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田芳 1934年出生于营口一个曲艺世家，在他七十六岁回顾人生时，如是感慨：
我现在总结，都是命运
在他84岁的起伏人生里，遭遇了两次劫难，险些丧命。其一是wh大革命，另一个就是1948年的长春围城。
以下是单田芳先生的口述自传人生其实就一个字：熬。
好不容易熬到了1948年。
那年的春节与往年截然不同，长春突然断水断电了，拧开水龙头滴水没有，到了晚上不是点蜡就是点煤油灯。 原来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吉林市，吉林市的大丰满发电站都被共产党的军队控制着。长春的水电都由吉林市来供给，吉林的丢失才使长春断水断电，顿时粮价飞涨，人心惶惶，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我爸他们一看形势不对，经和朋友们商量后，作出决定，人们都说长春这地方没法待了，我老姨和老姨夫过了春节就回了牡丹江，我父亲打算疏散人口，先把我祖母和我大妹林芝二妹林华三口人送到沈阳去，我们处理善后，然后到沈阳去团聚。结果发现铁路已经不通车了，往来的信件也终止了，我的任务是每天去打煤油，回家擦灯罩。没有水喝咋办？就得花高价买水，那会儿市里头有很多马神井（一抬一落能压出水来），有些人靠着卖水发了财，而且粮食越来越少，断顿的人家已经出现，在此情况下怎么疏散人口呢？ 我家倾其所有买了一架花轱辘大车，还买了一头骡子一匹马，为了多拉东西，在大车上还钉了个加长的四框，把家里面穿的戴的许多许多的衣物，装在麻袋里，然后放在钉好的架子上，用绳子系结实，中间铺上被褥，供我祖母和两个妹妹休息。他们将要赶车去沈阳，据说从长春到沈阳得走半个月，路上土匪胡子还挺多，不得不有人保护，赶车的把势交给了聪明能干的小刘，他老婆和妹妹也一路同行，还有一个姓律的茶社伙计，为人忠厚，他想带着老婆孩子同车去沈阳，我爸觉得人多了力量大，所以也就同意啦，人们管这种方式叫逃难。 我奶奶他们临走那天，家门口围满了看热闹的观众，有人问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回答去沈阳，有人说那么远的道可不好走啊，恐怕个把月的也到不了沈阳，还有人说现在到处都在打仗，你们可千万要当心啊！总之说什么的都有。 我父亲对我祖母说：“俩孩子就交给您了，您可要一路保重啊！到沈阳去找我三弟去。”我爸的三弟叫单永槐，家住沈阳铁西，我奶奶她们就是投奔他去，我爸又拉着小刘的手说：“兄弟，我把这老少可全交给你了！你就多费心吧！”小刘问我爸：“二哥，你们啥时候走啊？”我爸说：“快，我把茶社和家里的事处理完了就走，顶多也就十天半月吧。” 之后全家人洒泪而别，连看热闹的人流泪的也不少，他们倒不是说多么关心我们，而是在那种严峻的形势下人人自危，想到他们自己的前途哪有不伤心之理，有的人想走还走不了呢。 古人云世事难料，又道是计划没有变化快，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我爸说十天半月就走，结果走不了了，在我奶奶她们离开长春的十天后，长春的形势巨变，如果说十天前解放军包围长春还有某些出口之外，比如去沈阳啊、去哈尔滨啊还能行得通，可是十天后就不同了，解放军大军云集，把长春围了个铁桶似的。我爸一看走不了了，只好等待时机。从1948年春节后长春形势紧张，直到7月份也未能缓解，换句话说，长春断粮断水断电已经持续了七八个月。
东大桥是个国民党的卡子口，离我们家能有十华里左右，在桥旁边还有一座龙王庙小学，现在学校停课了，里面住满国民党军队。东大桥是一座木制的大桥，长大约十丈，宽能并排走两辆大车，下面是长春伊通河的河水，桥的两面都有国民党军队重兵把守，有混凝土的碉堡，还有用沙袋子堆起的工事，那些国民党的士兵，头顶钢盔，全副戎装，手端着冲锋枪，个个杀气冲天，让人望而生畏。我们十四口人从东大桥上通过，离开了长春市。姓方的送了我们一程，估计也就在一里地左右，他就不往前走了，他用手往前一指：“看见没有，你们就顺着这条道直接往前走，用不了十里地就看见八路了。”说着他转身就走，我爸拉住他的膀子就问：“大兄弟能行吗？我怎么心里没底呢？”