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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革命的真相 第53章（5）批林批孔运动
批林批孔运动
“九一三”事件后，“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化名梁效）奉命到毛家湾林宅寻找批林材料，将找到一些林彪尊崇孔、孟的零碎材料报告了江青、毛泽东。随后，毛泽东发表谈话中称法家是进步的，儒家是倒退的，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尊孔反法”等等。据此，江青、张春桥授意梁效等理论班子组织文章批判孔子和儒家。1973年8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和《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两文。9月，“梁效”在《北京日报》发表了《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一文，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化名罗思鼎）在《学习与批判》党刊上发表了《论尊儒反法》一文。同月，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毛泽东不仅赞成秦始皇，还赞成“焚书坑儒”，曾写诗贬孔道：“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历史上曾有李贽、陈独秀等学者批判过孔子，但孔圣人贬为“秕糠”者毛泽东是第一人。
1974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一模一样的《元旦献词》，在其中称“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1月18 日，中共中央下达一号文件，将“梁效”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转发全国。由此，中共将孔子和林彪扯在一起，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根据中央文件，“梁效”、“罗思鼎”为首的写作班子发表了大量尊法批儒批孔文章。其中引领运动的文章有，梁效的《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赵高篡权与秦朝灭亡》、《论爱国主义者王安石》、《坚持古为今用，研究儒法斗争》、《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罗思鼎的《论吕后》、《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论李斯》、《论西汉初期政治与黄老之学》、《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略论思想发展的源和流》等等。这些文章与批判电影《武训传》、“九评”、批《海瑞罢官》等整人文章一样，均是强词夺理，扣“阶级斗争”帽子，以谩骂为能文章。如果说其中有新意的话，那就是借吹捧吕后、武则天吹捧江青。
“批林批孔运动”中，杨荣国教授红极一时。他在文革前因发表扣政治帽子的《胡适的反动观点和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歪曲》、《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如何为国民党反动统治服务》、《批判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讲话》等文出名。文革初期，他与众多知识分子一样受到批斗，抄家、隔离审查、送干校劳改等迫害。在中共中央策划批孔时，他将政治批判引入学术的《孔墨的思想》、《中国十七世纪思想史》等专著受到“梁效”欣赏，他指孔子为“反动派代表人物”的《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文更受到毛泽东赞赏，获党刊《红旗》杂志发表。从此，杨时来运转，获授广东省要职，连续发表了《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林彪贩卖孔孟哲学天才论的反动实质》、《桑弘羊的哲学思想》、《林彪、孔丘都是开倒车的反动派》、《先秦儒法两家思想是根本对立的》等鼓吹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政治批判文章，出版了党化文章的样板——《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一书，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讲“评法批儒”。如果说杨荣国文革前的文章还算得上是学术一家之言，则他在“批林批孔”运动前后的著作、文章完全沦为服务整肃运动的“党工具”，其中充斥诸如“南子长得漂亮，孔子对她有野心，此可见孔子并不那么正派”等逢迎统治者的随意编造。他在政治整肃运动中不由自主地火了起来，又随着整肃运动不由自主地跌落，在几年后被戴上了“四人帮走卒”帽子。
闻名的尊孔学者梁漱溟教授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与杨荣国教授形成了对照。在政协委员们须人人表态拥护运动的环境中，梁漱溟保持沉默，被认定是抗拒运动。批孔会上，有人发言说：“某教授五四运动时在北大哲学系还是一名学生，而梁先生那时已经在北大讲坛上讲授印度哲学和儒家哲学了。时至今日，如果梁先生也向某教授学习，公开表态支持批孔，影响将会更大，大家都会欢迎你的转变。”梁漱溟回应：“某教授的文章我拜读过了。我怀疑文章所说的不是他内心要说的真话”，“我的看法是，中国有五千年文化，孔子是接受了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梁的观点不见容于运动，被反复逼迫要求表态。最后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批林批孔”运动中，中共高层在激烈内斗。江青等人提出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之说。此前，中共官方称从中共成立之日起已出现过十次错误或反动路线，其代表人物分别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毛泽东一贯正确，先后与十次错误或反动路线斗争并获胜。“第十一次错误路线”之说让人猜测其“错误或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可能是周恩来。病中的周恩来也感到惶恐，以积极推动“批林批孔运动”向毛泽东表态效忠，与叶剑英分别主持了地方和军队的“批林批孔”运动。
