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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革命的真相 第43章（2）五反运动
五反运动
毛泽东喜欢战争不断，运动不断，在发动镇反运动、土改运动、抗美援朝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三反运动的同时，他于1952年2月初主持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发动了五反运动。五反运动的五项罪名为“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在宣传中称为“五毒”。针对工商业主的五反运动自然以上海为中心。执行中央指示，上海当局采取了系列行动推动运动：副市长潘汉年作了“五反”动员报告，指责资本家“忘恩负义”，“向党和政府猖狂进攻”；《大公报》根据运动要求刊登了汉口路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向抗美援朝前线提供劣药，贿赂国家机关干部抵充合格商品的诬陷报导，宣传“上海不法资本家犯下罪恶”；[6] 陈毅市长作了题为《为争取五反运动完全彻底胜利而斗争》的广播讲话，要求资本家在抗拒政府和坦白宽大之间作出选择。
王康年案是最能说明五反运动本质的案例。“大康药房”只做零售，所有药品都是从药厂进货而来，自身并不可能制假。然而，上海当局为推动运动，在没有查出制假药厂，没有受害志愿军作证的情况下将29岁的小业主王康年以“贩卖假药、骗取志愿军购药巨款”的罪名枪决了。枪决背后的真相是：抗美援朝运动中，中共干部曾多次找王康年谈话要求“捐飞机大炮”，年少气盛的王康年拒绝了干部的要求。随后，解放军某部军需官来到大康药房要求赊购三亿多元（旧币）的药品及医疗器械，王康年恳求说，军方已两次赊购药品，所欠五亿多元（旧币）药款未付，自己“店小利薄”，资金无法周转。军官训斥王，强令发货。王拒绝勒索，被当局认定为是抗拒政府的典型。五反运动开始后，中共党组织安排工会人员揭发王偷漏税收，私套外汇。国民政府时代，上海工商业者做生意，换外汇进货是必须的。至于税收制度，旧政府和改朝换代时都处于混乱中，偷漏税收指控让任何商人都洗刷不清。王康年对天发誓，百口莫辩，以自杀讨清白。自杀未遂，他被潘汉年副市长在五反运动动员讲话中指为是“资本家不法”的典型，《解放日报》跟进诬陷说：“王康年不仅盗骗国家资财，就是对人人爱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也进行盗骗勾当。他骗取志愿军某部的定货款三亿多元，用假药和旧次医疗器械等抵充定货，致使成千上万志愿军伤员遭细菌感染身亡。”运动中，没有人会要求当局提供指控证据，当局之词就是罪证，王被逮捕入狱。连续刑讯折磨下，王康年招认所有被控罪名以求速死，随后被大张旗鼓地公审后枪毙，王妻追随服毒自尽，“大康药房”被政府没收。 [7]
小业主王康年被逮捕枪毙
上海资本家到五反委员会递交坦白书
与土改运动、三反运动一样，五反运动的背后是当局的谋财计划，其步骤如下：
派工作队：
这一步骤照搬自暴力土改运动。很多地方直接将土改工作队原班人马改称三反运动中的打虎队，再改称五反工作队。工作队进驻工商企业后，沿用土改运动“扎根串连”的套路，找最穷的工人作为基本群众，将他们培养为斗争骨干；
诉苦揭发：
