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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非典是中共的生化武器外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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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民主
2003年非典病患越来越多的时候，卫生部3月9日开会，强调任何人不得对媒体报告疫情。3月23日，世卫专家到达北京；而北京官员们却把“非典”患者转移在急救车上溜走，在街道上与世卫专家不相见。4月3日，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卫生部长张文康举行记者会，声称萨斯已经受到有效控制，北京只有12例萨斯患者。4月4日，蒋彦永直斥张文康公开说谎；因为仅309一家医院，当时就收治60例SARS病人。4月11日胡锦涛离开首都奔赴防治萨斯前线广东。4月17日中共常委会决定：隔离病人，撤销张文康和孟学农的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长职务。
中共是1972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签字国，美国一直怀疑中共秘密研究生物武器。2003年4月台湾的TAIWAN NEWS周刊认为：非典是中共的生化武器外泄，理由是：
第一，北京遮遮掩掩不敢承认有这种病毒存在。2003年2月18日央视报道，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非典型肺炎”（萨斯）的病原确定为衣原体。4月10日中国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说：“这两个东西”（衣原体和冠状病毒）相互起作用引起疾病。
2003年5月1日的世界权威杂志《科学》正式公布了萨斯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证实它是一种历史上未曾见过的全新的冠状病毒。它是由美国、荷兰和德国科学家共同完成。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汪健说：“萨斯病毒测序分析只不过是我们以前工作的百万分之一，就像咬过石子的牙齿再咬豆腐，小菜一碟。”既然如此，中国科学家为什么不做呢？因为中国政府阴谋搞生化武器，做贼心虚，就像司马懿装病装傻骗曹爽一样，以自己的“无为”来蒙骗世人的防备之心。
二是广东有解放军生物武器的研发单位。
三是病毒出现期间正是伊拉克战争爆发的前夕，中共是否在协助伊拉克研发这种生物武器，以致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对美国敢于那样的有恃无恐？ 2003年4月20日，香港大学微生物系教授袁国勇表示：组成SARS的冠状病毒容易变异，所以很有潜力发展成为生物武器，是继天花病毒、炭疽菌外，第三种可能的生物武器。同一天，胡锦涛在北京考察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谈防治非典的问题，可见它和生化战有关。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生物国防学院中心主任的阿利别克，是苏联的中亚的卡萨克人，曾为苏联军方发展炭疽武器的细菌战专家，是苏联细菌战计划下一级机密部门的副主任。1992年逃到美国后，他写了《生物危机》（Biohazard ）的着作，书中讲述苏联发展细菌武器的经过。
苏联细菌战研究计划在1980年代后期的全盛时代，拥有近百所实验室和工厂，工作人员达6万。以痈菌专家为例吧，根据美苏双方协议，他1991年首次来美视察访问时，发现美国只有两名专家，而苏联的专家则多达2千人。阿氏说，即使走改革开放路线的苏联最后领袖戈尔巴乔夫都全力支持细菌战研究计划，1985年戈氏签署了一项五年计划，拨款逾十亿美元，以赶上美国在细菌战的研究发展，尽管美国宣称在1969年即已放弃攻击性细菌武器的研究与发展。1988年，苏联最高官员却在那时下令俄国的SS－18洲际飞弹装载致命的痈菌等病毒，此等飞弹可打到纽约、芝加哥、洛杉矶、西雅图等美国大都市。1980年代苏联曾以细菌战对付阿富汗境内的游击队。
书中提到：苏联的间谍卫星发现：中国西北部核试区附近，建有大型的发酵厂及实验室，情报显示邻近地区在1980年代末曾先后爆发两次前所未见的出血热（hemorrhagic fever）疫情，感染者均因大量出血而死亡，以前该地区不曾有过这种病症。当时的苏联军方认为，这两次疫情况都是中国的病毒武器实验室意外泄露所致。这些流行瘟疫包括造成大量出血的马尔热及可怕的艾波拉病毒，这两种病毒均源于非洲。
有人认为：中共不可能在广东搞生化试验，因为广东人口密集，要试验会放在新疆等人烟稀少的地方。苏联的情报已经证实中共在西北搞过生化武器。但各省为了吸引国家投资，硬上生化项目完全可能。广东湖北搞病毒研发，就是为了国家更多的投资。而03年中共不愿意向世卫组织提供军人感染非典的情况，使事件更添上一份神秘性。中共开始拒绝世卫组织派员到广东调查；后来在北京又拒绝他们视察军方医院，到答应时又转移病人；后来又不肯提供人员感染所在地、时间和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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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中国称为“非典”的“沙士”发源于珠江三角洲，是全球的共识，可中共却把“非典”的发源地赖到美国头上。2003年5月6日，香港的中共喉舌《文汇报》说：沙士最早疑在美爆发的消息。第二天，香港的一些报纸转载了这消息。其实《文汇报》的这则消息并非新闻，只是根据政治需要而编造的。共党坏事做绝，总是推责，嫁祸他人，马恩列斯毛，莫不如此，永远不可能吸取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