自从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升任二号人物，毛泽东就开始盘算对周的整肃。周恩来被确诊罹患膀胱癌后，毛泽东通过汪东兴向医疗专家组传达指示：第一保密；第二不检查；第三不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他要利用癌症来消除周对他地位的威胁。在1972年6月的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毛泽东命周恩来讲“党内路线斗争的教训”，江青传话要求周“联系个人实际，讲个人的历史事实”。周恩来知道这是毛泽东要求他作检讨，于是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题为《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长篇检讨，承认追随王明犯了严重错误。随后，毛泽东又指周在外交上犯了右倾错误，安排邓小平等人对他展开围攻。在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江青影射周为“现代的儒”、“党内的大儒”，提出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之说。这种有话不直说，控制舆论工具指桑骂槐，与国人打哑谜的办法是毛泽东的惯用套路。多年来，毛泽东每每以“新生资产阶级有的在党内，也有的在党外；有在台上的，也有在台下的；有前台的，也有后台的”、 “党内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党内最大的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有人搞独立王国”、“这样的人就坐在台上”等等打哑谜言论制造恐怖气氛。在这样的恐怖中，国人被迫跟着毛泽东批武训、批胡适、批海瑞、批陈伯达、批林彪、批孔子，不间断地开展莫名其妙的批判运动。
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孔子和儒家的思想的确应当批判。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评论孔子思想说：“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在《论语》小册子中的谈话只是一种常识道德，毫无出色之处。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更好些。孔子论述中没有思辨哲学，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也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6]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承认：“假使西方的物质文明不来到中国，中国永远不会产生声光化电那些种种物质文明。”[7] 梁氏此言道出了孔子和儒家思想与科学、民主、共和理念根本冲突。与孔子同时代的古希腊哲学思想成了现代科学和当今普世价值的源头，而孔子和儒家思想与这一源头对立。它们强调等级地位，强调对统治者驯服，扼杀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探索精神，拒绝平等、自由、宽容、妥协和反省，是国人的精神枷锁。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也指出，“许久以来，中国一直处停滞、静止的状态。”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批评“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尼古拉•布朗杰在其《东方专制制度的起源》一书指出，中国人固步自封，将自己与世界隔绝开来，施行的是一种古老、僵化、衰落、残暴的专制制度。确如西方思想家们所指，主导中国人思想的孔子和儒家学说是中国两千年停滞不前，对世界文明进步，特别对科学，缺乏贡献的主要原因。
孔子思想被历代统治者和儒家学者不断吹捧拔高，孔子之后的儒家思想越来越专制，发展到了“存天理、灭人欲”，以礼杀人地步。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越来越专制。唐朝的大臣与皇帝坐而论事，宋朝大臣只能站着说话，到了清朝，跪着还不许眼睛上抬，还发展出了“奴才”的自称。由于中国受儒家专制思想影响太深，没有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历史上鲜有批孔者。清末民初，中国在思想和言论方面空前自由，批孔的思潮兴起。但是，二十世纪中国的批孔者们大都继承了儒家思想的专制。“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孔教的同时不容反对意见，鲁迅对旧礼教旧道德极端地否定，但他自己的思想与儒家一样专制，不容忍不同意见，一遇争论便恶毒谩骂，声言“绝不宽恕”。受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人没有形成制约统治者权力的观念。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成为在制约统治者制造灾难方面最无能的群体。
批孔运动成了文革青年突击补习中国历史知识的学习运动。因为，各单位都举办“批孔讲座”和“儒法斗争史”讲座，迫使青年们学习中国历史。不过，由于非党化的书籍被禁止，人们能够读到的历史书籍全是杨荣国文章一样的党化之言，所学都是中共党化的历史观和谩骂攻击的伎俩。如果说李贽、陈独秀等学者对孔子和儒家思想中的专制批判有进步意义的话，则毛泽东发动的批孔运动则全无进步意义。毛泽东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专制的时代，完全剥夺思想言论自由，推崇比儒家更加专制、暴虐的法家，因而没有资格批判孔子。毛泽东发动的批孔运动以谩骂为主要特征。谩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欣赏鲁迅的谩骂，在自己的讲话中、著作中，诗词中多有谩骂。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从批判电影《武训传》文章开始，批胡适，批红楼梦，批《海瑞罢官》，批《清宫秘史》等等文章都以谩骂、扣帽子和整肃威胁为能。在毛泽东统治下，红卫兵，文革“大批判组”、各级中共宣传部门写作班子的大字报、“大批判”文章中充斥谩骂。“批林批孔”运动更加如此，运动以漫画、大字报、儿歌的形式谩骂孔圣人，谩骂林彪。这种谩骂运动不配称批判，只是打着批判旗号的暴民运动、痞子运动，留给一代青年的主要记忆是“孔老二是丧家之犬”、“林秃子”等等辱骂之词。
“批林批孔”运动是毛泽东时代晚期极度黑暗的写照。在经济崩溃，民不聊生之时，毛泽东无事生非，发动“批孔”以满足自己的斗争嗜好，不是批判孔子、儒家思想的专制，而是借推崇法家将专制更加升级，发动批林彪，借批判林彪尊崇的“克己复礼”来反对恢复秩序，鼓吹“二次文革”，希望天下保持大乱，同时将林彪“结束文革，恢复经济”的主张对国人严格保密。批林最批林批孔运动显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逆来顺受，接受统治者的任何荒唐指令，在制约统治者干坏事方面比孔子时代更加无能。在毛泽东发动批了孔运动时，蒋介石在台湾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成立了以维护孔子学说为使命的“孔孟学会”，成立了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己任的“中国文化大学”致力保护和研究传统文化。两岸这一对比足以证明当年讨赤战争的正义性。
孔庙大成殿前的批孔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