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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革命的真相 第60章（1）台湾民主化
第 60 章 相反的选择
台湾民主化
土地改革完成后，台湾在蒋介石领导下进入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时期。1965年，台湾设立了高雄加工出口区，贸易首次出超，经济增长率高达9%。从这一年开始，美国停止了对台经济援助。“尽管1965年以前蒋介石一直接受美国的经济援助，但其数量很少，与台湾爆炸性的经济增长相比作用微不足道。”[1] 中共长期宣传国民党经济发展是因为有美国援助和国民党运到台湾大量黄金。其实，美国援助与运台黄金对台湾经济的作用主要是心理上的。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保护私有产权和私营经济，使经济内在的活力得以发挥而已。蒋介石无悬念地当选中华民国第四任总统，有国民党独裁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领导台湾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人均收入年年大幅增加，赢得了民众的支持。
1972年，蒋经国接任行政院长，开启了“经国之治”时代。他在第一次施政报告中指出：“国家建设是永无止境的奋斗历程，在往上看、向前进，以求获得更大发展的同时，又需扎得深、站得稳，才能无畏任何冲突与考验”，“把国家建设的基础奠立在磐石之上，使这基础更为稳固，各级行政首长今后不要多在电视上报纸上出现，而要深入民间，深入问题，在问题上求得彻底的个别的解决”。[2] 沿续赣南时廉政作风，他主持修订了“贪污治罪条例”，要求各级党政首脑辞去所有的兼职，专心政务，以身作则杜绝贪污受贿。他改变蒋介石的反攻复国方针，减少军费开支，转以发展台湾经济建设为基本政策，主持制定了南北高速公路、西部纵贯铁路电气化、北回铁路、台中港、苏澳港、中正国际机场（桃园国际机场）、高雄造船厂（中国造船公司）、高雄钢铁厂（中国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厂、金山核能发电厂等“十大建设计划”。务实的蒋经国特意将“十大建设计划”改称“十项建设计划”。这一字的改动与毛泽东、邓小平好大喜功，推动吹牛的风格形成了鲜明对照。
1977年，政府再推出总投资近3000亿台币的“十二项建设计划”，其中包括：环岛铁路网、3条东西横贯公路、延长高速公路至屏东、中钢二期工程、核电两厂、国民住宅长期计划（平均每年2.5万户）、改善农田排水系统、西岸海堤工程、每县市的文化中心（包括图书馆、博物馆、音乐厅）等。1970年代末，十项基础建设项目相继完成，其中高速公路的建成使南北运输从八小时减为四小时；西部铁路电气化改造后使台北至高雄的行车时间减半，线路容量增加三成，运输能力倍增。台湾舆论普遍认为，如此庞大的投资项目和众多的工程发包中没有出现重大的贪污舞弊，蒋经国的廉政奏效。十项建设和十二项建设对降低失业率，带动经济发展和周边工业明显。其中效果最好的是石化工业，带动了轻油裂解厂、化学纤维业、塑料工业的迅速发展，但两个港口没有达到经济效益目标，连年亏损。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台湾民众的民主诉求日益高涨。1977年底，在台湾地方选举中，桃园县中坜镇独立候选人许信良向一党独裁发起了挑战。他曾在1972年获得国民党竞选省议员提名，后因反对国民党的政策，点名批评议员而被国民党省党部给予党纪处分及取消议员提名。许反对国民党操纵选举，宣布以无党籍身份竞选议员，以公开抨击国民党造势，赢得了青年选民的支持。国民党当局发动各级选举机关压制许信良，非国民党人士则成立了“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许的支持者抗议国民党籍监选主任舞弊，与国民党的竞选队伍发生冲突，在投票日放火焚烧了中坜镇警察局，酿成了中坜事件。随后地方选举的结果为，国民党外人士在24个县市长中占了4个，77席省议员中占了21席。独立竞选人许信良以77万最高票当选省议员，随后宣布退出国民党，成功挑战了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作家江南评论说：“中坜事件肇因于提名制度有偏差，党工干部只图私利，私而害公，选举过程中，利用各种严苛的条文法规和非法手段压制党外候选人，所以闯下大祸。国民党在沉痛教训之余，不得不采取措施，挽回颓势，因而，奠定未来比较公平选战的基础。”在许信良挑战独裁之时，蒋经国放弃蒋介石将反对派人士投入监狱或放逐岛外的作法，鼓励青年人问政议政，推动召开国是座谈会，让各界人士畅所欲言，准备结束独裁。
1979年，行政院新闻局宣布解除杂志登记禁令。与大陆民主墙运动同时，台湾国民党外的精英人士以发行《美丽岛》杂志为掩护开始组党。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在高雄举行了纪念“世界人权日”的两万人集会和游行，要求国民党当局“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组织民众冲击军警管制线，造成近200人受伤的流血冲突，是为“美丽岛事件”（高雄事件）。冲突中，政府方面受伤183人，其中重伤47人，示威者方面受伤40余人，显示示威组织者有意暴力挑战当局党禁。事件中，蒋经国命令警察保持克制，在冲突后的对峙中再命令军警主动撤退，指示“依法办事，以法制暴，以理制惑，以德化怨”，开放对审判采访，给予被告充分的答辩时间。公开大审中，党外人士聘请了强大的律师团，律师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陈文茜（律师团助理）通过为《美丽岛》辩护走上了政治舞台。蒋经国指示按“法律事件”处理，缩小制裁范围的政策，不将审判引向戡乱和颠覆罪名。经过审判，军事法庭以“为中共统战”和“台独叛乱”罪名，将数十组织暴力袭击的骨干判刑（几年后，蒋经国批准将他们特赦）将《美丽岛》杂志及其在各地的分支机构查封。
