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逝世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永久供奉毛泽东遗体，致电有保存胡志明遗体经验的越共专家来京协助遗体保存。11日，华国锋护送毛泽东遗体到305医院作防腐处理。12日，政治局作出在天安门广场修建纪念堂供奉毛泽东遗体的决定。18日，中共在北京为毛泽东举行了追悼大会。当时中共中央的三位副主席是：华国锋、王洪文和叶剑英。由谁致悼词等于是宣布谁是权力继承人。经叶剑英提议，政治局决定由王洪文主持追悼会，华国锋致悼词。与孙中山去世时的蒋介石、汪精卫一样，华国锋以推动崇拜运动来证明自己的传人地位，背弃毛泽东1956年率151位中央领导人签署身后火化、不建坟墓承诺书，主持中共中央作出供奉毛泽东遗体的决定，下令成立了以吴阶平、林钧才等医学专家为首的防腐处理小组。这时，列宁遗体腐烂，躯干被火化，以人造躯干和蜡制鼻子、耳朵填充等情况已经不是秘密。华决定使毛泽东的遗体面临列宁遗体一样的腐烂，肢解，替换，逐步真假参半，最后以假乱真的过程。根据华国锋的供奉毛遗体决定，中共中央成立了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主任的“保护毛主席遗体领导小组办公室”，所考虑的陵墓方案有：中南海、北海、昆明湖的“水上日出”方案，瀛台岛方案，香山、景山、玉泉山的“山顶红星” 等方案。[57]  中共从中选定了最损害国家人民利益的方案，决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供奉毛泽东遗体。9月20日，华国锋、汪东兴等人护送毛泽东遗体到毛家湾，专家们在地下手术室开始对毛泽东遗体进行保存处理。10月，华主持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在天安门广场供奉毛遗体。中共在皇城中轴线上的天安门广场建陵墓的决定大悖于中国的传统，破坏了皇城的布局与都城的风水，使中国进入了极少数干尸崇拜的专制落后国家之列，为日后处理皇城中心的陵墓留下了难题。为一党之私、一己之私，华国锋以强迫人民继续崇拜暴君的方式报达毛泽东的提拔之恩。在操办供奉遗体和建纪念堂过程中，他下令选用昂贵的氦气和江苏东海县“甲天下”的水晶，指示“不惜一切代价”、“一切为此让路”。1976年底，华国锋主持在天安门广场开工建陵。中共中央发出号召，不是号召援助寒冬中无居的唐山地震灾民，而是要求全国人民和各行各业优先向毛泽东纪念堂工程提供人财物。这种置无助灾民于不顾，将建纪念堂作为第一要务的行径与大饥荒中的毛泽东与中共大员们置灾民于不顾建行宫的行径一脉相承。声称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共其实党的利益凌驾一切，而中共党的利益总是害民的。不是吗？建国之初，毛泽东拒绝了保留北京旧城另建新都的建议，就是因为要住皇庭。从建国到去世，毛泽东作出的几乎所有决定都是祸国殃民的，而全体高层都全体拥护了毛的决定。新一届中共领导层作出最损害国家人民的决定并不奇怪，专制体制必然延续毛泽东统治的作法。

毛泽东的一生祸国殃民。他发动连绵的整肃运动，迫害人民，摧残教育，迫害知识分子，摧残文化传统，破坏文物古迹和自然环境，对国家，人民和整个世界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他是造反领袖和一代帝王。了解了历史上造反领袖和帝王才能了解毛泽东。造反领袖们的共同特点是嗜杀。唐太宗李世民残暴异常，灭门杀害亲兄弟，经他追求霸业的隋唐之战，全国人口从隋时的4000多万，减至贞观初年的不到1000万；[49]  黄巢率军围困陈州时大军断粮，下令以吃人来解决军粮；[50] 李自成、张献忠造反，杀得全国人口减少了约三分之二，其中四川被张杀得百里无人，清廷后来只好推动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洪秀全在广东老家教书时曾作《百正歌》，在歌中指黄巢、李闯为邪恶，劝人去恶从善。然而他的太平军与黄巢、闯、献一样残暴，在所到之处烧杀抢掠，逼迫无家可归的百姓入伙，他的太平天国造成中国人口减少了四成。毛泽东比历史上的造反领袖更加嗜杀。从土地革命到井冈山，他为杀人叫好，亲自指挥杀人，仅几年就使井冈山地区人口大幅减少。苏区肃反中，他指挥杀人数万。国共战争中，他实施了围城战术，仅在长春就饿死了数十万平民。建国后，他的批示、讲话中充斥杀人令，他发动的历次运动杀人百万计。

