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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革命的真相 第61章（1）“党和政府”吞噬国民财富
第 61 章 共产革命遗害
党和政府”吞噬国民财富
中共的党员队伍与中国的官员队伍大致重合，规模都在向亿级迈进（中共十六大时党员有6 000多万党员，其中4 000多万是各级官员）。供养如此规模的“党和政府”，国民收入被吃光花净仍远远不够。“党各政府”吞噬国民财富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党和政府”爆炸性扩张
生物学家达尔文指出：“所有生物都有高速增加的倾向，以致于如不毁灭它们，一对生物的后代就会很快地充满地球。……在同一地方势必进行斗争的生物之间存在着互相抑制的关系。”[1] 自然界的平衡建立在物种互相制约之上。没有肉食动物的制约，草食动物会迅速繁殖，将草吃光，将草原变成沙漠。人类社会也必须建立在互相制约的基础上，古代传统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包括古代中国的统治者接受虚拟的天或神意的制约，现代社会接受宗教信仰的精神制约和宪法制约。康德说两样力量使他敬畏，一是头顶上星空，二是内心中的道德法则。这内外的敬畏与中国历代天意、民间敬畏相通。中外相通的敬畏就是自我和外在制约。制约是宪政、共和、民主的精髓。所谓宪政、共和、民主，说到底是制约所有政党、个人不得为所欲为。共产主义学说鼓吹斗争、摧毁，包括摧毁道德体系。共产党在精神上和行为上不接受任何制约。毛泽东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无所畏惧等思想都代表着共产党不受制约的观念。权力不受制约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不受制约的“党和政府”如同没有肉食动物制约的草食动物一样，疯狂扩张，吞噬一切资源，迅速占满每个角落。
革命前后的官民比例变化揭示出了革命党扩张之疯狂。中国历代官府规模很小，官吏维持在一至三万人，[2] 政府最基层是县级，县衙之下无官府，一个县的官员编制数人而已，广大乡村由乡绅自治。1908年末，作为筹备立宪的基础工作，清政府颁布了《调整户口章程》，进行了全国人口普查。1910年，清政府公布普查结果为全国人口3.2亿，全国行政官员2万多人。[3] 而到了共产党治下的新中国，从中央到每一个县，每一街道都有了共产党党委，人大，政协、政府、政协纪检委等所谓五套班子，外加政府办公室、改革委、经委、民族宗教事务局、司法局、人事局、劳动局、规划局、建设局、粮食局、计生委、县审计局、广播电视局、新闻出版局、体育局、法制办公室、信访局、政府研究室、老龄委、行政服务中心、招商局、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法委、保密局、党校、综合行政执法局、老干部局、贸促会、文联、爱委会、工商联、对外友协、政府招待办、投资促进局、拆迁办，民委等数不清的党属机构。官方宣称的党政机关公务员只是狭义的概念。财政供养的人还包括所谓事业单位中的准公务员、不列入预算自己收费供养的政府机构和执法人员、国有企业中公务员性质的官员、中共认定的“八个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全国60多万个村委会、8万多个居委会等的非编制管理人员参照事业单位管理，也由财政供养。[4] 从中央到乡镇，全国正式和临时机构中吃财政饭的人数极为惊人，一个县的“吃皇粮”官员人数可比革命前清末全国在编官员人数。经费自理的事业单位人员和没有编制，人员总数以千万计，虽不获财政拨款，但靠政府赋予收费权和执法权利用收费罚款自肥，吃变相的财政饭。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队伍已经如此之庞大，地方政府还要大量的聘请“临时工”。例如，广东的治安巡防员或辅警就数以万计，天津爆炸事件的伤亡暴露出，有不少不属于消防系统的“编外消防队”。一份给朱镕基《给总理的上书》说“负担如泰山，干部如蝗虫”，前总理朱镕基承认：“如此臃肿的机构和数量庞大的行政人员，把国家的钱都吃光了”。事实上，地方政府财政基本都是想办法“创收”来供养官员的“吃饭财政”。前中组部长张全景承认：“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更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原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在两会上指出：“因为没有编制法，给买官卖官留下了无限的空间。过去一个县委，百把人以上就是大县委。现在我到乡镇去看，一个乡镇有三四百名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经过百年革命，中国的财政供养的官员数在2005年超过了7000万人，[5] 按国家统计局《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就业人口7.67亿人计算，中国十位纳税人要供养一位官员，供养人数比全世界其它国家的总和还多出许多。