“美丽岛事件”是台湾党外势力向国民党当局展开的一场有组织挑战。反对派的挑战行动得到了中共的暗中支持。中共通过在日本创办“独立台湾会”的史明资助了反对派，通过《美丽岛》社长许信良在美国洛杉矶办事处资助了美丽岛周刊25万美元。[3] 在邓小平镇压民主墙运动的同时，蒋经国顺应世界进步潮流，拒绝国民党内强硬派以暴制暴的建议。他说，“权柄，很容易去用它。难的是，什么时候不去用它。三十八年的‘戒严令’是国民党的恶名与黑包袱，一定要想法解除与开放，否则永不安宁。” 他不仅要防止流血事件升级和恐怖主义抬头，更决心放弃一党独裁。因为，他在苏联了解斯大林时代的极权、残酷与血腥，深知独裁体制必将被人民抛弃。他对秘书马英九说：“解禁应该越来越宽，不能换汤不换药。我知道自己是独裁者，但我会以专制手段来结束专制制度”。
在台湾走向民主的过程中，中共在谋求两岸统一。中共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抛弃了 “解放台湾”口号，在1979年元旦结束了持续二十多年的对大、小金门的炮击，同时发表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实现“三通”，开放探亲旅游，实现台湾回归。国民党方面通过行政院长孙运璇发表声明回应中共说：“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同中国共产党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过去的经验已使我们有了足够教训，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共产党人。台湾回归祖国须在全中国人民的自由意志受到尊重之时。在中国大陆的人民摆脱共产主义时，我们才会坐下来同任何人谈判。”1979年底，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对中共“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的“三不政策”。他指出：“共产主义已彻底失败”，“四个现代化是中共的谎言与妄想，中共的和谈是统战阴谋，我们绝不与共党谈判，绝不与共党妥协，任何情况绝不改变我们的立场”。[4]
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代表中共向国民党提出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行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叶九条），内容要点为：“为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入分裂的不幸局面，我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国家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当局与各界代表人士可“参与国家管理”；两岸“互通音讯、亲人团聚，增进了解”；欢迎各界人士到大陆投资、定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5] 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向国民党喊话说：“邀请蒋经国先生、谢东闵先生、孙运璇先生、蒋彦士先生、高魁元先生、蒋纬国先生、林洋港先生，邀请宋美龄女士、严家淦先生、张群先生、何应钦先生、陈立夫先生、黄杰先生、张学良先生，以及其他各位先生……亲自来大陆和故乡看一看”。中共向蒋经国声称，不仅一再修葺中山陵，而且将奉化茔墓修复一新，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家属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同时隐瞒了发动文革破坏、焚烧了蒋母之墓，蒋介石原配夫人毛氏墓及墓庐——慈庵、蒋父及蒋弟之墓，屠杀了迫害了数百万国民党政府人员及家属的罪恶。1982年1月，邓小平把中共关于两岸和平统一的构想概括为“一国两制”，其要点为：一个中国；中央政府在北京；两制并存；台湾高度自治；统一后为特别行政区，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有一定的外事权；有军队，大陆不派军队也不派行政人员驻台；和平谈判：以和平谈判方式实现国家统一。7月，中共发表了以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廖承志名义致蒋经国的信，引用以当年张治中致台湾故旧公开信中“寥廓海天，不归何待”之句和鲁迅的“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诗句，要求“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6] 8月，宋美龄代表国民党以复信廖承志回复中共说：“‘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在所谓‘文化大革命’斗臭、斗垮时期，闻世侄亦被列入斗争对象，虎口余生，亦云不幸之大幸，世侄或正以此认为聊可自慰。