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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苏嘉宏教授访问藏人行政中央新任司政边巴才让先生
苏嘉宏教授访问藏人行政中央新任司政边巴才让先生
（附录：司政参选人格桑多杰的书面回覆）
苏嘉宏 教授/博士
台北时间：2021年04月17日，下午一点至三点。
地点：台北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与印度达兰萨拉边巴才让准司政自宅以「Google Meet」连线。
图说：右为新当选之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才让先生，中为藏中翻译达瓦才仁先生，左为本文作者苏嘉宏教授。
目 录
目 录2
一、前言3
二、流亡藏人社会内在结构变迁的影响3
三、印度与海外的得票结构分布所代表的意义5
四、「佛系」的选举方式？6
五、平等公正、齐心协力、向前迈步8
六、美国两党参众两院都很支持西藏9
七、中间道路不是一种名义上的而没有实质意义的政策10
八、谁能够提出一个比中间道路更好的选择？13
九、边巴才让司政事实上出於1966年13
附录：司政参选人格桑多杰的书面回覆15
一、前言
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流亡政府）日前举行司政与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换届选举的预选和正式选举，正式结果将会在5月14日由藏人行政中央选举事务署公布，藏人行政中央第十六届内阁噶厦司政、第十七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正式选举，本届司政候选人分别为前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以及前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毋噶仓•格桑多杰（常见简称为格多），非正式的多种来源计票结果显示，边巴次仁获得32890票、格桑多杰则获得27444票，根据票数边巴才让确定当选下一任司政。以本届八万人登记注册为合格选民（此次大选的预选共有82969名选民登记，而在正式选举共有83076名选民注册），七成投票率来算，这个五千多票的差距在「票已开完」的情况下，应该已经没有被翻转的空间了
这次选举过程双方几乎没有特别的议题，也没有交集，只是各自表述自己的政见。边巴才让准司政是一个不羁小节的人，在访问开始前当着镜头脱衣服，然後再换上传统的藏式服装。他是一个愿意尊重别人的人，所以他能够当上议长和司政选举中败过而後再胜出。准此，这位新的司政似乎是一个可以对话的人。如果没有意外，他应该在将来还会连任，也就是从现在起10年的时间他会在转世认证这个问题上，在执行、後勤层面上有不能替代的角色。这10年当中，高寿的尊者 达赖喇嘛将会从85岁变成95岁，新任司政若有某种程度的重要关键地位，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二、流亡藏人社会内在结构变迁的影响
苏嘉宏教授：谢谢边巴才让司政，我非常高兴现在能够改尊称您为司政，因为选举的结果基本明朗，恭喜您！有一种观察：将来印度派和海外派的流亡藏人将会代表两种势力、资源，在这个司政选举的平台上将持续政治互动，并决定流亡藏人走向。不过，「用脚投票（锁链式移民）」的结果，海外派在未来的几次选举的力道，如果移民的藏人没被西方社会「消融」，应该会越来越大。请教您的看法？
边巴才让：「消融」指的是什麽？指的仅仅是变成外国公民？
苏嘉宏教授：就是被「同化」掉。不论语言、价值观和文化等都向所在的国家之文明看齐，就像一些人会在西方世界中自称是亚裔或藏裔的美国人、加拿大人或欧洲国家人民等。
边巴才让：是的，我们藏人的流亡社会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尤其是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开始，最初是一千余人移民美国，由此启动了对外的移民，至今已经有很多人移民海外，有一种说法认为已经有五万五千人移民到了海外，一般认为流亡社会的人口大约十三万左右，去除前述的五万五千人，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的流亡藏人就大约还有六万多人左右。
