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运动与省港大罢工

​ 1925年初，斯大林决定在中国发动目标针对美英日列强和中国政府的所谓反帝运动，派维津斯基担任中国反帝运动的总指挥，批准拨出巨额款项汇到上海、香港，作为策动反帝运动的经费。根据莫斯科的决定，中共中央发出了《目前的政治形势及党的紧急任务》文件，声言“扫除极可耻的取消主义与逃避主义”，要求重点在上海、广州发动反帝运动和针对英美的示威游行。中共上海当局组织策动了一系列的罢工、示威游行和“飞行集会”，挑战租界当局的管制底线。5月15日，在示威中被租界巡警枪击受伤的共产党员顾正红去世。陈独秀、李立三、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等中共要员召开会议，决定借此事件掀起全国性的反帝运动高潮。5月30日，中共组织两千多学生、工人到租界游行示威，继续挑战租界警方。英巡捕开枪驱赶，造成死伤。中共通过瞿秋白、郑超麟、沈泽民等人主持的《热血日报》将事件宣传为“五卅惨案”。

6月，苏共电汇巨额资金到上海、香港作为反帝运动经费，苏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了将五卅运动升级的“九条指示”，其中包括“采取措施使现时的中国政府对运动保持善意的中立态度，否则就让那政府分裂和瘫痪……；倘若上一措施不能成功，就以冯玉祥军队和国民党军队推翻现政府，成立新政府”。[111 ]  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组成了李立三为委员长的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作为反帝运动的公开指挥机关，以苏俄金钱收买上海工人举行罢工，学生举行罢课，指挥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商界联合会举行示威，高喊“打倒卖国政府”、“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冲击租界，要求收回租界，收回领事裁判权，撤换上海英、日领事。在镇江、汉口、九江、南京、青岛、重庆、广州等城市，中共成立了无数工会、沪案后援会等组织，组织罢工、煽动对外国人实施暴力攻击，制造了众多巡捕开枪事件。

根据苏共政治局关于在广州、香港同时发动反帝运动的决定，国、共两党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香港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等一系列工会组织。6月中，国、共两党在香港发动数万工人举行了支援“五卅反帝运动”的“省港大罢工”，组织工人离港到广州去领取津贴并在广州游行示威，同时发动广州英、美、日商洋行和沙面租界的工人罢工。6月23日，苏俄顾问指挥来自广州、香港的十多万罢工工人、郊区农民、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广州的学生在广州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游行示威，冲击英租界，引英国驻沙基警方开枪，然后大力宣传“沙基惨案”。当月底，共产国际通过国、共两党操办，在北京召开了十万人的“世界被压迫民族国民大会”，派来德国、朝鲜、土耳其、印度等国的共产党代表前来在大会上发表鼓动收回香港的演说。

省港大罢工使香港进口船只减少了九成，工厂关门，商店倒闭，交通停滞，地价跌落，垃圾堆积，广州国民党政府方面配合香港罢工，切断对香港的食物等供应以打击了港英当局。在苏俄巨额资金的支持下，中共每日向省港罢工工人发放所谓救济金，收买罢工长期示威游行。以英、日为首的列强一方面派出数十艘军舰在上海、香港附近示威，一方面谋求和解，组成美、英、日、法、意、比六国人员的“沪案调查委员会”，对“五卅”事件进行调查，与中国政府代表商谈解决办法。北京政府与列强各国交涉容易，但是无力制止沪、粤、港的罢工和全国的反帝运动。在省港持续罢工的同时，苏俄北方同时策动了郭松龄、冯玉祥联合反奉兵变以及国共两党的反政府暴动（首都革命）。

对于“五卅运动”的真相，梁启超写道：“这回上海事件，纯是共产党预定计划，顽固骄傲的英侨和英官吏凑上去助他成功，真可恨。”[112 ] “各地工潮大半非工人所欲，只是共产党胁迫。其手段在闯入工场，打毁机器，或把烧火人捉去……工人因不愿罢工挨打。”“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什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113 ] “他们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商业更不用说，现在汉口、武昌的商店，几乎全部倒闭。失业工人骤增数万，而所谓总工会每月抽勒十余万元供宣传费（养党人），有业工人之怨恨日增一日，一般商民更不用说了。”[114]