老方说：“没事没事，我全给你们安排好了。”说着他就返回了东大桥。于是我们就走向了一条既陌生又吉凶难料的路大家一路急行，大约走了七八里路的光景，看见前面有个小村落，还有站岗的解放军，看来是到地方了。我爸和刘玉庆忙走过去，向那站岗的解放军打了个立正，说：“我们是六十军的起义人员，是来投奔共产党解放军的。”正这时从里边走出一位解放军的军官。我怎么知道是军官呢？按我的理解当大兵的都使长枪，当官的都别着小手枪，别看服装一样，说话的语气也有所不同。这个军官非常好，我就听他说：“欢迎啊欢迎。”我爸问他：“同志您贵姓？”那人说：“我姓单。”我爸惊喜道：“哎呀，真没想到，在这儿还遇上一家人了，我也姓单，我是山东德平人。”那个军官笑了笑说：“我也是德平的。”就这么简短的几句话，一下拉近了距离，增加了感情。
于是他领着我爸他们到了另外一间房里，把路条开了。我们十四口人高高兴兴离开了这所接待站，跟姓单的同志挥手告别，沿着大道奔兴隆山去了。
到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依然是高粱米饭倭瓜汤，我爸带上我赶奔总部办公室。这好像是地主的东厢房，屋里很宽大也很整洁，外屋空无一人，里屋是一铺大炕，靠窗户摆着办公桌和电话。我们爷儿俩进去的时候，屋里边有两个很年轻的解放军军官。怎么知道是军官呢？因为他们腰上别的小手枪就是证明。其中有一个躺在炕上，一个坐在办公桌边。我爸爸斗胆喊了一声：“报告！”那个坐在办公桌边的解放军愣了一下，问我爸：“你有什么事吗？”我爸回答说：“我是来交代罪行的！”躺在炕上的那个解放军闻听此言坐了起来，带着疑惑不解的心情问我爸：“你是什么人？要交代什么罪行？”可能我爸一宿没睡好，把词全都背熟了：“同志，我不是国民党起义兵，也不是起义投诚的，我从来就没当过兵，我是一个说大鼓书的艺人，祖孙三代都靠说书吃饭，为了逃出长春找一条活路，迫不得已，才伪装成国民党兵，不这样我们出不来，我犯下了欺骗解放军的罪，所以前来交代。”坐在桌旁的那个解放军半天没有说话，仔细地打量着我父亲，问：“你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吗？”我爸回答：“全是真的。”坐在炕上的那个解放军问我爸：“你说你是说书艺人有什么证明？”我爸忙从衣袋里掏出弹三弦的牛角递给他们，他们像观赏古玩似的看了又看，问：“这是干什么用的？”我爸用手比画着：“这是弹三弦用的。”两个解放军有点儿不相信，又问：“你不说你是说书的吗？你会说什么书？”我爸说：“我会的书多了，《包公案》《薛刚反唐》《杨家将》《隋唐演义》等多了。”两个解放军很感好奇和意外，对我爸说：“你说一段我们听听。”于是我爸拉开架势，说了一段《薛刚反唐》。我发现那两位解放军听得挺入迷，不像刚才我们进屋时那么严肃了，接下来他们俩小声嘀咕了一阵，好像商量着什么，然后又从抽屉里拿出纸和笔对我爸说：“那你就填个表吧。”我爸问：“填什么？”他们说：“姓名、年龄、籍贯、你家有几口人、为什么假冒国民党投诚士兵，都填到表上。”我爸尴尬地笑了一下：“同志，我没念过书不会写字。”他们俩说：“没念过书会说书，真是怪事。”其中一个说：“这么办吧，我替你写。”于是我爸又把经过讲了一遍，那位解放军认真地做着笔录，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还给我爸重复地读了一遍，问我爸：“我记的对不对？”我爸说：“没错没错。”那人说：“签个字你会吧？”我爸说：“我就会写我姓单。”他们说：“那也行，你写吧。”于是我爸在下面写了个歪歪扭扭的“单”字。他们把记录放在抽屉里对我爸说：“你先回去吧，等我们请示了上级再决定。”我爸又敬了个不正规的军礼，带着我离开了办公室，我爸见着我妈把经过讲述了一遍，我妈急切地问：“他们态度如何？”我爸说：“好极了，一点儿也没难为我。”我妈又问：“他们相信你说的话吗？”我爸说：“看样子好像相信了，不过拿不准。”我妈长叹了一声：“唉！刀把子交给人家了，一切就听天由命吧！”刘玉庆两口子也凑过来打听，我爸又不厌其烦地详细介绍了经过，还动员刘玉庆去坦白，刘玉庆这个人既聪明又胆小，说什么也不敢去，简短截说，又是一个难熬的夜晚过去了。