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书专页
翻墙交流电报群
RSS/FEED订阅
简体
正體
English
日語
한국어
Deutsch
Français
Русский
Español
Italiano革命的真相 第60章（4）中共全面腐败
1989年11月，中共在东欧巨变的背景下召开了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其中要求采取两大举措：一是实施紧缩财政信贷，以继续控制“洋跃进”以来的通货膨胀；二是大规模整肃官倒公司以平息民怨。紧缩财政带来了经济萧条，全国个体户注册商户和私营企业大幅减少，留下企业间互相拖欠的巨额“三角债”。在整肃“官倒”公司方面，中共只能作一些撤销官办公司的表面功夫。因为，官倒、腐败的背后是不受制约的党权，中共坚持党权不受约束，对官倒、腐败等党权产物当然不可能真正触动。六四民主运动的两个主要诉求限制特权和反腐败。民主运动被镇压后，真正能限制特权与腐败的反对党和独立媒体不能出现，于是 “官倒”、腐败迅猛泛滥。
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推动经济市场化之名掀起了“下海热潮”、“圈地运动”和房地产热潮。在权力寻租的格局中，有权力背景的个人和公司无需真正投资，甚至无需预付定金，即凭权力背景即可以通过行政审批拿到计划价的物资、进出口指标、外汇额度和最赚钱的“红线图”（建设用地规划定点界限图），即地皮，转手即可获得数倍，甚至十数倍的暴利，同一块土地被转几道手普遍发生。在权力寻租的格局中，红色家族为主体的“官倒”们通过权力交换，攫取了行政审批价和市场价之间数千亿元的地价差、汇价差、双轨物价差，掠夺了比1980年代官倒更大规模的国民财富，迅速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变身为新一代的官僚资产阶级和红色家族财阀。东亚的日本、韩国、台湾都存在财阀模式，但日本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韩国三星、现代、LG为代表的东亚财阀在自身成长的同时帮助实现了民富和公民社会成长，是社会进步因素。而在中国，红色权贵财阀帮助维护一党独裁，是阻碍社会进步，造成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反进步力量。
在中共的独裁体制下，领袖的地位不取决于民意，而取决于军权。江泽民被元老们选中上台，但在党内军中均缺乏权力基础。应对这种局面，他上台后后采取了几项办法巩固权力地位。其一是纵容军队经商。军队经商不是江泽民开启，而是邓小平时代的产物。掌握最高权力的同时，邓小平发动了“洋跃进运动”，造成整个1980年代国家财政亏空。政府无钱应付开支，国防预算只够约70%的军队开支。于是，邓小平决定让军队经商，号称“以军养军”，主持中央军委两次下达了允许军队经商的文件（1986年5月；1989年3月）。杨尚昆、王震等元老为军队企业题词，积极支持军队经商，军队腐败从此泛滥。江泽民当上军委主席后继续放纵军队经商。在他纵容下，军办公司爆炸性增长。这些公司利用特权为所欲为，不受监管，逃税，走私，经营黄赌毒，无恶不作。军队经商的腐败规模超乎想象。例如，南京军区一名上尉成立了一家“宜兴中国人民长城公司”，以优厚的分赃条件，从银行贷得巨款，贪污了三个亿；军委办公室主任董良驹拥有建于全国名胜之地的九幢豪华别墅和十五辆豪华轿车；广州军区司令员以军办公司名义买了六幢花园别墅，四辆豪华轿车；广州军区七名军级干部搬家装修，仅卫生间设备就花了120万美元；海军副司令王守业贪污了1.6亿元。军头们手中有了钱，又不受监管，骄奢淫逸，为所欲为，黄色产业泛滥。各级军队机关的俱乐部、招待所、疗养院、渡假村遍地开花，成为高级将领寻欢作乐的场所。其中，有些特级场所设施极尽奢华，配备医务所，急救直升机。例如，总参三部属下就有15间娱乐场，编制外招聘了数百“六陪”女郎，更发生了女青年被奸污后自杀的事件。军队文工团从来就有高层“后宫”之称。前海军司令员王守业被调查后，其媒体就报导出他至少有五个情妇，且分别来自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文工团、北京军区文公团，几乎遍布全国军队的文工团。
