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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圣 - 明治维新、洋务运动和改革开放

2021年06月09日 12:43 PDF版 分享转发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中国近代史,难免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明治维新”能够成功,短短几十年便冲出亚洲,”脱亚入欧”成为世界列强之一;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却最终失败,从此国祚日衰,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一百多年来,这两场几乎同时兴起,却结局完全不同的改革,对中日两国命运的影响穿越时空,至今不绝。按理说,中日两国国情相似:同样古老的政治体制,同样落后的经济技术,同样闭关锁国,同样东亚文化。而且,中国一度还是日本的老师。为什么学生干成的事,老师干不成?

1949年后,中国史学界曾讨论过这个问题。一次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概因为饿死太多人,连毛主席都下了”罪己诏”,一时思想管制有所松动。上海的黄逸峰、姜铎等人,便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讨论这个问题。虽然限于历史条件,那时的讨论难脱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窠臼,把一切不是归因于封建主义,便是阶级斗争,读来令人昏睡。但在那个年代,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已属不易。””后,此事再度重提。这次适逢思想解放,西学东渐,非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纷至沓来。这里面有几种说法,令人耳目一新。

一种说法有点像地理环境决定论(geopolitical explanation),认为日本的成功归因于幸运。日本是岛国,固守弹丸之地,独处一隅;而中国则地大物博,耸立在世界东方。那时的中国,真的”蹲着都比日本高”。但恰恰因为这点,树大招风,被”西方敌对势力”首先选中,于1840年一顿炮轰,打出了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算起,到1853年美国舰队闯进日本,这中间十三年的时间,为日本赢得了可贵的缓冲期。日本眼看中国的四书五经不敌西方船坚炮利,开始重新认识世界,决定摆脱中国模式,主动走”脱亚入欧”的西方道路,在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里,通过”明治维新”脱胎换骨,浴火重生。

另一种说法,接近文化决定论(cultural explanation),这有点像马克斯·韦伯用新教伦理解释资本主义崛起一样。日本曾是中国最好的学生,其文化深受中国影响的例子,历史上俯拾即是。例如,日本有部小说《源氏物语》,在日本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相当于日本的《红楼梦》。小说里随处援引的中国典故和唐诗,不胜枚举。仅仅引用白居易的诗句,据说就达九十多处。”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读着这样的句子,让人真以为在看《红楼梦》。日本和中国文化【小编推荐:探寻复兴中华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华文明史》】”连理枝”到什么程度?元灭南宋后,连中国人都已经”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纷纷归顺。但日本却非但不向忽必烈俯首称臣,还继续把蒙古人看作蛮夷,而自视为唐宋文化的真正传人。就像四世纪罗马化的英国人,把自己看得比正在衰败的罗马人更罗马一样。就这样一个好学生,为什么在东西方文明交叉的历史时刻,能毅然决然,幡然悔悟,告别旧文明,拥抱新文明?答案恰恰是因为日本是”学生”,不是”老师”。日本历史上从来都是”学生”,习惯于”拿来主义”。汉学对日本来说是舶来品,是洋货。既然同样是舶来品和洋货,向东方学习和向西方学习有什么差别?中国洋务运动的最高境界,所以跳不出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体用之辨”的后面,是”夷夏之辨”。汉学是中国人自己的东西,”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如何抛弃?汉学对日本来说,本来就不是”体”,而是”用”;不是”身体发肤”,而是一件衣服。扔掉旧衣服,穿上新衣服,不但不会伤筋动骨,还会容光焕发。

再有一种说法,相当于制度结构决定论(institutional or structural explanation)。1949年后,中国史学界被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折腾得面目全非,历史写得根本不像历史。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经历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等,根据的是欧洲的历史情况,对错不论,但自圆其说。把这种史学观套用到中国,却变得削足适履,不伦不类。中国自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建立起来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不是以分封为特征的封建制。像钱穆这样不容于的历史学家,对此早有定论。但不巧马克思主义自认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同意中国自秦至清两千多年间,可以留出一段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空白,所以断定自秦至清这两千多年,都算”封建主义”。可见,枪杆子里面不仅出政权,还出”真理”。在共产党统治下,这种”真理”普及到千家万户,甚至每个人的潜意识里。我们平日讲话,常说”封建思想”、”封建意识”。把自己不喜欢,认为愚昧落后的一切,都归之于比资本主义更坏的”封建主义”,是我们的口头禅。其实,中国的问题恰恰是缺乏封建主义。欧洲有封建主义,所以才有今天权力制衡的多元社会。日本有封建主义,所以才有”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前,中日两国政治制度有一个重大区别。中国是”百代都行秦政法”,实行的是”定于一尊”的中央集权制,上面一个皇帝,下面全是奴才。而日本实行的是封建制,日本天皇虽然高高在上,但在”明治维新”前夕手中并无实权,而手握实权的德川幕府又不能一统天下。在幕府统治下,日本存在三百多个割据一方的藩国,其中称为”外样大名”的诸藩国,更是幕府将军鞭长莫及的势力。正是在这种封建割据下,在谁都不能一家坐大的环境里,才有竞争和博弈的自由,才有新生事物成长的空间,才有可能诞生名为”尊皇攘夷”,实为”脱亚入欧”的”明治维新”。