到了第二天吃罢早饭之后，外面响起了军号声，解放军命令所有的投诚起义人员列队集合，所有人的家属站成另一队，我看着我爸和刘玉庆都站在对面的队伍里了。接下来开始出发，我爸壮着胆子跑出队伍问那个给他登记的解放军军官：“同志，我都向你们坦白交代了，我也不是国民党起义官兵，也得跟着队伍走吗？”那位解放军说：“现在出发是赶奔吉林，到那块儿就有结果了，你就等着听信儿吧，现在暂时先跟家属分开。”我爸忙问：“家属上哪儿去啊？我们还能见面吗？”解放军说：“虽然分开了，目标是一致的，都要到吉林市。”说着再也不理我爸了。我爸万般无奈又归了队，朝着我们招了招手，就随着队伍出发了。爸爸是我们一家的顶梁柱，他这一走，好像屋子都塌了。我们分开之后，随着家属大队也往吉林方向走，那条路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就是顺着铁道线往前走。此时此刻，我们十四个人剩下了十二个人，十二个人分成三家，谁也顾不了谁了。我父亲走了，手里不准拿东西，只有身上套了几件衣服，余下的重载都落在了我和我妈身上，还有我的两个妹妹，小三和小四，我妈把包袱重新打理了一下，分成了四个小包，她背两个我背两个，两个妹妹也二一添作五，我妈背小四，我背我三妹（三妹才三岁，四妹一周岁多点儿）。众位请想，过去我们从没走过这么远的路，脚下全是碎石头子儿，硌得脚掌子又酸又疼，俗话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偏偏在这关键的时刻我病倒了，得的是痢疾，先是跑肚拉稀，走一会儿就得上厕所，哪有那么多厕所，我所说的厕所就是广阔的天地。我咬着牙肩上扛着两个包袱，身上背着我三妹，晃晃悠悠，两腿发软，天旋地转。我咬牙坚持着，走啊走啊，后来实在走不动了，我往道边一坐，把我三妹放到地上，拿包当枕头，再也动不了了。我妈急忙过来拉我：“全子，在这儿躺着可不行，你看人家都走了，要跟不上人家咱可怎么办？”我少气无力地说：“妈，我实在走不动了。”说话闭着眼睛昏昏欲睡，烈日照着我的脸，我紧闭双眼，眼前直冒金花，腹内阵阵绞痛，十三岁的我突然想到了死，我心说就这么死到这儿也不错，省得吃苦受累了。我妈一看放声大哭对我说：“孩子，你要坚强点儿，你要不走，妈怎么办？你妹妹怎么办？你爸不在眼前，妈全靠你了。”我躺了大约五分钟左右，一咬牙从地上爬起来，对我妈说“妈，咱们走！”我妈说：“你身子太虚，包袱我来背吧！你背着你三妹就可以了。”就这样我又背起了三妹咬着牙往前走。从兴隆山到九台，走了多长时间我记不住了，总算走完了第一站。我们难民大队被安排到九台镇十字街一所当铺大院里，可得好好休息休息了，我是躺下就睡，昏昏沉沉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后来还是我妈把我叫醒的，我妈说：“在这儿人家不管饭，自己解决自己的吃喝问题，你能不能上街买点儿吃的去？”你想我妈必须看着俩孩子和四个小包，也只有我能够跑道和采购了。我问我妈：“拿啥买啊？”我妈说：“现在咱的财产全没了，只有卖东西换钱了，方才你睡觉的时候，我都打听清楚了，你出门往北走，就是一个大市场，买东西卖东西的人多了。”说着从包里取出一条花旗布的被里对我说：“你把它卖了，换了钱，不就可以买东西了吗！”我说：“我也不会卖啊！卖多少钱才好呢？”我妈教给我说：“共产党花的钱和国民党花的钱不一样，我也不知道卖多少好！反正有人要买这个被里，第一次给你报的价你就不卖，他要给你涨点钱你就卖。”我说：“行！”我妈说：“如果遇上药店，你再买点儿治肚子的药。”我拿着被里离开了难民收容所，没费劲就找到了那个大市场，放眼一望，真是人山人海，在这里做交易的大部分是难民，还有本地捡便宜的人，因为他们知道难民对本地的情况不了解，花少量的钱就能买到大量的好东西。我拿着被里进了人群，呼啦被很多人围住了，其中有人问我：“小孩儿，你拿的这个卖吗？”我说：“卖！”他说：“要多少钱啊？”我摇摇脑袋，说不出数来，那个人把袖子一甩握住我的手，用手指头掐住我的手指头，问我这个数怎么样（这是一种交易形式），可是我一窍不通，我就记住我妈的话，一个劲儿地摇头：“不卖不卖。”那个人又用另外的手指头掐了我两下：“这个数呢？”我心说一定是给我涨价了，那就卖吧，我点了点头对那人说：“可以。你得先给钱，后交货。”那人一笑，对我说：“小伙子还挺机灵的。”