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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东海一枭: 文化人的天职：善善恶恶反极权
余东海
如何战胜怯懦和恐惧，是摆在文化人面前的一道大难题。比极权主义更值得恐惧的是恐惧本身。—东海律
一
政治家和领导人一大忌，是“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喜欢贤良但不能任用，厌恶奸邪但不能远离。
此言出自唐朝吴兢《贞观政要纳谏》，是黄门侍郎王珪在于唐太宗对话时“闻于管子”，说的是“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所以亡矣。”汉应劭《风俗通义山泽》：“郭氏，古之诸侯，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故善人怨焉，恶人存焉，是以败为墟也。”
东海学舌曰，文化人一大忌，是善善而不能赞，恶恶而不能辟。赞是赞美、颂扬，又有推荐、赞助、辅相之义。辟是驳斥、批判。善善而赞、恶恶而辟是文化人的天职。
歌功颂德就是善善的重要组成部分。常被用为贬义词，等同于阿谀逢迎。其实，颂扬功劳与美德，理所当然，礼所当然。颂美历代圣贤（圣王）就是歌功颂德的要旨，也是善善的一大表现。注意，颂美盗贼暴君可不是歌功颂德，而是歌罪颂恶，是助贼为虐，逢君之恶，与盗贼暴君同恶。
有文章题曰：《许倬云：我对伟大人物已不再有敬意与幻想》伟大人物应该加上引号。对于伪大的“伟大人物”当然不应有敬意，但对真正的伟大人物，却应尊敬赞扬。
贤贤、荐贤是最高境界的赞善。儒家特别强调知贤荐贤。在《说苑臣术篇》中，孔子将贤德分为建功和进贤两种，认为进贤之人更为难得，更有贤德。
《韩诗外传》记载：“子贡问大臣，子曰：齐有鲍叔，郑有子皮。子贡曰：否。齐有管仲，郑有东里子产。孔子曰：产，荐也。子贡曰：然则荐贤贤于贤？曰：知贤，智也；推贤，仁也；引贤，义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知贤是智，推贤是仁，引贤是义，仁义智三德兼备。荐贤贤于贤，意谓推荐贤才者比被推荐者更为贤德。《荀子解蔽篇》引传曰：“知贤之谓明，辅贤之谓能。”辅贤即赞助、辅佐贤者，也是善善题中应有之义。
善善而赞是必须的，仅此是不够的，还要恶恶而辟，否则就不配为文化人更不配为仁者。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好人就是善善，恶人就是恶恶。《春秋》精神“是是非非，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是是、善善、贤贤离不开赞，非非、恶恶、贱不肖有赖于辟。
张载说：“恶不仁，是不善未尝不知。徒好仁而不恶不仁，则习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尽义，徒是未必尽仁。好仁而恶不仁，然后尽仁义之道。”（《正蒙•中正》）好仁就是善善，恶不仁就是恶恶。善善而赞，恶恶而辟，然后才能尽仁义之道，将之发扬光大，直到极致。
圣王是最大的政治家，圣贤是最大的文化人，都可以称为大人。大人之大，大在道德。德到大处，自有大智，自有相应的德威和道义形象。提升道德的法门很多，概乎言之有六：一、学而时习，精通一经，博学诸经；二、学思并重，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三、身体力行，勤于实践，知行合一；四、亲近君子，见贤思齐，希圣希天；五、传道解惑，立人达人，诲人不倦；六、是是非非，善善恶恶。
善善恶恶，必须落到实处，落实于言行。政治家侧重于行为，文化人侧重于言论。尤其是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极权社会，说真话、说真理、批判极权主义和特权阶级，就是一种实行，一种道德实践。
二
在极权社会，相对而言，善善容易恶恶难。
恶恶的程度亦有粗细深浅之别。极权社会，道德崩溃具有普遍性，民众缺德，官场腐败。如果避开邪说恶制，仅仅批判民众和官场，那也不难。某些人的批判只停留于此，或许是怯懦，或许是因为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如王夫之所说：“其与流俗诋诽者，非果有恶恶之心，特以甚不利于己而怒怨之耳。”（《俟解》）
极权社会，民德民智低劣是必然的，但责任在上，在领导集团和上层建筑。文化人知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的道理，知道制度的重要性和文化的根本性，更知道文化对政治制度、社会道德的决定性，就应该进行深度批判，应该把矛头指向极权主义、特权阶级而不是普罗大众。
极权主义乃是邪恶之最，其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制度和特权阶级都极其邪恶。要真正辟恶，就避不开极权主义批判，就难免遭到种种排除和迫害。
