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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真相 第53章(14)文革结束

2018年05月28日 11:03 PDF版 分享转发

文革结束

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与江青为首的文革派间展开了“毛泽东临终嘱托”之争,也即继承人之争。毛泽东没有正式指定继承人,也未留下正式遗嘱。华国锋提出的继位依据是写着“照过去方针办”、“不要着急,慢慢来”、“你办事,我放心”的三张字条,而江青、张春桥称毛泽东临终给他们留下了“按既定方针办”口头嘱托,双方各执一词。江青为首的文革派控制着政治局和宣传工具,发表了《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和《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等“两报一刊”社论,声称毛泽东曾有一个临终遗嘱给了他们,暗示华国锋“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应当说,双方说法均无道理可言。因为字条也好,口头嘱托也好,一无证明人,二无签名、三无录音和现场照片,四内容不明确,“过去方针”、“既定方针”均不知所云。

江青等人控制政治局多数和宣传工具不具决定意义,革命党从来以枪来决定权力归属。早在一年前的“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时,叶剑英为首的军队将领就开始商量兵变,最后大家一致认为直接推翻毛泽东不利于中共的统治,决定等毛泽东撒手而去后再下手整肃后党和顾命大臣。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立即与代表军队和元老的叶剑英、汪东兴秘密策划政变。10月6日,三人召集李先念、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等高层成员举行了密谋会议,通过了叶剑英的提议:由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并继续兼任国务院总理。会后,汪东兴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逮捕了江青为首的文革派成员。10月7日,华国锋召集余下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开会,宣布“四人帮伪造毛泽东的临终嘱咐、阴谋篡党夺权”,已被逮捕。剩余的部分政治局委员作出了拥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政治局决议,使华国锋成为集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等党政军最高职位于一身的最高领袖。随后,新一届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布了“粉碎四人帮”消息。消息传出,举国欢腾,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解放军各总部、各大军区举行庆祝活动,当局在北京组织了百万人的 “粉碎四人帮”庆祝游行。

由于没有民主选举,革命党权力交接的过程通常是政变的过程。国民党、苏共、中共党内都曾围绕领袖遗嘱展开争斗,权力交接迷雾重重。列宁去世后,斯大林联手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组成的三人小组控制了苏共中央,决定不公开列宁遗嘱,他在《悼列宁》讲话中说:“我们向您宣誓,我们一定光荣地执行你的遗嘱”,暗示他是列宁的遗嘱执行人和接班人。三十多年后,苏共中央在揭露斯大林罪行时披露说,列宁遗嘱中要求党大会将斯大林从总书记职位上调开,另任他人。而俄罗斯史学家尤·阿·布拉诺夫在其《被篡改的列宁遗嘱》一书中指出:“列宁病入膏肓时,列宁和托洛茨基互相隐瞒列宁最后的文件。斯大林以篡改列宁遗嘱的手段赢得了在这场斗争的胜利。斯大林篡改的手法高明,托洛茨基始终未能完全了解列宁实际上留下了什么样的遗嘱。不仅如此,列宁当初到底口授了什么内容,至今仍然是个谜。……1964年,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邀请所有健在的十三大代表举行了一次特殊的会议。会议请求他们回忆列宁遗嘱以及在党代会上宣读遗嘱的情形。这次会议的记录表明,健在的代表们全都不讲真话,要么称记不清楚了,要么是按照官方在《苏共历史》中所讲的那样来陈述当时的事件。”孙中山去世时,国民党内曾发生遗嘱真伪的风波。虽然国民党以全会决议的方式压制了反对派的质疑,但反对派所指责的苏俄顾问控制一切的局面确是事实。国民党缺乏领袖接替的正规程序,继任人产生不透明,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的明争暗斗多年,他们竞争领袖地位一靠武力,二是展开吹捧、神化孙中山的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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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成功后,华国锋宣布毛泽东从9月初开始处于半昏迷状态,没有留遗言,只写给他一个“你办事,我放心”的纸条。江青在后来受审时说:“主席那天晚上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这不是全部,后面至少还有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 多年后,姚文元在他的《回顾与反思》一文中说:“关于毛泽东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事实上并不存在,是虚构出来的”, “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三个人三种说法,情况与孙中山、列宁遗嘱一样迷雾重重。既然中共承认毛泽东不是皇帝,毛应无权决定继位者,因此临终嘱托之争既无所谓是非、法理。在权力斗争中,中共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的变动基本都是政变结果。毛泽东清除刘少奇出党是政变手段,召开政治局、中央委员会时都排除一批人,加入一批自己亲信,作出清洗决议;整肃林彪时,毛泽东再次将政治局推倒重来,还是政变。毛泽东之后,华国锋“粉碎四人帮”也是将政治局推倒重来,仍是政变。反复的政变说明,暴力革命党的权力交接只能是暴力争斗。