革命前的满清和革命后的北洋政府时代，官民比例是正常的，政府中没有党的机关，因此规模很小。国民政府时政府规模大扩张，因为苏俄输入的党国体制，有了政治部、宣传部等党机关混在政府中吃官饭。但这时有在野党监督，参政会、国民代表大会都明确提出政党不得在政府中设立机关，军队须国家化，政党须退出军队和政府机关。新中国政府规模如此庞大的主要原因是庞大的共产党机关混在政府中享受纳税人供养，政府、军队中一半的机构和费用开支是服务一党私利的秘密开支。例如，各级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广播电影电视部是强制国人接受中共政策的宣传，为国人洗脑的机关；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统战部、政法委，机关党组，人大、政协党组、纪检组，数千所党员带高薪就读，实际是腐败温床的党校、党史研究机关，马列主义研究机关、编译机关，专门服务特权阶层的“特供”机关和“离退老干”机关等等都与服务社会无关，而是中共控制社会的机关，全是吞噬国民财富的黑洞。军队中的中共机关更多，政治部、宣传部，遍布军中的文工团、歌舞团都是纯粹服务一党。这些吞噬国民财富的党机关是寄生性质的一个注脚。民主国家的军队国家化，不允许在军中宣传一党，当然也就不存在上述机构。只要有党在野，反对党定然不会容许用纳税人的钱供养某一党的机关，更不可能允许财政供养如此众多，如此庞大的一党机关。
中共在延安时期就提出了“精兵减政”口号。建国后，所有高层都有过精减机构的指示。经过中共六、七十年的精减，官员从几十万“减”到了七、八千万。2013年3月，新一届政府总理李克强承诺削减政府开支说：“本届政府内，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这三条中央政府将带头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李的这些话没有新意。从延安到北京，历届领导人，历届总理都说过类似的话。七十年的情况证明，在没有反对党制约的情况下，“党和政府”不可能控制自己的扩张步伐，只能如同没有天敌制约的动物、植物一样，泛滥成灾。如今，中国的高层政治日趋寡头化，县乡级政治日趋家族化、黑社会化，痞子化。[6] 不废止一党独裁，不确立多党民主政治，政府规模和开支只能继续泛滥。
二、财政收入主要供养“党和政府”
中国官员享受着众多隐性福利和养老体制双轨制的好处：个人不用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能够轻易以权力谋取福利。因为官员收入大幅高于社会平均水平，青年们对公务员职位趋之若鹜，报考公务员人数年年创新高，几千人争夺一个职位。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由看不见的税收和各种行政收费构成，而五百多项政府性基金中只有四十几项被纳入预算管理，有名目可查，其他的行政收费去向不明。合理的估计是，这些钱被政府挥霍掉了，或者说被用于养官了。国务院早在1988年就尝试拟定有关国家行政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草案。1994年，全国人大将《财产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但二十多年过去，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依旧难产。其原因百姓都清楚，那就是官员们的秘密收入和拥有财产的规模大到惊人地步，披露出来将引发社会动荡。
2013年“两会”上，有代表抨击全国的职务消费占到全部财政支出的四成，挤占了其它费用。代表所言的其它费用其实就是社会救济，养老、医疗保险及教育等政府应该提供给百姓的公共服务。实际的情况是，政府养官已经把财政收入花光，没有钱提供公共服务，可怜的公共服务主要面对少数“体制内”人员，广大民众需要费高价去购买公共服务，有关“事业单位”再垄断这些公共服务，乘机宰割的民众。在没有一党独裁的国家，社会的平衡调整机制有效，能缓和各方的利益冲突。例如在日本，由于经济不景气，百姓生活水平降低，社会各界呼吁国家公务员削减薪酬以使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公平。因应各界呼吁，日本政府在2012年8月内阁会议上决定，从2013年开始削减国家公务员近15%的退休金，以缩小“官民收入差”，缓和社会矛盾。[7] 但在一党独裁的中国，没有一种对“党和政府”的约束机制，利益冲突日益严重。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联合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承认，贫富差距在扩大，已经逼近社会容忍线。事实可能比蓝皮书承认的更严重。1980年代初我国基尼系数为0.28，如今高至0.7，达到了动乱级别。