以上说法,用中日间在地理、文化、制度各方面的差别,来解释”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的不同结局,都有一定道理。但这些说法,忘记了中日间其实还存在一个更重要的差别:即中国的清朝,是一个少数民族对多数民族进行统治的政权,实行的是极少数极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统治。在少数统治多数的大背景下,清朝的”洋务运动”,难免会遭遇日本”明治维新”所没有的种种困境,从而为自己的失败埋下伏笔。

满族是少数民族,人口不到汉族的百分之一。而且入关前满人文化极其落后,直到1599年,才在努尔哈赤领导下,创立文字。我们平日说”八旗子弟”,好像今天”高干子弟”一样,听上去很”高大上”。但翻翻历史,”八旗”其实土得掉渣。所谓”八旗”,以前叫”牛录”。”牛录”是个什么东西?原来满人狩猎,规定十人一个组,每人各出一支箭。”牛录”是十个人中的组长,意思是”大箭”。满人后来生意做大,有了旗帜,才在”牛录”基础上发展出”八旗”。但生意尽管做大,性质并没有改变。”八旗”和”牛录”一样,都是部落基础上军政合一的原始组织,平时狩猎,战时打仗,和毛主席创办的”五七干校”差不多。但就是”八旗”,每”旗”也就七千五百壮丁,”八旗”共六万战士。靠这点人,怎么打败汉人?”八旗”能打败汉人,是靠以汉制汉,用汉人打败汉人,用”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来打败汉人。

靠汉人打江山,靠汉人保江山,又怕汉人夺江山。既要用汉人,又要防汉人,这种两难局面,时刻挑战着满清朝廷,构成了清朝统治中国两百多年间,挥之不去的政治纠结。盛世时,固然要削藩国荡平吴三桂;到了末世,也忘不了释兵权放逐袁世凯。其中错综复杂,恩怨情仇,剪不断,理还乱。就拿保江山来说,先是”八旗子弟”进城后,温饱思淫欲,丧失了战斗力,只好代之以汉人的”绿营”。到了太平军造反,”绿营”也不顶用时,便起用曾国藩、李鸿章等汉臣办团练。不靠他们,怕保不住江山;靠他们,又怕拥兵自重,尾大不掉,实在左右为难,进退维谷。更要命的是,在逆贼和汉臣之外,还有第三者洋人。差不多在汉臣办团练,讨逆贼的前后,洋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攻入首都北京,把咸丰皇帝赶到热河老家,差点从”八旗”,被打回”牛录”。

正是在如此不堪的背景下,诞生了晚清的”洋务运动”。咸丰皇帝拍拍屁股逃出北京后,留下御弟恭亲王奕欣收拾烂摊子,去和英法联军谈判。恭亲王是道光皇帝第六个儿子,咸丰皇帝的弟弟,正宗皇家血脉,清廷红二代。他天生聪明,读书比咸丰皇帝好,道光一度想传位给他。但就算书读得好,学的终究不是”四子,六经之阶梯”,便是”仁孝治天下”。”洋务”,从来没办过。这次勉为其难,在洋人枪口底下谈判,开始也是一头雾水。但”洋务”办着办着,还办出点新鲜事,感觉洋人与众不同。首先是守信用,条约签订后,真从北京撤兵,把首都还给了大清。按大清祖例,不管是皇太极,还是多尔衮,都是”一寸河山一寸血”,哪有抛头颅洒热血抢来的地盘,再还回去的?更令人惊讶的是,洋人所以厉害,是靠洋枪洋炮。但洋人不仅愿意卖洋枪洋炮给大清,还愿意帮助训练清军。这些都让恭亲王惊讶之余,不能不对洋人刮目相看。都说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其实林则徐的”睁眼看世界”,无论是实践还是影响,都不如恭亲王奕。而且,奕这位”睁眼看世界”的人,姓爱新觉罗,是无可争议的自己人。于是,由奕领衔的”通筹夷务”奏折上达天听,经咸丰皇帝圈阅批示,在大清帝国拉开了”洋务运动”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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帷幕既已拉开,总要有演员上台表演。就像邓小平开创”改革开放”,总得有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摇旗呐喊,付诸实施。但不巧的是,当年大清帝国”洋务运动”的胡耀邦、赵紫阳们,都是汉臣。除了奕、文祥等根正苗红的满人坐镇中央外,在各地积极推动”洋务运动”的实权派,绝大多数都是汉人。例如,晚清四大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个个是汉人。他们本是封疆大吏,手握重兵。如今又成了”洋务运动”的中流砥柱,拥兵自重外,还可能挟洋自重。这种局面,满人看在眼里,难免心惊肉跳。这些汉臣,本来只是满清统治下的亡国奴。现在要靠这些亡国奴,来保卫主子不至于亡国;要靠他们组成的”中兴功臣”,来推动变法图强的”洋务运动”。这等于是起用不是共产党员的胡耀邦、赵紫阳,来搞”改革开放”。

