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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公民及其Q民
苏小玲
已有两个月了，十几雇人各自宅在家里，没交没往、无亲无戚似地，日子过得方式之奇特，绝对属於人类有史的空前。平时热闹的北京城，像患了一场突然的聋哑，失声了；而戴口罩的百分之百无一例外，人们几近比划着生活，白天比夜里还感安静。时间长了，每每望着窗外几个孑然影孤，便惘若隔世。再对着镜子，胡子可以剃，可头发长得像一个不想打理的叫花子。老想事，不得一刻轻松，连做梦都不安：我回到了“大清朝”。并且，长了辫子。
这几天，写了与民国阿Q有关的文章，便引发了许多不同反应。大家关心的自然不是过去的阿Q怎样，而是突然想到了自己身边的人，或感觉自己就是。与我的同学Q者、同那个文学中的悲剧人物又有多少干系？太多的回馈，又让我感触突然延伸了不少尺码，而且也越发拉扯了两头——历史与现实！为此，同人民大学的朋友常凯教授通了个电话聊天。他也认为：Q文的确有耐人寻味之处，令人不得不思索社会的文化，也涉及一个公民的问题。
的确，公民——这个字眼无人不熟。但对绝大多数国人而言，实际上则是陌生的。思想家李慎之生前也对我如是说：如果他有下辈子，就一定要当个“公民教员”从小学教起。李先生这话是2001年说的。为毛？当然是为许许多多感觉不争气的国人！那时候，关於要不要深化改革，体制内外都是有说法或叫争吵的。而如何建立完善一个现代国家，实现宪.政、民主的社会，其中公民身份的确立以及公民的社会自觉，也是非常的要害命题之一。
据我在台湾考察所了解，自国民党的蒋经国先生决定放弃威.权统治，让台湾实现社会.转型後，公民教育就有了崭新的内涵。作为中小学生们的必修课，它培育民主素养，接受多元文化，讲究独立思考，尊重个性发展，包容异己思想，并且鼓励艺术审美与科学精神。今日两岸虽有不同的摩擦冲突，但对於台湾社会本身的总体进步，却没多少人能公然说三道四，给出文明维度上的悖论置疑的。因为这个属於全体公民的社会，公权力是渺小的。
二
我以为，自己那篇Q文能突破13万众的阅读，不仅与眼前的灾难有关，同样与我们整体几代人的精神世界的底色有关，与做公.民还是做臣民的社会生存观念有关。对於公民，首先得有是一种意识，然後是自觉，再就是去做！某年，应宪法学家张千帆教授之邀，到北大做宪法与公民权利的演讲，我就这样对同学们说：我和在座的北大师生一样，都不是真正的现代公民。的确，曾经属於阿Q的困境并未完全排除。我们有宪法，却少有现成的明朗权利。
无独有偶。也就在今天，一位朋友、哲学学者赵寻先生告诉我，他也正在写一篇“阿Q革命”的长文，准备献给《阿Q正传》发表100周年。他说，“启蒙者不情愿，也要正视：阿Q只失败过一次。辛亥而後，阿Q成功的原因，更值得研究。”我便这样回答他：如此思考，定有价值。我们经常是被阿Q打败的！然而，他後面的回应则有点让我震动：“我认为对阿Q的同情，是完全不正义的——对自己的不公，对未庄世界的不公。”
——因为，离开了实际正义，才有这样的“不公”？若不同情阿Q，那就要重新评估一场旧革命了。甚至对鲁迅先生，也得进行文明进化思想的再梳理？这个任务显然是由赵先生们去承担了，的确也很重要。关於“国民性揭示”的文化价值与历史贡献问题，近年来已引起讨论。但本文并非学术探讨，还是回到读者看得见的现实问题吧：那些在历史中被认为是“最革命”的雇农或贫下中农、阿Q们，在进入大小城市并改变身份後，又对中国怎样了？
阿Q精神的传承与公民社会的难产，彼此之间休戚相关。我其实是在经历着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场：芸芸众生的新生代阿Q们，根本就不理会眼前“时代变迁”的多少可能。他们只看重如何将“土谷祠”改造成水泥房，或更高级点的大洋房；或在乎赵太爷允许自己同他可以顺便打招呼，甚至在某个衙门里也能随意进出。显然，有了这等已有的自由，就无法理会其他的更要紧的自由。但这又的确属於文明与愚昧的鸿沟距离，他们无法目测解决。
三
