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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革命的真相 第20章（7）牛兰事件
牛兰事件
中东路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为加强联络与支持远东与东南亚地区各国共产党的活动，特别是扶植中共颠覆中国政府，将其远东局从海参崴迁往上海。1930年3月，牛兰夫妇由莫斯科经哈尔滨来到上海组建起共产国际远东局机关。远东局主任米夫不在上海，牛兰成为驻上海远东局的主要负责人。牛兰夫妇持有瑞士护照，在上海租界里租用了多处住宅和信箱，担任“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的秘书。所谓“泛太平洋产业同盟”，就是“国际红色工会远东分会”，总部原也设在海参崴，主要任务是支持与资助远东各国的工人运动与红色工会组织。牛兰夫妇主持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参与了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六届四中全会，参与了建立中共“中央特科”。共产国际远东局不光扶植中共，同时还扶植着东南亚各国的共产党。1931年初，远东局在香港建立了由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人阮爱国（胡志明）负责的“南方局”（香港分局）。
1931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供出了中共在武汉、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设有资助中共的机关。顾的变节一方面是为保命，另一方面是因李立三成为替罪羊感到幻灭。根据顾顺章提供的地址，国民党军警捕杀了恽代英、蔡和森和向忠发（写下自首书表示脱离中共但仍被枪决）等中共高层成员，英租界警方逮捕了远东局主持人牛兰夫妇，从牛兰夫妇的几处住宅和租用的信箱中搜获了大批共产国际远东局及属下机构的机密文件、帐册。应国民党政府的要求，牛兰夫妇被引渡到南京国民党政府警察机关。
斯大林担心牛兰招供暴露苏俄以巨额金钱、军火在华策动暴动，建立红军、苏区及扶植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引致列强联手阻止苏俄赤化中国，于是决定不惜代价营救牛兰，调动国际亲苏名人配合营救，及动用手中的重要棋子。孙中山投靠苏俄后，斯大林采取了一系列控制国民党的举措。举措之一是将孙夫人宋庆龄发展为共产国际秘密党员，在国民党“清共”后将宋接到苏联，再安排到德国居住，以淡化宋的苏俄色彩。在柏林，宋庆龄与邓演达发生了恋情，更坚定了反蒋和颠覆国民政府立场。斯大林控制国民党的举措之二是安排国民党高层子女赴苏学习，将蒋经国扣为了人质。此时，斯大林决定动用手中宋庆龄、蒋经国这两张王牌，派宋回国参与营救，以人质蒋经国交换牛兰。宋回国前获斯大林再次接见及当面自交待资助和联络等事项。
根据斯大林的决定，苏联成立了由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上海站和中共保卫部门组成的联合行动组，由共产国际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亲自指挥，成员包括苏联著名特工佐尔格（Richard Sorge，Рихард Зорге）和中共特科二科科长潘汉年。行动组成立后立即行动，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展开密谈，达成了以两万美元巨款换取牛兰被关押期间手迹的协议。为确保万无一失，及避免暴露金钱来自莫斯科，苏联军方两位德籍交通员，分两路各携两万美元现钞到上海。佐尔格收到钱，顺利地将牛兰被关押期间的手迹公布于众。随后，共产国际各路兵马同时行动：通过国际红色救济会在全世界发起营救牛兰夫妇的运动；组织爱因斯坦、肖伯纳、罗曼罗兰、德莱塞、杜威、高尔基等数百名国际知名人士向南京国民党政府发出抗议电函，呼吁释放牛兰夫妇；《真理报》大量刊登谴责国民党政府，要求释放牛兰的文章；命中共在上海、南京等地展开大规模要求释放牛兰夫妇的示威活动；宋庆龄回国后成立了自任主席的“牛兰营救会”，率蔡元培、鲁迅、林雨堂、柳亚子、郁达夫、陈望道、茅盾、史沫特莱等知名人士人发表宣言，打人权旗号促释放牛兰，亲自到南京向蒋介石传达斯大林以放蒋经国回国交换特赦牛兰夫妇的口信，再找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交涉要求释放牛兰，数次前往监狱探望牛兰夫妇，两次书面具保牛兰夫妇保外就医。
