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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国会选举与孙陈刺宋-第8章 袁世凯当国-革命的真相
国会选举与孙陈刺宋
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孙中山、黄兴周游各省，宋教仁成了同盟会的主持人。为与共和党竞争，他决定解散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促进会合组新党——国民党，取服务国民之意。他指出，会是秘密斗争的产物，已不合于现代政党政治，在共和政体中，政党政治是最基本的民主政治形式，即是由两大政党通过合法手段进行竞争，或“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或“退而在野，则使他党执政，而己处于监督地位”，通过“相摩相荡”的党争达到政治日益向上，共和制度确立，政党自身完善和发展。[12] 1912年8月25日，宋教仁主持召开了五政团联合的国民党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宋起草的《国民党政见宣言》及政纲。在宣言中，宋教仁借鉴美英经验提出“一国政党之兴也，只宜两党对峙，不宜小党分立”。在国民党纲领中，他放弃同盟会恐怖主义、种族主义的宗旨、口号，加入了追随进步潮流的妥协、包容、依法行事等内容，为国民党参加国会竞选奠定了基础。大会推举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芝祥、王人文、吴景濂、张凤翙、贡桑纳尔布为理事，孙中山为理事长，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胡汉民、柏文蔚、李烈钧、阎锡山、谭延闿、赵炳麟、陈锦涛、张继、孙毓筠、尹昌衡、于右任、蒋翊武、马君武、田桐、胡瑛等30人为参议。
宋教仁在北京湖广会馆主持国民党成立大会。会场悬五色旗，突出五族共和，淡化种族革命。
同月，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公布了根据《临时约法》规定制定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和《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等三法案，启动了国会选举。《国会组织法》参照美国架构，分国会为参、众两院，参议院议员274名，具体分配为：每省10名、蒙古27名、西藏10名、青海3名，由各省和地区议会或选举会选出；中央学会8名、华侨代表6名；众议院的议员按人口比例每80万人选出1位（人口不满800万之省，亦可选出众议员10名），总计议员596名，参众两院合计议员870名。《选举法》虽没有对参议员候选人文化、财产的资格限制条文，但规定参议员由地方议会选出，而地方议会议员有资格限制规定，如此保证了议员有责任心和议政能力。由于当时对各省人口未作调查，故在国会组织法中规定了各省众议员名额为清末省咨议局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并具体规定了清末未设咨议局的蒙古、青海、西藏的众议员名额。众议员选举人条件为：在选举区内住满2年以上、满21岁、小学以上毕业男子，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有值500元以上之不动产者。当时，大多数国民文盲，妇女文盲率更高，无业游民数量庞大，全民普选既难于操作也不利国家进步，对候选人文化、财产的资格限制是进步的体现。《临时约法》与《国会组织法》公布后，各主要党派开始竞选，宋教仁离京南下，将竞选与在各省建立国民党支部相结合，巡回各省宣传宪政民主和政党政治的主张，演说极具魅力，轰动一时，在国民中取得了极高的声望。