比黄色产业更大的军队祸害是武装走私。军队动用军用车、军舰、军用专列，出动士兵保护走私。仅1998年上半年军队开枪、开炮打死海关缉私人员及公安武警、司法人员450人，打伤2200多人。1998年7月26日，为四艘来自北欧的走私油轮保驾护航的北海舰队四艘炮舰、两艘猎潜艇与公安部和全国海关总署调集的十二艘缉私炮艇在黄海炮战，造成八十七人伤亡。中共将此罪恶作为机密隐瞒。朱镕基在一次“反走私”会议讲话中提到，统战部走私汽车一万辆，与政协党组合伙分赃23亿元，军队走私每年5000至8000亿，以逃税为货款的三分之一计，约两亿走私收入的八成以上进了军中各级将领私人腰包。军中走私货物中包括毒品。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戈莱日表示，在中国东部五个省内有些非法毒品制造厂由身兼二职的中国军队人员经营，仅向菲律宾贩卖冰毒量每年就近12亿美元之巨。[22] 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在西山军委、军纪委生活会讲话中承认：“1994年以来，军队所办经济实体的资本及收入80％以上被高、中级干部挪走私分，每年军费中有50％以上是花在高、中级干部吃喝、出国旅游、修建豪华住宅、购买豪华轿车上。”1998年军费加超支共1311亿，50％是655.5亿，加上从军中经济体挪走的共计贪污公款1863.5亿，也就是说军中干部1998年挥霍了相当于当年940亿军费预算两倍的国民财富。
眼看军队烂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不得不于1998年秋下令停止军队经商，将军队产业转交地方，撤销军队、武警、公安经办的经济实体。号令一出，军队将领立即掀起了武斗，私分，转移，卷逃的狂潮，军队、武警为分钱、分赃频繁爆发武斗，动用枪炮甚至装甲车开战。例如，广东军区副政委和南海舰队副政委各领部下在酒吧间瓜分财产，席间斗殴，广东军区后勤部唐处长和海军湛江基地政治部肖主任丧命；十三军副军长崔国栋向西昌军分区后勤部宋副部长索要2000万元，被宋枪杀，惊动总参谋长傅全有、总政治部副主任王瑞林和军内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周子玉急飞西昌处理善后；华东军区属下安徽省军区，合肥市警备区和安徽省武警总队，三方合伙经商，安徽军区首长移交前先私吞了大部分款项，结果三方在省军区礼堂混战，仅军官就伤亡三十多人；兰州军区与甘肃省军区合营经商，移交前双方开火，伤亡72人，打死军官12人；遵义驻军与贵州省军区为争夺260万元展开枪战，伤亡90余人，打死官兵52人；辽宁锦西驻军与二炮部队合营经商，移交前二炮全员出动，将驻军大楼包围70多个小时，沈阳军区司令员，二炮司令员乘直升飞机奔赴现场说和；沈阳警备区、三十九军一一六师、辽宁省武警三家为瓜分1.2亿元利润开火，死伤40多人；因经商瓜分不均，山西大同西坪二十八军军部被炸，死亡军人63人；在位于河南南阳空军飞机储存中心，军人因经商所得赃款分配不均而引爆机库，炸毁飞机81架，军人伤亡90名，直接军事损失11亿。1999年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紧急通知：“坚决制止争夺经济体资金、财产的流血事件发生”，总参、总政、总后、总装备部发出命令：“坚决查办争夺、摊分、转移经济体资金、财产的违法、犯法行为”，国务院、中央军委再发紧急通知：“立即停止争夺经济资金、财产活动，依法严惩动用武器、争夺经济体资金财产的肇事者。”在中共中央向军队连下三道“金牌”的一个月中，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省军区之间及内部为私吞走私费用，发生了大小数百场激烈枪战及数百起杀人灭口、携巨款潜逃等恶性事件，巨额资产在转交过程中被军队将领们瓜分。军事检察机关立案了数千贪污、挪用、携公款外逃等大案，数十名高级将领挟巨款逃亡海外。经过如此疯狂的火拼、私吞、卷逃，约两万家军队所属企业中只有不到五千家向地方交接。因为军队层层腐败，追究对谁都没有好处，军队企业资财基本上是一本煳涂帐，交接事宜涉不了了之。张万年在全国军队、武警、政法机关移交企业清理、处理工作会议上明知故问说：“现在，在名义上、表面上、形式上，军队所经营的经济停办了，在办理移交，脱钩了，但是数千亿元的资金没有了，这笔大账到那里去了？”
纵容军队腐败之外，江泽民巩固权力地位的另一办法通过加官晋爵。从1993年至2004年，他送出上将军衔、警衔79个，其它将军衔近千个。后来人们知道，江的加官晋爵与卖官鬻爵区别不大。当时军中有“百万雄师”说法，后来又有了团长百万的说法。江时代军队的基本整体糜烂，中央军委、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大军区的高层基本都有严重的腐败问题。
地方的腐败与军队腐败的程度与规模不相上下。1990年代的多起重大贪污案，如“远华案”、“周正毅案”、“刘金宝案”、“上海招沽案”等都涉及天文数字的贪污受贿、侵吞公款。这些重大案件几乎都涉及中共政治局委员、常委家族。江泽民主政十多年间，庞大的利益集团网络形成。从“远华案”可以看出，政府、海关、公安、金融、税务等部门形成了腐败一条龙。