帝王们的共同特点是生活在永远的霸业梦和失去权力地位的恐惧中。武帝晚年生活在被夺权的猜疑中，杀太子、害皇孙、逼皇后，自灭三族，将长安城变成了恐怖世界；朱元璋登基后陷入恐惧，不断制造大规模屠杀，把跟随的造反 “淮西帮”功臣几乎杀光；[51]  明成祖朱棣同样因恐惧而嗜杀，发明了“灭十族”杀法，并且与其父一样下令将所恨的人碎尸喂狗；[52]  明洪秀全登基后始终生活在丢失宝座的恐惧之中，血洗了天京。与历史上的帝王一样，毛泽东也生活在霸业梦想和失去权力地位的恐惧中。为了霸业梦，他不停地发动战争。为维护权力地位，他不停地发动整肃运动。他以战争和整肃运动为生活方式，以此驱逐失去权力地位的恐惧。他的私人医生回忆道：我多年前便意识到毛似乎有被迫害妄想症，他那时怀疑游泳池被下了毒，现在看来毛的情形是更严重了。毛以为他在南昌生病是因为招待所被下了毒。在我看来所谓的毒是政治──高层共党领导之间的明争暗斗。[53]   

毛泽东还是共产革命领袖。了解其他共产革命领袖才能了解毛泽东。马克思在毕业论文中六次用了“毁灭”一词，以至于同学给他起了“毁灭”的外号。他在诗中透露：“梦想成为恐怖之王，毁灭整个世界”。他垂涎家族的遗产。当他在伯父病重时写道：“如果那条狗死了，就对我无碍了。”恩格斯回复道：“祝贺你，你继承遗产的障碍得病了，我希望他现在就大难临头”。[54]  夺取政权之前，列宁以筹措党经费为名，领导布尔什维克抢劫银行，订立了几条“党员守则”，规定凡参加行劫的同志不得过问所得款项的数额及用途，使他自己得以大肆挥霍这些赃款。沙皇秘密警察派遣线人渗入各革命组织，两名沙皇特工人员是阿齐夫及马连诺斯基依靠贿赂列宁而被接纳为同志。列宁在革命成功之后将马连诺斯基灭口。[55] 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列宁实施了俄国空前的大屠杀和私人财产剥夺，造成了空前的大饥荒。斯大林在屠杀方面超越列宁，将列宁时代政治局成员和1930年代苏共中央委员和苏军将领几乎杀光。他的女儿（Svetlana Alliluyeva）在回忆录写道：“可怕的魔鬼已经占有了父亲的身体，使他认为善良、宽恕、仁爱比最大的罪行还要坏。”斯大林的妻舅兼亲密同志 Kaganovitch在日记中写道：“我开始明白斯大林是如何把自己捧上神坛的了。他没有丝毫人性。他告诉我：‘当我要向某人道别时，我想象此人四肢着地，然后他变得非常恶心。有时我会觉得有点喜欢某个应该被清除的人，你猜我会怎么做？我会想象这人正在拉屎、发出恶臭、放屁、呕吐——然后我就不会再对此人感到内疚。他越快停止在地球上发臭越好。于是，我会发自内心地处理掉此人。’”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德热拉斯（Milovan Djilas）在其《新阶级》一书中写道：“斯大林魔鬼般的权力和能量是这样形成的，他把共产主义运动及其中的每一个人带入一种混乱和麻木的状态，以此建立和维持他的恐怖统治”。革命家切· 格瓦拉（Che Guevara）一样嗜杀。他曾写道：“仇恨是斗争的要素 ——毫无怜悯的恨，能让一个革命者超越人类自然极限，让他变成一台高效、毁灭性、冷酷、老谋深算、冰冷的杀戮机器——要以这样的仇恨来对待敌人。”在古巴共产党的镇反运动中，他主持实施了大量抽取“反革命分子”的血液用于出口，将不少人抽血致死。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得承认，爸爸，我真的喜欢杀戮。” [56]  也许正是由于上述相似，格瓦拉获得毛泽东巨额外汇赔款作不断革命的经费。毛泽东的学生波尔布特喜欢欣赏临刑者濒死的恐怖表情。在统治柬埔寨的三年中，他领导柬共害死了全国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人民，他下令处决前留下死刑犯照片，选最为恐怖照片造册供其欣赏（罪恶馆解说员说：“应该感谢他的恶癖，留下了如此丰富的罪证）。为了补脑，波尔布特向某国（据说是中国）定制了钻脑机，取人脑滋补。红色高棉将被处决者绑在椅子上，用高速旋转的钻头从其后脑缓缓钻入，留下了受害者极度恐惧的照片供波尔布特欣赏。波魔喜欢的一张照片是一个怀抱婴儿女教师，在即将被取脑浆时表情平静，但脸颊上流下的大颗泪珠）。红色高棉国歌唱道：“红色，红色的血，洒遍了柬埔寨祖国的城市与平原，这是工人和农民的血，这是革命的男女战斗员的血，这血以巨大的愤怒和坚决的战斗要求而喷出……”。诺贝尔文学奖及普希金将得主伊凡·布宁（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Бу́нин）评价列宁说：“一个野人，从一出生时就是道德上的白痴，这就是列宁。他带给世界恐惧，摧残伟大的国家，屠杀了数百万人民。”这一评价也适用于革命领袖群体。从秦始皇、闯、献到毛泽东，从马克思到毛泽东，到波尔布特，帝王和领袖们的共同特点是崇尚暴力，血腥，夺人财产与生命，没有道德底线，心中只有自己霸业梦，只有自己权力地位，而没有爱。由于过于执着地追求永远的权力地位，他们会陷入妄想和被害恐惧，多数精神异常。