 反帝运动中，共产国际推出的打动中国人的口号之一是收回领事裁判权。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始于1840年的中英战争。很多国人不知道，领事裁判权不仅因为洋人在中国横行，还因为中国当局无理。大清帝国长期闭关锁国，只开放广州作为对外贸易窗口，实行洋行（公行）制度，规定由广州十三洋行经管，以限制地方政府和海关的官员与外国人直接接触。英国需要大量购买中国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而中国不开放贸易，很少购买英国工业品，于是英国对华贸易赤字，黄金、白银流向中国，只好以印度种植的鸦片输入中国作为支付手段。当时，吸食鸦片在全世界合法（英美都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立法限制毒品），英国本土也有鸦片贸易。鸦片之害报到朝廷，道光皇帝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林下令收缴鸦片，英政府代表义律（Charles Elliot 1801—1875）配合，命令英国商人交出所有鸦片存货。但是，林则徐不光将英商交出的两万多箱鸦片销毁，还采取了一系列无理措施，包括要求外商写保证书，保证永不夹带鸦片，违者受死，要求英商互相担保不贩鸦片，下令砌墙封锁广州外国商馆，对外商馆并断水断粮，禁止中国人与洋商接触，将携带欧洲文字的信件中国船夫处死等等。这时，发生了几个英国水手醉酒后与中国人发生群殴致中国人林维禧身亡事件。义律得知此事，前来调查。林则徐要求随便杀个英人偿命。义律赞同收缴鸦片，但认为林的其它举措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贸易惯例，侵犯了英商的财产权和生命权，拒绝交英人予林用大刑，也拒绝交出一英人抵命。于是，林下令封港，对所有英船实行淡水封锁，默许属下向淡水源投毒。消息传到英国，英国议会就是否出兵保护英商展开了激烈辩论，最后以271赞成，262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决定出兵，战争爆发。中国史书称此次中英战争为“鸦片战争”，而英国、香港史书中称为“淡水战争”。其实，引爆战争的缘由并非鸦片，而是闭关锁国与自由贸易的冲突，以及大清律与国际法的冲突。蒋廷黻评论鸦片战争说：战争之前我们不给他们平等，战争之后他们不给我们平等。英国不接受中国连坐，大刑，戮尸为代表的法律体系，以武力迫使中国接受了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林则徐禁烟没有错，但断水，要求连坐等作法代表着落后，英国迫使清廷接受领事裁判权有其道理。

与中国人认为列强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代表不平等，试图赶走列强的想法不同，日本人接受欧美的理念，承认领事裁判权有其道理，认为外国犯人拒绝日本旧司法体制的审判是可以理解的。日本也是被迫开放，与外强签订了“治外法权”条约。开国后，日本迅速变革，“脱亚入欧”，感谢迫使自己开放的佩里将军，以过“佩里节”的方式庆祝开国。1889年，日本在立宪的同时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司法体系。欧美各国接受日本新法，迅速取消了在日本领事裁判权。日本取消领事裁判权的过程告诉人们，收回领事裁判权的正道是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和公正、进步的司法体系，而非煽动民众对外国人施暴。五卅运动中，中国革命党人在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问题上做文章，只说其一，隐瞒其二，以爱国口号煽动排外。国人不了解，苏俄发动中国反帝运动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就是以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煽动中国人反对美英日等列强，转移中国人对中东铁路和满蒙的主权的关注。

共产国际推出的另一打动中国人口号是收回租界。共产国际通过中共大力宣传租界是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强权压迫中国的产物，收回租界即是爱国。然而事实是，除俄国和苏俄霸占租界之外，其它租界都不是列强武力强占的，而是中外政府协商的租赁。最早的上海英租界是上海道台宫慕久因担心华洋杂处滋事而决定将上海县黄浦江河滩的一部分租给英人作为租界。双方签署的《上海租地章程》写明：“……为晓谕事：前于大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奉到上谕内关：英人请求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许其通商贸易，并准各国商民人等挚眷居住事，准如所请，但租地架造，须由地方官宪与领事官体察地方民情，审慎议定，以期永久相安……”厦门鼓浪屿租界，是清政府出于“引洋人来鼓浪屿，兼护厦门、东防日本”考虑决定出租的。[115] 天津美租界是清政府主动划出租给美国的。美国领事不敢要，请示华盛顿，华府忙于南北战争呢，无暇回复，美国领事又不敢贸然放弃，于是暂时接管。1880年、1896年，美国两次向清政府提出归还天津美租界，清政府未作答复。美国领事将天津租界转给英国，成了天津英租界。[116] 比利时、意大利没有在华军事力量，其租界是与清政府签约租赁的。1843年，英国人想租用广州十三行对岸的河南田地数十亩，但是地地主不同意，英人“未逞”。[117] 列强在华有租界，中国在海外也曾有租界。1871年，清政府与日本签署了《清日修好条规》，其中规定大清国与日本均在对方享有治外法权。随后，大清国在朝鲜取得了治外法权和“仁川清租界”。民国政府继续租地给洋人。袁世凯政府与法国驻上海领事签订条约，将法租界面积扩展至15150亩。[118] 洋人租地要付钱给中国政府或民间地主，中英《虎门条约》规定：英国人在中国租地，租金“以当地市价为准”，中国地主们视列强为大客户。