不论数据如何，这种现象和这种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不论政府、任何团体或权威都不可能对决定移民国外的藏人说：「不允许这样做」，「你不要移民国外」等，不可能！因此，只能面对并接受这个趋势，同时也考虑该怎麽办？如你所说，我认为第一代移民的藏人应该没有什麽大的问题，不论是在西藏接受教育後来到印度，再去国外的藏人，或者是在流亡社会中出生、长大、接受教育的藏人，他们这一代人即使移民国外也没有大问题，不论宗教、语言或文化，他们都能够存续下来。
问题最大的是在国外出生的那些人，藏人移民到国外後，自然会加入所在国的国籍，不加入国籍则很难长期存续；然而一旦变成所在地的国家的公民後，出生的孩子就会进入当地的学校，这些在国外出生的藏人，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环境或机会，他们可能就没有办法接受到西藏的宗教、文化和语言，其民族认同也会被削弱，这是一个可以预见会遇到的问题。
对於这些问题，之前除了流亡政府的官员或是宗教领袖等，当然主要还是尊者 达赖喇嘛，所有这些领导人都会一再地强调并教导他们要延续和维护自己的宗教、文化和语言等。除了讲，流亡藏人在海外大部分的地方都建有自己的「藏人协会」等各种团体，这些藏人团体也会举办各种传授西藏语言、文字或传统知识的学习班等，有些是周末班，但还是不够，因为藏人在各国并没有像在印度那样具有集中性的定居点，而是散居在各个城市的各个角落，因此即使办一些藏文学习的机构，也难於辐射到所有的藏人。比如说，有一些人可能需要坐车两、三个小时送孩子来上藏文课，然後又坐两、三个小时的车回家，这样当然很辛苦。当然，现在是一个电子网络化的时代，很多的资讯并不需要任何人际之间的实体接触才能传播，而西藏有无数的故事，不论是宗教、历史或其他的故事，各种题材的故事可以说是取之不竭的，只要把这些故事编成能吸引人的形式，吸引年轻人来看，从而影响他们，也是一种办法。
因此，藏人行政中央必须要尽可能地去影响那些（海外的）年轻人，跟他们接触，吸引他们学习西藏的宗教文化；如果我真的当选（访谈时选举正式结果还未经官方公布），我将会致力於强化跟年轻人相关的各种活动的参与，并引导他们积极地参与或从事各种介绍西藏的自由运动。
我计画强化有年轻人参与的介绍西藏的活动，从小培养他们的责任感，以及让西藏的传统、宗教文化和民族的影响从小就存在。其实，在美国、加拿大很多、很多的城镇一些藏人居住的区域，已经有举办一些这种学习藏语文或介绍西藏宗教文化的活动；我设定想最好车程在一个小时以内，可以找到这样的西藏文化中心，中心要有寺院和西藏文化、语言、文字的教育等，现在的流亡藏人多少还是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当然，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很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所以，这是一个挑战，当然也可以是一个机会，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是毫无疑问的
三、印度与海外的得票结构分布所代表的意义
苏嘉宏教授：这一次选举结果已经越来越明确了，关於两位候选人目前得票数的多寡、在印度与海外的分布情况等等，对此，是不是可以听听您自己的见解？
边巴才让：现在的选举的统计结果并不是官方认证的，官方的宣布要等到下个月。目前看得到的是各地方的人或媒体各自根据各地选举部门公布的结果所自行做出来的统计的结果，所以并不是正式的。但是，从最近非正式的结果来看，似乎是比较明显的，应该是已经当选了；这个结果中，如果说地域性的不同，印度或南亚有45到46个地方，分散分布在不同的地方，是各有不同（指两位候选人之间的得票高低输赢），但这种不同很难归类。
同样的，十三万左右的西藏人也分布在世界不同的国家当中，相隔非常遥远，但内部相互之间的连结却又是很密切的，虽然住在不同的国家，但彼此不论是通过亲戚、姻亲、同乡关系、朋友关系、熟人或同一个上师的弟子、学校的同学等等的连结，彼此之间即使相隔很多国家也维系着很密切的联系，而且彼此之间的关系在选举中会相互影响，从而影响投票的结果，这是很明显的，相互之间通过说服或要求等各种方式在影响着投票的意愿和结果。
因此，投票的结果不是根据地域方位的，也不论距离远近的，互相间的影响其实是没有距离的，因此很难笼统地说印度南方如何？北方如何？国外如何等，这个其实很难评估。