地方和军队的腐败主要围绕最有油水的资产——土地。1980年初，深圳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家房地产公司，并以政府的名义收取“土地使用费”，深圳政府推动全国人大立法加以追认后，土地被房地产大肆占用。“六四”运动被镇压之后，圈地运动更是大行其道，耕地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流失。1993年，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土地私有化展开激烈争论。当时主管农业的中共副总理田纪云意识到农业面临的严峻形式，提出讨论会议上原本没有的土地议题。他批评说，执政党的会议如果不以国计民生为头等大事，政权迟早会出现危机。在中共党内改革派万里、乔石、李瑞环的支持下，会议临时改变了议题。当时有数名省级领导人赞成“在农村逐步落实已承包土地归己所有”的方案，田纪云在会议上提了两条建议，第一、向农民宣布他们各自承包的土地从此在法律上归私人所有，农民则向国家缴纳土地税；第二、尚未分配承包的荒地、山岭、滩涂等，可宣布收归为三级国有（国家、省、县），今后的开发者须依法向政府购买或订立承包合同。支持田纪云的万里宣布在农民中搞的一个调查，农民说：共产党曾许诺穷人可以得到土地，土改的时候我们倒是分了土地，但一个合作化又都收回去了，号称是集体所有。可现在，又要把土地卖给我们，这土地原来就是我们的，凭什么要卖给我们？最终，江泽民拍板走所谓的“土地公有制”道路，将田纪云土地私有化的提议搁置。此后，本来产权模糊的土地制度蜕变为了土地官有制，政府疯狂场地，疯狂吞噬国民财富。
江泽民之后，胡锦涛继续执行邓小平定下的“党的基本路线”，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拒绝对党权的任何约束，纵容腐败，使规模继续扩大。2008年，政府推出了“四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大凡政府操刀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各类形象工程，其腐败寻租成本一般都在20%以上。如果这个估计成立，则政府主导的四万亿投资项目和各级政府以及银行配套的三十多万亿投资中有超过六万亿通过不同渠道，流入了大大小小的贪官以及各类代理人的私囊之中。2011年，网络曝光广东烟草汕尾市公司总经理、汕尾市烟草专卖局长陈文铸的业务招待费一个月高达200多万元；中国石化广东石油分公司利用行政招待费购买150多万元高档酒。2012年上市公司年报统计显示，央企的招待费数额极其巨大。其中，中国人寿业务招待费高达到14亿元，中国铁建8.4亿元，中国交建、中国水电、葛洲坝、中国北车、中国重工、中煤能源、中国化学等9家上市公司的业务招待费过亿。可以肯定，有据可查的上市公司挥霍只是国企腐败的冰山一角。
现代民主国家杜绝腐败的一大利器是独立的新闻媒体。民主国家的新闻可以掀起“扒粪运动”，即挖掘政要的各种丑闻，包括腐败与各种有违公德之举，信息的真实性则由记者与媒体自行负责。在一党独裁体制下，独立新闻媒体被取缔，“扒粪”运动无法发生。没有反对党和独立媒体监督，党、政府、国企的挥霍、腐败只能越来越严重。没有相应政治制度改革制约的“改革开放”不断刷新着腐败记录。例如，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在军产房的开发和转让中收受了巨额回扣。他染指的二环黄金地段周边军队地产达数十块，仅在上海卖一块军产地就能收受一亿多。军产房和小产权房一样，是指在军队使用的土地上开发建设所有权归军队所有的房屋。军产房价格要比同类的商品房低三分之一左右，过户时手续简单，交税少。军用土地是划拨土地，没有成本，在城市占据黄金位置，是开发商垂涎的肥肉。谷部长利用军用土地转给开发商的寻租机会轻易聚敛财富200多亿。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是制度造成腐败的典型。刚进北京时，他家中连空调都没有，生活水平跟普通的老百姓没有多大的区别。随着军队大规模经商，原本廉洁的徐腐败规模百亿计。贪腐数百亿的谷俊山贿赂徐不会是小数目。据海外报导，徐在香港多家银行存款百亿，家中查出现金十数亿。英国《金融时报》报导中提到，调查人员在查抄徐才厚家时，发现巨额现金和价值不菲的宝石。现金都被整体地摆放在箱子里，每个箱子都有向徐才厚行贿买官者的名字。其中一些箱子内装有的人民币达数百万，从未被拆封过。搜查人员用了一周时间才清查统计完徐宅中发现的现金和宝石，查出的现金就超出一吨重，徐宅内各种古玩字画、金银珠宝多不胜数，赃款赃物装了12辆卡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敛得财产包括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豪宅数百套，大批黄金、白银、金币、现金、名家字画，据外媒报导，加上存款、证券、债券，其家族总资产近千亿元。