2010年7月，俄罗斯议员弗拉吉米尔.梅金斯基在杜马表示：“我们往往会认为在红场列宁墓内看到的就是列宁的全部尸体，请不要被错觉欺骗，那里只存放着10%的列宁尸体。继续保存列宁的尸体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从预算支出的观点来看，存放这种人工制造的艺术品是不道德的，对列宁的家人来说也是一种伤害。俄罗斯政府必需尽快埋葬列宁的尸体。” 将列宁遗体从红场迁出最强烈的反对声音仍然来自北京。当年，中共强烈反对将斯大林遗体迁出红场，赫鲁晓夫回应说可以把斯大林的遗体送到北京。如今，不少俄罗斯人再建议将列宁遗体送到北京去。2012年，俄罗斯的一些政治派别成立了有关下葬列宁的特别委员会。列宁遗体将迁出红场。在中国，毛泽东遗体经过三十多年的陈列也被局部替换，日益丧失尊严，迁出天安门广场也只是时间问题。

华国锋推动继续崇毛的另一举措是改国歌。1949年，新政治协商会议在决定国歌时发生了争议。有代表提出，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之句不宜用作国歌，建议用聂耳曲调，另填新词。文革开始后，国歌词作者田汉获罪，国歌歌词被非正式废止。华国锋上台后，决定改国歌，主导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通过新国歌词为：“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前进！前进！ 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随后，华再主导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他的新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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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末以来的国歌变迁，可以看出革命带来的倒退。宣统三年，傅侗、严复执笔的国歌为：“巩金瓯，承天畴，民物欣凫藻。喜同胞，清时幸遭，真熙皞，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宣布国歌为：“东亚开化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国荣光，锦秀山河普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这时，革命党尚未站稳脚跟，还不敢在国歌中加入一党私货，孙中山采取机会主义策略，从“驱除鞑虏”悄悄转变为“五色荣光”；1915年，袁世凯政府宣布国歌为：“中华雄踞天地间，廊八埏，华胄从来昆化巅。江湖浩荡山锦连，勋华捐开尧天，亿万年”。清末民国的国歌歌词堂堂正正，没有党化内容。比较而言，袁世凯制定的《中华雄踞天地间》国歌最能体现民族精神。1937年，国民党决议以党歌作为国歌，开篇即贩卖三民主义，倒退到以党代国，完全不给非国民党人士与思想留下空间，强迫全民接受其党义。国民党的国歌虽体现一党之私、一党独裁，但还不敢在国歌中加入个人崇拜。然而华国锋主持制定的国歌不仅党化，更将国歌与毛泽东的名字绑定，强迫国人唱国歌的同时颂扬毛泽东。由于新国歌歌词过于荒唐，经历文革灾难的国人对此一致反感，无人会主动歌唱。随着华国锋不久后失势，这首“华记国歌”被中共官方与民间一致抛弃。在二十一世纪，国人回顾中国国歌变迁时不免为“华记国歌”感到难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