一个政权,到了衰落的时候,最难容忍异己力量。这不是胸襟问题,而是现实问题。体弱多病,就怕喧宾夺主,被取而代之。清朝搞”洋务运动”时,正是极度”体弱多病”。而搞”洋务运动”的汉臣们,难免被当成”异己力量”。曾国藩攻克南京打败太平军后,本是”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功高盖世,名动天下。咸丰皇帝曾有遗诏:”无论何人,克南京封郡王”。但清廷只封曾国藩一等侯,防范之心,昭然若揭。打败太平军后,曾国藩为避嫌远谤,急流勇退,把一手建立的湘军悉数解散,其”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态,也昭然若揭。可见,清廷和汉臣,心里想到的,都是同一件事;辗转反侧的,都是同一层疑虑。  

清廷该不该对汉臣心存疑虑,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不应该。认为清廷这么做,不是出于愚昧,便是出于狭隘。其实,清廷的疑虑恰恰是对的。清廷的疑虑如果不对,其中的心结还有可能解开。但正因为清廷的疑虑是对的,所以这才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曾国藩一度总督两江,节制四省,长江一带尽入彀中,麾下大将彭玉麟曾以”东南半壁无主”的话试探过他。后来,英国洋枪队长戈登更劝李鸿章:”中国今日之情形,终不可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如果彭玉麟还只是隐晦的试探,那么戈登对李鸿章的劝进,则是直截了当的”谋逆”。曾国藩、李鸿章虽没有”谋逆”的行动,但有”谋逆”的实力,或许还有”谋逆”的动机,足以让满人胆战心惊。再往后,”谋逆”的行动也日益明显。八国联军时,清廷向西方各国宣战,汉臣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人发起”东南互保”,拒不奉诏,公然抗旨。等到造反的汉人孙中山打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帜后,”各省相应,九夏沸腾”,汉臣袁世凯终于图穷匕首见,把爱新觉罗的孤儿寡母,赶下了皇帝的宝座。可见,清廷对汉人的猜忌,是有道理的。而这种”猜忌”,恰恰构成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重要区别。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目的,都是变法图强。但究竟图谁的”强”,强大后到底保谁的”国”?这在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是一个比在日本更为复杂的问题。在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的晚清,在变法图强的历史变动中,不要”徒保中国,而置大清于度外”的呼声,不能不在许多满清贵族的心中激起共鸣。随着满清统治日益风雨飘摇,大清不等于中国,保中国不等于保大清,对中国有利的,未见得对大清统治有利的问题,日益尖锐地摆在人们面前。一个主要由汉族功臣推动实施的”洋务运动”,对清朝最高统治层存在潜在威胁这个事实本身,不能不对”洋务运动”最终失败产生影响。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另一个区别,可能因为不太”政治正确”,更少被人提到。那就是”洋务运动”时,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不仅是满人,还是女人。如果说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不正常,那么在男权社会里,女人统治男人,更在少数统治多数的不正常里面,又添了一层不正常。慈禧是咸丰皇帝的小老婆,人聪明、好强、但没多少文化。咸丰死后,她在小叔子奕鼎力相助下,通过”辛酉政变”击败敌手,当上了满清”垂帘听政”的最高统治者。一个27岁的小寡妇,成天混在男人堆里,满朝文武,王公大臣,乌黑一片全是男人,局面自然不易驾驭。尤其是奕,既对慈禧有拥戴之功,又能和洋人打交道,加上真宗皇家血统,哪天心血来潮,真要取而代之,自己坐上皇帝宝座,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对奕这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小叔子,慈禧抚抱幼帝,孤儿寡母,真的是离又离不开,防又防不胜防。其心态,活脱是”洋务运动”中,满清贵族对汉人功臣心态的翻版。

当然,对奕主持的洋务工作,慈禧都给予必要的支持。慈禧恨洋人,一生两次逃难,最狼狈不堪的境遇,皆因洋人而起。但慈禧是个聪明女人,懂”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对奕他们挂在嘴边”以夷制夷”的话,觉得不无道理。所以,”洋务”在慈禧心里,就像一个有钱的老男人,爱虽然爱不起来,但还有利用价值。否则,晚清就产生不了”洋务运动”。但”洋务运动”虽然可以”运动”起来,防却不能不防。所以,慈禧在支持奕的同时,又庇护以倭仁为首的”顽固派”,用来平衡奕的”洋务派”。倭仁是慈禧儿子同治皇帝的老师,”四子,六经之阶梯”的学问,背得滚瓜烂熟,不买洋务派的账。在朝堂上和奕吵起来,就喋喋不休”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慈禧也和奕吵,但她讲不出倭仁那番春秋大义,吵起来就是”你反对我,你以为你是谁”?与其说是争论,不如说是拌嘴。