一场灾难，可以拖出很多焦虑，也可以激出很多思考。再没能力的民族，在如此这般惊天劫难中，也不可能不对权力的傲慢挫骨扬灰，对无辜丧失的生命痛定思痛。问题是，我们还是面临了一种让人惊诧的意外。似乎有种国家主义的东西在凸显，在遮挡着这个常识与伦理的正常反应。这原本是催生社会剐毒疗伤、正本清源能量的机遇，好像也没被抓住。再回头看看，细细品味，武汉社会舆论上的荒腔走板，如同一份当年袁氏手里的《顺天时报》。
此刻，我突然想起了湖北。当年在那洞庭湖对岸的湖南，当年26岁的毛润之先生，是何等地意气风发，为《湘江评论》撰写胸怀天下的发刊词：“住在这江上和他邻近的民族，浑浑噩噩，世界上事情，很少懂得。他们没有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营散处，只知有最狭的一己，”那时候，他似乎明白阿Q们的生存的涣散无力，也已知了自己要做公民的责任？反正，这个始终敢於造旧世界反的英雄，最终还是改变了一个时代，虽然留下了不少遗憾。
而疫区刚处混乱时，也有调侃的。就说任凭湖北的官员这样闹下去，“九头鸟”就会闹出另类的“武昌起义”！这当然是一句苦涩的玩笑。人类的理性已发现，所谓“暴力革命”多为愚蠢而又徒劳。那种走向任意掠夺与必然伤害，很难将一个明白的社会，清晰地交到一群糊涂人的手里。而眼下，尽管时代没完全改变，但整个中国的身段，已置於全球理性的影响之下，无论往哪个方向偏移，都可能产生无形地掣肘，而现代文明的阳光也总还在那照着。
只不过，武.汉城瘟.疫刚爆发时，可见那湖北官场上的乱，决不亚於满汉权斗那阵的大清，据说“风气坏得是不要不要”的。否则，中央就无需一拨一拨地派大员下去检视与督查了。灾难来临，官员们装聋作哑、傻等上意，不会当机立断、及时灭火。或乾脆欺上瞒下，张灯结彩，吃喝玩乐，制造一片太平景象！这是一个什麽的官场与社会生活呢？似乎在这个时空间，已没有文明人的思维，没有文明人的愤怒，没有文明人的发难，也没有文明人的存在！
四
武.汉的官场完全倒退到一个旧衙门时代。而武汉城同样像一个混乱无序的、等待革命的未庄。官方的媒体无所作为，甚至助纣为虐，可谓官家谣言满天飞。连“赵太爷”、“钱太爷”与“假洋鬼子”、“赵秀才”这些达官贵人都被蒙在鼓里。毕竟，他们不处在权力中心，自然是可以随时被甩掉的包袱。此外，就更遑论“吴妈”和“小尼姑”以及“小D”“王胡”和阿.Q们了。这些底层人，基本属於过一天算一天的民众。遇事也几乎是 天由命。
当然，被发现的，还有同“假洋鬼子”一样狐假虎威、心理投机的“新闻工作者”。一位在纽约的学者朋友张杰先生，看到一些怒怼记者廖君的文章，不由感到欣慰：“她有什麽错？教科书就是这麽教的，她是一个好学生。但问题是你生活在社会中，为什麽不食人间烟火？为什麽没有思考能力？廖君就像一个军人在执行开枪的命令，她不知道什麽是平庸之恶，也不知道善与恶。”因为她并非公民，或没去积极争取当一个可以合格一点的公民。
那麽，公民在哪里呢？缺乏基本公民社会培育的武汉及武汉人，能让一桩卫生事件延烧成一场社会的灾难大火，这也是有它自洽的内在逻辑。就以武汉为例，关於公民的问题，也可以看出个一二三来。如果湖北省市的官员们，有一个属於合格的现代公民，就不会身在武.汉而视而不见灾难将致的苗头，不将已发生的传染病，按现成的国家防疫法以法律赋予的权责立即执行。结果是放纵了瘟疫，蔓延全城，戕害了其他以外的千万人的无辜生命！
公民绝非一个抽象的社会概念，并备鲜明的现代性格。公民者，心中有宪法，眼里有法治，手上有法理。识别一个社会最起码的公理与道义，都有一种对自己与对他人的尊严维护意识。在武汉社会的灾难事件中，我们所能间接体验到的，是一种整体公民精神无声无臭的状态。感觉这个世界的人除了不留辫子、不穿黄袍马褂和小衣长裙，其他的似乎全没大变化，从前的精气神怎样，今天也差不多依然将就。所以，新冠状病毒便能自如地趁虚而入，没有及时的招架应对之功。
五
那个在微信群中私下交流的李文亮们，其身份当然不属於现代公民。但是，他们却有了最基本的公民觉悟，即作为治病救人的医生，对危害社会生灵的第一警觉！或者说，一桩突发事件，让他们提前地拐入一条通往公民的正道上。他们的被动的“吹哨”，而其推动文明的价值已远远地超过了一群医者的身份贡献。而那个按照命令，将医生们进行所谓“训诫”的员警，是工具更不是公民。这类底层没头没脑的糊涂公务员，连阿Q都未必瞧得起。