说着从怀里取出一沓崭新的解放票，面值是一千元一张，还印着毛主席的头像，一沓就是十万，另外他又给了我一张印有五千元的解放票，我才把被里给了他。我拿着钱就往回跑，这才发现，九台这个地方虽然不大，三街六巷非常热闹，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原来这里是解放区，早在半年以前就解放了，老百姓都过着安居乐业的日子，焉有不繁荣的道理！饭馆有的是，卖什么的都有，我也懵了，一头扎进煎饼铺，新烙的大煎饼真香啊，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煎饼铺掌柜的问我：“买多少？”因为我没花过解放区的钱，也对不上号，就从那沓解放票里抽出一张一千元的，交给了他：“就买这些钱的。”煎饼铺的掌柜的睁大眼睛看着我：“这些钱都买煎饼？你们有多少人？能吃得了吗？”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一个劲儿地点头，掌柜的收了钱，叫我在旁边等一会儿，他就烙开没完了，过了一会儿，一大摞煎饼足有十斤，用纸托着交给了我，我一看吓了一跳，咋这么多！掌柜的说：“你是不是长春来的难民？”我说：“是！”他说：“怪不得呢？解放区粮食有的是，粮食不值钱。”我听了之后啥也没说，抱着煎饼离开煎饼铺，这才发现挨着煎饼铺是一家大饭馆，里边酱牛肉、猪头肉、熏鸡、烤鸡什么都有，我又拽出一张一千元的解放票，往前一递：“给你们，我买这些钱的肉。”那老板一看乐了：“你要啥肉啊？”我用手随便一指：“一样来一点儿，大杂烩。”好嘛，这一包子肉我拎都要拎不动了。我一手抱着大煎饼一手拎着肉，跑回难民收容所，把钱给了我妈，又把吃的放在地上，我妈一看吓了一跳：“咋这么多？十个人也吃不了啊！”我说：“妈，这东西可便宜了，才花了两千块就买了这些东西（我说的解放票是两次换币之前的币值）。”于是我妈把刘大娘、大印、二印还有他的亲戚都凑到一起吃煎饼卷肉，我吃饱之后，又到街上买了止泻的药，等我二次回到收容所，我妈对我说：“听说你爸和你刘大爷那个大队也到九台了，就住在铁路东，你拿上点儿吃的，去看看你爸和你刘大爷。”于是我拎着吃的，就奔我妈所指的方向去了。跨过铁路，眼前是一座废弃的仓库，果然那些起义投诚的人员都在这里下榻，门口也没有站岗的，随便出入。我在里边没费劲儿就找着我爸和刘玉庆了，我爸惊喜地问道：“你妈和你妹妹呢？”我把经过如实地介绍了一遍，我爸和刘玉庆都笑了，我把吃的往前一递，我爸说：“这是什么？”我说：“煎饼卷肉，可香了，我妈和刘大娘怕你们挨饿，让我给送来的。”我爸说：“我们刚吃完饭，我用毛背心换了四根儿大麻花，还剩下两根儿没吃呢。”说着从身后把麻花拿出来，我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么大的麻花，足有一尺多长碗口粗细，我爸说：“拿回去，给大伙儿吃吧。”刘玉庆也问了他家的情况，当他听完我介绍后高兴地点了点头，我又说：“爸，你们什么时候动身去吉林呢？”我爸说：“今天晚上的火车，几点不知道。”我说：“这儿通火车了？”我爸点了点头，又说：“大概你们也坐这趟车吧！”我坐了一会儿就离开了，拎着麻花返回难民收容所。我简直就是个联络员，又像通讯员，把我爸和刘玉庆的情况向家里人介绍了一遍。.长话短说，我吃下药去肚子好多了，又睡了一小觉，精神也强多了，忽然听见外面有人喊：“集合集合！”我从梦中惊醒，我妈说：“又集合了，快点拿上东西，咱们走吧。”于是我妈背上我四妹带上两个小包，我依然背上我三妹带上两个小包到外面集合去了，刘大娘带着大印二印紧随其后，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老刘家那些亲戚也不知被挤到哪儿去了，看不见了。难民们先后来到九台火车站，这里灯光明亮，人声嘈杂，难民就是难民，跟花子队差不多少，一个个蓬头垢面，狼狈不堪。好不容易盼着火车来了，我们往车上一看就傻了眼，因为什么呢？因为车上人太多了，事先就听说车是从九台始发直达吉林，应该是空车啊！为啥带着这么多旅客呢？后来得知，原来这车是从兴隆山开来的，车上也是难民。火车停下之后，我们一拥而上，孩子的哭叫声，大人的喊叫声，乱成一团。