11月，梁启超结束了十四年的海外流亡归国。他捐弃前嫌，支持袁世凯实行“开明专制”。“开明专制”思想是梁启超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时提出的。他指出：“今日之中国，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13] 他认为，中国尚不具备民主共和的条件，也不具备君主立宪的条件，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须先经过一段时间的开明专制，创造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各种社会条件，才能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革命爆发后，梁启超设想以袁世凯为首的军政官僚实力派不搞政党，立宪派改组形成的改良派组织政党，将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改造成政党，形成两大政党为主的政党政治局面，实行责任内阁，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通过改良主义的道路逐步推进体制革新，以达到立宪民主政治的目标。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梁启超从海外致信袁世凯，建议举外债渡过财政难关，集合立宪派清朝旧官僚组织政党，以共和之名，行开明专制之实。归国后，梁启超推动以汤化龙为首的民主党、黎元洪为首的共和党和章太炎为首的统一党联合，与国民党形成抗衡局面。他感到可以由此实现“一党在朝，发展其政见，必有一党在野批评其得失，研究其利害，监督之以使政府不敢为恶”的政党政治局面。梁的两党制设想与宋教仁不谋而合。二人联手致力于实现两大政党互相制约的宪政格局。
1912年12月至1913年3月，新生的民国举行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国会议员选举。这次选举的登记选民约40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0%。宋教仁国民党在选举中赢得大胜，获得参、众两院40%以上的议席，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政党。选举结束后，宋教仁在南京发表演说，申明主张政党内阁，国会制宪，中央地方分权。3月22日，应袁世凯之邀赴京任内阁总理的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遇刺，次日身亡，年仅32岁。中国政党内阁，国会制宪之路就此中断。
宋教仁遇刺是对二十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刺案。其来龙去脉须从同盟会内的山头之争说起。清末，湖南领全国风气之先。宗方小太郎在调查中国数省情况后指出，湘军集团在“同治中兴”中作用巨大，“今后主宰爱新觉罗命运者必为湖南人”。他建议日本政府“及时经营湖南，收揽其豪杰，怀柔其民心，他年中原鼎沸之时，能为我所用者盖不鲜也。”接受他的建议，日本朝野首先开始联络湖南会党。召集中国各路会党和留学生成立同盟会时，日本黑龙会没有从势力最大，人才济济的湖南会党选领袖，而指定在国内会党和日本留学生中影响不大的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作为平衡，黑龙会决定，指派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湘派会党领袖起草同盟会章程。[14] 黑龙会没有从势力最大的湘派会党中选领袖的原因是，湘派领袖们有爱国主义观念，宋教仁、陈天华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在发刊词中有“吾人之主义，可大书而特书，曰爱国主义”之言，所刊文章在关注日战争的同时也揭露日本向中国扩张的野心，因此被日本当局以手续理由迫令停刊。显然，湘派会党的爱国主义观念与日本向满蒙扩张的目标不相符。