趴在武汉家里，每天记录并发表灾难日记的作家方方，当然算是一个自觉的公民。良知与正义，这原本就是一个作家必须具备的起码条件。她像真实过硬的文人鲁迅一样，直面“惨澹的人生”与“淋漓的鲜血”。尽管客观上，言论的不能完全自由，使其公民的社会真实身份被无奈打出个折扣！显然，有了这麽个作家方方，其他作家们是否全都自然变身为“公民”了？不，如果作家，面对汹涌的灾情与泛滥的问题却始终保持着缄默，他们根本就不配！
然而方方日记中，一个真实的艾芬，一个坦诚自己是“发哨人”的医生，她的自觉行为，比起“吹哨人”，甚至比起方方，无疑都更符合一个“现代公民”的定义！一颗勇敢的心，需要来自对正义的追求驱动。对於真实的公民而言，首先是个宪法身份，然後才是社会或其他的不同定位。但你若有一天，在一个完整意义上，获得了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却对不公与不幸熟视无睹，那麽，如此缺乏公众意识便是残疾的国民，结局也可能是自害或互害的。
阿Q多了，就会让这个社会不正常；而非公民的人多了，结局亦然。我们生存中的许多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介於阿Q与公民间的、精神不确定的角色。所以，经常会出现让人啼笑皆非的社会关系，还有忍俊不禁的生活笑料。不是把自己太当回事，就是太不把别人当回事。有权人的耍威、有钱人的炫富，知识人的摆谱、无知者的无畏等等，都是一道道横在面前排遣不去的“风景线”。这使得极少数特别清醒的人，不得不更加孤独。
客观上，非公民的现象在知识界还是很普遍的。如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所揭示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比比皆是！在中国各领域，他们以不同的姿态呈现出来。不少学有专长的人们，从来都善於可以拿着某类专业或学术炫耀，却不知专业往往也是器物之类，若无良心与正义感的滋养，腐朽之事便自然而然。可他们还是迷恋自己的“象牙塔”，或是既有的学术权威，蔑视外面的积极存在，哪怕那些存在还能社会人间有所长进。他们的局限保守其实是种危害。
六
我想，如果没有类似“反右”“文革”这样的一块块跳板，携带阿Q精神或假洋鬼子病毒的人们，就不会太顺利地进入现在的时代里，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不会让我们继续付出那些古老而原始的代价，来做一个极其勉强的“现代人”。假使杜甫复活，他是否还会鸡蛋里挑骨头，批判现实的种种瑕疵？或再假若陶渊明在世，他还能找见自己的那片可以怡然自得的“南山”吗？不知道。虽然每一颗伟大的灵魂，似乎都只在生命完结後闪现。
有个案例非常典型。人们总会记得那个自称“公民记者”的陈秋实，在武汉，面对瘟疫的威胁，那份真诚，那份忘我，那份坚定，实在感人！我觉得他是真正理解“公民”内涵的，从法律到人文，从表达到行动，并努力拼死也要去尽一个公民的义务。不过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麽个属於公民的自然反应与正常举动，居然会惹得地方不高兴，据说好像还被“强行隔离”？不就是去疫区像所有记者一样做现场记录吗？怎麽就变得那麽无法无天了呢？
今人难别黄鹤楼，梅花未开雪九州；黄鹤一鸣城中逝，千伤染冠川成愁。漠视公民的生态，淡化公民社会的价值，活着的意义也会越来越削弱。以往被启蒙或自觉的生命，若不那麽有韧性，也会在噪音不断的干扰中、在是非含混的价值观冲击下，不是烦躁不安便是神经坍塌。或许，作为一个准公民的作者，此刻，我可以弱弱地代替鲁迅先生，对那些我熟悉与不熟悉的伟大的公民，那些“真的勇士”们，表达一种敬意——“为民请命的人”！
2020.3.15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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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