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逝世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各地的民众自发举行了各种悼念活动，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出现了成千上万纪念周恩来的花圈。苦难中的老百姓将在四届人大会议上宣布现代化目标的周恩来当作了反对文革，引领中国走向“四个现代化”的化身，借悼念周恩来表达对文革的不满。一时，举国悲痛，到处可见普通百姓为总理逝世痛哭的场面。当时国人不知道，周恩来是文革的主要发动者和领导者，是毛泽东制造连绵灾难的主要帮手。

1940年，周恩来在电报中开始以“毛主席并中央书记处”开头，[21]  率先推动领袖独裁；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在回延安欢迎会上提出：“毛泽东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方向，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22]  他称自己在抗战之初的对日作战主张为 “迷失”，积极拥护毛泽东的对日避战政策；延安整风后的中共七大上，周恩来成为中共党内崇拜毛泽东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在讲话中说：“最主要的，我们还是依靠了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他指示了我们以新民民主主义的方向，他教育了我们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学说，他领导了我们经过了中国革命三个历史时期，创造了伟大的革命力量，经历了无数次革命斗争，克服了无数次艰难困苦，达到了今天的初步胜利。”“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起毛泽东同志的旗帜，胜利前进”，并率先将“毛泽东同志万岁”[23] 口号搬到了党代会上；中共八大会后的政治局会上，他出面说服彭真等人收回了限制领袖权力的“党主席只得连任一届”提案，维护了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地位；大饥荒中，他下令将财政部副部长陈国栋、粮食部副部长周伯萍、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联名上报的显示三年间全国减少了几千万人的统计汇总报告“立即销毁，不得外传”，指示公安部将各省人口统计数字列为“绝密”资料禁止查阅，[24]  在“七千人大会”上出面为毛泽东开脱，帮助毛泽东稳固了独裁地位；饥荒刚过，他积极推动了崇毛运动，催生了几年后的红卫兵运动；1966年，他帮助毛泽东趁刘少奇出访发动了党内政变，整肃了彭真、陆定一，然后亲赴大连说服称病不肯进京的林彪进京保驾，协助康生等人起草了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 出面提名江青掌控中央文革领导小组，[25] 帮助毛泽东发动了文革，帮助江青摆脱了不得干政的限制，进入最高层；红卫兵运动中，他两次去清华大学，在万人大会上演讲说：“我是来煽风点火的，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你们已经把火点起来了，就应该由你们自己来解决你们自己的问题。我相信这个火也很快在全国都会点起来”，他常常在红卫兵打死名人后匆匆而来，痛苦地对其家人说：对不起，我来晚了。后来人们发现，这些名人的抓捕或者处死指令是周所签署；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力荐林彪为副主席和接班人，吹捧林彪“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得最活，做得最力”，[26]   他提出了“向江青同志学习”的口号，带领十万人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江青同志！”；[27]  中共九大前，他吹捧林彪说：“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八一起义不是我周恩来领导的，是林副主席领导的，我周恩来不过是参加了而已”，[28]  他提名连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江青、叶群进入了政治局。

从文革前到文革中，周恩来抓住一切机会以音乐、舞蹈、歌曲等形式向毛泽东表达效忠，是崇毛运动与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推手。有红卫兵回忆说：有一次，我们跟随周总理到一所大学，当他健步登上主席台时，全场响起一阵阵的欢呼声，革命师生高呼：“向周总理致敬!”周总理说；“同志们，首先让我们一起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来指挥。”他带头起歌，挥动着手臂，有力地打着拍子，和全场一起高唱；[29]  他抱起一个幼儿园的儿童亲了亲，问孩子们会不会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孩子们雀跃着回答会唱。周恩来就打起拍子，亲自指挥他们唱起歌来；[30]  在出访归来的飞机上，他提议唱《东方红》，对机组人员讲：“你们飞行要靠毛泽东思想导航，全国各行各业都要靠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个人要靠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31]    