现在粗略地看来，在印度等南亚地区，一般民众当中，支援我的人似乎多一点，僧侣中支持我的比率比较少，至於要在这中间做出其他的一些分析，还是很困难的，其实也说不准，目前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边巴才让：比如说格多先生住在美国，後来到瑞士等，我住在印度，那麽是否在印度的选民大部分会投我？在国外西方社会的选民应该多投票支持格多？如果使用地区或用西方和南亚印度这样的二分法，结果应该是如此，但实际并不是这样，两个人在各地都有相应的支持者，不论是在西方的藏人或在印度的藏人，不论基於什麽理由，总之可以看出并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两者的社会或很多东西可能不一样，但因为藏人社会内部的连结很密切，很小的社会却分散在世界各地，彼此就是靠那些连结在维持，这种不分距离和国籍的连结才是影响选举结果的重要因素，而不是所居住地的影响。
在国外出生长大的，如果不懂藏文，加上受外界的影响等，可能跟在印度等南亚地方出生成长的藏人在价值观或一些文化上面可能会产生一些不一样（信号中断）。
边巴才让：很抱歉，今天这里（达兰萨拉）好像一直在停电。所以说，未来在境外（指南亚以外的国家）出生长大的西藏人，以及在印度出生长大的流亡藏人，还有在西藏境内出生长大的西藏人，因为出生成长的环境不一样，因而产生不同的观点或想法是极有可能的。一如西藏境内出生和在印度出生的也有一些不同，但这是无可逆转的，因此也要面对，而不能放任这种情势影响到西藏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因此，需要通过不断的接触、交流，相互认识，相互影响来缩短彼此的关系，消除彼此的隔阂，加深彼此的认同，强化民族意识，这个一定要做。
四、「佛系」的选举方式？
苏嘉宏教授：我想在这里给司政讲一件过去发生的故事，之前我去达兰萨拉观察选举时，拍了很多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司政抽烟的照片，我回来後没多看、也不以为意地把照片上传到我自己的脸书上，结果竟然有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说边巴才让是一个「烟鬼」等等，其他还有很多难听的留言，我感到很惊讶，後来我就把我脸书上的这个争议内容删除掉了。我觉得上一次的选举，是冲突性很高的一次选举，而这次的选举，好像两位候选人似乎都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发言非常的谨慎，候选人的自我克制也似乎带动流亡社区的缓和，对立冲突也跟着平静很多，那麽您自己在这次选举里面采取的做法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说明？
边巴才让：尊者 达赖喇嘛赋予我们民主已经很久了，近六十年了，但是我们的人民当中，真正关心民主价值、民主素养等方面的还是很少，很不够，大家似乎是把一切都托付给尊者，认为 达赖喇嘛会处理一切，会做决定，因而较少考虑我们作为难民或流亡者所肩负的责任或个人的角色与责任，并容易受谣言或网络流言的影响。
对於选举，很多时候并不是去看候选人的主见、对西藏境内外现状的认知和做法等，以及展现领导能力等其他成为领导人必需的那些因素，而是根据个人的地区倾向、好恶、或者是根据周边人的评价盲从，主要看候选人的籍贯是哪里，或其他方面的亲疏远近，从而决定投票意愿等等，或是用一些细微末节的小事来评判候选人，而不去管这个人是否真的关心西藏？是不是有能力领导西藏的自由事业？是否值得把权力交给这个人？等等类似这样一些在正常民主国家的选民最基本的素养还是比较欠缺，所以，在社交媒体上表现的很不理性，那也是需要时间慢慢地走向成熟。
至於我个人在这次的选举中，我就曾设想着西藏人能否把这个选举变成一个对世人来说具有典型范例的一次选举，同时也因为疫情的关系，我想不要去各定居点做竞选，因为可能会伤害或者说影响到防疫，虽然候选人到各地去跟选民直接见面造势，真的会影响他们的投票意愿，对候选人的选举是有利的。但是，我考量到很多人聚集在一起，一定会影响到防疫，可能会造成很多人感染，基於对生命的尊重，所以我就决定不去做造势集会的活动，因为大家很可能不会完全遵守防疫的距离和戴口罩等。对此，我其实也面临很大的压力，很多人认为这样做是很不智的行为，但我还是坚持了自己最初的看法。
此外，我从一开始就拒绝参加一些媒体等举办的所谓辩论会，那种受主持人控制的辩论会，每个人总是被要求在限定的两分钟内发表讲话，然後就消音，两分钟能表达什麽？完全不能表达自己的观点、立场和主张，因此常常会将这极短的时间用来攻击对方，而不是彰显自己。因此，当参加辩论的一方提出一些过分的主张或者是对另一方提出一些指责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利用这很有限的时间在现场对此予以反驳，因为你不反驳就等於默认，但是反驳就会变成比烂，将争议和攻击变成选举的主轴，整个辩论会就变得像是被告在法庭上的辩驳一样，相互指责，自我辩白一番，真正的焦点消失了，或者说就没有焦点了，辩论反而变得分裂社会的场所，毫无意义。