对倭仁的”春秋大义”,慈禧心里未必真信。但她重用倭仁,另有一番深意。慈禧的”垂帘听政”本来不合祖制,她所以能当上最高统治者,是因为肚子争气,生了个皇帝儿子。用西方的话讲,慈禧的统治”合法性”(legitimacy),完全来自于6岁的儿子同治皇帝。天下人都是皇帝的奴才,而小皇帝是她抱大的,每日里对她长跪请安,聆听慈训,等于是她的奴才。大清是一姓之天下,小皇帝是她一人之奴才。只有小皇帝孝顺,甘愿做”一人之奴才”,慈禧才能在帘子后面坐稳,颐指气使,君临天下。所以,慈禧对”以孝治天下”格外重视。而倭仁的学问,恰恰能充分供应”以孝治天下”的道理,为慈禧的合法统治提供理论基础。张之洞很讨人喜欢,他所以讨人喜欢,是因为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用之辨,是因为”体用之辨”符合慈禧的需要。对慈禧来说,”洋务运动”是”用”,而倭仁的”以孝治天下”才是”体”。就像对邓小平来说,”改革开放”是”用”,而”四项基本原则”是”体”一样。”用”再好,触犯”体”,就不能再用。因为,”体”没了,”用”再好,那是好别人。

但就算小皇帝”以孝治天下”,他总还是要长大。小皇帝长到18岁,就要”亲政”,慈禧便得”撤帘”。而晚晴的”撤帘”,往往闹得朝野震动,祸及”洋务运动”。先是亲儿子同治长大”亲政”,不知是谁给他出的馊主意,说只要把洋人烧掉的圆明园再修起来,让慈禧住进去游园听戏,便能玩物丧志,不再干政。同治是个长不大的孩子,一听这计策,心想世界上还有什么比修园子,听上去更孝敬老娘?借孝顺之名行夺权之实,简直是神来之笔。于是,执意要修圆明园。奕是当家人,知道柴米油盐物力维艰,坚决反对胡乱花钱。同治一怒之下,便要撤奕的职。最后闹得”两宫垂涕于上,皇帝长跪于下”,家事国事混为一谈,乱成一锅粥。奕是主持”洋务运动”的最高负责人,却在这对皇家母子的勾心斗角中,在女人小孩的任性胡闹下,一会撤职,一会复职,几乎和邓小平同志一样,三起三落。

同治死后,慈禧抱个假儿子光绪继位。假儿子的故事,和亲儿子如出一辙。光绪长大亲政,光绪的生父,是奕的弟弟醇亲王奕譞。奕譞望子成龙,希望慈禧”撤帘”后,儿子独揽大权。于是苦思冥想,想出来的计策,居然也是修园。但这次不是修圆明园,是修颐和园,名义上也是”以孝治天下”,庆祝慈禧60大寿。但”天子万年,百姓花钱”,钱从哪来?奕譞就打”洋务运动”功臣李鸿章的主意。李鸿章负责建设北洋水师,对付日本海军,手里有钱。奕譞要李鸿章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李鸿章不敢得罪皇帝他爸,只好照办。谁知这次真的”玩物丧志”,中日”甲午战争”一爆发,大清的北洋水师,被日本海军打得全军覆没。平心而论,这仗打得一点不冤。”甲午战争”时,日本是举国体制,从天皇到平民,纷纷捐钱捐物,同仇敌忾。而大清却在歌舞升平,游园惊梦,”一人庆有,万寿疆无”。有人说”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是李鸿章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日本国。这样的战争,哪有不败之理?随着”甲午战争”硝烟散尽,李鸿章”一人之战”黯然终结,”洋务运动”也终于落下帷幕。

都说历史不能假设,但有些假设,还真令人遐想,发人深思。如果”洋务运动”时,坐在皇帝位子上的,不是少数民族的满人爱新觉罗,而是汉人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历史将如何发展?如果”洋务运动”时,最高统治者虽然是少数民族的满人,但不是”垂帘听政”的慈禧,而是”睁眼看世界”的奕,中国的”洋务运动”,会不会更接近日本的”明治维新”?这种假设所以发人深思,不是因为汉人比满人聪明,奕比慈禧能干。而是因为这种假设,揭示了一种政治现实:即汉人比满人,奕比慈禧,拥有更显然的执政合法性,具备更广泛的统治基础,因而有自信实行更彻底的改革。托克维尔(Tocqueville)说:”坏政府最危险之时,正是它开始改良之刻”。问题其实不是因为”改良”而”危险”,而是因为”危险”到一定程度时,才开始”改良”。就像”虚不受补”,根本问题不是”补”,而是”虚”。