周恩来表面慈善内心冷酷。1954年，台湾国民党保密局香港情报站获悉周恩来将赴印尼参加亚非会议 (万隆会议，Asian-African conference)，策划在代表团将乘的班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周事先得到了暗杀计划情报，临时改乘其它飞机，但命代表团其他成员按原计划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让八名中国代表团成人员作替死鬼以使自己更安全。 [32]文革中，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专案组及地方各级专案组，整肃了两百多万干部，签署了几乎全部的中央文革小组指导全国文革的文件，作出了无数迫害批示。文革迫害面如此之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周恩来授权红卫兵、造反派组织自己成立专案组实施迫害。[33]  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均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提出，由他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决定的。周恩来每隔半个月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主持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由每个专案组依次汇报工作。[34]  中央专案组报告给毛泽东的材料是经过剪辑和精心选编的，周恩来非常清楚这些材料的诬陷性质。他对下面专案组如何搜集证据和如何审讯知之甚详，因为每天专案组都把他们如何搜集证据等做成《动态情况反映》简报报给他。[35]  他明知大量供词和证据系严刑逼供得来而据以整人。他在刘少奇专案材料上批示：“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工贼、大汉奸……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甚至在有关文件中批示：“此人该杀”。[36]  文革史专家王年一教授评论说：送给毛泽东看的只有证明刘少奇有罪的，而证明刘少奇没有罪的人证和物证却没有送给毛泽东看。为什么没送呢？周恩来不知道吗？如果周恩来知道有反证材料而不送，那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周恩来相信刘少奇真犯了这些罪。另一种可能是，他不相信，但是他觉得毛泽东或是江青要栽赃刘少奇，他必须照毛泽东或是江青的意图做。[37]  以同样的整肃方式，周恩来主持将上千党政军高层官员逮捕、定罪。在他而言，材料是否真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揣摩毛泽东的旨意办事。例如，他签署了贺龙逮捕令，并“写了数百字的批语，……把贺龙骂得狗血淋头，没说一句好话”，[38]  称贺“历史上搞叛变、现行中搞政变”，同时称许光达为“反革命政变的黑干将”。[39]  “九一三事件”后，他又主持了中共中央“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专案组”，[40]  再以同样方式逮捕、清洗了上千高层成员。周恩来操办了对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迫害，批示“同意”将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判处死刑，批准逮捕他的养女孙维世，批准杀害了《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下令逮捕跟随他几十年的卫士长成元功。文革后，中共中央“四人帮专案组”在搜集罪证时发现，中央一级文革冤案的逮捕令基本都是周恩来签署的。

从延安整风到去世，周恩来始终对毛泽东诚惶诚恐，不用说发出去的电报，就连一些重要宴会的邀请名单和菜谱，周恩来都不敢做主，要送呈“请主席批示”，待毛泽东画圈或修改后才算数。[41]  毛泽东请周坐沙发，周却搬过凳子，恭敬的坐在毛的身边，[42]  毛泽东上天安门，周恩来每次都要提前检查毛用的桌椅，等候毛。“周总理始终紧挨在主席身边半侧着身子；举起一只手臂，像是为毛主席开路，又像是准备随时去搀扶……”[43]  红卫兵领袖聂元梓在晚年接受访谈时说：“毛泽东从沙发上起来，他赶紧去搀扶。有这个必要吗？不是有下面的人吗？你超过了你的身份了嘛。毛泽东看什么图，周恩来跪在地上给毛泽东讲解。说明他还有奴才的本质。”[44] 周恩来伺候江青也如同奴才。黄永胜披露：“有一次开政治局会议，有重要议题要研究，还没有开始，江青就闹：‘总理，你要帮我解决一个严重的问题，不然要出大事情！’周恩来问：‘江青同志你有什么严重的事情？’江青说：‘我房间里那个马桶现在天冷不敢用，太凉，一上厕所就感冒，一感冒我就不能去见主席，怕传染主席，我也很快要闹大病。这个问题还不严重啊？’周恩来说这怎么办？开完会我派人去看一看？江青不干，说总理你对我没有革命感情，阶级敌人恨不得我快点死！周恩来没办法，会也不开了，带着我们几个到江青那里去，对着江青那个马桶，用手这样托著下巴，这样看看，那样看看，也想不出办法来。想来想去，最后说，江青同志，这样好不好，我们没有一种技术可以把这个马桶的垫圈加热，但可以用保暖的东西把垫圈包起来，外面再用软和的布料包起它来，就可以临时解决了。江青一看也确实没别的办法，就同意了。周恩来又马上叫中央办公厅派人来做好它。”[45] 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周恩来提名江青为中共政治局常委。毛泽东虽未同意，但也心领了周恩来的美意。

中共长期宣传周恩来勤政爱民，生活节俭，而隐瞒了周恩来的真实一面。在国难民困，前线将士饥寒交迫的1938年，时任汉口市长的吴国桢与南开中学同窗周恩来在汉口相遇。吴在家宴请周恩来，花费十六元。周恩来回请吴，叫了当时汉口最好的酒席，另上好酒。同席的南开校友，外交部秘书段观海不禁问周：如此破费，你的薪金是多少？当周答五元薪水时，在场人都惊奇怎么能付得起如此昂贵酒席。周笑着说：“这顿饭钱由组织出，是组织允许我可以用这笔钱请你们的。”段指周恩来身穿的缎子狐皮袍问：“难道这也是组织供给你的？”周答：“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共享一切，我什么也不占有，组织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段大笑说：“这样我也要作共产党员了。”[46]  在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中，周恩来宴请在北京开会的夏衍、谢晋、于洋等一批文艺界人士，一杯接一杯，几桌人喝下了好几瓶茅台酒。从饥荒到文革，周恩来批示消费的茅台酒以吨计。在国民经济崩溃，人民极度困苦的1970年，汪东兴与广州政军大员在白云山为毛泽东、周恩来开建行宫（705工程），耗用钢材万吨，木材两万立方米，水泥3万吨，总开支以亿计。据经办广州行宫的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回忆，周入住行宫后很高兴。中共当局在1970年还为周在老使馆区的一处别墅装修过。只不过这些事情在中共不允许人们提起，所以不为人所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回忆披露，一次他半夜去找周恩来，结果发现一个女服务员正在为周恩来剪指甲，周当时还拥有漂亮的专列。张闻天遗孀刘英回忆说，当年张闻天从事外交工作时曾对陈毅抱怨，说周恩来兼外交部部长时，经常到吃中午饭了才起床。那些每天排队等周批文件的分工秘书对周的这种作风有意见的不是一个人几个人。曾有秘书跟张闻天发牢骚说：“我忙得要死，一个钟头还没轮到我，他（指周恩来）不批我又不能走，我们得等他起床，吃饭。”张闻天反对大吃大喝，要求宴请要简单，这就同周恩来有矛盾。周恩来要讲气派，吃得好，吃鱼翅海参，每次宴会都要上茅台。[47]

