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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纪中国纪事》第49章 越战与三线建设
越南战争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退居二线南下周游，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应对经济危机的“西楼会议”，决定压缩重工业和基本建设项目，以解决吃、穿，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将原定于1963年开始的“三五”计划推迟到1966年再执行。会后，刘少奇亲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西楼会议”决定。毛泽东当面默认了刘少奇的汇报，实际在策划越南战争。他知道，战争一起，主导权自然回到手中，“先解决吃、穿，保证市场供应”的政策自然不算数。
毛泽东向越南输出革命在建国时就开始了。二战结束时，斯大林扶植胡志明在越南北方建立越共（印度支那共产党）政权，法国则扶植保大皇帝在南方的立国。越南北、南两政权在背后苏、法的支持下展开了争夺对越南全境的控制权的越法战争（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1949年底，斯大林与毛泽东敲定发动朝鲜战争后，同意让毛来领导亚洲各国的共产党，命胡志明去听取毛泽东的指示。越共服从中共领导是有条件的，中共必须向越共提供金钱武器。毛泽东与斯大林一样，为输出革命不在乎国内的财政危机和饥荒，在国外朝鲜战争，国内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极端困苦背景下开始向越共提供秘密援助。
1952年，毛泽东效仿当年苏共向中国输出革命的作法，向北越派出了以驻北越大使罗贵波兼团长的中共顾问团，其中包括以韦国清为首的军事顾问团，以乔晓光为首的土改顾问团，以及一大批政治、军事、公安、组织、宣传等顾问。到越后，顾问团成立了由越共党总书记长征为主任﹐党中央执委黄国越、黎文良为副主任的中央土改委员会（下设各土改团，团下设土改队），复制中国的暴力土改运动，将数以万计地主、富农处决、关押，将土改运动扩展到了南越。
土改中当场枪决地主
暴力土改运动引发了农民的反抗。越共与中共联手镇压了农民暴动，其中包括胡志明家乡义安省琼琉的农民暴动。与苏共、中共建国时一样，越共的土改也带来饥荒，饥荒还蔓延到了南越。土改运动之外，中共顾问团分别在越共、越共军队中发动了“整训”运动和“整军”运动，以右倾罪名整肃反对暴力土改的越共党、军领导人。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不顾长期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困苦，立即出兵入越，与越共联手对法军开战，于1954年取得了奠边府战役的胜利，将法国势力赶出了越南。根据日内瓦国际会议达成的协议，越南北南双方沿北纬17度线分治，北部由越共统治，南部由保大皇帝统治。1955年，胡志明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北越推行了农业合作化，強迫农民加入农业合作社，将农民的土地充公。在南方，吴廷艳发动政变，在越南南部建立了自由民主的越南共和国。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揭露了斯大林的罪恶，确定了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政策，在会后派米高扬到河内向越共传达苏共新政策。受苏共批判斯大林鼓舞，胡志明决定停止推行中共的暴力土改和合作化运动，迫土改委员会负责人长征、黄国越、黎文良等人辞职。毛泽东得知越共政策转变极为愤怒，认为苏共直接向越共发布指示违约，以停止援助相威胁，要求越共继续推行暴力土改。为继续获取援助，胡志明只好妥协，让长征等人复职继续执行中共的合作化政策。从这时起，越共陷入在中共、苏共不同政策、不同指示之间左右为难的困境。