晚清的”洋务运动”,是一种改革开放。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一次新的洋务运动。”改革开放”几十年,真正”改革”的地方不多,”改革”是靠”开放”推动,”改革”那些和”开放”不相适应的地方。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可以称为一次新的洋务运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始于”文革”结束不久。当时共产党已经执政将近三十年,执政的结果是人民贫穷,百废待兴。所以,邓小平”改革开放”之时,正是”坏政府开始改良之刻”。但说来奇怪,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并没有给”坏政府”带来危险。恰恰相反,一时间似乎还蒸蒸日上,充满希望。这里面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人渴望好皇帝,”万里江山万里尘,一朝天子一朝臣”,换了天子便是换了人间,相信一声爆竹,万象更新。第二,邓小平继承的”坏政府”,实在太坏。它坏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只要你反对它,别人就支持你;只要你反其道而行之,便能在全体国民中激起广泛共鸣,获得改革共识。

可惜,这样的好事,终不能持久。先是有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接着,更严重的是,有人公开要求”自由民主”,相当于要彻底推倒”坏政府”。不久,到了1989年,本来还有”改革共识”的土地上,突然剑拔弩张,血雨腥风。”六四事件”不仅葬送了胡耀邦、赵紫阳等有良知的共产党人的改革事业,而且暴露了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共产党搞”改革开放”,就像满人搞”洋务运动”一样,都有绕不过去的坎,都有自己特殊的困难。共产党和”改革开放”,本来是定义矛盾。真正的共产党,不应该搞”改革开放”;真正的”改革开放”,必定和原教旨主义的共产党水火不容。

共产党不能”改革”,因为共产党是没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发展有必然规律,而共产党正是这种必然规律的体现。”规律”怎么可能有缺点?怎么可能要”改革”?从斯大林到金正恩,从毛泽东到齐奥塞斯库,他们哪个有一星半点缺陷?他们没有缺陷,只有光芒万丈,不是红太阳,便是金太阳。你说太阳有黑点,那便是别有用心,恶毒攻击。共产党和毛主席一样,是不能被批评的。为什么不能被批评?因为他们完美,并且”伟大光荣正确”。一个完美到”伟大光荣正确”的东西,为什么需要”改革”?但恰恰是这种”完美”和”伟大光荣正确”,是共产党最大的弱点。它使共产党不仅不能”改革”,而且经受不起”改革”。不完美的东西,时不时地需要”改革”,同时也经得起”改革”。完美,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但完美的东西,和”改革”自相矛盾,所以经不起”改革”。任何一点小小的”改革”,都会导致对它执政合法性的全面质疑。就像一块钢化玻璃,碎一个角,就会碎成一地鸡毛。国民党可以”改革”,国民党成功地把台湾”改革”成了政权和平交替的两党制。共产党不能”改革”,一”改革”,要么是”六四”惨案,北京屠城;要么是苏联东欧分崩离析,灰飞烟灭。

共产党更不能”开放”,因为共产党是一个封闭系统。共产党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封闭系统。和”民主”这种弱意识形态相比,马克思主义是无比强大的意识形态。从商品的两重性到生产力生产关系,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到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从经济学到哲学再到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在黑格尔逻辑学的驱动下,从细胞生物学到宇宙天文学,建立起一座无所不在(omnipresent)、无所不能(omnipotent)、无所不知(omniscient)的宏伟大厦。但恰恰因为它无所不在,所以是封闭的。正像”完美”不能改革一样,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理论,无法对外开放,因为它没有外部。

共产党不仅有一个封闭灵魂,还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封闭肉体。为什么共产党的肉体是封闭的?因为共产党是革命党。革命党造反起家,环境险恶。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没有外部,或者说对马克思主义来讲,外部就是一片漆黑的话,那么对共产党来说,外部就全是敌人。共产党要与传统彻底决裂,要推翻整个旧世界。所以,共产党以外的一切,都是腐朽的。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共产党的手段是”铁的纪律”。”铁的纪律”怎么可以”开放”?”改革开放”全盛时期,有人提议要把共产党从”革命党”,改造成为”执政党”,显然是看到了问题所在。”执政党”可以开放,”革命党”不能开放。开放的起码条件是透明,共产党没有透明,只有机密。从”大跃进”饿死多少人,到”六四”流了多少血;从右派的遭遇到病毒的起源,都是国家机密。一个充满机密的地方,怎么可以对外开放?

一个和”改革开放”充满矛盾的政党,后来为什么又提倡”改革开放”?那是因为迫不得已,就像咸丰皇帝迫不得已,批准”洋务运动”一样。咸丰是迫于逆贼和洋人,共产党是迫于”文革”。”文革”的”坏政府”,”坏”到出乎共产党自己意料之外。”文革”以前的”坏政府”也”坏”,大鸣大放打了那么多右派,大跃进饿死那么多人,共产党没有要”改革开放”。”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把共产党自己给打倒了,即把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家”们,都打成了”走资派”,把邓小平儿子打成了残废。这下”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能再漠然视之,痛定思痛,决定”改革开放”。