所以，我从一开始就说我不参加类似这样媒体或一些团体举办的每个人只有一两分钟时间的辩论会；同时，在社交媒体上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各种各样的指责，我对此也始终保持着置之不理的态度，其实我个人并不去看社交媒体，虽然有一些人会将相关的内容传给我，或者希望我做出回应等，但我对网络上来源不明的任何指责或支持的言论，不管好或不好的评论和言论都不做回应。
因为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做出回应，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不一定真的能够缓解人们的疑虑，反而可能会招引更多的疑问或者说无数的质疑，这些质疑真假难辨，也很难说清，而且一定都是将焦点放在一些生活琐碎事情上，让你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而且这样的质疑可能有无数个，你选择性回应，其实就可能回避了真正的问题，却在一些无关紧要、甚至根本就跟施政的政治责任无关的问题上纠缠不清，从而忽略了人们应该真正关心的问题，所以说对这些问题，我也采取不闻不闻的态度，都没有做回应，而且也没有拜托或要求其他任何人做出回应，外界一些相互的攻击完全是当事人自己的行为。
同样，我也没有拜托任何有声望地位的人支持我，而是继续利用网络开讲来介绍我自己的主张和立场，不论是预选或正式选举，我都是这样。此外，我从出来参选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明确表明不论是接受采访或其他任何的场合，我都不愿意对我的竞争对手做出评论，对事不对人，不会对竞争对手做任何好坏的评论，我认为这样的选举方式符合人民的期待，我始终如一，没有放弃上述的这些立场，而且也没有委托或拜托或希望其他的人做出这样的动作，现在，我对这次选举中的作为深感自豪或骄傲。
苏嘉宏教授：如果是在台湾，这样就可以说是「佛系选举」了！
边巴才让：如果这个可以称作「佛教的选举方式」也可以，因为我作为佛教徒，我的行为也许就可以说是佛教所影响的。
五、平等公正、齐心协力、向前迈步
苏嘉宏教授：我也想听听您对於您的选举对手的评价？就任以後可能会与对手进行某种形式的和解和合作吗？这之前您曾向藏人行政中央最高法院提告司政，您可否说明一下？
边巴才让：有关诉讼问题，我从一开始就有一个立场，今年（2021年）1月4日我在加拿大就曾经对媒体说过，这是我对於诉讼的最後的一次讲话，除非迫不得已，否则我不想对诉讼做任何的叙述或评论，也因此我在此不想做更多的评论。
我从法庭走出来的那一天，虽然我胜选了，但我未曾感到有丝毫的欢喜或满足，因为我告的对像是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流亡政府输了，我没有任何想要贬低或羞辱西藏流亡政府的意愿，完全没有这样的目的，我是为了维护民主制度和法制而提出诉讼。所以，胜诉对我而言，并没有因此感到任何的满足或高兴，当然这样的「第20号诉讼」在流亡社会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大家讨论得非常多，所以也一定会对这次的选举造成影响；事实上，如果没有那这个胜诉，我不可能赢得选举，或者说甚至连参选资格都成问题。
至於执政以後，对竞选的候选人，我在竞选广告中提出的第一条主张就是「平等公正」，我认为每个西藏人在这个社会里有各自的职责和责任，选举结束後，如果人民把政治权力托付给了一个人，那麽这个人就要负起全部的责任。另外一个落选的人，他作为一个西藏人，他会根据自己的安排，要担负起属於自己的责任，并在西藏社会的某个领域承担责任并继续发挥其应有的能力，而并不是说一定要挤在一个办公室里共事。
我的竞选主轴的第二条内容是「齐心协力」，就是在包括「藏中和谈」等所有各部门制定的政策和大小事务上，每一个西藏人，不分境内境外僧俗贵贱贫富，都有责任，都要齐心协力地做努力。对政府或决策部门做出的任何决策，大家都要齐心协力都设法达成。大家各尽其责，各自努力！
我的竞选主轴的第三点是「向前迈步」，意思就是我们没有时间去回顾或评监过去的言行和得失，要思考的是如何改善和发展未来的方向，在这些方面，包括格多先生（另一位候选人）在内的任何一个西藏人如果有能力、有意愿为此尽力，则作为领导人，就要想办法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服务机会、资源和施展的平台。这是我们一定要去做的！就是我在最初的选举中所提出的三项内容，其中都有清楚的说明。
六、美国两党参众两院都很支持西藏
苏嘉宏教授：美国民主党在过去历任政府长期一致支持流亡藏人，未来新任的司政应该可以在中美关系现实框架下有哪些做法？来自美国的支持力量，除了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女士之外，现在连白宫都是民主党的拜登主政，这对流亡藏人是不是更加有利？