车上人多得简直吓人，根本就没有座位，过道和列车两端，原来能站下十个人的地方，现在超员能超过三十人。我和我妈臂挽着臂，紧贴在一起，恐怕挤散了，她抱着我四妹还带着两个小包，我抱着我三妹也带着两个小包，火车开动了，我们被挤得喘不上气来，甚至连转动一下都不可能，我那时才十三岁，个子又小，负重又多，那个滋味可想而知。八月的天气，火车里根本就没有空调，热浪一浪高过一浪，臭汗的味道和各种难闻的味道混在一起，简直令人窒息。我三妹那会儿刚会说话，要上厕所，其实我早就看到了，列车上小小的厕所里已经挤了二十多人，根本就没有方便的地方，我只好告诉三妹你就随便拉吧，不但她随便拉，我也往裤子里尿尿，唉！人这一辈子难活啊！《西游记》里说唐僧九九八十一难，实际上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甚至超过八十一难。火车行驶得很慢，我心里好像着了火似的，巴不得一下就到吉林市。也许是又乏又累，站着就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车子突然停住了，人声一阵骚动，我听见有人喊：“到吉林了，到吉林了！”于是人们蜂拥着下车。来到吉林市火车站台上，我深深地出了几口气，头重脚轻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了，好半天才喘过这口气来，头脑也清醒了，我妈一把把我拉起来：“走，快出火车站。”于是我们就随着人群挤出了火车站，来到了吉林站前的广场上，后面跟着刘玉庆的媳妇、大印和二印，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家那几个亲戚没见着。我们在站前广场东张西望，想要找到我爸的身影，因为我们听说他们也是随这趟车来到吉林的。等了一会儿，果不其然，几百人的一支队伍站在广场上，有人还举着一面旗，上面写着国民党士兵起义部队指挥站。我们一下就看见了我爸和刘玉庆，但是不敢过去打招呼，但见一个解放军军官站在队伍前讲话，讲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记住，然后他们拿着花名册开始点名，叫一个有人得答应一声。点名结束后，我们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儿，前边我已经交代过了，我父亲坦白了，说是到吉林来解决，现在目的地到了，他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呢？是跟着大部队一起走啊，还是能把他放出来？正在我们担心的时候，我们就听见那位解放军军官喊出一个名字：“单永魁！”我和我妈定睛望去，我爸从队伍中走出来，那个军官说：“你是说书艺人吗？”我爸说：“一点儿都不假，我已经都坦白过了。”那军官说：“那你走吧。”这句话如同赦令，一下把我爸解脱了，其实我爸也看见我们了，赶紧向我们奔来，那个高兴劲儿难以形容，看来共产党说话算数，果然是言而有信。剩下那些人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将要开赴密山去学习，少说也得三个月，然后才能获得自由。刘玉庆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不知道他心里是咋想的！有没有可能后悔没有去坦白？可是此人天生胆小，都到了这紧要关头了，他也没敢说实话，但是他请了个假，从队伍出来找到我爸和我妈，我还清楚地记得他说：“永魁啊，弟妹，我把你嫂子和俩孩子就委托给你们了，等我学习回来再找你们。”说着擦了擦眼泪，又跟他们家人嘱托了几句，马上跑步回到队伍里，几分钟之后就开走了。车站上的人少多了，人们下车之后各奔他乡，所以一下冷清了下来。三妹和四妹父亲和母亲商量了一下，决定去市里找熟人去，把两个妹妹交给我看着，在地上铺了一块儿小毯子，让我把妹妹照顾好，我说：“你们可快去快点儿回来啊！”我爸说：“记住，我们不回来你们千万别离开这个地方，要不回来找不着你们。”安排完之后，他们雇了一辆马车直奔城里去了，我抱着四妹，搂着三妹，陪伴我们的就是那四个小包。我抓紧机会把我和三妹身上的衣服都换了换，把那些脏东西全扔了。