但”改革开放”和共产党自相矛盾,一”改”一”开”,就”改”出了”六四”。”六四”一来,邓小平第一个念头便是杀人。毕竟革命党造反起家,有这种想法不足为怪。但陈云和邓小平不同,想的不完全是杀人。陈云在党内负责组织系统,他想到的是让自己子弟接班,因为只有这些人可靠,不会挖祖坟。就像慈禧死后宣统年间的清廷,信得过的只有”世袭罔替”的满洲亲王。一个政权到了末世,只能相信”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也不足为怪。

处于邓小平时代的陈云,和处于毛泽东时代的周恩来,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特别注重维护高级干部的家族利益。不是说毛泽东和邓小平不维护这种利益,而是毛泽东和邓小平有点个人英雄主义。一个忙于”继续革命”,一个忙于”改革开放”,想得比较多的是自己青史留名。周恩来和陈云没有实现”个人英雄主义”的历史机遇,所以比较有集体情怀,更关注”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个大家庭的集体利益。今天因为红色基因登上历史舞台的红二代们,心中更加缅怀的,肯定不是毛泽东和邓小平,而是周恩来和陈云。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周恩来和陈云,是孟子这句话在共产党内的身体力行者。

陈云怎么个”不得罪于巨室”呢?这可以从”文革”后他重新掌权说起。”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文革”中都吃过不少苦头,所以对”文革”造反的红卫兵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但麻烦问题是,”文革”中最早造反的红卫兵,恰恰是他们自己的子弟,也就是今天所谓的红二代。红二代们在”文革”初期无恶不作,血债累累。在北京乃至全国,制造过令人谈虎色变的”红色恐怖”。他们的所作所为,用全世界任何文明国家的标准看,都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刑事犯罪(criminal)。这批罪犯中,有一个人叫孔丹,父母都在周恩来手下工作,勉强也算”无产阶级革命家”。孔丹曾在北京伙同一批红二代,创建过红卫兵纠察队,深受周恩来赏识。红卫兵纠察队,顾名思义,便是普通红卫兵的管理者,是红卫兵的太上皇。就像”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普通无产阶级的太上皇一样。”文革”结束,”无产阶级革命家”要清算红卫兵。按理说,”首恶必办,协从不问”,首先应该清算的当然是红卫兵的太上皇。但这时孔丹给陈云写了封颠倒黑白的信,说他们这些红卫兵和普通红卫兵不同。在”文革”中保护过自己的爸爸妈妈叔叔伯伯,也就是保护过”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以非但无辜,而且有功。陈云和当年赏识”红色恐怖”的周恩来一样,不顾红卫兵太上皇当年对普通百姓的残害,批示对孔丹这样的红卫兵,不仅不能清算,还要大力提拔。

陈云的批示,不仅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而且闹出了大笑话。原来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有个儿子叫陈楚三。陈潭秋的资历,在”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应该算首屈一指。可惜,陈潭秋很早就被杀害,没有福气看到他的政党夺取天下。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到了陈楚三这辈,便很少有人知道他是陈潭秋的儿子。陈楚三”文革”中也混过几天红卫兵,大概命中注定,”文革”后他引起了陈云的注意。于是,陈云在提拔孔丹的同一批示里,为了划清界线,区分敌我,就把陈楚三当作对立面,说像这样的红卫兵,就应该清算。有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的批示,陈楚三自然飞来横祸,倒了大霉。一年后,陈云得知名不见经传的陈楚三,原来是陈潭秋的儿子,也属于”巨室”之后,于是大骂秘书,说”你要早告诉我他是潭秋同志的儿子,我就不会那样批示了”。如此罔顾事实,不分是非的昏话,居然说得云淡风轻,不以为耻。

有其父必有其子。陈云的儿子陈元,子承父业,不仅接过乃父衣钵,而且发扬光大。陈元有句名言:”统治阶级要有统治意识”。这句话他经常挂在嘴边,从红二代的沙龙讲到中组部的庙堂,翻来覆去就讲这句话。陈元的”统治阶级”,自然指像他父亲那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无产阶级革命家”,过去总要标榜”为人民服务”。这在陈元看来,不够有”统治意识”。有”统治意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应该首先想到怎样照顾子女,为子女当官、经商、出国开方便之门。陈元把这种普通人眼里的”开后门”,叫做”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政策”。如果说陈元老爸的”不得罪巨室”,还算老成谋国,想的是”挖祖坟”的大事。到了陈元这辈,”挖祖坟”的事,他们不管。和历史上任何纨绔子弟一样,眼里只有赤裸裸的利益。国内普通人家,把自己不争气,要靠父母接济的孩子,称为”啃老族”。陈元和他的红二代朋友们,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家里的”啃老族”。不过普通人家”啃”的是私产,他们”啃”的是公权。

