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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革命的真相 第18章（3）人权运动
人权运动
对于国民党剥夺人民思想自由，大搞“纪念周”的倒退，胡适带头在中国公学公开抵制举行纪念周仪式，并抨击说：“月月有纪念，周周做纪念周，墙上处处是标语，人人嘴上有的是口号，……中国遂成了一个‘名教’的国家”，[5] “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去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6]
1929年3月，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叶公超、丁西林等人以《新月》杂志为阵地，发动了捍卫思想自由的人权运动。胡适在《我们走哪条路》一文提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是中国的“五大仇敌”，“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哪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针对“五大仇敌”，他主张进行一点一滴改良。针对革命带给国家和人民的巨大祸害，他提出要“不避反革命之名”，反对“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扰乱国家社会的安宁”、反对“无论什么人，只须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反革命’、‘共党嫌疑’等等招牌，便没有人权保障，身体可以受侮辱，自由可以完全被剥夺，财产可以任意宰割，都不是非法行为了。”[7]
1930年1月，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人出版了中国的人权运动的宣言书——《人权论集》。在序言中，胡适挑战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和国父神话说：“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他指出：“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人民需要入塾读书，蒋介石、冯玉祥诸公也需要入塾读书；人民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公民生活。政府与党部诸公需要的训练是法治之下的政治生活。先知先觉的政府诸公必须自己先用宪法来训练自己，裁制自己，然后可以希望训练国民走上共和的大路。不然，则口口声声说训政，而自己所行所为皆不足为训，小民虽愚，岂易欺哉？”[8] “在思想言论自由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在对文化问题的态度上，我们也不能不说国民党是反动的。……一个当国专制的政党的思想若含有不合时代的反动倾向，他的影响可以阻碍一国文化的进步。所以我们对于国民党的经典以及党中领袖人物的反动思想，不能不用很诚实的态度下恳切的指摘。”[9]
罗隆基提倡人权说：“人权简单说就是做人的权利。言论自由是人权。言论自由所以成为人权，不因为他可以满足人的欲望，不因为他是天赋于人，不因为他是法律所许，根本原因是他的功用。他是做人所必须的条件。是一个人，就有想法。有思想就要表现他的思想。要表现他的思想，他非要说话不可。他要说自己要说的话，不要说旁人要他说的话，这就是发展个性，培养人格的道路。”“从政治哲学上立论，国家不是一个强迫人民服从其意志的团体。国民之所以为国民，就是他有检查政府一切行动的宗旨及性质的责任。政府的行动，不能以其出诸政府，即成为天经地义。国家不能产生人权，只能承认人权。国家的优劣，在任何时期，即以人权得到承认的标准为准。”[10] 他在其“三十五条”“人权宣言”中宣告：主权在民：任何个人或团体未经人民允许不得行使国家权力。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享受国家政治上的一切权利，不得有宗教、政治信仰、社会阶级及男女的限制；国家保障国民私有财产：凡一切不经法定手续的没收及勒捐，均为违法；同时，国家也必须保障人民就业，保障人民思想、言论、出版、集会自由，普及教育，不得将教育机关作为政治信仰的宣传机关；政府与官吏对全民负责：任何家庭或团体不得包办政府多数高级官吏；司法独立，法律至上：法律对全体人民负责，不向一党一派负责。法律应该约束政府，限制执政者的特权。任何人或任何团体不得处于超越法律的地位。军政长官无权解释法律、执行司法职权。法官人选不得有宗教及政治信仰的歧视。无论何人，不经司法上的法定手续，不受逮捕、检查、收押。不经国家正当法庭的判决，任何国民不受任何惩罚。未经法庭判处，国家任何官吏不得以命令处任何人以死刑；军队对全体人民负责：不得以军事法庭代替普通法庭。非经政府的许可，任何军人不得在任何地点宣布军法戒严。他指出，国家是全体国民彼此合作以达到共同幸福的工具，人民是主人，国家为人民而存在，人民对国家的服从是有条件的。当国家不能为大多数人谋福利，蜕变为某一家庭或某一集团的私有物时，人民就可以终止对它的服从义务，“民主政治，重要的条件是国家的统治权在国民的全体，不在某特别团体或特别阶级身上。”