同盟会成立后，湘派与孙派不可避免地出现领导权之争。在会旗问题上，孙中山与黄兴发生分歧。孙要求以青天白日旗为会旗。这一要求背后是黑龙会的意思。青天白日旗源于日本的旭日旗。黑龙会扶植孙中山成立的兴中会、同盟会，孙中山有必要通过旗帜表达服从。他不能明说是源于日本旗，而坚称是早已亡故的陆皓东设计。黄兴对孙坚持日式旗帜不以为然，指责孙中山“以日为表，是效法日本，必速毁之”，[15] 要求以华兴会的井字旗为会旗，并声言如必用青天白日旗则退出同盟会。不过，抗争的湘派们端的也是黑龙会饭碗，在黑龙会支持孙中山现实下只得妥协。宋教仁日记中表达对孙的不满道：“其盖孙文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怀坦诚以待人，做事近乎专横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今既如是，则两者感情万难调和，且无益也，遂不劝止之。”同盟会内的另一大山头浙派（光复会）也对孙作领袖不满。1907年中，日本政府礼送孙中山离日，浙派借经费问题发起“罢孙”。虽然黑龙会出面迫使浙、湘两派服从大局，让黄兴出面维持了孙中山的总理地位，但“罢孙”风潮使孙中山在同盟会总部中的独裁地位被实际废除。
孙中山远走美国后，宋教仁主持成立了另一会党组织。为得到黑龙会的继续支持，他沿用了同盟会之名，称同盟中部总会，但强调中部总会独立，废除总理独裁制，采取“合议制”，宣布“总理暂虚不设，留以待贤豪，收物望”。他批评“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16] 批评孙中山在沿海打了就跑的策略，主持制订了以湖北为中心，策动长江中部各省实行武装暴动的计划，重点在新军官兵中发展势力，促成了湖北两大革命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为武昌暴动创造了条件。
由于宋沿用了同盟会之名，孙中山得以同盟会总理的名义归国抢先坐上总统大位。宋教仁对孙中山归国途中以未来元首的名义发表一系列谈话颇为不满。当北一辉从上海到南京去劝他拥护孙中山时，宋教仁气愤地说：“你的大元帅主张误了事，黄兴的优柔寡断又误了事，孙中山的空想再来误事的话，革命将怎么办呢？黄兴食言不来也无所谓，我有兵力，决不允许孙派的人踏进城门一步！”宋教仁所言只是气话，他不能扳倒日本人支持的孙中山，只能在张继等人相劝时顺势下台阶，到上海参加孙中山欢迎会。[17]
到沪当晚，孙中山在同盟会高层会议上与宋教仁围绕新政府组织形式发生了激烈争执。宋教仁主张内阁制，孙中山等多数人主张总统制。孙因自己要当总统，坚持实行总统制以大权独揽，称内阁制不适合国情。二人激烈争论至不欢而散。宋的防止总统独裁之词触到了孙中山的痛处，让孙忍无可忍。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联手陈其美暗杀了浙派领袖陶成章以报复陶两次“倒孙”及推举临时大总统时对他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
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宋教仁反对孙中山武力推翻袁世凯的北伐计划，反对孙中山以迁都南京制袁的无理要求，指迁都南京即为放弃蒙满。宋此言不光让孙中山怨恨，也引起了日本方面的不满。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主张合法参政党政治，提出政党以“选举”为要务，推动立宪共和。在五党联合组成国民党的系列会议的最后一天，孙中山出席了会议。虽然仍被推举国名誉上的国民党理事长，但这时国民党众望所归的领袖是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宋反对起兵造反，合法参选参政的主张得到国民党人的普遍拥护。竞选活动中，宋教仁在湖北国民党支部欢迎会上发表演讲说：“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我们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我们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的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我们要在国会里，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如不能达成政党内阁，宁甘退让，如可改组政党内阁，虽他党出任总理，亦赞助之。”[18] 宋教仁以他符合民意的主张，出色的组织、演说才能和理论素养赢得了各地民众和革命党人的一致拥护，演讲会场面壮观，所到之处，支持者人山人海，风头声望一时无人可及。
