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的经济发展模式是，GDP增长与全社会的消费，即内需同步增长。但在专制体制下，“党和政府”主导投资达到疯狂程度。各级政府官员不满足于收取土地出让金，以手中控制的土地和未来土地收益和税收作担保疯狂举债，胡乱投资以获得任期政绩和经济利益，而不考虑将来的债务归还和项目的后果。开建的新城区和基础设施项目通常不能产生还贷回报，政府只能靠借新债还旧债。国有银行须为政府的政策服务，为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资金，结果导致不问需求的大量建房。

各级政府不计后果开建大项目的情况具有普遍性，例如内蒙古政府计划的“鄂尔多斯康巴什政治、金融中心”，重新建一座城市的“呼和浩特清水河”，边境经济合作区“巴彦淖尔”，区域性国际物流中心“二连洗浩特”；河南政府开工的“郑东新区”、“鹤壁新城”、“信阳新区”；江苏政府的“常州名市”、“镇江丹徒代化城”；辽宁政府的营口新城；湖北政府的十堰新城、云南政府的呈贡新城等等。这些政府主导建设的新城大都成了几乎无人居住，夜晚漆黑一片的“鬼城”。在湖北十堰，政府在老城区的东、西两面大规模造城，削平山头，“向山要地”6万多亩，造了“东部新城”40平方公里，“向山要地”9万亩造“西部新城”46平方公里，相当于再造了一个十堰城。十堰市山地整理的平均成本大约为每亩22万元，照此推算，十堰市“向山要地”15万亩的土地整理成本就达到300亿元左右。如果加上居民拆迁安置、市政配套设施建设等，十堰市建造东部新城以及西部新城的成本将超过千亿元。按十堰市的年财政总收入几十亿元计，市政府预支了未来十几的财政收入。在陕西延安，市政府制定了“中疏外扩、上山建城”的发展战略，计划“削山、填沟、造地、建城”，十年再造一个两倍于目前城区的新城，比十堰政府预支了更长年限的未来财政收入。在鄂尔多斯，地方政府疯狂投资，欠下债务千亿计。市政府和各区政府为发工资，不断向辖区内的的万正投资集团、神华集团、乌兰集团、呼能集团伊泰集团伸手借款亿元，十亿，甚至数十亿款，逼得企业纷纷准备搬迁。地方债务危机的背后是政府规模的扩张。例如，伊金霍洛旗核定科级职位300，实际科级干部上千。[20]  在唐山，市政府主导的投资数千亿元的曹妃甸国际生态城和曹妃甸工业区“烂尾”，区内是一大堆“僵尸项目”、“僵尸企业”。这两项无效益投资的每日千万元利息将唐山市政府拖向破产。[21]  在昆明，市政府有昆明轨道交通有限公司、昆明交通投资有限公司、昆明市公共租赁住房开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昆明产业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等48家融资平台公司，以未来卖地收入担保，通过这些融资平台向银行融资数千亿元建地铁，建了呈贡新区，透支了未来十几年的财政收入。由于政府投资的新区等项目不能产生回报，昆明政府技术破产。在严重依赖煤炭行业的资源型城市大同，煤炭资源大部分控制在国企、央企手中，市财政可动用的资源很少。市政府向银行大规模举债开工了建新城、古城复兴、美术馆、博物馆、大剧院、图书馆、会展中心、体育中心、文化广场、高铁站、客运站等一大批项目，投资规模超过千亿元，结果连借款利息都还不上，拖欠无数工程承包商的工程款。为还债，市政府计划将国有资产变现或抵押融资，准备抵押的国有资产包括100多家国有企业，3万多亩的储备土地、一些融资平台公司持有的物业资产以及云冈石窟等旅游景区。但是，准备变卖的国有企业并不值账面的资产值，准备用于抵押的名胜古迹也不能顺利出手，市政府同样陷入破产。在武汉，市政府提出对标北京、上海、广州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世界城市”等宏伟目标，推出了投资总额8000亿元的“城建攻坚五年计划”，然后再不断加码，开工建设的工地上万个，创造了5000多个建设工地同时开工的世界奇观，也赢得了“满城挖”称号。政府投资颠狂中的建设项目多是在没有落实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先开工的。财政部湖北专员办的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30日，武汉债务余额为两千多亿元，每年须还本付息三百多亿元，每天需偿债一亿元，政府并没有可持续的财源偿还债务，同样技术破产。在天津，政府同样利用融资平台疯狂借贷，投资2000亿人民币兴建“中国新曼哈顿”，声称将成为“世界上最大金融区”。而实际情况是，许多工程停工，建起的摩天大楼、宾馆同样如同鬼城，政府负债累累，收入下降。政府无力偿债务并未影响主导政府投资的市委书记张高丽升任政治局常委。