个人吃喝事小，祸国殃民事大。文革中的国人不知道，周恩来在二十多年的总理任上，与毛泽东黑箱作业，将千亿民脂民膏赠送给了亚非拉数百国家、政党和野心家个人，他主持对外援助的口头禅是：“我们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1959年，在各地饥荒扩大之时，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郑州会议决定主持颁布了《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禁止农民逃荒，实际是要求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在各地农村饿殍遍地的大饥荒中，他多次下令加紧征购粮食以出口换黄金，继续大规模无偿外援助，继续向非洲国家运送数以万吨计的大米、小麦；1961年底，当时的中共粮食部长陈国栋、统计部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搞了各地饥荒情况调查，将饿死了几千万人的报告上报周恩来，周看过报告后下令马上销毁，并在几天过亲自追问是否已经销毁了这一报告。他主持的中国政府几十年不建设城市基础设施，不建民宅，对外援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逐年提高，将国人的血汗钱抛洒国外，用于策动暴动，挑起战争，输出军火包括毒气，仅援助越共的200亿美元，援助柬共的几十亿元已经使印度支那血流成河了。到他病重时，中国对外无偿援助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超过7%。当他在任上去世时，城乡人民生活极为贫困，很多地方的农民穷得没有裤子穿。北洋政府和民国历届政府和地方统治者几乎全体热心教育，关心民生。而中共宣传的“人民的好总理”帮助毛泽东制造了不间断地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的灾难，尽量压低教育经费，尽量不建民用设施，长期坚持将国人血汗钱赠送给外国人，古今中外，这样的总理找不到第二位。

弥留之际，周恩来让人读毛泽东的诗，脸上露出了最后一次微笑，轻轻地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48]   作为毛泽东曾经的上级，周恩来应不会对毛真心崇拜。如果说，从延安整风到病重周恩来有必要作崇毛表演以维护自己的地位的话，那么他在遗嘱不留骨灰后已没有必要再作表演了。人们无法理解，周何以在弥留之际还作崇毛表演。也许，因为厚黑功夫深入骨髓，他已经欲罢不能了。

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没有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毛病入膏肓不假，但没有出席周的追悼会不是因为健康原因，因为他在几天之前还接见了尼克松女儿夫妇。在老百姓自发地展开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时，毛泽东指示：“不要用死人压活人”。在三星期后的除夕夜，中南海游泳池院子中传出了鞭炮声，弄得中南海警卫人员极为紧张。京城的居民听到了鞭炮声，人们流传：毛泽东破例放了鞭炮是在庆祝周恩来先走了一步。几个月后，身体健康的朱德突然去世，被怀疑也与毛泽东让对手“先走一步”的心思有关。革命家之间就是如此。冷酷是革命家、革命领袖的必须具备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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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清明节前，北京上百万人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以献花圈悼念周恩来的方式表达对毛泽东统治的不满。广场上出现矛头指向江青，张春桥等人诗词，其中著名的诗句有：“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酒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另有人贴出了矛头直指毛泽东的“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返了”标语。4月4日夜，当局派出警察把花圈收走，愤怒的民众烧毁了汽车和房屋。当局调工人民兵清场，拘捕了数百不肯离去的民众。毛泽东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指邓小平为事件的幕后黑手，在两天后宣布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邓小平立即上书毛泽东，表示对决定“完全拥护，对主席能允许他继续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是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最后的心灵对话。毛泽东知道老百姓对文革不满随时爆发，文革和他的统治已走到了尽头。虽然他曾说“我什么都不怕，上帝已经在呼唤我了”，表示对身后的任何灾难都无所谓，但还是为防止身后被清算作了精心安排，以保留邓的党籍的方式为邓安排了东山再起之路。毛的考虑是，如果江青为首的文革亲信及几位顾命大臣不能成功接掌大局时由邓出来掌权。他依然视邓小平为亲信，相信邓不会像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那样清算自己。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最后判断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