煽动工人仇恨业主，展开“谁养活谁”，“工人要当家作主”的宣传，动员工人、店员诉苦，鼓动工人，店员揭发检举厂主，店主有“五毒”行为，鼓动工人、店员诬陷老板，对于不愿揭发老板者施以政治压力。上海当局宣布：“鉴于过去某些不法资本家为了便于达到自己行贿、暴利、盗窃、偷漏等目的，常以小恩小惠施之于店员、职员、工人（如分肥、入股份、额外津贴、多分红利等），或曾利用店员、职员、工人之手去进行非法行动，故只要店员、职员、工人们积极检举不法资本家的非法行为，政府保证不追究这些店员、职员、工人”。为自保，工人、店员们纷纷按照指引揭发、陷害、栽赃老板。运动中，当局控制报纸大量刊登员工检举、揭发资本家、工厂经理、商店经理、商店老板、行商掮客的“五毒罪行”，以及资本家被逮捕的报导，[8] 公然煽动工人、店员迫害工商业主。在当局和报刊煽动下，批斗工商业者的浪潮席卷主要城市。在上海，中南橡胶厂经理庄怡生、厂长颜希渊在批斗大会上被逼低头长跪；大可颜料厂副经理盛稼在工人长时间的批斗中昏死过去，醒后继续斗；[9] 一些商店密集的街道，店员们建立起宣传站，每天以话筒广播训斥店主们；[10] 在当局鼓动下，工人、店员向厂主、店主“算几十年的剥削账”，提出不断加码的工资待遇要求，要求资方吐出“多年的剥削所得”；上海大中华火柴厂劳方代表拍着桌子命令老板说：“我们工资比别厂低，被资方剥削了三十年，现在要翻身了。即使有困难，也要你们资方去想办法”。总经理刘念义上前调解，被数百工人批斗，险些丧命。[11]
经历长期接战乱，大多数厂商处于产品滞销，资金周转困难，借贷无门。在建国时的经济危机中，绝大多数工商业主在勉强维持。五反运动中，业主们承受不了工人、店员漫天要价地“算剥削账”打击，纷纷决定停产、停业。业主关门造成包伙制员工失业没饭吃。于是上海市军管当局下令，禁止企业在运动中停工、停业、停薪，工商局在运动中不得受理企业的停业申请。新中国当局欺压百姓之恶前无古人，在乡下不允许农民存粮备荒，在城里发动运动搞到工商业者维持不下去，还不许停业，停产、停业，违者获罪。老板们不敢对抗军管令，只得贴钱维持企业。例如，老闸区南京路燕京楼菜馆每天营业额仅五六十万元，而每日开支最低要170万元，老板只得一面向菜贩赊小菜，一面天天跑到工商局去申请停业；[12] 大中机器厂老板开不出工资，董事长胡厥文被工人围困无法脱身；[13] 锦芳食品厂发不出工资，工人将老板扭送了公安局；冠生园食品厂发不出工资，工人将老板围困在楼上，董事会被迫连续开会两天之久。[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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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五毒”：
中共所谓的五毒都是随意罪名，任何生意场上经营活动均可被指为“五毒”。例如，关于偷税漏税，政府要求由开业日算起，补交税款。对众多企业来说，如此要求意味补税须从民初甚至清末算起。当局并非不知道，中国从无严谨的税收制度，在长期兵荒马乱，政局动荡中生存下来工商业者们不可能提供齐全的完税证明。关于行贿，抗战胜利后，购买日伪企业过程中，行贿是免不了的。天厨味精厂协理吴志超坦言，资本家向各方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情况在业内是百分之百，如果把各种不合法的方式加起来，仅化工业就存在着三百多种不法行为。可以说，当局所谓的“五毒”，每一条都是“口袋罪”。运动主持者向商家宣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检举有奖，立功赎罪”政策，要求揭发客户或往来商家的经济、政治问题。高压之下，为自保，商家只好揭发检举往来商家交差。经过互相揭发，工作队掌握了几乎所有商家的所谓五毒证据；
要求坦白：
掌握“证据”后，工作队上门要求工商业主交代问题，召开批斗会。没经历过残酷斗争工商业主们通常惊慌失措，在批斗会上说话结巴、浑身发抖，甚至小便失禁。工作队警告工商业主们说，凭已掌握的证据，已可判你徒刑甚至死刑，现给你自己坦白争取获得宽大处理的机会，到五反委员会递交坦白书。工商业者们无法证明自己没有五毒，无从了解工作队掌握的底牌，不敢担保自己没有五毒，知道坚称没有五毒是死路一条，只好承认自己有五毒。承认之后，他们成了罪犯，被长时间隔离交待问题，疲劳审问，恐吓，“坦白交待”被工作队一再驳回，被斥说话不老实。工商业主们被迫将行贿、偷税、漏税的金额不断加码，很多人最后精神崩溃到你说多少我都承认，自己将“五毒”金额加码到倾家荡产。
