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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革命的真相 第13章（6）《孙越宣言》与“二七大罢工”
《孙越宣言》与“二七大罢工”
控制北京政府后，吴佩孚了解到了几年来中苏迟迟不能建交的原因在于苏俄拒绝履行对华宣言的承诺，霸占中东铁路，拒绝从蒙古撤军，明白了苏俄促他与孙中山联手对付张作霖是因为张拒绝苏俄吞并满蒙，明白了自己要获得苏援必须同意出卖满蒙和中东铁路主权，及承诺推翻张作霖后建立亲苏的傀儡政府。曾提出“四不主义”（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的吴佩孚当然不会去作苏俄傀儡。1922年11月，他复函越飞，表明了苏俄须从蒙古撤军和归还中东铁路的立场，[26] 并将越飞捎给他的拉拢信函向报界披露，实际是将苏俄一面谈建交，一面密谋颠覆中国政府的行径公之于众。1923年元旦，直系领袖曹锟、王怀庆等北洋将领发表通电，谴责苏军占领蒙古，号召“合内外上下一致力争，务期早定蒙疆，固我藩篱”。[27] 1月4日，吴佩孚发表通电响应曹、王等将领的通电，呼吁“及时准备实力，盖必有以济谈判之穷，方可预操最后之胜”，表达了拒作傀儡，拒绝以出卖国家利益换取扶持的立场，宣言为维护主权不惜一战。
维护领土主权的吴佩孚
吴佩孚表明立场后，越飞立即抛弃了“孙吴合作”计划，在给苏共政治局的报告中写道：“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的对立关系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一旦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发生公开冲突，我们应该选择谁。我们决不能支持吴佩孚去反对孙逸仙”。[28] 收到越飞报告及得知了吴佩孚通电内容后，苏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决定：“采纳越飞同志的建议，扶植孙中山及其国民党”。[29] 根据苏共政治局的决定，越飞于1月17日秘密到沪，在李大钊陪同下会见了孙中山，对孙作最后面试。在此之前，越飞的代表马林与孙中山的代表张继已经进行了数月秘谈以为越、孙会面作铺垫。越飞在面试后向苏共政治局报告说：孙中山明确赞成苏俄驻军蒙古，赞成中东铁路维持现状。他是我们的人。他提出推翻北京政府的要价不过是200万墨西哥元。我们值得花这笔钱。孙请求我们派一个师去夺取新疆，说那里只有四千名中国军人，不可能进行任何抵抗，要求我们的军队一直打到四川首府成都，帮助他夺权。[30] 根据越飞的面试结果，莫斯科立即决定：扶植孙中山。
得政治局批准复函后，越飞于1月26日在上海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内容为孙中山同意苏俄继续占有中东路及沿线广大地区，同意苏军继续驻军外蒙古，及越飞同意不将共产组织、苏维埃制度引用于中国。宣言不仅沉重打击了北京政府的对苏交涉，更让北京政府感到了严重的颠覆威胁。宣言隐瞒了苏俄与孙中山达成协议的主要内容。那就是，苏俄承诺向孙中山提供军事、财政援助，扶植国民党推翻北京政府。苏俄在《孙文越飞宣言》中关于不将共产制度引入中国的承诺与两次对华宣言中的承诺一样，是欺人之谈。因为这时苏共已经命令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保持独立，苏俄顾问已经准备来华改组国民党，“将共产制度引入中国”计划已经全面启动。苏俄加入如此“不引入”条文只是为了帮助孙中山掩盖投苏事实。这里，孙中山与苏俄在玩互相利用的游戏。孙并非不知道，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同时保持组织独立将使国民党丧失独立性。但他认为，为获取苏俄金钱军火值得作这样的交换。而苏俄打算先提供军事、财政援助扶植国民党，同时派共产党从国民党内部夺权。
扶植孙中山之外，苏共政治局的另一决定是打击吴佩孚。根据共产国际传达的指示，中共中央决定于2月1日在郑州举行京汉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派包惠僧、陈潭秋等中共党员借助湖北哥老会势力发动铁路工人罢工。1月底，吴佩孚在洛阳召见铁路工人代表，劝说不要成立全路总工会。工人代表按照中共决定强硬拒绝。吴佩孚知道铁路工会的背后有苏俄的操纵之手，于是派代表到北京见李大钊，请他说服工人放弃成立总工会，谓若执意成立总工会将以武力解决。李大钊同样强硬拒绝说：“请去问京汉线上的几万名工人吧。”