高层的腐败规模惊人，“小官巨腐”的规模同样惊人。例如，河北省纪检监察机关披露，河北省发改委前主任刘学库，省委前常务副秘书长梁树林，河北省人大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委员会前副主任委员张连德，大名县委前书记边飞等县处级以上干部238人被查出贪污腐败，其中市车管所数十人受贿数千万元，有交警支队长受贿超千万元，有市人社局干部监管不力致医保基金被骗取近2000万元，有的县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总额近千万元，有村干部利用协助征地受贿百万元，大名县委原书记边飞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职务晋升调整、项目协调审批、工程承揽建设等方面谋取了亿元利益，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涉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其家中搜出逾亿元现金，37公斤黄金，68套房产手续；广州“处级贪官”张新华贪腐金额近4亿元，同时被查出的广东贪腐官员有七八十人，可想官员贪腐的规模之大。中共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是当今中共官员的一位代表。他是子女已加入澳大利亚国籍，家族已将巨额国家财产卷到国外典型“裸官”，在2008年全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上曾介绍反腐倡廉的“茂名经验”，声言狠抓党风廉政建设，要做到“四亲自”：亲自部署重要工作，亲自过问重大问题，亲自调重点环节，亲自督办重要案件。然而，他受贿十多亿，在接受调查期间他还供出了同伙100多名贪污官员。在被判死缓后坦言：“要说我是贪官，说明共产党官场都是贪官！你们凭什么专整我？你们有本事，真让我交代，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甚至三个月三年，我能把茂名官场翻个底朝天！”“你们以为我是贪官，关键，谁不是贪官，你们能说出一个我这个级别的不是贪官的吗？全中国，我这级别的，有一个不是贪官的吗？共产党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吗？共产党不就是贪官查贪官，腐败分子反腐败吗？难道这个还要我告诉你们？”“查办我的人，难道你们就清白吗？你们谁敢说自己是清白的，看看你们的穿戴，看看你们抽的烟，戴的表，哪个不是十万八万的，哪位一年抽烟不得几十万，你们的工资够你们一年抽烟的吗？”“像我这样的级别的，谁不能供出百八十个人来，这个，太平常了，大家都是贪官，你们为什么抓我，要抓一起抓，从村长开始，一直抓到“中国长”，谁比谁更清白吗？”“谁他妈的说自己不是腐败分子，叫他站出来，公布公布财产。我不信，谁不会吹牛逼，说的好听，为国家奉献几十年，不谋私利。好哇，既然这样说，你先公布财产吧，带头。行不？”“都腐败，没有一个是干净的。心里知道都算了。你不讲我，我不讲你；你要讲我，我必讲你；你讲死我，我讲死你。这就是现在的官场。这就是新三讲教育。”
在“党和政府”中千万元贪官，亿元贪官，十亿贪官、百亿贪官、千亿贪官遍布全国的情况下，中共的反腐只能是服务权力斗争的选择性反腐，对于高层巨大规模的贪污腐败秘密审理，也禁止媒体详细报导，以维护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在共产阵营覆灭，世界各国走向民主的二十年间，中共最高层的红色家族基本都变身为百亿家族，垄断着国民经济关键行业。例如，邓小平家族掌控有色金属、军火行业，江泽民家族掌控着电信行业，李鹏家族掌控着电力行业等等。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学院共同完成的《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显示，131万中国县团级以上官员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80%，其中沿海各省官员及配偶拥有财产平均在800万至2500万之间。蒋经国顺应世界进步潮流，主动放弃权力垄断，真正实行社会主义。在他去世时，台湾基尼系数低于0.3，贫富差距全球最小之列。邓小平拒绝接受对权力的约束，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口号之下让权力者家族暴富起来，让中共元老的后代及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子女成了中国新富豪的主体。如果将特权阶层的蔽收入、灰色收入、非法收入以及寻租收入考虑进去，今日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7，是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