政府主导的投资导致资源错置，大量信贷资源被无效益企业占用。“土地财政”造成地产市场疯狂和银行放贷爆增。为追求政绩，地方领导人不停地折腾，拆了建、建了拆，拆了再建。为了获得GDP政绩和油水，官方们不惜浪费大量经济资源和建设经费，不惜破坏环境、牺牲可持续发展条件，只管铺大摊子。政府的负债造城的运动催生了一大批官商勾结的富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政府以鼓励银行放贷刺激经济。此后，通过大量举债来维持经济增长成了中国常态。过度的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迅速减弱，造成的通货膨胀却压制了居民的消费，使经济逆向调整，结构更趋畸型。

经济学家许小年指出，目前中国需求、消费不足的原因在于国民收入分配有利于政府和企业，居民收入比重下降。过去十几年，国进民退，国民收入的分配，不是有利于居民，而是有利于政府。政府收入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从1996年的12%上升到了2011年的32%，还没有包括其他的预算外收入，如果包括，则还要高。他建议进行市场化行业重组，收购与兼并，消除过剩产能；减税以避免企业停工、倒闭；国企撤出竞争性行业等结构性调整措施；打破行政垄断，取消审批制；不仅在二次分配上采取措施，还须在一次分配上实施改革。[22]   经济学家茅于轼在2012年全国十大税收新闻评选座谈会上指出：目前我国还不是完全依法纳税，而是计划纳税。从分配来看，从1998年到2011年13年中，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从69%降到57%，降了12个百分点。经济学家吴敬琏分析，“鬼城”源于政府饮鸩止渴，以巨额投资支撑高速增长，特别是2008年“四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的后果。他建议改变政府投资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把做经济的职责完全交给企业、民众，而政府则转为服务型，走民富路线，拉动内需，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经济学家们局限于经济说不到问题的根本。问题的根本是一党专制。在废除一党专制之前，“市场化行业重组以消除过剩产能，减税，国企撤出竞争性行业”等等均无从实施，政府疯狂投资、举债，“财富向政府集中”只能愈演愈烈。

国家审计署2013年6月公布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18个省会和直辖市，有17个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为偿债来源，比例高达95%，而2012年6000亿的土地出让净收入连支付地方债的年利息都不够，政府已经资不抵债，只能借新债偿还旧债。2012年，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占到GDP近半，超出均衡水平10—20个百分点。2013年，发改委声还要投资四十万亿拉动城镇化建设。政府没有说明怎样筹措这四十万亿，估计政府只能靠滥发钞票来维持投资。里昂证券的报告指出，2012年中国新增债务比2011年增长了一倍，债务增速为GDP增速的三倍。中国GDP增长靠债务支撑，GDP高速增长预支了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国民收入。国际公认债务占GDP比例超过60%为危机警戒线，而中国五级政府债务规模对GDP比例已高达300%，远远超过了破产希腊的170%比例。“在人均收入6400美元的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维持如此之高的债务水平”。[23]  应对债务危机，大多数地方政府以土地收入为“救命稻草”。国土部门公务员变身土地推销员，被分派指标去找买家，政府想尽办法提高土地出让起拍价。[24]   土地资源毕竟有限，同时城市规划进程也不允许无节制地开发各类土地，政府赖以生存土地收入必然趋向枯竭。当城镇和县政府都在发债集资时，债务危机已经临近。中国债市发行者基本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购买者主要是国有银行。国际资本感到了中国银行业的风险，在不断抛售中国国有银行的股份。中共国务院参事夏斌认为，当前的中国已经存在金融危机现象，一些地方融资平台早就资不抵债，坏账没有暴露是因为政府增发货币在掩盖着。