1977年7月,中共在北京举行了十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关于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8月,中共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大。华国锋在会议的政治报告中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称颂毛泽东英明伟大,宣称“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史上的伟大创举载入史册,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被中共称为“完全必要和非常及时”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将中国变成了人间地狱。作家秦牧写道:“这真是空前的浩劫,几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公开进行!”宣布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共为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将十年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和造成的国民财产损失数字保密。不过,从一些高层的内部讲话中可以估计出文革祸害的规模。李先念在1977年12月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说,文革十年造成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元;叶剑英在1978年12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文革十年整了一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元。

十年文革从头到尾打着革命的旗号,向每个人不断重复革命一词。文革运动并未歪曲革命的意义。暴力革命本来就是残酷迫害,共产革命是所有暴力革命中破坏最惨烈者。毛泽东是共产革命领袖中迫害欲望最强者,文革又是他祸害中国的代表作。它是有史以来教育、科学、文化领域中的最大劫难。毛泽东固然是发动文革的罪魁祸首,但全民参与的性质说明了中国暴民土壤,党化毒素之深厚。创造出千刀万剐酷刑的中华文化本身就没有自由、平等、博爱,再加上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的长期教唆,国人的爱心、同情心泯灭,迫害欲望在文革中大爆发,留下了互相迫害最残酷、最恶毒的记录。

共产革命者们在文革中大都经历了迫害人和被迫害的轮回、报应。革命者们对自己遭受的迫害刻骨铭心,但对迫害别人则感到理所当然。文革过去五十年后,人们从受迫害的老干部、红卫兵、造反派们的回忆文章中基本看不到对参与迫害他人的忏悔,证明革命党人不会罪已、拒绝忏悔的品质传染了全民。世纪之初,清廷多次降诏罪已,承认错误,承认罪责,反省革新。经过一个世纪的革命,从统治者到全民都丧失“罪已”意识,回避灾难与罪责,是为革命带来倒退的又一证明。