罚款、补税：
五反运动最后的步骤是运动的目的——收取工商业主缴纳的罚款和补税。很多工商业主挺过以上步骤，在这最后关口却承受不住被勒索到破产的打击。
私营工商业主们承受不了批斗屈辱，承受不了多年相处的工人、店员的诬陷，纷纷自杀。一代船王卢作孚是工商业主自杀的典型一例。卢在抗战中指挥了宜昌大撤退，在新中国建立之时率船队从香港驶回内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回到内地不久，他最信任的一批公司要员在镇反运动中被以反革命罪名逮捕、枪决，他的公司被指有内部特务组织和反动团体五六十个之多。[15] 镇反运动的打击还没结束，五反运动又来了。在“五反”动员大会上，跟随多年的亲信员工在工作组的动员下上台揭发他拉拢腐蚀。卢承受不了接连的打击，在会后自尽。
被敲诈破产比店员诬陷更难承受。对于商人来说，商号是他们的生命，是几代人的血汗积累，经营不善致生意破产还不至于让人想不开，但因自己一时恐惧，几句话就将商号葬送的劫难让他们无法承受。于是，工商业主们纷纷选择自杀以求解脱。一位亲历者记录五反动运动写道：“在群众激烈的斗争中，怎么也说不清，声称没有受贿就是抵赖，今天不交代还有明天等着；白天不交代还有黑夜要熬。这样子搞，没有的也只好说有；有了还不够，还要加码，否则休想过关。这种硬逼出来的口供，就被当作日后五反时对商家老板清算行贿罪的铁证。和我店里交易过的单位派干部来上海，拿出他们从三反中掌握的‘铁证’找我们算账。我们店里的三个老板都成了他们的靶子，……从早到夜，马不停蹄地奔走于过去的各客户之间。试问我们的口供，怎么可能和对方核实？对方是私设公堂的法官，我们是拒不交代的囚犯啊！那日子真令人精神崩溃。我们就这样在私设公堂中受审多日。有一天突然一帮子人出现在店里，为首者自称是五反工作队队长，要我们三个老板去交代问题，于是我们就被押走了。工作队来人很多，也不知究竟有多少。我们随后走到淮海路某食店二楼，这是一家三开间门面的店铺，他们把我们三人隔离，各踞一间，阳台的落地门都用粗铅丝绑紧，每房有四位干部同住，日夜监视，上卫生间时也跟着，以防我们自杀。这种青天霹雳般的折磨，谁能吃得消？从这运动开始，不知已死了多少人？我自顾不暇，根本没心思去打听，但我亲眼目睹的，就有与我店联号的汽车材料行的两位老板。我的店也有该行的投资，他们深夜留在店里，以山奈（氰化钾）溶在茶杯中相互碰杯自杀，二人当时立即致命，看来极其痛苦，濒死时的挣扎，连紧扣在脚上的皮鞋也踢落到墙角。
当时刚好有两具棺木由棺木店雇人抬到殡仪馆，抬手累了，在半途放下休息，竟巧合地歇在他们自杀的店门前。自杀者中的一位，在死前一日还到我家来过，我听他讲话很消极，还劝过他：‘我们只有逆来顺受，至多把我们的财产全部交出，看来还不致会杀头……’这是我当时的想法，对他竟难起作用，想不到隔天就服毒而去了。队长到我房间说：‘你的店五毒俱全，彻底坦白还可以从宽处理，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就凭你私套外汇的罪，立即可以判你死刑。今天搞五反，是给你一个从宽处理的大好机会。老实对你说，我已具体掌握你的材料，你不坦白也可判刑。’此时我只好说：‘一定坦白。’他们说什么，我全认，行贿、偷税、漏税都按他们掌握的材料办；至于盗窃国家资料，我正在和他们讨价还价，我说至多不过二、三万元，话还没说完，就马上遭到斥责。我想再加些吧，如果总数在十万元之内，还可以勉强应付，若要再加码，那就不堪设想了。我陆续往上加，但坚持不超出十万元。队长冒火了，指责说：‘说了半天还是鸡毛蒜皮，差得太远太远……’我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鼓足勇气，自动加码十万，不行就再加二十万，这样加上去直到一百六十万，队长才认可了，却要我说明这一百六十万的来龙去脉，我只好再来一个弥天撒谎，胡编乱凑，好不容易才写出来了。翌日上午，我们三人获释，另外二人听一百六十万的数目时惊叫说：‘这怎么了得！’我说：‘眼前我们过关保命要紧，也只好作茧自缚，总比关在这儿挨斗、等死强些。’于是三人匆匆分手，但其中一位被关了三周之后，已被斗得七颠八倒，连回家的路也认不得了，还是由我把他送回去的。”[16]