他批评国民党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说：思想不能统一也不必统一。而且以人类的经验论，自有政党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党外无党”这回事，更没有过“党内无派”这回事。政党本来是与民主政治交相为用，相辅进行的。以民主主义治党，就不怕“党外有党”，民主的功用就在于调剂党内的派系、党外的党，使一切意见主张的纷争，走上光明正大轨道，而不趋于革命流血一条狭路。[11] 他批判马克思主义说：“物质条件没有改换，单单用暴力杀尽资本家，创造不了新的社会。……在社会的改造上，暴力的功用是有限的，恐怖行为在心理上或者有片时的效力，但物质社会没有根本的改变，暂时变换了的心理是立脚不住的。有甚么样的经济条件，产生甚么样的思想，支配思想的经济条件没有改换，杀人放火，除了报复作用外，是没有高深的意义的。可靠的方法应该是‘和平的演变’。”他直指马克思主义是“无逻辑的、愚呆的主义”，“共产党所谓的干部人才，大部分是中小学的青年男女学生，这些青年男女，做宣传，喊口号，甚而攻城掠地，杀人放火，有他们的勇气。然而，要打倒一个旧的国家，建设一个新的社会，这一班中小学的学生一定是心有余力不足的。即使中共革命成功了，这一班‘流氓、土匪’，如何来安置？怎样来叫他们‘各尽其能’，怎样能限他们‘各取所需’？……凭借‘流氓、土匪’来谋共产革命，一定有可放而不可收的结局。”[12]
梁实秋指出：“别种自由可以被恶势力所剥夺净尽，惟有思想自由是永远光芒万丈的。一个暴君可以用武力和金钱使得有思想的人不能发表他的思想，封书铺，封报馆，检查信件，甚而至于加以反动的罪名，枪毙，杀头，夷九族！但是他的思想本身是无法可以扑灭，并且愈遭阻碍将来流传的愈快愈远。”他疾呼：“我们反对思想统一！我们要求思想自由！我们主张自由教育！”[13] 他主张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各种思想并存，独立思考，反对依附国民党。他批评共产主义：“我最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对于民族精神的蔑视。共产党的理论，重视阶级而不重视民族。他们的革命的策略是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国内的一个单纯革命党，它是听命于第三国际的，它是世界革命的一环，它是为阶级斗争。第二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的对于私有资产的仇视。我自己不是资本家，我也不依靠资本家维持生活，并且对于一般资本家大地主之剥削民众，我也深恶痛绝。但是对于私有资产这个制度，我仍是拥护的。我至今还以为私有资产制度不应废止，而资产之应加以限制，贫民之应加以救济，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们要的是公平，不是平均。共产党所采取的是报复手段，要造成恐惧，这是我所不能赞成的。第三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他们的反民主手段。在政治方面，他们是要一党专政的；在思想方面，他们也是要排斥异己，定于一尊。此种不容忍的态度，与民主的理想背道而驰。所以，我站在民主的立场，便觉得法西斯蒂之专政，共产党之专政，国民党之专政，都同样的不是妥当的办法。议会制度，也许是不能成为最有效率的政治制度，但民主的精神，即服从多数意见，尊重少数人之权利，最大量之个人自由，公开讨论的风气等，是任何国家所不可少的。只有民主的国家里，才有个人自由之可言。民主精神是人类几千年来付了很大代价才获得的一点智慧，凡反民主的姿势，都是开倒车。”[14]
人权运动的自由主义主张与国、共两党武力统一，暴力革命，革命党独裁，否定自由的信条根本对立，因而遭受共产国际和国民党政府的双重打击，被国、共两党共同斥为“反革命”。国民党指责胡适“违反党义”、“诋毁党义”，发布了矛头针对公学校长胡适的《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义暂行条例》，强调公学教职员每日至少自修研究国民党党义半小时。高压下，胡适被迫辞职，只是因崇高声望而得免入狱。但于人权运动的另一领袖罗隆基因主张人权而获罪，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在人权运动遭受打击时，罗隆基寄语未来写道：“百年后的读史者，当记住民国十八年的一段言论自由史，胡适因对《建国方略》和党义的批判，被认为大逆不道、罪不容诛”。[15]
在二十一世纪，回望1930年的权运动，人们倍感《人权论集》的思想光辉，倍感罗隆基早于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与《国际人权公约》许多年的人权宣言之前瞻。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中国人权运动先驱们不可能想象到，在二十一世纪中国，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空间比他们出版《人权论集》时更加狭小，批判革命党党义更加“大逆不道、罪不容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