日本读卖新闻数年前报导，中共中央下令对全国二十九省市进行归纳，总结出一‘正式’统计数字，由１９６６年开始，到１９７６年十年之内，被迫害而死者有2000万人，殃及６亿人。……《北京日报》亦曾报导，北京市政府人员在‘文革’中就有12000人被杀，共党高层人物，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均以充军及饥饿方式迫死，彼等如九泉有知，对大量干部自相残杀，豆萁相煎之手段，不知将作何想法？……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斯，乃共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太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由于宋美龄的信中谴责了暴政，中共将这封公开复信向国人隐瞒。
1984年，俞国华就任行政院长，提出了顺应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国际化、自由化和制度化的“经济革新”“三化方针”。在大陆经济改革之时，台湾经济改革的步伐更大。“三化方针”的主旨是解除管制，推动经济全面自由化。其中“国际化”要求将台湾经济纳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放宽外国公司在台投资限制，解除进口管制，大幅降低关税、允许设立境外金融中心，推动新台币国际化，使台湾成为亚太地区的运输、金融、信息的中心；“自由化”要求尊重市场机制，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使市场调节机制在经济活动中起主导作用，取消银行利率的管制、大幅放宽外汇管制、开放民间设立银行，以及推动公营事业民营化，推动对外贸易、金融、产业经营更加自由；“制度化”要求完善法律和规章，以保障经济的开放、自由和有序运行。
在国民党实行放松对经济管制的“经济革新”过程中，接连发生的“江南命案”和“十信弊案”暴露出政治体制问题。江南（刘宜良）是蒋经国的老部下，1967年被派往美国任驻外记者，多次采访蒋经国的政敌吴国桢，搜集大量资料，写出了题为《蒋经国》的博士论文，后来再改写成《蒋经国传》。由于该书揭露了一些蒋氏父子的劣迹，国民党政府要求江南改稿。江南拒绝改稿，打算出版《吴国桢传》和《龙云传》，并与中共关系密切，经常出入中共驻旧金山领事馆，接受了中共对《蒋经国传》一书预订五万本的资助。台湾情报特工部门不能容忍，通过“竹联邦”派出杀手，在旧金山将江南暗杀。“江南命案”震动了海内外，岛内各界强烈要求查明真相，美国政界与媒体对台湾特务与黑道联手在美行刺表示愤怒。虽然国防部情报局长汪希苓承认自己策划了刺案，与蒋经国、蒋孝武无关，但很多人相信蒋经国之子蒋孝武与这桩命案有牵连。在海内外的压力下，蒋经国下令法办汪希苓，将蒋孝武外放到新加坡，实际放弃了传子计划。江南事件之后，台湾又发生了“十信事件”。“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十信）是台湾最大的信用合作社。拥有十信的蔡氏家族建立起了庞大的政商关系网，聘请退休军警政界高官进入家族企业任职，依靠政商关系发展家族企业。“十信”理事会主席蔡辰洲当选立法委员后控制了“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以20%的高利率从民间大量吸收资金，利用资金大举收购兼并亏损企业，高利贷越滚越大，终于无力支付高息，只好利用职权挪用“十信”的资金，导致“十信”周转不灵。1984年底，“十信”舞弊消息传出，存户挤提请愿，蔡氏家族的国泰塑胶集团瓦解，留下150亿的巨额债务，事件引发工厂企业的倒闭潮，导致全岛经济萧条。
“江南命案”与“十信弊案”两事件使岛内外结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岛内实行民主政治的呼声升级。舆论指出，接连发生的“江南命案”和“十信弊案”和黑幕与制度有关，要解决腐败与黑幕问题必须实施政治体制改革。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主席和总统后推出一系列政治革新举措，采取“一步一步来”的渐进方式向民主与法制过渡，使台湾走出“白色恐怖”时代。“十信案件”暴露了台湾官、商勾结的黑幕，使蒋经国痛感反腐失败。对于岛内外的民主诉求和舆论的政治体制改革呼吁，他表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7] 改革政治体制必然触动国民党内的既得利益者，引起保守派的反对。蒋经国警告党内保守派说，不从根本上治理腐败，“党员都会流失，人民会抛弃党”。他以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一任总统的方式表达了主动结束蒋家王朝，向民主政治过渡的决心。1986年2月，菲律宾马科斯政权被推翻，长期实行军事戒严的国民党当局极受震撼。身体日见衰弱的蒋经国决定，加速推行政治革新，在有生之年亲手结束专制制度。3月底，他在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幕词中提出“向历史交代”口号，提出“本土化”政策以打破大陆籍人士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充实中央民意机构，推动地方自治法制化，革新党务，开放大陆探亲等一系列实现民主宪政的长期目标。会后，蒋经国指定严家淦、谢东闵、李登辉等人组成“革新小组”，部署实施上述革新政策。蒋经国革新运动在国民党内遇到强大阻力。不少国民党大老反对放弃独裁，以集体跑到慈湖哭老蒋的方式反对革新。
