国新华社《参考消息》4月9日译文，“中共领导是进行改革的保证”。
[2]Heath，2015：“不，中国不会垮掉”，载于日本外交学者网站2015年3月13日；转引同[1]2015年3月16日，“美智库文章：预测‘中国会垮掉’是错误的”。
[3]Roach，2018：“贸易威胁凸显中国的全球挑战”，载于美国耶鲁大学全球在线网站2018年4月5日；转引同[1]2018年4月9日，“中国需战略转型应对全球性风险”。
[4]王，2018：“中国应对‘新威胁论’须有战略耐力”，载于[1]转引报2018年3月28日。
[5]Schrader，2018：“‘新加坡模式’的终结”，载于美国詹姆斯顿基金会网站2018年3月26日；转引同[1]2018年3月27日，“中国不再奉‘新加坡模式’为榜样”。
[6]Harding，2011：“透过玫瑰色眼镜看北京：为什么民主制度无法驯服中国”，载于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2016年7月15日；转引同[1]2016年7月15日，“靠‘演变’中国化解中美冲突是条死胡同”。
[7]Gorbatschow，2013：As I remember it, Hoffmann und Campe verlag，2013；汉译本《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潘大兴译，译林出版社，2014），P374。
[8]Riasanovsky & Steinberg，2005：A History of Russia，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2005；汉译本《俄罗斯史（第七版）》（杨烨、卿文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P574。
[9]同[7]，P373。
[10]Ball & Belly，2003：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the Pres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2003；汉译本《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任军锋、徐卫翔译，商务印书馆，2016），P147。
[11]张，1739：《明史》（中华书局，1974），P4080（卷145•姚广孝传）。
[12]习，2014A：“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7日），载于《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P96。
[13]习，2014B：“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载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P718。
[14]郑，2018：“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王沪宁曾这样说”，载于多维新闻网2018年3月8日。
[15]Kuhn，2005：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The life and Legacy of JIANG ZEMIN ,Horizon Media, co, Ltd.2005；汉译本《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谈峥，于海江等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P415。
[16]綦，2016：“特朗普经贸政策与中国社会剧变”，载于香港《争鸣》杂志2016年12月号。 来源：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