边巴才让：在美国，支持西藏的政界不仅仅是民主党，共和党的支持力道也很强，当然民主党的领袖南茜‧佩洛西是很有名的，因此可能凸显了民主党支持西藏的这样一个印象，其实美国两党参众两院都很支持西藏。
有关中美关系，当然，我们的目的是解决西藏问题，因此主要还要看我们西藏的利益是什麽？西藏的利益就是与中国和谈来解决西藏问题，就是寻求西藏民族的生存。从目前的情势来看，想要解决西藏的问题，必须要跟中国政府做接触；在这些方面，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地对西藏人的诉求没有做出实质的反应，也没有表现出善意的回应，或者说正确的回应，没有表现出解决西藏问题的意愿、胸怀或勇气，只是在西藏压迫西藏人民，在国际上反反覆覆地指责流亡藏人勾结国际势力、国际社会干预西藏、影响西藏稳定等等，这样一种似是而非的指责，或者说仅仅发表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明显不是事实的言论，当然对於解决西藏问题是於事无补的。
对我们流亡藏人而言，我们作为代言人，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要找到一个出路，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要有所行动，而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地向国际社会发出拯救西藏的呼吁，向世人介绍西藏的真实现状，以及西藏所面临的问题等，就是如此，如果中国没有解决西藏问题的意愿，没有表现出解决问题的诚意，我们就一定不会放弃，就一定会持之以恒的推动我们的事业。
目前拜登当选後的美中关系处於一个变化非常巨大的时刻，彼此之间在过去几年的变化之大，以及目前看来这种变化仍在进行中，甚至变化的速度和深度更快更大，几乎是瞬息万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当然就很难说事态会怎麽发展，以及我们要在其中如何做等。
就像台湾，做为影响中美关系的一种重要因素，台湾其实也很难判断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会到什麽样的程度，以及台湾在这种变化中的因应之道等，我相信台湾方面其实也很难说，可能也是看情势的发展而随机应变，从我们的角度而言也是如此，我们很难确定说未来会这样或那样，我们只能说根据国际情势的发展而想办法把握机会，想办法在瞬息万变的时代或国际情势中把握机会，抓住那些很可能稍纵即逝的机会，这个是我们的对策，把握机会对我们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在此过程中，我们会继续强化与国际社会的连结，更积极地寻求国际力量的参与和支持，将其作为最基本的策略。一般而言，世界上有很多以支持民主自由，以正义、抑强扶弱为宗旨的力量或精神，这些就是支持西藏、同情西藏的力量之源泉，这些力量不会消失，我们也会与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一直到西藏问题真的获得最终的解决，否则我们不会停止，我们会不断地向国际社会寻求关注、同情和支持，这也是我们唯一能做的。
七、中间道路不是一种名义上的而没有实质意义的政策
苏嘉宏教授：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似乎只剩下名义上的功能？实际上美国一连串的西藏法案和流亡藏人民间社会的主张西藏独立的声量和实力都在增强？在流亡藏人中，「中间道路」和「西藏独立」两条路线的前景，您的评估？
边巴才让：西藏的民主制度是达赖喇嘛所赋予的，所以西藏会向什麽方向发展，是根据人民的意愿来决定的。不论是独立或中间道路，都是由人民直接做出决定。当然希望人民清楚了解他们所做出的决定之前因後果，预想到这些决定对西藏未来的影响，我们为什麽要这样？知道这些的前提下做出的决定，就是我们最终的决定，这是达赖喇嘛赋予西藏人民民主权利的必然结果。
就目前而言，在西藏流亡社会，不论是达赖喇嘛尊者或民意代表等都一致地认为中间道路的是最好的，是现行的政策，任何人都难於提出一个比中间道路更好的选择，因此获得了议会政府和人民的支持。至於美国等的支持，不论是什麽名义的，虽然会有各种解说，但我们觉得在现实政治下，没有国际社会的关心、参与和支持，仅仅靠西藏人的力量是不可能达成任何目标的。