日内瓦国际会议达成北南双方分治协议后，毛泽东一直谋求让越南再度开战。他喜欢战争。国共战争刚刚结束，他就发动了朝鲜战争，朝鲜战争刚结束，他挥兵入越开战。日内瓦协议后，他制造了第二次台海危机，要求快速发展军工，研制原子弹，在国内外太平环境中盘算着发动战争。为了军事工业化和核武器目标，他下令搜刮尽农村的粮食出口，结果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大饥荒。饥荒中，他对人民饿死无动于衷，仍然盘算着在越南开战。在国内饿死两千万人的1960年，他扶植越共成立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准备武力统一越南。这时的南越政权如同朝鲜战争前的南韩政权一样，军事上无力自卫，处于共产主义阵营推翻的威胁之下。美国总统肯尼迪拒绝印度支那被纳入共产主义阵营的势力范围，支持南越对抗共产主义阵营的扩张，派特种部队进驻南越，支持吴廷艳政府对抗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1962年初，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出手制止饥荒继续，迫使毛“退居二线”。毛不能容忍两领袖并列局面，采取制造危机和对外开战夺回主导权的办法，在发动中印边界战争的同时向来汇报工作的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承诺支持越共武力统一越南。
1963年，毛泽东派总参谋长罗瑞卿率军事代表团访越，与越共签署了《中越两军协同作战计划》和《中国支援越南主要军事装备和后勤物资计划》，拉开越战序幕，也使刚刚从饥荒中复苏的中国经济走上了备战轨道。他知道，刘少奇汇报的恢复经济和解决民生的“西楼会议”方针与自己的越战计划完全冲突，于是干脆派刘少奇率团访越，以便让刘自己否定自己的方针。在毛泽东反复“大讲阶级斗争”，声称内部有阶级敌人的危言耸听威胁之下，在林彪、周恩来大力推动崇毛的形势下，没有军权的刘少奇感到了地位不稳，决定按照以往经验，以追随毛为生存之道，决定抛弃刚刚制定的“西楼会议”方针。在越南，他完全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向胡志明承诺中共将独家承担越战费用，传毛泽东的话说“打起仗来你们可以把中国当成你们的后方”。驯服刘后，毛泽东再派国防部长林彪率军事代表团访越，与越共签订了军事协议书。协议书规定，中共派军队赴越助越共人民军对南方开战，禁止越共“接受来自于第三国的援助”，即禁止越共听命苏共，只听命于中共。签约后，中共向越共运去了国内紧缺的粮食、物资，以及大批军事装备，在云南蒙自修建了服务越共的空军基地，增调一支空军和高射炮部队到南宁、昆明、思茅等地以服务越战。从1963年到1964年，中越两共领导人往来穿梭，高层频繁接触数十次，中共大规模向越共运送军火、装备、食品和其它战略物资，越共频繁向毛泽东汇报备战进度，战争进入倒计时。
1964年7月，越共在北部湾以鱼雷袭击了美国军舰，制造了“北部湾事件”（东京湾事件）。事件发生后，赫鲁晓夫致函美国总统约翰逊，说明自己是从美国和越南的声明中才获悉该事件的，表白苏共与越共挑衅行动无关。这里，赫鲁晓夫说的是实话。苏共以和平共处为基本政策，没有挑起越南战争的计划，在北部湾事件前与越两共很少接触。8月，美国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案”，授权总统动用武力应对共产主义阵营的扩张，约翰逊总统下令轰炸北越海军基地报复，同时增派美军赴越南，至此越战爆发。同月，越共第一书记黎笋率代表团来华要钱要物，要求中共承担越战的全部开销，保证供应。毛泽东对越共领袖来汇报工作感到极大的满足，认为是与赫鲁晓夫较量的重大胜利，爽快承诺负担越战的一切开销，但要求越共脱离苏共指挥。10月，赫鲁晓夫在政变中下台。苏共新领导层抛弃和平共处与缓和政策，转而积极支持越战。苏联政策转变，越共跟随转变，抛弃只听命于毛泽东的承诺，周旋于中苏两共之间。11月，越共领导人范文同率代表团访苏，获苏共经济与军事援助的承诺。1965年2月，柯西金访问河内，与越共签订了援助协定。4月，黎笋率团访苏，与苏共敲定了一亿美元军事装备援助计划。至此，毛泽东要求越共作自己独家属下的计划破产。