中国的金融业垄断经营，国有银行奉命支持低效益的国营企业，而使充满经济活力的中小企业、尤其私营企业融资无门。于是，正式银行系统外提供信贷的“影子银行”兴起，提供着近一半的信贷，助长着通货膨胀与房地产泡沫。美国惠誉评级机构指出，中国的银行系统通过发放贷款维持着投资热潮，影子银行系统在迅速膨胀。公司和地方政府都从不受监控的黑市上借高利贷。经济学家谢国忠指出，“影子银行”的总规模与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同样巨大，也在20万亿元以上。“影子银行”以没有担保的理财产品和信托产品从储户吸收的存款，贷给以土地作押的各级地方政府，帮助政府借新账还旧账。金融业事实上已是最大的地主，越来越多的银行储户的资金通过理财产品流向不在监管范围内的影子银行。由于地方政府的投资大多没有效益，大建“鬼城”，无力还债，债务风险在不断累积。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指出：“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借债的时候都没有，或者很少考虑如何偿还。中国地方政府之所以成为这样一种债务人，和中国的财政体制有直接关系。”他建议尽快改变财税体制。作为政府任命的官员，高院长不可能指出问题的全部。政府成为不考虑还债借债人主要不是因为财政体制，而是因为政治制度。独裁体制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制约、问责与追究，官员们自然什么坏事都敢做。没有在野党监督，没有执政党更替，财税体制问题永远解决不了，政府的胡作非为只能越来越疯狂。

伴随疯狂投资、举债，政府的货币发行量失控。中国1990年的货币总量为1.53万亿，截至2015年底为137万亿元，增长了90倍，同期美国货币量只增加了一倍。判断金融危机是否在形成的一个方法是看债务对GDP的比例是否在增长。如果金融机构把钱借给了应该借的人，借出去一元钱创造了超过一元钱的产值，债务对GDP之比下降。反之，借出去一元钱创造了低于一元钱的产值，金融机构把钱都给了不该给的人，债务对GDP比例上升，债务危机风险加大。美国法律规定货币发行量不得超过GDP的70%。2008年中国GDP为31万亿元，年底贷款余额为32万亿，债务对GDP之比102%。在应对债务方面，中国政府陷入两难的困境：采取严厉措施限制银行贷款会引发债务危机，不采取措施，放任银行信贷膨胀可以延缓危机，但使风险会累积得更大。由于中国没有地方自治，地方官员全为中央任命，各城市发生的问题一律由中央担保。这一方面使中国地方政府欠再多的债也不会出现美国底特律那样的城市破产，但另一方面也使整体风险将累积到恐怖地步。如今，这一比例逼近300%，政府滥发钞票，制造通胀，将债务负担转嫁给了全民。银监会发布的银行坏账率是1.5%，但国外金融分析师一致认为，中国真实坏账率可能数倍于官方数据，巨大差异原因在于中国银行业会将地方政府债务、国企债务这些为政治原因的贷款债务挂在账上，不作坏账处理，以保持帐面盈利。很多地方政府迫使银行为破产国国企贷款发工资，银行都挂在账上。