为淡化宋庆龄营救行动的苏俄背景，共产国际安排美国人史沫特莱担任“牛兰营救会”的秘书，从旁指挥和操控。史沫特莱出身贫穷，父亲是矿工，母亲早逝，由妓女姨妈带大。婚姻破裂后，史沫特莱到纽约作了印度共党领导人恰托的情妇，随恰托移居柏林，成了共产国际的红色间谍。在柏林，史沫特莱写出了英文自传《大地的女儿》。与大多数革命者一样，史也是心怀嫉妒和仇恨的失意者。她在自传中写道：“我痛恨我所在的这个大城市（纽约），痛恨这从工人身上剥削来的财富。我在四十二号街和五号街上停下来看着那流水般的汽车，许多汽车的价钱比我一生所能赚的钱还要多。懒洋洋地躺在这些汽车里的人，他们一生中连一天工也没做过，将来也不会做工，也不必去打仗。我并不是单纯地写下一些字句。我写下的是人类的血和肉。在我的经验和信念中，有着根深蒂固的仇恨和痛苦。这种仇恨和痛苦的经验决非笔墨所能增减的。”1929年，史沫特莱以记者身分随情夫左尔格来华，加入了共产国际远东局旗下。左尔格，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俄国人， 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4年加入了苏共。到上海后，左、史帮助周恩来建立了中共“特科”，史联络鲁迅，成功安排鲁出面成立左联。牛兰案发后，左、史一起加入了牛兰营救组。史沫特莱被派为宋庆龄的秘书和助手，与宋一起操办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作为营救牛兰的机关，一起联络肖伯纳等国际名人为营救造势。营救牛兰夫妇之外，“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另一诉求是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共产党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对苏联和中共苏区的屠杀不置一词，专门抨击国民政府，其实质与“四一二事变”前的国民党、中共、“左联”、“反帝大同盟”等组织一样，属俄党性质，其民权旗号只是服务苏俄的幌子。扶植“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同时，共产国际组织人将宣扬仇恨、阶级斗争及性解放的史沫特莱自传译成了中文版，责成杨杏佛作序（杨铨）在上海出版，责成另一共产国际间谍尾崎秀实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通过“民权保障同盟”和国际舆论施压，共产国际成功帮助丁玲等一批宣传苏俄革命的共产党员获释进入苏区。
对于斯大林人质蒋经国换牛兰的交易口信，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苏俄共产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孙夫人欲强余释放而以经国遣归相诱。余宁使经国投荒，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儿。绝种亡国，天也，余何敢妄希幸免！但求法不由我毁，国不为我所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无忝此生则几矣。区区嗣胤，不足撄吾怀也。”[30] 蒋介石知道日记将留给后人看，不会将人质交易写入日记。斯大林利用手中人质确实强力影响了蒋介石的决策。
在斯大林众多举措的作用下，蒋介石放弃了处决牛兰的打算，将牛案交上海高等法院审理。采纳佐尔格的建议，共产国际以十万美元巨款收买负责牛兰案的律师，再由律师贿赂陪审员和法官。收受贿赂的法官拟同意特赦，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次长郑天锡坚决反对，以请辞职抗争。罗等的反对不敌斯大林多种手段并举的强力影响，牛兰夫妇在不久后获释。这一结果显示共产国际在中国和国际上的势力之大，显示在国民党对苏决裂后，苏俄仍然掌控着中国走向，其影响力非中国政府所能抗拒。
牛兰夫妇
人权同盟俄党（左起）：史沫特莱、萧伯纳、宋庆龄、蔡元培、鲁迅
共产国际间谍左尔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