随着五反运动在各地展开，工商业者自杀潮席卷全国。在运动的重点城市上海，商人被追缴的款项最多，受害最烈，自杀者也最多。一时，跳楼、跳江、触电、服毒、上吊的事件遍及大街小巷，安眠药片和棺材断货，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竟出现三五人同时悬死的情况。大多数自杀商人选择跳楼。因为他们知道，跳江、蹈海不见尸体，属于失踪，会被当局怀疑为外逃，亲属会成为通敌家属受到长期牵连。
例如，老字号冠生园创办人被诬“五毒”，不堪侮辱逼供，从冠生园大楼上跳下，毙命于南京路上。当时，自杀者的遗书有一个普遍的特点，为不让家属再受牵连而痛责自己，歌颂政府、歌颂共产党。[17] 由于跳楼自杀者众多，行人不敢走高楼之下，担心被跳楼人砸死。上海军管会轻松地将每天上演的跳楼自杀事件称为 “空降部队”，陈毅市长居然每天询问当天“空降部队”数字。应对自杀潮，上海当局派兵巡逻，不准行人在公园及僻静处逗留，在黄浦江岸偏僻之处，筑竹笆，在各马路高楼顶上设岗，在三层以上楼窗装木栏或铁丝网。上海的自杀潮如此，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沈阳、广州等地情况相当，城市中工商业主自杀潮与农村土改中地主自杀潮一起，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烈自狂潮。亲身参加三反五反运动的周鲸文先生估计，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国的自杀者约有三十万人。
五反运动造成过半工厂商号关门歇业，全国市场一片萧条，城市失业严重。在上海，五反运动后的经济形势比1950年初国民党飞机轰炸时更加恶化。由于运动使全国供销社系统瘫痪，各地农村的生产也陷入瘫痪，全国人民生活苦不堪言。面对各地党政大员及各界的诉苦、告急报告，毛泽东不得不承认，五反运动勒索的钱财不足以弥补摧残经济造成的损失，三反五反运动未能填补财政亏空，反而加剧了财政危机，决定停止三反五反运动。当初他严令限期发动五反运动，在全面危机中，他转而严令限期结束运动。1952年10月，中共中央宣告“五反运动胜利结束”，抓出“老虎”十多万人，判刑万余人。虽然这时毛泽东下达的“打虎”指标和搜刮指标还远未达到，但政府搜刮到手的罚款、补税款额已经极其巨大。
三反五反运动是中共在城市展开的“打土豪”运动，是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敲诈勒索。通过五反运动，中共将清末新政以来发展起来的中国私营工商业基本被摧毁，将私营金融业彻底消灭。翻开运动期间的报纸，资本家五毒俱全的文章充斥，但残酷迫害工商业者，逼得几十万工商业者自杀、百多万私营工商企业破产倒闭的灾难却不见报导。五反运动几年后，中共推出了描写民国工商业者遭遇的话剧《茶馆》和电影《林家铺子》。《茶馆》的作者老舍很清楚，即使在长期战乱中，工商业仍能生存、发展，个别业主破产自杀是有，但从未发生自杀潮；官府敲诈商家有，但从未有政府同时敲诈全国商家的事。在他创作《茶馆》时，数十万工商业主被逼得自杀，百万商家被逼得倒闭。但他不能描写正在发生的苦难，而只能按中共的要求，谴责“旧社会”，歌颂“新社会”，写“旧世道逼死王利发”的故事。1930年代描写了工商业者遭遇的茅盾在数十万工商业者被逼死时也沉默了。不仅老舍、茅盾在1950年代不能描写五反灾难，五反运动六十年后，仍没有一部文艺作品描写工商业者们在“捐飞机大炮”和五反运动中被敲诈勒索的苦难，运动的死难者仍未得到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