在国民党外，本土精英则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独裁，开放党禁。5月19日，台籍精英为首的党外势力组织了大规模“反戒严，争人权”示威游行，要求国民党立实行民主宪政。不过，党外势力也在顺应进步潮流，放弃“高雄事件”中那样的暴力行动，将示威命名为“绿色行动”，将游行称为“自由散步”，组织示威者戴白口罩以示“骂不还口”。蒋经国命令警方对示威保持克制。由于朝野双方理智妥协，示威和平进行，未引发冲突。9月28日，国民党外的精英们在台北圆山饭店召开会议决定，不再坐等国民党允许，立即成立民主进步党。对于民进党的“抢滩”成立，国民党内的强硬派拟出名单，要求蒋经国批准逮捕反对派领袖。蒋经国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抓人解决不了问题”，同时决断：顺应潮流，立即开放党禁，接受反对党的诞生，加速制定解除戒严法。“国策顾问”沈昌焕提醒蒋经国：“这样做，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失去政权。”蒋经国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10月15日，国民党宣布废除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代之以国家安全法。新安全法允许拥有党章和党纲、支持宪法和国家统一的新政党登记注册，承认新党通过选举合法竞争政治权力。“解严”标志台湾结束国民党一党独裁，进入了政治多元的时代。民主化闸门打开后，台湾立即出现了办报和成立政党的热潮，涌现出数十政党和数百刊物。由于对国民党统治的长期积怨，新党纷纷将抨击矛头指向国民党，令长期习惯于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官员们愤怒与恐慌。蒋经国微笑面对街头示威民众当面打出的“老贼下台”标语，告诫国民党人说，今后要在台湾争取民众的支持，就必须以民主的方式展现它比对手更合民意，就需要“同舟共济，推诚相与；以忠恕致祥和，以理性化偏激。在结束一党独裁的同时，蒋经国大力推动结束大陆籍官员垄断台湾政治权力的局面，加速推行官员本土化政策。1987年，台籍人士出任了五院中两院的院长，行政院八部中五部的部长；新《国家安全法》开始施行，实施了三十八年的戒严正式解除，居民赴大陆探亲开放；民进党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公布了党章党纲草案，在12月的国大选举中赢得了19％的选票、在立法院选举中赢得了22％的选票。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蒋经国超越个人、家族和一党的私利，用手中的权力推动民主化，领导了一场不流血的，真正的革命，实践了“向历史交代”的承诺，同时也赢得了反对党的尊敬。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当天，台湾鲜花销售一空，民众自发街头列队致哀。在蒋经国致丧期间，民进党停止一切抗议活动以向这位结束一党独裁的伟大政治家致敬。中外舆论一致赞誉蒋经国领导台湾由落后的农业地区发展为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使人民生活的显著改善，是亚洲自由国家的杰出领袖，台湾舆论盛赞其两大政绩为：恢弘民主宪政和创造经济奇迹。出任行政院长后，蒋经国推行减免田赋、保障收作价格等等措施，因此受到台湾农民的爱戴。由于在苏联受了十二年的托派教育，他的施政带有社会主义色彩。他主持建立了台湾的医院、养老院、就业辅导、就学优惠等社会福利系统，其中，照顾退役的老兵的“荣民”体系成为日后广受赞扬的台湾全民健保系统的雏形。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国际陷入停滞膨胀之际，他宣布了“十大建设”计划，领导台湾领先全球经济复苏。在蒋介石主政时代，台湾人均收入从1951年的136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364美元。蒋介石逝世后，蒋经国领导台湾完成了两次重大转变：先是从劳力密集产业转向重化工业为主，后是从重化工业转向高科技产业发展。在他主政的十六年间，台湾经济以10％的年平均增长率高速增长，三倍于为同期工业国家年均增长率，经济增长和出口增长均居亚洲“四小龙”之首，台湾人均收从364美元增加到1989年的7518美元。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台湾的贫富差距没有扩大，失业率控制在2%左右的低水平，基尼系数低于0.3，贫富差距全球最小。