中国的房地产业和金融业正在步日本泡沫破裂的后尘。在经济高增长期，日本土地等资产价格暴涨，银行发放贷款通常要求企业拿土地做抵押，而企业也以大肆购地作为扩张前提。从1970年代开始，日本的土地投机开始疯狂，企业争相将资金从制造技术领域转投到土地，社会弥漫着投资土地必涨的预期，连那些只掌握零星土地的人也抵押借款以购置更多土地。银行为追求高回报而接受被高估的土地等资产的担保增加放贷。在“地价升值——担保品升值——贷款增加”的循环中，信贷规模迅速扩张。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土地、证券等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大量的银行贷款成为不良债权，银行等金融机构因此积累了巨额的不良资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银行又不得不新增大量不良贷款。大量不良债权长期得不到处理，使日本陷入长期通缩。[25]   野村公布的数据表明，19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时，日本的信贷资金总额占GDP比率约为40%，中国的信贷扩张速度远超过当年的日本，信贷资金总额占GDP比率已经接近300%。据审计署的抽查，36个地方政府中，截至2012年末，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债率超过100%，最高达189%，如果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者达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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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民主各国的债务GDP之比也在增加，但西方各国的在野党都在制约执政党举债。例如美国共和党反对民主党政府疯狂举债而迫使联邦政府关门。而中国没有反对党，“党和政府”不受制约，政府举债疯狂世界之最，累积的债务风险也世界之最。美国南卡大学教授谢田在接受采访时说：“有办法防止和控制地方政府债务，比方把地方投资平台、一些城建公司都关掉，明令禁止不能再借贷，严格的要求他们按规章办事，借钱还款。但这样很可能意味着地方政府破产。实际上中国连政府破产的法律都没有，这个债权里面涉及到那些影子银行、地下银行、国有银行，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利益体系都在其中，这很可能就会导致很多金融机构、地方银行破产，老百姓会去挤兑，这会引发更大的危机，带来的金融风暴或是雪崩。通货膨胀已经到了这么严重的程度，再印钞票的话也是自杀行为，不印钞票让它破产也是自杀行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原委员、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最近在一场学术论坛上指出：‘目前中国金融体系最危险的、最值得关注的是地方政府债，地方政府的偿债意愿和偿债能力值得怀疑。地方政府有没有还债的意愿，有没有还债的能力，我表示怀疑。’他披露了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秘密。实际上这些地方政府官员只管自己升官发财，不管自己背后洪水滔天，大笔借债，大笔投资，大笔基建，从中赚了大财之后，自己拍拍屁股走人，把问题留给下一任，或者留给中央政府。如果中国两千个地方政府都这么做，中国危机之巨大可想而知。政府通过几万亿的投入刺激经济，导致产的过剩，通货膨胀上升和房地产的泡沫。而从中赚到钱的人是中共的权贵阶层，而他们这些人把赚到的钱，有很多已经转成美元、欧元、日元，转到海外了，换句话说中国所谓改革开放的成果，已经被这些权贵给拿走了。”经济评论员巩胜利指出，党政运行成本比所有的国家高出了二分之一；中国国有企业的垄断，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这样的垄断性企业超过一百二十家，等于把国有的利益全吃了，中国经济的成本没有办法降下来；党政机关的盘剥、国企的垄断使得一般企业和老百姓连生存都困难，怎么可能实现以居民消费拉动的经济成长？政府收费超过税收的百分之四十，税和费加在一起，企业基本上就难以生存。事实上，中共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看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已经没有出路，都在加速了把国家和百姓的钱卷往国外。美国华盛顿智库“全球金融诚信”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1年间，中国有约4万亿美元的资金外逃。这一数额超过了当时的外汇储备。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调查记者同盟”（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简称ICIJ）2014年1月发表的调查报告披露，前任、现任中共领导人的家人或亲属们在“避税天堂”英属处女岛（British Virgin Islands）开设的离岸公司藏有巨额离岸资产。中共领导人家族争相离岸转藏财富的消息披露后，中国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要求各网站，微博、微信对有“太子党离岸避税”的内容的网民立即封号。[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