孙中山坚持暴力推翻民国政府的计划，不容有人挑战他的权力地位，对宋成为实际党领袖忍无可忍。在宋教仁领导国民党竞选期间，孙中山以全国铁路公司总理名义带领一批会众乘火车在全国考查铁路，被舆论界披露出不利新闻。同行的澳大利亚记者端纳记载：“随行的有卫队、参谋人员以及许多美女。”张謇对此抨击说：“及见所谓志士，所谓伟人者，风云涤乎，荣悴顿殊。宫室车马，子女玉帛之奉，过于昔日之王侯”。孙中山在国家财政破产的情况下公款豪游不仅为进步党人抨击，也令国民党内同志极为不满。宋教仁在各地巡回发表的竞选演说中讲到创建民国贡献时只提袁世凯、黄兴、黎元洪，同时批评孙中山的“十年十万里铁路”计划说：“孙先生对于内地经历尚少，必须考验测量乃能得其要领。”[19] 孙中山难以忍受丧失领袖地位的痛苦，对报上宋教仁演说轰动、宋教仁批评他的铁路计划的报导极为愤怒，认为宋教仁对自己的威胁已经超过了早前的陶成章。作为会党，孙中山虽然知道三权分立、民权等字眼，但并不接受合法竞争、政治多元、妥协包容、权力过渡、领袖更替等理念。他信奉“如有二心，甘受极刑”的会党准则，认为以暗杀对付挑战者理所当然。考察铁路期间，他并没有象袁世凯希望的那样醉心于铁路，淡出政治中心，而是盘算着起兵造反。1912年底，曾长期扶植孙中山的桂太郎第三次上台组阁。得此消息，孙中山感到有了造反的底气，于是制定了暗杀宋教仁，嫁祸袁世凯，制造借口起兵造反的计划，派陈其美实施暗杀。
帮助孙中山杀掉陶成章后，陈其美得以收编浙派人马，势力膨胀。他也对宋教仁解散同盟会极为不满，认为宋教仁改会为党坏了帮规，因此愿意为孙中山再次效命。得孙授意后，他指使应桂馨在上海刺宋。作为上海青帮大老，陈其美的青帮党羽遍布上海、江浙。应桂馨是青帮“大”字辈头目，受陈提拔重用。暴动前后，陈帮应摆平了宁波强占民房事件，应助陈暗杀了政敌张献贞，陈再帮助应摆平命案，派应担任孙中山卫队长。临时政府解散后，应在陈支持下成立了自认会长的青洪帮及哥老会的联合公口——中华国民共进会，在上海的酒楼、饭店、妓院、赌场等布下的眼线，替陈搜集情报。接受刺宋的任务后，应桂馨安排了栽赃袁世凯及总理赵秉钧的伪证——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赵秉钧的往来函电多件。
在国民党取得国会选举胜利时，宋教仁的同乡刘白（字羹臣）风闻会众中流传宋另组新党坏了帮规之言，提醒宋防范加害。宋在复信中说：“闻本党有内哄，前日兄来电警告弟以危象，然弟总料其未必有如是之甚，纵小有波澜，当不至于成大风潮，放眼观察人才之高下，有此能力者固不多也；且目下之形势，未必能于将来亦可包括，吾人既不争目下，则将来自有将来之局面，又何足忧，请兄不必怀杞人之念也。”[20] 孙中山得知宋教仁要从武汉来沪与黄兴“商议一切”，向陈其美交待后于2月10日匆匆离沪，以考察日本铁路的名义赴日寻求支持，同时避免见宋。
3月22日，应桂馨、洪述祖安排的刺客武士英在上海沪宁火车站对宋教仁行刺。刺案发生后，袁世凯电吊宋教仁，严令江苏都督缉拿凶手。在日本的孙中山反应迅速，一面通电要求严究凶手，一面要求日本外务省勿助袁世凯，同时动身回国。三天后，孙中山回到上海，接收了国民党的领导权，召集国民党高层开会，在会上提出“联日讨袁”，起兵讨伐北京民国政府。不明真相的黄兴主张循法律程序调查，谓“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21] 孙中山阻止司法调查程序，谓对付袁世凯只有武力讨伐。黄兴不知道，孙中山此时担心的是司法调查程序将使他与陈其美策划的刺宋案真相败露。由于陈其美事先早有栽赃布置，江苏警察厅迅速查获了凶手与洪述祖之间往来电稿。司法调查程序开始后，江苏都督程德全将查获证据公布，法庭破天荒地传唤国务总理赵秉钧到庭。就在此时，凶手武士英在上海模范监狱被人灭口，使调查程序无法继续。
宋案达到了栽赃目的，总统袁世凯和国务总理赵秉钧顿成声讨的对象，原本进展顺利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举袁世凯、黎元洪、梁启超分任总理、协理的计划泡汤，连推动三党合并的梁启超也因拥袁而备受责难，三党的不少党员改变支持袁世凯的立场，三党合并后在议院争得多数的希望落空，袁任命的国务总理赵秉钧成杀人嫌犯，声名狼藉。不久，嫌疑人应桂馨和赵秉钧也被灭口，公布所谓证据的程德全遭到国民党人追杀。随着主要嫌疑人被灭口，宋案司法调查程序不了了之。各界根据栽赃资料的指引，指袁世凯、国务总理赵秉钧为宋案的幕后主使，国民党人控制的《民立报》、《民权报》充斥讨袁檄文。