至於说流亡社会中有关独立的声音增高，这个可能是外界的观感，我们其实很清楚有哪些人或团体，他们在说什麽，以及这种声音在社会上有多大的影响力，会造成什麽样的社会效果等等，我们很清楚，这是一个民主制度下必然会有的声音，是一种反对的声音，任何社会都会有反对的声音，这种声音的存在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这些主张民主独立的人把矛头指向中国，要对着中国表明我们要独立，并且向中国去争取，那就是很好的。而不是在西藏人内部相互争吵，中间道路也一样，要面对中国讲明我们的主张，因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都是中共造成的，所以不论你支持中间道路或者是支持独立，你要面向中国，向中国去索取你所主张的权力或者是结果，如果这样做，那根本就不是问题，就不会是流亡社会中相互真吵的一个争议性问题。
如果你觉得在西藏流亡社会有关独立的声音越来越强，为什麽会这样？那也只能是因为中国政府拒绝接受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如果不能接受中间道路，则独立的声音当然会增强。西藏民族面临的是存续与否的生死关头，当然会有反应。
西藏境内面临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为了拯救民族，为了让西藏三区的统一，不论过去的历史进程是怎样，所有西藏民族祸福与共及共进退是西藏人民的共同意愿，要能够达成这样的愿望，任何的选择或方式都是可以讨论或接受的，问题是，就目前而言，中间道路似乎是最容易或最接近达成这种意愿的解决方式，也是藏人行政中央的既定政策，我如果当选也将会竭尽全力地推动和维护中间道路。
当然，如果真的大部分人民都觉得独立是我们未来的选择，我个人觉得没什麽问题，其中关键的不是独立或中间道路政策，而是哪些政策符合西藏的利益？如果大家已经想清楚为什麽要选择独立，选择独立对所有西藏人的要求或责任、西藏可能会面临什麽样的後果，我们怎样去承受并克服这些後果等，如果这些都想清楚了而且愿意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和後果，那就绝对没有问题，大家就可以一心走到底。
至於我们所主张的中间道路，尊者 达赖喇嘛从1987年提出五点和平计画，到後来向中国政府提交的有关解决西藏问题的备忘录等，自始至终我们的立场都有非常清楚的表述。如果中国政府不对这些做出一些回应，其实我们还能做的也很有限，我们能表态或表达的空间也是有限的，我们要说的和我们要做的都说了都做了，现在是要看中国政府对此有什麽反应，不管是指责、反对、不同意，或者说是接受部分等等，不管如何，你都应该要提出一些理由，比如哪些内容你不能接受？为什麽？哪些内容你很反对，为什麽？或者那些部分可以接受，在此基础上有哪些发展空间等等，这样才能有进一步向前推进的空间。
如果你不能提出任何反对或不同意的理由，只是一昧地在那里指责、谴责，不做具体的说明，继续这种不负责任、毫无诚意的行为，其实就是放任事态的恶化，那还能怎样？所以，真正需要追问的是中国政府的态度，问他们对西藏人提出的建议也好意见也好的立场意见，不是只有谴责，而是说出理由。所以，应该要去问中国政府为何没有对西藏人的说法做出反应？为何不给中间道路进一步向前推进的空间？你们究竟想要什麽？或者希望西藏人怎样做？这些事情不应该是一再地追着西藏人问，而是要问中国政府，表达友善或表达立场等西藏人该做的其实都已经做了，是中国没有反应。我们现在就等中国政府作出回应，如果等不到中国政府的回应，我们也不会停止，会继续去做我们认为应该去做的事情。
至於认为中间道路变成一种名义上的而没有实质意义，我不这麽认为，这是我们仍在推行的政策。另外补充一点，在流亡社会，不论主张中间道路，或者是主张独立，都是在热爱西藏的基础上对於拯救西藏的方式所提出的不同主张或想法，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但对於不同的观点和立场，彼此之间需要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和理由等，需要清楚地表达或阐述自己的立场，不仅仅是主张而已，还要有论述，还要提出实现这些理念的方式和途径等等，然後就听从或寻求人民的支持，获得人民的支持就会成为政府的政策，大家就事论事就好，不要把个人的恩怨好恶等作为评判标准，不要用这些个人因素影响了对关乎西藏民族未来之原则问题的决定或选择，这样是很不好的。
西藏境内的处境非常的严峻，不论何种观点，彼此之间的共同点远远大於不同，所以我们还要强调和凸显我们都希望西藏自由等的共同点，要讲这个大的共同点，把共同点作为基础，而不是因为不喜欢对方就纠结於一些很细小的问题来迳行无原则的攻击，这点我们西藏人还有很多需要改善的空间。因为这些细小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或放任发展，不仅会在流亡社会中造成某种分化，或者甚至引发分裂，可能会成为分裂的根源，这是不应该的。