刚开始的时候没觉得有什么，东张西望还看热闹，可时间一长，心里就起急了，眼望着我父母去的方向左看右看，恨不能盼他们马上出现。等啊等啊，估计能有两个多小时，三妹也哭四妹也哭，我急得没办法，也急得哭起来，引过几个过路人来看热闹，有人问：“你们是不是走丢了？你们的大人呢？”我说：“办事去了，一会儿就回来。”我怕遇上坏人，把我两个妹妹紧紧搂在怀里，把四个小包压在身下，又过了一会儿，我就发现有几辆马车飞驶而来，我一眼就看见了我爸和我妈还有十几个陌生面孔的人，他们从车上跳下来说：“快上车。”我问：“上哪儿去？”我爸说：“有新家了。”这时我才发现有个熟悉的面孔，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李照文的同学叫李占元。占元叔热情地把我们抱到马车上，然后车子一掉头赶奔市内。后来我才知道，我爸和我妈先找到的李占元，李占元真够朋友，安置我们先住在他妹夫家里，随行的还有两位说书艺人，都是我父母的晚辈，张连凤王连东还有松江茶社的经理等几位朋友。看来人这一辈子就要广交朋友，说书人常说一句话：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人活在人群当中离开朋友就无法生存，古往今来皆同一理。说话间我们到了李占元妹夫家，我一看好大的院子，占地足有十几亩，院里还有火车道，堆积的货物如山，有木材、布匹还有粮食。我心说这是啥地方啊？李占元的妹夫姓齐叫齐庆金，是吉林市比较有名气的企业家，他家开了一座转运公司，火车都能开到院里，业务十分红火。他家住在办公室的后院，大小十几间，非常宽大，齐庆金是个大块头，为人热情，是标准的东北汉子。他们一家非常热情地把我们让到屋里，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换衣服，因为我们都快变成乞丐了，身上是又酸又臭。他家还有浴池，洗完澡后，我们换上了新衣服，大家欢聚一堂，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是1948年的八月十五。齐庆金夫妻在家里设宴款待我们，谈到长春的情况，无不震惊，我父亲举起酒杯泪如雨下，一方面庆幸我们死中得活，另一方面思念我的祖母和两个孩子，就是我的大妹和二妹，自从她们离开长春之后，已有半年多音讯皆无，也不知是生是死！或者人在什么地方！我知道父亲为此偷偷地掉过数次眼泪，他也是个孝子，对待老母亲还有亲生的两个女儿牵肠挂肚，能不担心吗？只是因为光顾我们自己眼前的事了，几乎没有时间发泄，今天在庆幸之余，他想到了老娘和两个孩子，吉凶未卜，不由得悲从中来，当众放声大哭。同桌的人有的落泪有的解劝，他们都说：“二哥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你们一家人迟早会团圆的。”因为我肚子始终没好，说书艺人也是我爸的晚辈连凤和连东把我们又接到他们家，说：“好办，你早说啊。”说着把大烟盘子拿出来，点上烟灯，让我抽口大烟，连凤大姐说这个专治肚子疼，抽两口立马就好。在旧社会抽大烟的人比比皆是，我早已司空见惯，可我家不抽，我也从来没抽过，连凤大姐特别热情，躺在我对面烧了个烟泡，把大烟枪递给我：“快抽两口。”我说：“我也不会啊。”她说：“傻兄弟，这有什么难的？你把烟嘴儿含到嘴里，用嘴一抽，烟就进到你肚里了。”说实在的，我在我的一生中这是第一次抽大烟，一口烟进去呛得我五内如焚，咳嗽起来，您还真别说，鸦片虽系毒品，治肚子还真叫好使，我就抽了这么一次，痢疾就好了。有人会问抽大烟是吸毒，政府难道不管吗？因为那时候正是解放初期，前方正在大兵团作战，全国尚未解放，政府还无暇顾及这些事情，所以呢在吉林抽大烟很普遍，但是他们也知道共产党不允许抽大烟，抽的时候偷偷摸摸。……二十三年后，1971年的9月13日，当年围困长春的最高指挥官林彪仓皇出逃，最终摔死在外蒙的温都尔汗，身败名裂。他只是“围而不打”战略的执行者，但苍天最后又会饶过谁！回望历史，不禁让人唏嘘。作为普通人，在历史的洪流中又如何把握命运，求得自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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