租界是当时中国境内法治最清明的地方。由于治安良好、没有匪患，租界吸引大批华人涌入。天津英租界开辟时仅住有十几个中国人，到1938年，人口接近8万，除几千洋人外其余都是华人。[119] 几十年间，租界吸引了众多富贵显要、革命家来此居住、活动。鲁迅长期住在上海日本租界，写诗：“依旧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张自忠住天津英租界，天津知名企业家刘锡三将工厂迁到了天津法租界内以获和平的经商环境，使“盛锡福帽厂”品牌壮大。红军劫掠漳州时，商民选择鼓浪屿公共租界避难。[120]保护经商安全而设立的租界促进了经济，带动周边的经济，促进了就业、市政建设。厦门鼓浪屿租界小贩太多堵塞道路，租界工部局没有虐待、取缔小贩，而是与华侨王其华合作建立了“鼓浪屿市场”，将路边小贩安置到市场内，统一管理，不影响小贩生计。[121] 租界实惠商民可见一斑。就促进经济而言，它与后来中国经济特区大同小异。与上述平等、协商而来的租界相反，俄租界倒真正是帝国主义武力强迫的产物。所谓反帝运动，收回租界运动是苏俄策动，当然不会提及收回最大的苏俄租界。

所谓反帝动动的另一蛊惑口号是关税自主。1925年10月26日，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九国及瑞典、挪威、西班牙、丹麦等国代表在北京召开了关税会议。中国政府全权代表王宠惠出席了会议。会上，各国代表同意自1929年1月1日起中国关税自主，实行华盛顿会议所决定之税则，但要求中国裁撤厘金。在当时各地军阀割据一方，靠收取厘金养兵的国情下，北京政府无力裁撤厘金，会议未能达到中国关税自主的目标。会议期间，国、共两党遵照共产国际指示，组织北京大学教职员沪案后援会、北京爱国运动大同盟、北京总工会、广东外交代表团、北京学生联合会、国民党市党部、共产主义青年团、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等团体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关税自主国民示威运动”，在天安门举行示威，挑起与军警的冲突，为正在准备中的北伐推翻国民政府计划造势，将致力于中国关税自主的王宠惠、沈瑞麟、王正廷等中国外交官骂为卖国贼。示威者们不清楚，中国关税自主的主要障碍来自苏俄，因为苏俄扶植的国民党军事集团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军阀，苏俄是中国南北分裂局面的主要推手。

进入1926年，苏俄在中国准备就绪，决定发动推翻中国政府的“北伐战争”。为避免给英、日联手武装干涉的借口，斯大林决定结束五卅与省港大罢工反帝运动。[122] 据斯大林的决定，北京的加拉罕与上海的维津斯基向国、共两党发出停止反帝运动的指令，广州国民政府取消封锁，撤消省港罢工委员和罢工纠察队，恢复省港交通宣布，停止排英，除海关进出口货附加税等事继续向粤港英方交涉外，取消罢工的要求条件，宣布持续长达十六个月的省港大罢工胜利结束。

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集中体现了二十世纪中国反帝运动如下特点：苏共中央决定发动；苏俄提供资金支持；国、共两党（国民党清共后退出）出面操办；苏俄资助的工会，学生会形成听命于苏俄的“反帝大联盟”网络；以革命、反帝、爱国等口号煽动民众，利用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打击美英日等列强，服务苏俄利益；绝口不提霸占中国最大租借地的苏俄帝国主义等等。在几年后的中东路战争中，反帝大联盟奉苏俄之命在各大城市发动暴乱，与苏俄里应外合，喊出的口号不是保卫中国，而是“武装保卫苏联”，证明中国反帝运动服务苏俄利益，中国形形色色的反帝团体、反帝大同盟（大联盟）实际都是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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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纪中国纪事》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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