八、谁能够提出一个比中间道路更好的选择？
苏嘉宏教授：九二共识在中美双方战略清晰的转变下，已经没有模糊空间，可以说是未来很难再有过去的功能，中间道路是不是这样？
边巴才让：如果苏嘉宏先生或任何人，不论谁如果能够提出一个比中间道路更好的选择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去讨论，否则，不是不讨论其他的选择，而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解决西藏问题的最好途径就是中间道路，被认为是最好的方式，我们看不到有其他更好的途径和方法，如果其他人，包括苏嘉宏教授或者说国民党等任何人如果能够提出比中间道路更好的立场或者是看法，那麽我们可以讨论，可以去评估，以前桑东仁波切在议会这样讲过，尊者 达赖喇嘛也一定会考量。否则，不论是否有可能沦为一种说词，中间道路都是唯一的可能有效的立场途径，当没有其他的选择的时候，说这个立场有没有用，以及其他的说词等等是没有意义的。至少我们选择或坚持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对解决西藏问题最有效、最有可能成功的一个途径。
九、边巴才让司政事实上出於1966年
苏嘉宏教授：谢谢，感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边巴才让：不知道你对印度达然萨拉的特殊感情或想念的是那些（人或事）？但是，看你们两位（另一位是指翻译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前任董事长达瓦才仁先生）的头发如此稀疏，应该是需要考虑很多这样的事情，我头上的毛发比较茂密，大概是想得比你们少！（笑声）
苏嘉宏教授：可以请问您是那一年出生的？
边巴才让：我并不知道我的生日，我只知道我的生肖属马，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我肯定出生於某个星期六，因为我的名字中的「边巴」在藏语中就是星期六的意思，肯定是那天出生的。很久以前我的弟弟在填写我的一份资料的时候，把我的生日填为1963年，其後，我把所有的身分资料上的出生年份都填写1963年，因为资料里面的日期如果不一致会面临很多的问题，所以全部都填了1963年。但是，我的生肖是马，肯定不是1963年，根据生肖，我真正的生日应该是「1966年那一年的某一个星期六」。
苏嘉宏教授：这麽年轻就担任过议长和当选为司政！
边巴才让：未来打完针，人会到印度；疫情结束之後，就随时欢迎你来达兰萨拉！
附录：司政参选人格桑多杰的书面回覆
一、 有一种观察：将来印度派和海外派的流亡藏人将会代表两种势力、资源，在这个司政选举的平台上将持续政治互动，并决定流亡藏人走向。不过，「用脚投票（锁链式移民）」的结果，海外派在未来的几次选举的力道，如果移民的藏人没被西方社会消融，应该会越来越大。请教格多先生的看法？
1. There is an observation: In the future, the Tibetan exiles of the Indian faction and the overseas faction will represent two forces and resources. Political interaction will continue on this Sikyong election platform and determine the direction of all the Tibetan exiles. However, as a result of "voting by feet (Long-term international chain migration)," the strength of the overseas factions in the next few elections, if the immigrant Tibetans are not melted by Western society, it should be more and more powerful. What do you think of Mr. Kaydo（Mr. དབུ་དཀར་ཚང་སྐལ་བཟང་རྡོ་རྗེ།）?
格多先生（Mr. Kaydo）：