毛泽东不甘丧失对越共的独家指挥权，向来长沙汇报的胡志明主动提出派志愿军入越。随后，胡派黎笋和武元甲率越南党政代表团来华与中共商讨中国秘密出兵越南事宜。在会见黎笋时，刘少奇高调承诺：“援越抗美是国际主义义务，是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周恩来同样高调，表示援越是头等任务。这时的中共众高层都清楚国民的困苦，但更清楚高调支持越战是最好的向毛泽东表达效忠的方式。在高层的一致支持之下，中共与黎笋代表团签订了关于出兵支援越共的协议。随后，毛泽东再派出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率与越南相邻各省大员，包括广东省长陈郁，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广西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周兴等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访越，磋商“要什么给什么”承诺的具体安排。6月，中共解放军部队着越共军服，工兵穿蓝色民工服，秘密开赴越南。
如果说毛泽东在1949年决定派兵入朝参战是为讨好斯大林的话，此时毛泽东挑起越战则完全出于个人爱好。他在大饥荒中部署挑起越战没有讨好赫鲁晓夫的意思，相反，是在与赫斗气，与赫争夺对越共指挥权。随着赫鲁晓夫在越战爆发时下台，毛泽东以巨额援助夺得的对越共指挥权的胜利喜悦不再，还添了越共转向苏共的烦恼。苏共也向越共提供援助后，毛泽东不服，以加大援越规模的方式与苏共争夺指示权，向援越操办人发指示说：“越南南方凡是提出需要，我们有可能办到，就一定满足。越方没有想到，我们要主动提出。”根据他的指示，解放军总参谋部在援助越南南方物资清单中增加了压缩干粮、肉松、猪肉罐头、咸鱼、蛋粉、雨衣、蚊帐和医疗器械，中共军队承担了越战中北越的防守，防空，后勤保障，物资供应，物资运输、公路、铁路修建和无数其它军事工程任务。为向南越共游击队输送军火和军需品，中共以巨额外汇收买西哈努克亲王同意使用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运送援越物资，开辟了自北越，绕道老挝重山峻岭和柬埔寨丛林的运输线，将原来人行的“胡志明小道”建成了公路，在云南和广西建立了越战的后勤基地，向越南源源不断地运送军需物资，其中包括国人极为紧缺的大米、服装。在中共解放军驻军北越的支持下，越共将主力军队调往南越作战，越战升级。
四十年前，苏俄大规模向中国输送军火，给中国带来的是战火和废墟。此时，中苏两共大规模援越，同样带给越南战火和废墟。经过几年战争，越南饱受蹂躏，满目疮痍。越共领导人开始明白从中苏得到的不是好处，而是灾难。1969年，胡志明去世。新一代越共领导人拒绝以战火蹂躏自己国土的代价去满足毛泽东的战争嗜好，开始与美国和谈。苏共领导层在积极支持越战也感到持续战争不符合苏联的利益，支持越共和谈结束战争。这时的越战与当年的韩战一样，停战的阻碍来自毛泽东。韩战中，金日成都不想再打了，但毛泽东拒绝停战。这一幕在二十年后重演，越共领导人不想再打了，但毛泽东不允许停战，要求越共“抗美到底”，以减少援助施压，迫越共停止和谈，并一再承诺战争物资“要多少给多少”。越共不理睬毛的威胁，从自己国家的利益出发，继续和谈。这一方面是因为痛感长期战争对越南的损害，另一方面是因为权衡利弊选择苏共，决定接受苏共的经济合作承诺。越共追随苏共，使毛泽东失去了孜孜以求的指挥外国共产党的快感。报复越共倒向苏共，毛泽东大力扶植柬埔寨共产党，以柬共作为打击越共的工具，制造了“红色高棉”灾难。1976年1月，作为毛泽东发动越战的结果，越共推翻了自由民主的南越共和国，宣布建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将西贡市改名为胡志明市。毛泽东在北越推行的暴力土改和合作化已经给越南带来巨大灾难，越南全境赤化将灾难规模扩大。按照中共的要求，越共对南越前政权军政人员展开了中共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的大屠杀，造成了两百多万南越人冒死外逃的难民潮。
越战是毛泽东制造的二十世纪最大的灾难之一。为满足世界领袖欲望和战争爱好，他在饥荒中残酷搜刮中国民财，将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持续二十多年地秘密地输送越南。毛的援越带给越南深重灾难，造成越南五百万平民死亡，遍地废墟，地雷区和崩溃的经济。毛的援越也带给中国深重的灾难，使国长期极度困苦。越战中，共产主义阵营向北越提供了约240万吨物资，苏共只提供了50万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东德、朝鲜、古巴等其它共产主义阵营国家总共提供了30万吨，另外三分之二是中国人的血汗钱。