陈元初试锋芒,”文革”后啃”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第一口,发生在1979年。那时陈元所在的清华大学,有公费出国名额。别人公费出国,要参加考试。陈元不考试,跑到”无产阶级革命家”王震家里,请他下道手令,特批出国。消息传到清华,舆论哗然,一片骂声。清华大学党委有个人叫罗征启,后来当过清华的党委副书记。罗征启不仅是有资格的清华学生干部,曾是胡锦涛的老上级。而且是胡耀邦看中的培养对象,要他接班胡启立,当团中央书记。所以,他参加过中共培养高级干部的培训班,和他同期的学员有田纪云、尉健行等,而罗征启是他们的头。大概多年接受正统教育,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出于对自己政党的责任感,罗征启便给陈云写信,反对他儿子开后门出国。也许那时许多干部,还不具备陈元提倡的”统治意识”,罗征启一挑头,支持的人不少,搞来搞去,真把陈元出国的事给搅黄了。罗征启搅黄陈元出国,陈元就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支持下,搅黄罗征启的仕途。罗征启本来仕途看好,是中共第三梯队的佼佼者。谁知”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从此仕途黯淡,一贬再贬,中央党校毕业后,居然成了”待业高干”,直至最后被开除出党。有人说罗征启如果不给陈云写信,后来当上党中央总书记的,可能不是胡锦涛,而是罗征启。如果罗征启真的当上总书记,中国的”改革开放”,会不会另有一番景象?就像晚清的最高统治者,如果换成恭亲王奕,”洋务运动”会不会另有一番景象?

邓小平把胡耀邦、赵紫阳赶下庙堂,陈云把罗征启这样潜在的胡耀邦、赵紫阳扼杀于摇篮,是不是都昏了头?不是。邓小平、陈云没有昏头,恰恰相反,他们清楚地看到了危险。晚清的满族统治者猜忌搞”洋务运动”的汉臣,如果这种猜忌是空穴来风,那这种猜忌还有可能消除,”洋务运动”也可能因此获得生机。但恰恰因为满族统治者的猜忌是对的,所以这就成了一个死结,成了”洋务运动”绕不过去的坎。同样道理,正因为邓小平、陈云头脑异常清醒,正因为他们看到的危险是真实的,正因为他们预见到了”挖祖坟”的可怕前景,所以他们绝不允许胡耀邦、赵紫阳,或者罗征启,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打倒了胡耀邦、赵紫阳,扼杀了大大小小的罗征启,剩下唯一可走的路,就是”自己子弟接班”。于是,”自己子弟”风起云涌,呼朋唤友,成批量成建制地进入接班队伍,造成了红二代全面登上历史舞台的奇特现象。陈元从政,官至政协全国副主席;孔丹经商,和胞弟双双成为央企董事长,号称”兄弟两央企,一门四部级”。但别看这些人干得红红火火,表面风光,其实都是末世统治的回光返照。晚清到了国将不国之时,总是危机加深一步,满人的民族意识便跟进一步。光绪年间,中央内阁虽然满人占多数,但总还有汉人一席之地。到了末代皇帝宣统,皇帝他爸载沣亲领禁军,皇帝他叔载洵亲领海军,皇帝他又一叔载涛亲领总参谋部,一切”亲自部署亲自指挥”,整个内阁不仅满人占绝大多数,而且都是皇族近亲。你以为这是强大吗?这是无比脆弱。越脆弱,越要抱团取暖;越抱团取暖,统治基础越小;统治基础越小,危机就越加深。这是饮鸩止渴,恶性循环。满人因为是少数统治多数,给”洋务运动”带来了负面影响。共产党”自己子弟接班”,更是少数统治多数,能不给”改革开放”带来负面影响?

如果说”洋务运动”诞生于两个挑战,一内一外,即逆贼和洋人。那么,”改革开放”也催生了两个挑战,同样一内一外。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改革开放”,外部的挑战都远甚于内部的挑战。邓小平可以镇压”六四”,陈云能在摇篮里扼杀罗征启,但他们都无法镇压和扼杀洋人。中国的”改革开放”,曾经拥有一个相当友善的国际环境。这种友善的国际环境,不是白捡的,是得益于美苏冷战,得益于中国在美苏冷战中的表现。自从尼克松打开中国大门,中国便在”冷战”中坚定地站在西方一边。现在很难想象,当年的,曾一度是全世界最反共的政府。当年无论西方如何努力遏制苏联,中国都感觉不过瘾,都批评西方对苏联不够狠,都担心美国会对苏联实行绥靖政策。弄得美国政府不好意思,不时出来安抚中国,说请你们放心,我们对苏联一定够狠。中共如此”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做法,固然出于革命党的一贯作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希望西方为自己火中取栗。但不管动机如何,在实际行动中,中国毕竟在当年的国际舞台上,扮演了反共急先锋的角色,从而晋升为西方的准盟国。

但世事难料,谁都没想到,貌似强大的苏联不扛打,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阵营不堪一击。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反共阵线合围下,苏联一夜垮台。这事来得太快,中国共产党还没反应过来,苏联已经城头易帜,”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苏联既没有敢对人民群众开枪的”男儿”,又没有能把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扼杀于摇篮的陈云,整个苏东集团就这样悄然逝去,消失在地平线上。中国共产党追悔莫及,一面感到唇亡齿寒的阵阵凉意,一面眼睁睁看着自己硕果仅存,被戴上了全世界最大共产主义国家的帽子。