国民党人后来神化孙中山，编造了袁世凯因怕宋教仁控制国会使他无法当选正式大总统而杀宋的故事。然而，明眼人不难看出制造宋案嫁祸袁世凯的设计：第一，国民党虽为当时国会第一大党，但只控制四成议席，袁世凯得到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三党合并组成）和其它党派的绝大多数议员的支持，当选总统并无悬念；第二，若说袁世凯和赵秉钧蠢到留下一系列关于谋杀的往来函等待下台，再派刺客到上海监狱将刺宋案凶手灭口殊不可信，况且，这些“取证”、灭口等行动对袁世凯而言力不能及，但对控制上海地区的陈其美则易如反掌。从栽赃角度来看，陈其美预先伪造函电证据，在调查审判程序开始后灭口阻止调查是合理的设计；第三，宋教仁与孙中山在理念上存在重大分歧，在日记中多有指责孙中山人品之词；
第四，宋将袁世凯看成是自己的知己和事业同路人，在信中和竞选演讲中盛赞袁世凯而不提孙中山，临终前最后的遗嘱是口述电文致袁世凯：“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捭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第五，孙中山在宋案前就提出过“二次革命起兵”之说，了解情况的共和党人曾指称国民党向日本借款购械，准备谋割据东南”。[22] 宋案后，孙中山极力阻止司法调查，迫不及待地发动武装叛乱。梁启超分析说：“宋案确与政府无关，系同盟会人自屠”。[23] 而一系列事实让人相信，宋案不仅是“同盟会人自屠”，更是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计划的一部分。
宋教仁的日本挚友北一辉也得出与梁启超一样的结论。北一辉长期任宋教仁的助理，与孙中山身边有宫崎滔天，黄兴的身边有萱野长知一样，负有代表日本方面支持之责。北一辉对宋遇刺极为悲痛，展开独立调查后提出了宋案系孙中山与陈其美所为的结论。[24] 还有一些事实支持梁启超、北一辉的结论。例如，《孙中山年谱》1912年的记载几乎详细到了每一天，而从孙中山从宋案前在沪活动到案后由日返沪，即1913年初至3月27日期间记录空白。[25] 显然，这期间的记录是因后来神化孙中山的需要被隐瞒。
会党之间没有妥协精神，有了冲突互相暗杀并不奇怪。宋案之前，孙中山、陈其美曾合作杀了反对派领袖陶成章，宋案后不到两个月，陈其美又暗杀了拥护袁世凯政府，反对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叛乱的扬州军政分府都督徐宝山，显示出孙、陈合谋暗杀与“二次革命”叛乱间的关系。宋案十年后，孙中山有言道“自己当年不甘心被宋教仁、黄兴等一般旧革命党人所制”；他的信徒戴季陶后在《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中抨击宋教仁“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以图在短时期内掌握政权。公平的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源渔父”。[26] 这些言论是梁启超、北一辉结论的另一注脚。
4月8日，第一届国会在宋案的阴影下开幕。梁启超代袁世凯致词：“我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正式成立，此实四千余年历史上莫大之光荣，四万万人亿万年之幸福。世凯亦国民一分子，当与诸君子同深庆幸”，并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国会万岁！”随后，国会进行了参众两院议长、副议长的选举。国民党为一方，拥袁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为一方展开了竞争。国民党要求记名投票，三党要求无记名投票。由于国民党带有恐怖组织的特性，记名投票对国民党的政治对手意味着的人身风险。结果，国民党在宋案阴影的投票中再胜，国民党籍议员张继、王正廷当选为参议院正、副议长，国民党人控制了参议院。众议院选举在共和等三党议员坚持下采用了无记名投票选举，结果民主党的汤化龙、共和党的陈国祥当选正、副议长。两院选举让人相信，国民党在国会选举大胜除了宋教仁领导有方外，国民党的恐怖威慑力是决定原因，有暴力恐怖组织参与和竞选还谈不上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