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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预约变法-第2章 变法革新-革命的真相
第 2 章 变法革新
预约变法
太平天国之乱过后，李鸿章在给恭亲王、文祥的折子中提出变法说：“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1] 他看出，中国和日本孰强孰弱取决于谁变得快。慈禧太后也看到中国的落后和改革的必要，掌权后召见提拔李鸿章，支持李求变。甲午战后，慈禧太后支持戊戌维新，也希望革新。然而，康有为的变法计划走向偏激，最后发展到要“围园杀后”，慈禧被迫反击，发动了政变。重新训政后，慈禧没有放弃改革，准备缓进地推行改革。但是，康有为在海外组织保皇党促她“归政”，让她感到权力地位不稳。于是，她决定废光绪另立新君。她的废立计划因列强的反对而受阻。正在这时，拳乱爆发。废立的私心和仇洋情绪让慈禧一时丧失了精明，作出了利用义和团排外的荒唐决定，酿成了庚子国难。逃出北京后，慈禧太后迅速反省，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了罪己诏，向列强赔礼道歉，承认中国积弱之“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自责“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国家者在一例字”。在颠沛流离，饱尝磨难的逃难中，她痛下决心变法强国，追赶世界进步的潮流。
1901年1月，慈禧太后在西安发布了《预约变法上谕》，要求大臣们提出改革建议。她在变法上谕说：“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查中国之弊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至近之人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原也。……总之，法令必更，锢习必破，欲议振作，当议更张。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她检讨洋务运动变法是“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要求进行体制变革。与日本明治天皇宣誓维新的《五条誓文》一样，慈禧的预约变法上谕也具有划时代意义，是变法图强，融入世界进步潮流的宣言书。
2月，慈禧太后再颁“自责”诏书，在其中再要求“内外臣工妥速奏议”，下令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推行新政的办事机关，负责接受各级官员提出的变法的意见，研究有关建议后向朝廷推荐，任庆亲王奕劻、李鸿章、荣禄、王文韶、昆冈、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任刘坤一、张之洞（后又增派袁世凯）遥为参预，政务处下设提调二人，章京若干。
《预约变法上谕》在群臣中引起强烈反响，湖广总督张之洞率先响应，请张謇、汤寿潜、沈增植、郑孝胥等绅商将改革意见拟成奏折，致电西安行营军机处响应上谕说：“大抵今日环球各国大势，孤则亡，同则存。故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益必变西法，然后可令中国无仇视洋人之心；必变西法，然后可令各国无仇视朝廷之心；且必政事改用西法，教案乃能消弭，商约乃不受亏，使命条约乃能平恕，内地洋人乃不敢逞强生事；必改用西法，中国吏治、财政积弊乃能扫除，学校乃有人才，练兵乃有实际，孔孟之道乃能久存，三皇五帝神明之胄乃能久延，且康党、国会之逆党乱民始能绝其煽惑之说，化其思乱之心……若不趁早大变西法，恐回銮后，事变离奇，或有不及料者。”
3月，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领衔连续呈上三份会奏（新政中影响巨大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会奏第一折为《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建议设文武学堂兴学育才，改文科，停武科，分科递减科举名额，以学堂逐步取代科举，奖游学等举措；第二折论改变中国成法，列举致治、致富、致强之三原则及办法十二端；第三折论采行西法，介绍西法之“切实易行者”，建议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译书等凡十三端。会奏三折主张循序渐进地全面改革，暂时回避宪政、议院等涉及政体的变革。慈禧太后阅会奏三折后立即批复：“事多可行，即当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由此，慈禧太后启动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改革运动，将教育、整顿吏治、振兴实业、废除八股文，革新考试和教育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建议快速付诸实施。在古稀之年，她努力学习，追赶世界潮流，史载“及辛丑回銮，则于《海国图志》、《瀛环志略》诸书展诵不缀，意谓可藉窥外人情事也。”尽管清廷没有提出“新政”说法，也未对改革的目标作具体说明，但在推行中，新政涉及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经过短短几年，中国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军事，法制等各个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革范围之广，步伐之快，远远超过了戊戌维新时康有为呼吁的变法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