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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革命的真相 第60章（3）邓小平指定两代接班人
1989年7月，邓小平领导武力镇压请愿学生之后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作出一系列承诺以向国人的反对贪污腐败和一党专制内作出回应姿态。该决定声称：一、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惩治腐败、解决分配不公；二、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做起，实行回避政策，他们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从事流通领域的经营活动；不得在流通领域公司任职、兼职，凡有任职、兼职的必须于一九八九年九月一日前退出，另行安排工作。领导同志不得利用职权为亲友经商提供任何方便条件；三、取消对领导同志食品的特供；四、严格按规定配车，禁止进口小轿车；五、严格禁止请客送礼。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不准用公款宴请内客；到下级单位和基层，吃饭一律为工作餐；六、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七、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特别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必须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凡依法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
10月，邓小平在东欧巨变的浪潮中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宣布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指定由江泽民接任中央军委主席，指定胡锦涛为隔代接班人，指定杨尚昆和刘华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以维持元老控制军权，自己继续垂帘听政。邓小平选接班人的条件是笃信马列，坚持一党专制，敢于武力镇压反对派。江泽民以铁腕整肃《世界经济导报》通过了测试，团派领袖胡锦涛通过镇压拉萨暴动中的表现赢得了邓小平的信任。1980年，新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率团考察了西藏。考察中，他被西藏的贫困、落后所震撼，向藏人承认，中共的极左路线严重破坏了少数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一战线政策，给藏族人民带来了许多苦难，表示要改变中共对西藏的强硬控制的政策，推行怀柔政策，提出了“免税、放开、走人”的政策，即豁免西藏的农牧税、放开经济管制、逐步调走进藏的汉族干部。胡耀邦对西藏的怀柔政策受到流亡的达赖喇嘛的欢迎，也使藏人被压制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长期以来，藏人不满中共长期以来消灭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的政策，不满西藏千座寺庙拆的只剩下几座，不满喇嘛被批斗，强迫还俗，连他们的宗教领袖班禅喇嘛都被关了多年监狱。当中共放弃高压政策时，藏人喊出了要求汉人离开西藏的口号。中共高层内，一些元老指责胡耀邦的怀柔民族政策损害了中央集权和汉族利益，助长了分裂活动，搞乱了西藏和新疆。随着胡耀邦下台，怀柔民族政策被改了回来。重新实行的高压政策使藏人心中积累的不满和愤怒爆发。1987至1989年，藏民要求独立的请愿不断，最终发展成了暴动。1989年3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中央电视台同时播出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的拉萨戒严令，宣布自1989年3月8日零时起在拉萨实行西藏有史以来的首次戒严。随后，中共西藏自治区第一书记胡锦涛指挥了镇压。他头戴钢盔到拉萨街头视察的镜头让邓小平感到满意。
胡锦涛之外，邓小平还曾考虑以王兆国为接班人选。1980年，邓小平在湖北二汽听汇报时，得知二汽车箱分厂副厂长兼党委书记王兆国在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曾抵制批邓后召见了王兆国，随后提拔王为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兼中央团校校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进入中央领导层以后，王兆国根据邓小平的“纠正不正之风”的系列言论，履行中央机关端正党风领导小组负责人职责，采取了部分限制中央领导特权和高干女子以权经商的举措，提出取消中央领导人生活“特供”。王的改革尝试刚刚开始立即引起元老们的不满。因应元老们的呼声，邓小平将王剔除出了接班人考虑名单，贬去了福建任副书记。邓选接班人的标准显示，中共坚决拒绝体制改革。
邓小平代表着最后一代相信共产主义信条的共产党人。他看到了共产主义阵营的覆灭，但拒绝承认共产主义的罪恶，拒绝顺应世界进步潮流，要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他的退休标志二十世纪中国暴力革命时代的结束。他的退休布局达到了预期。他指定的两代接班人拒绝体制变革，守护一党独裁体制，成功地为共产主义续命二十多年。由于邓小平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一党独裁，中共在六四开枪后作出的一系列清理整顿官商公司、惩治腐败、解决分配不公、制止高干配偶、子女经商、取消对特权阶层特供、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等等承诺完全成为对国人的欺骗之词，中共官员的贪污、受贿、攫取国民财富的规模成百倍地增长。坚持专制独裁的“党的基本路线”带给中共权贵惊人的利益，同时带给中国和世界空前的灾难。中共党史专家尹振环评价说：“邓小平是中国到目前无法实现宪政的一个重要阻碍力量，是与毛泽东一样的皇权主义者。邓小平曾在1979年6月16日表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核心说’也是他专制思想的核心。邓小平素以改革形象示人，但他从未触及集权的政治体制，他一手炮制的‘六四事件’给中国政治和精神自由等带来了倒退。经改政不改的危机早已潜伏，目前中国官僚资本垄断，贫富分化、资源耗竭等即是危机的体现。党史专家何方评价：‘毛泽东是一个皇权主义者，是一代暴君；邓小平是第二代。他又与毛泽东有很大的不同，在他的后半生推行改革开放功不可没，但他还是一代暴君，还局限于中共的皇权专制中。他禀承了毛泽东的那一套东西。’”[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