蒋经国关注民生，致力改善民生不遗余力。蒋经国每天看柴米油盐糖及面粉物价，知道他从1950年代初带领退伍士兵筑路起，足迹踏遍全台湾320个乡镇。他走访民间之前他的司机和随从都不知道他打算去哪里视察，自然也就无从事先通报基层准备。走访中，他与民众合影，到当地的普通小馆吃午饭或买盒饭吃，他因此在民间交了不少朋友。有时他还带着家人到电影院赶场，和一般人一样排队买票。他对吃喝穿住不讲究，永远愿意与民众握手，与民同乐，低调、朴素。1980年永安矿难时，他挨家挨户慰问，到煤矿参观，接受矿上保卫人员搜身。蒋经国清廉与忘我。他离任赣县县长时说：“我在县长任内，未曾为我私人取用分文，动用粒粟，本人因私事而花之电信费用，皆应在本人薪饷下扣除，不得在公费项下开支”。他任行政院长后第一次主持行政院会就通过公务员十项革新，制定《贪污治罪条例》，规范公务员的行为。这在当时的官场被抨击为不近人情。他改变了用人唯亲的传统，也改变了蒋介石时代以党领政的作法，大力任用专业官僚掌管财政，主管工程，任用台湾本省籍精英，为日后的本土化奠定了基础。 就任总统后，他禁止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和树碑建像。由于蒋经国的清廉无私，他主政时的台湾政府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这为他赢得了崇高的威望。蒋经国宽容。在1970年访美期间，他要求与刺杀未遂的刺客见面，建议美国释放刺客。1986年民进党成立时，情治部门呈上抓人名单，蒋经国否决了抓捕计划，并告诫：“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民主要求妥协与宽容。蒋经国是中国政治家中最能容忍异见者之一。因此，他能领导台湾结束专制制度，和平、理性地过渡到民主制度。作家江南曾评论说：“经国掌舵，经济上可打满分，殆无疑问。于民主宪政的推行、人权的保障、言论自由的开放，则差强人意，某些方面，勉强及格，其他方面欲进又退，出现开倒车的现象。”然而，江南没能看到，蒋经国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向历史交待”，实施了政治革新，主动结束国民党独裁。他不担心放开党禁报禁之后会导致天下大乱，也不担心国民党丢掉政权。在他看来，当官为民，民众自然会拥护。不得民众拥护，下台理所当然，并不需要痛心疾首。他廉洁，不怕下台后被人民清算，他领导国民党主动向多党政治过渡，不介意作在野党，因而也不怕国民党在民主后被人民清算。华盛顿邮报评论蒋经国领导实施的政治革新说：中华民国“过去一年政治改革的成就超过了以往四十年的成就。”《蒋经国传》作者漆高儒评价蒋经国说：“他是一个勤劳的人，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他和百姓群众很接近，他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蒋经国惟其是一个勤劳简朴的人，才可以缔造台湾经济奇迹的成果；惟其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才有台人对他的感念与肯定；惟其和百姓群众很接近，所以他的施政作为才能贴近民意；也惟其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他解除党禁、报禁，继之又解除戒严，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实现了民主在台湾的和平着陆。”
蒋经国逝世后，国民党继续推动民主化，于1988年抛弃以一党垄断政治权力为主旨的“国父思想”和“五权体制”，推出了《第一届资深中央民意代表自愿退职条例》，终结了大多数资深代表卧病的“万年国代”；于1991年制订了“宪法增修条文”，废止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于1992年湾废止了“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于1994年举行了省长及台北、高雄市长直选；于1996年举行了总统直选；于1997年修宪终止实行了几十年的“动员戡乱时期”，废止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冻结了台湾省长、省议会选举；于1998年公布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成立了《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对“白色恐怖”中死难者、交付感化（训）教育者和财产被没收者家属发放了补偿金。至此，台湾完成了从一党独裁向多党民主制度的转型，蒋经国开启的政治体制改革获得成功，国民党通过真诚平反行动实现了社会和解，台湾完成了舆论称赞的“宁静革命”。
蒋经国逝世后的二十多年间，台湾每年有百万民众前往大溪凭吊，表达对这位政治家的怀念。台湾《天下》杂志的民调显示，蒋经国依然被民众视为“最美的政治人物”。马英九写道：“我们可以说经国先生是一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一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一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8]“ 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肆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9] 国民党在民主化之后没有被人民抛弃，蒋经国为民、亲民累积的政治遗产无疑是重要原因。在二十一世纪蒋经国成为海峡两岸为民众公认的历史伟人，被赞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