随着文革结束,毛泽东时代走入了历史。这一时代给国家和人民留下了太多的苦难,不堪回首。在这一时代,中共害死人数超乎想象。毛的统治是苏俄向中国输出革命的产物,不妨从苏俄说起。从1876年到1905年,沙皇政府在三十年间共处死了486人,从1905年到1908年,由于革命,沙皇与革命者在四年间互杀2200人。列夫•托尔斯泰闻此死难数字后感到难以接受,伤心落泪。然而后来的革命死难非托翁能够想象。在列宁统治时代,苏共害死人近千万,在斯大林时代,苏共害死民众近5000万。然而,革命会不断挑战人们的想象力,中共在毛泽东统治时代害死民众超过了8000万。[57]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成了战争机器。在世界各国崇尚和平,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毛泽东先后挑起了朝鲜战争、台海危机(两次)、中印战、越南战争。他在莫斯科发表的“核战争中国死三亿人还有三亿人”话不是随便说说,他真的准备让中国承受核打击。在他统治下,中国的国民经济围绕着他的世界大战、核战争的臆想运行,数千亿资金被用于输出革命、挑起战争、研制核武器、备战、“三线建设”、军工项目战略迁移,“深挖洞”,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长久的遗害。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空前专制。历史上,国人信仰自由,迁徙自由,耕种自由,收获自由,存粮备荒自由,进城务工营商自由,购置田产自由,艺术家创作自由,演出自由。清末以来,国人的自由空前扩大,享有结社自由,组党自由,办报自由,宣传思想自由。而到了毛泽东时代,国人的上述自由,连同财产生命权一起丧失。在这一时代,中国没有真正传媒,只有党的宣传工具,国际新闻一律由新华社按国内政治需要取舍发通稿,再由各报转载,统一口径,对国外形势报忧不报喜,对国内形势报喜不报忧,断绝普通民众对国内外新闻的知情权,只允许高通过各种文件简报内参了解国内外实情。在这一时代,中共对社会的控制基本达到了中华苏维埃国和陕甘宁边区的最严密程度,是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专制的社会。古代社会,政权不下乡,只到县一级,而在毛泽东时代,中共通过政权网络监视、管制到每一个人。在毛泽东时代,中共不仅管制每一个人的行止,还通过政治学习,思想汇报,控制着全体国人的思想,通过个人秘密档案决定着每一个人的命运。在这一时代,中共不间断地发动整肃运动,实施了空前残酷的精神折磨。在这一时代,统治者逼迫人们检讨,自污,交出私人信件,逼迫人们互相揭发,互相告密,互相陷害,营造了亲友,父母子女间互相陷害的恐怖环境,造成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又一次的自杀潮。在这一时代,全民不敢表达真实的思想,毛泽东自己写信用黑话,林彪在日记中也大量使用暗语,众多思想先驱因在私信、日记中表达想法而被中共杀害。中共在这一时代实施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恶意陷害:号召“大鸣大放”,“向共产党提意见”,暗中布置“聚而歼之”,陷害了数百万响应号召者;鼓励吹牛,“放高产卫星”,然后吹出来的倍增产量数字搜刮粮食,造成饥荒;中共中央发动了“大跃进”、“反右倾”、“反瞒产”,要求基层搜出农民藏匿的粮食,造成饥荒后,中央高层以执行政策的基层干部为替罪羊,发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四光运动”,实施整肃,迫害人百万计,造成自杀潮;号召党政军当权派造反,然后以“反党乱军”、“打砸抢分子”、、“五一六分子”、“四人帮爪牙”、“三种人”罪名整肃迫害了数百万造反派;同时下达“向军队当权派造反”、“军队支左”、“坚决禁止冲击军队”等互相矛盾的指示,使数十万造反派成了军队镇压的牺牲品;先鼓动造反派武斗,再号召“大联合”,使百万造反派成了全国武斗牺牲品。在不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中,上千万人落入陷井。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以“无产阶级专政”名义,是对国人残酷迫害,实施阶级镇压,留下了空前残暴血腥的记录: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杀害旧政府时代军政人员、反抗土改的农民百万计;发动“土改运动”,剥夺地主土地,杀害地主乡绅百万计;发动肃清反革命运动,迫害旧政府军政人员,反抗暴政者百万计;发动“三反五反运动”及“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实施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敲诈勒索,剥夺了工商业者天文数字的财产,逼得数十万工商业者自杀;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将全体农民变成了农奴,将农村的粮食搜刮殆尽用于出口发展军备,造成空前规模的饥荒,造成4500万农民饿死;在饥荒后发动发动了“四清”、文革运动,害死国人千万计。在这一时代,中共制造了庞大的贱民群体,以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叛徒、特务、走资派罪名,将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子女打入另册,对数以千万计的民众实施迫害数十年,造成其中数以百万受害者含冤离世。在连绵不断的运动中,中共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迫害记录,最恶毒的精神和肉体刑罚。