所以，如何战胜怯懦和恐惧，是摆在文化人面前的一道大难题。我说过，比极权主义更值得恐惧的是恐惧本身。对于极权主义、特权阶级和暴政恶法的恐惧，已经深入多数国人的骨髓。
这种恐惧又会表现为对真理、真相、真话和自由的恐惧，不仅不敢说真话不敢追求自由，甚至不敢面对真理、真相和自由人。习惯了黑暗会害怕光明，习惯了极权会害怕自由。
对于极权主义，文化人必须豪杰化、君子化。君子并非没有恐惧感，与众不同的是，君子可以凭义理之勇和浩然之气克服恐惧。在艰难险阻中坚持真理、坚定信念，不断强大和提升自己。
不能战胜恐惧，不可能成长为君子，更不可能成为圣贤，德性、智慧无法提升故，恐惧心理必对良知造成重大伤害故。王夫之说得好：“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俟解》）豪杰之士的一大特征就是大无畏，威武不屈，勇者无惧，无惧于极权主义的打压、威胁和迫害，无惧于任何邪恶势力！
注意，在可以不死的情况下，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这并非恐惧，而是必要的明哲。孟子说：“可以死，可以不死，死伤勇。”在可以不死的情况下明哲保身，在可以死的时候以身卫道，视死如归，此为大丈夫、真君子！
当然，仁德不是一蹴可几的。要战胜恐惧和成为君子，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不断地学习成长。《俟解》中王夫之接着说：
“能兴即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
豪杰能兴，就是能培养本性之气，即浩然之气。要培养此气，就必须接受圣人之教。圣学圣教就是圣人救人道于乱世的工具，是圣贤君子救世之大权大法。
让越来越多的人“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即圣人之道，成为豪杰和君子，这是人类社会摆脱混乱而升向升平乃至太平的希望所在。
三
不能分辨善恶，是缺智；不敢冒犯邪恶，是缺勇。唯有仁者智勇双全，以善善恶恶、反极权为天职。
比愚和懦更不堪的是善恶、恶善、护极权的三帮分子。善恶、恶善，意谓赞扬邪恶、批判正善。三帮者，帮闲帮忙帮凶也。
善恶、恶善，相当于非是、是非。荀子说：“非是、是非谓之愚。”批判正确、肯定错误叫愚蠢。我以为，非是、是非不仅是愚蠢，更是颠倒，与善恶、恶善一样颠倒反常。物反常为怪，人反常为妖，这种反常之人，就是人间妖怪。
为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涂脂抹粉歌功颂德，都是维护极权主义的妖人。《社会主义研究专家曹某某没钱治病只能向社会发起众筹》一文介绍，曹某某最擅长从世界领域来分析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曹某某是2017年患癌的。患癌第二年，曹xx还和张振共同发表《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多重逻辑》一文。文章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国内外各种干扰力量难以捉摸，变革的广度、深度、宽度有待进一步审视，能够担负起这样现实使命的非中国共产党莫属。曹某某还提出了新的“二为”方针，即”文化艺术必须为人民服务，必须为社会主义服务”云。
这个曹某某就是维护极权主义恶制邪路的三帮分子，为此而患癌而没钱治病，堪称恶报赤裸裸，可怜可悲又可耻。
人世间没有比发明、倡导、坚持和支持极权主义更坏的人。这些人无论是否病狂，都是丧心派。支持极权主义，包括言论支持和行为支持。如果说坚持者是恶主，支持者就是恶奴。一个人邪恶到支持极权的程度，必有重大恶业、恶果和恶报！一个社会支持极权者多了，就是恶社会，轻则丛林，重则地狱！
赞美极权是善恶的典型，反对自由则是恶善的典范。
反自由的原因因人而异，概乎言之有三：一因误会，不明自由之真义，看朱成碧，看民粹主义的丛林式伪自由为真了；二因利益，为了一己私利言不由衷；三因恶性奴性大发，沦为极权分子和三帮分子。三种原因在一些人身上是相互交融的。反对自由是严重的人性反常和人道反动。
奴隶没有自由，奴才不需要自由。反对自由者，在没有自由的社会能产生幸福感者，无论是主奴，必有奴性。奴性越深重，对人权自由和人格尊严越是反感排斥，只要有能力有机会，便会千方百计剥夺他人人权，侵犯他人人格。极权分子和三帮分子都是奴性深重者，身为物役，人为权奴，都是邪欲恶习之奴。
在马邦，很多知识分子沦为维护极权主义的三帮分子而不自知。除了反对自由人权法治宪政，另外还有四种重要的帮凶助恶方式：一、崇马崇毛，信奉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和共惨主义；二、赞美红军、红旗、红色英雄道德模范；三、反孔反儒反对儒家圣贤和思想；四、从事各种负价值的工作和事业。
一切败坏道德、扼杀自由、阻碍文明的事业都是负价值负能量，都是恶业，以上堪称马邦五大恶业。对这些恶业进行针锋相对的批判，也是恶恶的表现和反极权的需要。
2020-10-12余东海
首发于议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