中共向越共提供的无偿援助中包括：足够装备陆海空军200多万人的武器弹药和其它军用品；100多个生产企业和修配厂；3亿多米布匹；3万多辆汽车；数百公里铁路；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公里以上的油管以及几亿美元的现金外汇。[2] 物资金钱援越之外，中共秘密派出30多万解放军换上北越的军装轮番进入参加了对南越军、美军作战，为了保密将无数阵亡的中国士兵就地埋在了越南。中国防空部队击落了千余架美机，但由于是秘密参战，每次有击落美机后均电贺越南人民抗美打胜仗。中共向北越派遣了工程兵和防空兵帮助北越抢修美军轰炸的设施。中国在与北越接壤的广西建立了越南战场的后勤基地，那里的野战医院日夜不停地救护中国和北越的伤兵。为了把武器装备运送给越南南方解放军，中共拨出巨款开辟到达越南南方的运输线，建设秘密港口，向越南南方解放阵线提供了巨额美元活动经费。[1] 到1978年，中共对越南的无偿援助不是1963年邓小平向越共传话承诺的200亿元人民币，而是200多亿美元，相当于同期中共的全部军费开支，远远高于同期中国的教育经费。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场倾尽国力在国外打的越战是毛泽东在数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中策划的。
“三线建设”
挑起越战的同时，毛泽东还在国内制造了另一大灾难——“三线建设”。在越战爆发的同月，他连续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先制造紧张形势说，在北面中苏关系紧张，在西南面，中印边境局势紧张，工业中心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然后提出将经济政策中心转向“三线建设”和备战。“三线”是中共根据毛泽东的战争臆想创造出来的说法。它称沿海、边疆为一线，即前线，称陕、甘、宁、青，西南的云、贵、川为“大三线”，即大后方，称一、三线之间各省为二线，称二线中靠近三线的地区为“小三线”。在崇拜毛泽东热潮中，中共高层中无人敢对毛泽东的臆想提出不同意见，全体附和了“三线建设”决策，否定了刘少奇主持所定以发展农业，解决人民吃穿用作为首要目标的“西楼会议”决策，也否定了国家计委根据“西楼会议”政策提出的1966～1970年第三个五年计划，决定将军工建设项目和人力、物力、财力从一线，转向除新疆、西藏之外的中国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三线。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决定成立以李井泉为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为副主任的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
刘少奇抛弃自己制定的民生政策后，根据“西楼会议”决定制定五年计划的计委负责人李富春也只好向毛泽东写检讨，然后推出以“以重新掀起军工建设热潮”为主要内容的“计划工作革命化十条意见”。毛泽东记恨李在反右运动中阅他的“收网令”文章后不注“已阅”表达保留意见，不接受李的检讨，指责称：“中央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李富春主持的国家计委”。 李、邓之被斥其实冤枉。“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同意退居二线，让刘少奇主持中央收拾局面。为救灾，刘少奇召开了“西楼会议”，当然提出民生优先的政策。分别主持计委和书记处的李、邓当然要执行刘少奇停止大跃进的各项经济政策，结果，李、邓、刘三人都得罪了毛泽东。毛泽东指责李、邓“两个独立王国”，实际是在发泄对刘少奇停止大跃进，下马军工项目的不满。他觉得李富春没有真心拥护他的越战和三线建设政策，以余秋里取代李富春掌国家计委，命余重新制定“三五”计划。1965年6月，周恩来携余秋里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重新制定的“三五”计划提纲。新计划将42％的国家财力用于“三线”军工建设，这才获毛认可。