在毛泽东时代,政治空前黑暗。在制造上述灾难的一次次会议上,中共高层一次次全票通过灾难性的决议。除了彭德怀写过一封一半吹捧,一半批评的私信之外,中共高层全体助纣为虐。在“引蛇出洞”设计陷害,“土炉子炼钢”、“高产卫星”等谎言面前,中共全体高层,各界精英共同维护“皇帝的新衣”,全体道德沦丧,全国丑恶横行。在饿死几千万人的情况下,制造灾难的毛泽东不受追究,没有敢于提出批评,没有人敢于问责。在饥荒刚刚结束,部分地区仍在饿死的背景下,中共全党掀起了新一轮崇拜毛泽东的热潮,使毛泽东能够立即制造中印边界战争、越南战争、“三线建设”、“大讲阶级斗争”、“四清运动”等新灾难,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添砖加瓦。在这一时代,中共在国人极度困苦中长期无偿对外抛洒金钱。没有人敢于质疑“对外援助”,人大、政协、“八个民主党派”完全沦为花瓶,毛泽东得以为所欲为,为自己的世界领袖梦将千亿计的国人钱财赠送给外国的政府、政党或野心家个人。在大饥荒中,他禁止开仓放赈救灾,同时增加对外援助,下令到非洲建铁路,为朝鲜建地铁,为阿尔巴尼亚建电视台,下令批判电影,戏剧,批判孔子,宋江,国人则追随毛泽东任何荒唐指令,全无抗争。

在毛泽东时代,人民空前困苦。在世界各国快速发展,日本、台湾的经济总量增长、国民收增长在7——10倍之时,中国基本没有住宅建设,没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一时代结束时,农村破败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在贵州省安顺地区,许多姑娘没有裤子穿;万里上任安徽时发现,很多地方农民穷到门、窗、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一个20多户人家的生产队,4户没有门,3户没水缸,5户没有桌子,队长一家10口人只有一床被子、7个饭碗,筷子全是树枝、秸秆;[60] 武安县的乡民靠卖血度日;甘肃省榆中县上庄公社,所有生产队年人均口粮都不足一百斤,家产在30元以下的有188户;在15元以下的41户,农户除一张破席,一团烂棉花和锅碗筷外一无所有。[61]  

毛泽东时代是世界教育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中共在学校搞“反右倾运动”,逼得小学生自杀事件,鼓动学生批斗老师,打老师,杀害老师,捣毁教室,停办大学,取消考试,反复整肃知识分子,逼知识分子检讨,登报自污,请罪,将学生、教师赶到农村去劳动改造。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鼓吹阶级斗争,要求人民互相斗争,将一部分人排除出人民之外,鼓动阶级仇恨。文艺作品,学生教材中充满仇恨,迫害,仇杀的教唆,培养出了一代迫害狂,人们的良知,独立思想,同情心与爱心泯灭,家庭内的互相迫害大量发生,发生了地震、洪水灾难中的见死不救和趁灾抢劫狂潮,发生了母亲唆使儿子杀害被斗丈夫的事件。[62]  

在毛泽东时代,恶毒、暴力的语言大行其道,“害人虫”、“小爬虫”、“砸烂狗头”、“阶级敌人”、“黑五类”、“臭老九”、“牛鬼蛇神”等毛式污辱语言,红卫兵战歌中“滚他妈的蛋”等骂人语言,“作一颗螺丝钉”、“只准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等剥夺人权的语言,“巨大成就”、“伟大胜利”、“就是好!就是好”等强词夺理的语言等等,反映这一时代的精神恐怖。毛时代的语言与强调效忠领袖、热爱祖国,“犹太害虫”为代表的的纳粹语言和强调“举国一致”、“万众一心”、“誓死捍卫天皇陛下”的日本法西斯语言高度相似,三者都否定独立思想,否定自由,使用极端语式。而相比德、日法西斯的语言,毛时代的语言更加粗鄙野蛮,更加残暴。

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哈耶克指出:“集权体制会导致最坏者当政。……独裁者掌握和控制人民思想,或者说将人民的思想‘国有化’”。[63]  正如哈耶克所指出,集权体制,共产革命党导致了毛泽东这样的最坏者当政,把革命灾难扩大到了极致。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N. Bellah)指出:“中国要建立起全社会真正的自由,连接起中国传统的道德架构,必须首先打破暴君毛泽东的魔咒。这将是一个挑战,因为中国还没有走出毛时代,他的画像仍然挂在那儿。我想中国必须面对这个事实,毛是一个魔鬼,人类史上最坏的人之一。”[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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