苏联东欧垮台,和仅存的几个比,中国”蹲着都比别人高”,突然成了西方潜在的最大敌人。邓小平是聪明人,知道大事不好。所以一再强调”韬光养晦”,”不扛旗不出头”,坚定不移地当缩头乌龟。这中间国际上发生了9/11恐怖主义事件,为中国赢得了一段缓冲期。可惜,在”自己子弟接班”思想指导下,红二代终于全面登上中国政坛。红二代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大的区别,是红二代没有打过江山,却自认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到头来虽然黄袍加身,水平总还是原来的水平:或者组建过红卫兵纠察队,或者跑去王震家里要过手令。没有水平不要紧,没有水平加上自以为是,就犯兵家大忌。于是,我们看到一连串的肆意妄为:从对西方国家的战狼外交,到在第三世界的一带一路;从东海的咄咄逼人,到南海的四面出击;从对香港一国两制的背信弃义,再到武汉病毒起源的颠倒黑白。桩桩件件,时时刻刻,满世界地冒天下之大不韪。打垮了苏联,平定了恐怖主义,你就是不折腾,西方也要转而对付你这个最大的共产党国家,更何况你折腾得昏天黑地。

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由于是满人执政,更由于是满人中的女人执政,构成了”洋务运动”中特殊的困难。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由于是共产党执政,更由于是”自己子弟”红二代执政,也构成了”改革开放”中特殊的困难。共产党不可以”改革开放”,因为共产党和”改革开放”互相矛盾。共产党不能”改革开放”,因为一个敌意的外部世界,不允许共产党”改革开放”。共产党向谁”开放”?当然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向资本主义开放。但共产党之所以是共产党,就是要埋葬资本主义。你要埋葬别人,人家凭什么向你开放?”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样的豪言壮语,记载在全世界所有的历史教科书上。共产党若要改弦更张,不再埋葬资本主义,不仅要改写所有的历史教科书,而且要改写自己的圣经《共产党宣言》。一个在娘胎里就视资本主义为天敌的共产党,人家凭什么向你开放?

共产党和资本主义,如果双方开诚布公,坚持原则,不挂羊头卖狗肉,本来水火不容。中国共产党创造出一句”改革开放”,忽悠别人几十年。如果说”改革开放”,在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时代还是理想,那么到江泽民时代就是腐败,到胡锦涛时代只剩下口号,而到时代则变成了反动。今天,在中国还有谁喊”改革开放”?今天在中国喊”改革开放”,等于喊反动口号,是在表达对现政府的不满。今天要”改革开放”,等于在邓小平时代要”民主自由”,明摆着是现政府的异己分子。一个”堕落”成异己分子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国内已经一文不值。”改革开放”在国际上曾一度惊艳,迷倒过一些人。但经过”红二代”的折腾,尤其是经过新冠病毒的折腾,”改革开放”已经成了忽悠的代名词。一个堕落成骗子的”改革开放”,在国际上同样一文不值。时至今日,不知是出于自作多情,还是假痴真呆,有人还在说什么”中美谁也离不开谁”,什么”中美是夫妻关系”。你见过和强奸犯成亲的夫妻?一个人可以暂时地欺骗所有人,也可能永久地欺骗一部分人,但不可能永久地欺骗所有人。现在再要”谁也离不开谁”,再要”夫妻关系”,那就是想永久地欺骗所有人。

在西方资本主义眼里,共产党是纳粹,等于洪水猛兽。就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全盛时期,西方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这种观点。现在,通过红二代的执政和新冠病毒的流行,这种观点更将成为西方坚定不移的共识。所以,如果不是共产党执政,中国的”改革开放”或许还有更多机会。共产党就是不做任何改变,就改一个名字,譬如不叫”共产党”,叫”阿猫阿狗党”,世界也会对中国更加开放。当然,这只是梦想。但最希望这种梦想成真的人,恰恰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作为”改革开放”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如果能保住他们的利益,他们比谁都更愿意丢弃共产党这块招牌。可惜,他们的利益和这块招牌血肉相连。丢弃这块招牌,就意味着丧失利益。所以,他们只能选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晚清的时候,满人不是不想改革,不是不想中国进步。但仅仅因为是满人当政,就给包括”洋务运动”在内的任何改革,制造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当时的满族统治者,或许也曾梦想,如果一觉醒来,他们都变成汉人该有多好。这样,晚清季世会不会变成汉唐盛世?晚清的时候,满人和汉人渐渐意识到,救中国不等于救满清,对中国好,不等于对满清好。到某个时候,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大概也会意识到,救中国不等于救中共,对中国好,不等于对中共好。当年困扰过”洋务运动”的问题,今天同样困扰着”改革开放”。一百多年前的教训,今天依然有效。所以,”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的不同命运,才会穿越时空,不绝如缕,影响至今。

(2021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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