根据“三线建设”决策，中共在随后的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花费2000多亿元巨资，在中西部建了1100个所谓国防项目，以“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等口号相鼓动，调集数百万建设大军到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大漠，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十几年的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一大批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三线建设”有改变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局面的作用，但与它带来的灾难相比，其正面作用微不足道。“三线建设”的灾难性质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三线建设”将三个“五年计划”的巨额投资的绝大部分服务毛泽东战争臆想，造成巨额浪费规模与“大跃进”、越战相当，耗尽了中国十几年的民脂民膏，是全国百姓长期生活困苦的重要原因；其次，“三线建设”以备战考虑为准则，违反经济规律，不讲经济效益和产业布局，项目选址以“靠山，分散，隐蔽，钻洞”为原则，众多工厂被规划得尽量分散，违背工艺流程，多数项目建成后因生产成本高昂，没有社会依托，缺乏产供销环境和外部协作条件，缺水缺电，或交通不便等原因成为废物，给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第三，三线建设项目普遍不作可行性研究，仓促上马，忽视地质勘探等前期工作，选址不当，设计随意简化，工程质量低劣，很多项目完工时即不合格的废物；第四，“三线建设”是西部自然环境的一场浩劫。根据 “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原则，许多军工厂都建造在山体的坑道中，掏空山体，造成无数滑坡、岩崩。对于中国森林与生态环境而言，“三线建设”是大炼钢铁之后的又一次环境浩劫；第五，“三线建设”一声令下，无数建设者打起包袱就出发，没有选择的余地。根据中共中央的“先生产、后生活”原则，建设中普遍忽视后勤和社会服务，建设大军长期生活艰苦。国家对“三线建设大军”及其家属后代生活方面的欠账是毛泽东时代的一大遗祸；第六，中共以“三线建设”为由，以行政命令方式无偿占据了巨大面积的山林，基本没有给原村民林木补偿，更谈不上土地补偿。对当地农民而言，“三线建设”是人民公社化后的另一场灾难。
西南核基地是“三线建设”的一个代表作。因毛泽东认为由苏联帮助兴建的青海核基地不安全，中共中央决定在大西南的深山中另建了第三个核基地。这个“三线”核基建成后因过于偏僻，离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太远等原因成了废物。仅此一项浪费国人血汗钱已难以计数。湖南临湘的6501工程是“三线建设”的另一代表作。这一称为“天下第一人工洞”、“中国地下长城”的备战工程根据毛泽东“三线建设”密令和中央军委1965年第一号文件开工建造，将整座花岗岩山体挖空，用钢筋水泥做成了上下三层，建有17公里长的人工山洞，25座大厅，17座80米高的竖井，18个圆形的水泥坪和大油罐。修建6501的工程兵是乘坐闷罐车到附近一家矿区小站集结，夜间乘车进入现场。工程兵们在这里施工八年不知身在何处，不知在修建什么。中共作到了建造巨大工程不为当地人所知，甚至不为建设者知。“九一三事件”后，这一巨大工程被废弃。至今，全国建造了多少类似的废物工程，耗费了多少资金等等仍是中共的机密。
备战建设的灾难不光发生在“三线”，也发生在二线。毛时代开建大工程的出发点都不是改善民生，发展经济，而首先是服务毛的战争计划，南京长江大桥是代表性的一例。工程的初衷是为了向越南输送物资。在反右，反右倾运动中，没有人敢冒风险提出东西航运的问题。于是，大桥设计中只考虑南北铁路、公路交通，不顾长江航运，通航净空高仅留24米，使到武汉的黄金水道对万吨轮基本作废。