吴佩孚明白，工会与李的背后是苏俄，自己通电要求苏从蒙古撤军得罪了苏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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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共产国际劳合组织（赤色职工国际）不理会吴佩孚禁止举行大会的公告，召集数万工人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宣布2月4日起全线大罢工，并发表宣言，提出将铁路局长赵继贤、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撤职，郑州地方官向工会道歉等要求。2月3日，总工会机关由郑州秘密迁移至武汉，李大钊以南下讲演为名坐镇武汉，与中共中央的张国焘、中共武汉负责人陈潭秋、江岸工会领导人施洋、林祥谦一起指挥京汉铁路开始了大罢工。大罢工直接威胁了吴佩孚的管制和军饷来源。吴调军警包围了工会会场，命令取消罢工，恢复铁路交通，中共调动工人纠察队对抗。2月7日，鄂督萧耀南下令开枪镇压，致数十工人纠察队员及罢工工人死伤。策划“二七”血案的李大钊、张国焘、董必武、林伯渠、中共湖北区委员兼江岸工会书记项英、张源光等中共组织早早避入租界，逃离武汉，安然无恙。达到以罢工工人的血来打击吴佩孚声望的目的后，共产国际代表维尔德通过劳动组合书记张国焘下令京汉铁路工人复工，并向中共支付了“二七”罢工遇难的铁路工人家属抚恤金。为这次大罢工，共产国际破费了数万卢布。其实不仅这次罢工，中国各地的所谓工人运动全部是共产国际的金钱所策动。在华活动的“赤色职工国际”就是苏俄以金钱策动各国工运专门机关。几十年后解密的马林档案、共产国际档案披露出，共产国际每次策动中国工运、农运背后都有巨额的资金调动。
3月，共产国际通过其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等组织举行了为元宵提灯会，以“打倒军阀”，“否认国会”，“推翻政府”，“打倒帝国主义”，“还我自由”等口号煽动民众，再造成民众与军警冲突，致数十人受伤。事件后，曹锟在给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的电报中通报：北京大学管理图书员李大钊设有俄人供给费用秘密机关，请侦查严办。
“二七血案”是苏共政治局打击吴佩孚决定的产物。从策划五四运动开始，苏俄便主导着中国的舆论，中国强人的进步或反动标签全由苏共决定，顺苏俄则进步，逆苏俄则反动。张作霖最早抗拒苏俄霸占满蒙，最早被苏俄认定为反动军阀。在吴佩孚没有表态要求苏俄从蒙古撤军及要求归还中东铁路之前，共产国际控制的中文、俄文刊物大力宣传吴佩孚为“开明将军”、“进步将军”，而在吴通电要求苏俄从蒙古撤军后，共产国际制造了“二七惨案”，给吴贴上反对派、“反动军阀”、“帝国主义走狗”等标签。几年后，吴佩孚被苏俄枪炮击败，退居白帝城。日本第一外遣舰队总司令和海军驻沪特务机关长来来访，表示愿供百万借款和军火助他吴东山再起领导讨赤。吴拒绝道：“过去我曾有枪不止十万，有钱不止百万，可见成败并非决定于枪炮与金钱。我如愿引外援借外债，何必待到今日。中国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了。”吴佩孚此言不假，倘若他在1922年表态支持苏俄霸占满蒙，那么中国革命领袖非他莫属，也就不会再有“国父孙中山”说法了。在苏俄强大的影响力面前，拒作傀儡的中国强人都难免身败名裂下场。
孙中山投靠苏俄，支持苏俄占领满蒙的立场让长期扶孙的日本朝野感到被骗。斯大林知道，想强占整个满蒙将引发另一次日俄战争，于是派越飞赴日本解释《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并密谈苏日瓜分满蒙。1月底，越飞以疗养为名飞赴日本热海，就《孙文越飞宣言》向日本方面作解释。孙中山派廖仲恺随越飞赴日，在日本与越飞及其秘书谢瓦尔沙龙磋商俄援、建立国民党军校、组建国民党军、向国民党派军事顾问和政治顾问等具体事项。经过一个多月的秘谈，越、孙达成协议，内容包括：苏俄向国民党提供200万金卢布的援助，其中70万金卢布用于建立国民党军官学校；苏俄在两年内向国民党提供10万军队武器装备及军事教官；苏俄派政治顾问、军事顾问到华南支持孙中山；参照苏俄制度改组国民党，参照红军制度建立国民党军等等。3月8日，苏共政治局会议批准了越飞与孙中山达成的上述协议，[31] 决定成立齐切林、拉狄克和托洛茨基三人委员会负责向国民党提供援助事宜，已掌握苏共最高领导权的斯大林签署了会议的决议。5月1日，越飞自热海电告俄共中央批准了向孙中山提供援助的决定。5月15日，孙中山复电越飞表示感谢及将派员赴俄讨论具体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