藏人流亡已有62年。目前，超过15万的流亡人口中有一半居住在南亚，另一半则居住在30多个国家（主要在北美、西欧和大洋洲）。随着时间的流逝，居住在南亚以外的流亡藏人的数量将进一步增加，而印度将继续成为中心，因为这是尊者 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CTA）的驻紮地。我设想的情况是，西藏以外的藏人将继续作为一个社区，但会变得更加强大。我能想到的结构是以印度的这一个强大的枢纽，其网络由遍布全球的紧密联系和协调的社区组成，每个社区都在支持枢纽并相互强化彼此。这种情况将使藏人行政中央（CTA）和西藏自由运动获得最佳的财务和人力资源，社区和运动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当然，要实现这种情况，藏人行政中央（CTA）需要有正确的领导才能。我们必须拥有一个能够适应变化的藏人行政中央（CTA），从以南亚为中心的组织转变为真正的跨国公司，并能够将自身转变为采用技术和数字化作为主要推动力的21世纪组织。我在最近的司政竞选中非常详细地谈到了这一点。
Tibetans have been in exile for 62 years. Currently half the exile population of over 150,000 reside in South Asia and the other half live in over 30 countries primarily in North America, Western Europe and Australasia. While over time the number of exile Tibetans residing outside South Asia will increase further, India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center as that is where both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and the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CTA) are based. I envision a situation where Tibetans outside Tibet will continue as one but an even more powerful community. The structure that I can imagine is a strong hub in India with a network of closely connected and coordinated communities across the globe each supporting the hub and reinforcing one another. Such a situation will allow the CTA and the Tibetan freedom movement to access the best financial and human resources and the community and the movement can become truly sustainable. Of course for such a scenario to be realized the CTA needs to have the right leadership. We must have a CTA that is able to embrace the change, pivot from being a South Asia centric organization to truly transnational and is able to transform itself into a 21st century organization adopting technology and digitization as one of the primary enablers. I touched on this in great detail during my recent campaign for the Sikyong elections.
二、 这一次选举结果越来越明朗了，关於两位候选人目前得票数的多寡、在印度与海外的分布情况等等，对此，是不是可以听听您自己的见解？
2. The results of this election are becoming clearer and clearer. Regarding the current number of votes of the two candidates, their distribution in India and overseas, etc., Hope to listen to your own opinions on this?
附录两张汉藏友好协会成员与巴边才让会面的照片。
来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