越战与“三线建设”最能说明中共国防之词的欺骗性质。朝鲜战争后的国际形势是，美、苏均要求和平共处，避免战争，缓和，限制核武器，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来自毛泽东。朝鲜战争刚结束，他接连制造了越南内战和两次台海危机，企图挑起世界核大战。大饥荒中，他挑起了中印边界战争。大饥荒刚过，他又挑起了越战。若无他不断挑起战争，中国的四面边境太平无事。毛泽东很清楚，蒋介石反攻大陆口号只是宣传，《台湾共同防御条约》已经禁止国民党对大陆动武。他在备战会议上制造四面边境紧张局势是为了废除刘少奇的民生政策。他担心刘少奇主持恢复经济声望进一步上升危及他的独裁地位。中共以国防名义与越共签约，由北向南运送所谓国防物资，开工建设所谓三线国防项目，建设三个核基地等等其实都与国防无关，只是在满足毛泽东的战争爱好。越战灾难、“三线建设”灾难与大饥荒灾难一样，不是毛泽东一个人造成的，而是是中共高层全体联手造成的。饥荒未结束，中共众高层轮番会见越共高层，争相通过积极推动越战讨毛欢心，心态与各地大员争相为毛建行宫一样。刘少奇恢复经济举措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暂停超出经济负担能力的军工建设项目。而毛泽东的“备战和三线建设”政策实际上是恢复“冒进”和“大跃进”政策，重新将众多军工发展项目一齐上马。毛泽东没有将饿死几千万人当回事。他以备战需要为借口，否决了李富春制定的，优先满足民生需要的 “三五”计划。中共众高层同样没有将饿死几千万人当回事。周恩来、余秋里重新制定的五年计划将近半国家财力用于备战。他们深知这样的计划让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困苦不堪，但他们更清楚这样的五年计划才能让毛泽东满意。毛心目中只有他的世界领袖梦和战争狂想，饿死数千万人都不在意，当然更不理会民生。中共众高层心中只有头上乌纱，只想着如何讨毛欢心。从韩战到越战，无数灾难都是众革命家联手制造的。改革开放后，军工企业大量破产，政府不得不出台关、停、并、转、迁、换等六种解决办法应对“三线建设”遗留的灾难。至今，三线企业调整改造的难题远未解决，毛泽东的“三线建设”仍在遗害中国。
提起“三线建设”，人们都会想到彭德怀。决策“三线建设”时，毛泽东决定派彭德怀到西南任“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并率众常委为彭饯行。毛对彭说：“我们之间在一些看法上有分歧，这不要紧，但要顾全大局，在大局面前要先将个人的问题放在一边。”刘少奇说：“老彭，你看主席是没有忘记你呀！重新振作起来，去大西南干出成绩来，我们也为你高兴。”邓小平说：“老彭，主席支持你去三线，就是相信你。一定要扔掉包袱，轻装上阵，重振昔日彭大将军的雄风。你去三线，肯定会干出名堂来的！”[3] 临行，毛对彭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4] 温馨场面背后是革命领袖精神世界的龌龊。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大讲海瑞，提倡海瑞精神，抱怨下属“不大批评我的缺点”，送《海瑞传》给彭德怀，让彭提出批评。受毛鼓舞，彭德怀在庐山致毛泽东私人信件，指出“大跃进”带来灾难。这时毛泽东不见彭德怀，不与他讨论看法，将私人信件印发会议，要求众高层表态整肃彭。众高层知道遍地饥荒，知道彭上书是救民于水火之举，但为了自保，大家联手整肃了彭，共同将饿死百万人的饥荒扩大成了饿死几千万人饥荒之最。灾难过后，毛泽东拒绝为彭平反，只说是“看法上有分歧”，众高层不为自己落井下石道歉，也不敢为彭说句公道话，而是促彭“想通”、“振作”、“丢掉包袱”。这一场景让人们看到，革命家之间无是非善恶可谈。鼓励彭德怀“想通”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不知道，这时毛泽东正在布署整肃他们。
毛泽东要求将起用彭德怀对全党、国人保密，以免让人想起彭为国为民上书之举。彭德怀以为他的党还是信任他的，打算为党再干一番。然而一年后，他被红卫兵抓回北京批斗殴打至遍体鳞伤，然后再被长期关押，不准写字，不准听广播，不时被拉出去接受批斗，遭受毒打。他想起毛泽东一年前在颐年堂为他送行时当着众常委说的“有什么事情，可以打个电话，写个纸条”，于是在1967年元旦写字条向毛泽东求救道：“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北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5] 他天真地以为毛泽东对他的处境不知情。他错了。文革中高层受保护或受折磨都是毛泽东的意思，他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高层受迫害的细节都定期报到毛泽东手上。
三线建设的代表作——湖南临湘6501工程
彭德怀赴任三线不久就被押回北京批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