复旦经济学教授韦森指出，中国人收入的一半用来缴税供养政府。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巩胜利则表示，政府不会明目张胆的向老百姓要钱，但它会以电费、水费、清理费、去污费等为借口索取。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人均GDP低于785美元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宏观税负的平均值一般为13%；人均GDP786至3125美元的国家为中下等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平均值一般为19%；人均GDP3126至9655美元的国家为中上等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平均值一般为22%；人均GDP超过9656美元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平均值一般为29%。中国为中上等收入国家，企业税负却高达42%。[8] 以燃油为例，政府垄断经营，油价的一半是政府强收的税，且油价中包含的税相对国际油价跟涨不跟跌。2013年，中国公共财政收入达到13万亿元，人均宏观税负接近万元，是世界第一重税国，且税收每年增速近10%，超过GDP和国民收入增长。中国政府不光收税，还收取几乎与税收相当的各种费。收费与税收构成中国企业的“宏观税负”。如果算上企业负担的政府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形形色色的腐败贿赂支出，实际税负接近50%。
1980年代，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在50%以上，随着政府规模爆炸性增长，这一比例越来越低，到如今已下降到30%左右，比搞军备竞赛时前苏联的居民消费率还低。消费率低的原因是，居民要承担税费繁多，工薪收入要交个人所得税，买东西要交增值税、消费税，买进口商品要交关税、车辆购置税，买奢侈品要交消费税、烟草税，买要交房产税，契税、印花税等等。中国汽车，IPAD，化妆品等商品的价格是美国1.5至3倍，商品价差原因是中国商品所含的税负全球最高，是美国的4倍多，是日本的近4倍，是欧盟各国的2倍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2006年数据计算，倘若国家征税的总量均为1000元，“排除其他方面要素的影响不论，那么，作为价格构成要素之一、直接嵌入各种商品售价之中的税收总额分别为：中国700元，美国168元，日本186元，欧盟15国300元”。中国现行19个税种中通过全国人大立法的，仅有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两部，其它17个税种的征税依据是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制定的条例或暂行条例，且大多为“隐形税”。除了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少数税种，国内税种以间接税为主，绝大多数税具有转嫁性，最终多会让“消费者买单”。
民主制度下的政府遵循亚当•斯密提出的税收公平原则，即税负与收入成正比。在新加坡，占人口总数20%的富人贡献了90%的所得税。在香港，大部分税收来自高收入人士，中低收入的居民只需缴纳很少，甚至不用缴税。以2008至2009年度为例，该年度香港纳税人数只有130万，还不到全港700万人口的1/3。年收入50万以上的约28万人缴纳了薪俸税总额的87%。就税收结构而言，中国普通民众承担着世界上最重的税负。中国以间接税为主，其特点是税负转嫁性，税收的最终负担者是每一个消费者，工薪阶层的消费多，承担的间接税就多，即穷人承担着主要税负。2009年12月，《福布斯》杂志发布的2009年全球税务痛苦指数显示，中国国民的税务负担全球第二（仅次于法国）。对此报告，中国官方以欧美一些国家税率更高为依据称报告错误。中国官方说法存在致命缺陷，不可采信。首先，国外政府收入中非常大的一部分是社会保障缴费。这种缴费在一些国家也被叫做税收，如美国称之为“工资税”（Payroll Tax），但实际上它和财政性的税收（所得税、销售税等）有本质区别，它是专款专用的。例如在美国，工资税一律进入全国统一的社保基金帐户，政府不但严格禁止挪用社保基金，而且这笔基金也不能用于营利性投资，只能用于购买国债等方式进行保值。其支出方式也是固定的。政府对这部分资金完全没有自由支配权，因此严格意义上它不是政府的收入，而是一种严格“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缴费——返还”，是一种转移支付。它不增加政府可支配的财富，不是一种负担性的税收。因此，比较各国税负轻重时须把社保收支撇开。以美国为例，2002年美国全国政府总收入为29807亿美元，联邦政府收入18607亿美元，其中社会保障缴费（个人、公司）高达7503亿美元。如果社保缴费剔除，美国全国税收与GDP的比例立刻大幅下降。在发达国家中，社保收支在政府收支中占较高比例，在帐面上增加了政府开支占GDP的比例，这恰恰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其次，民主国家政府收入中包含国有资产经营收入，而中国国有资产的权益利得不列为政府的收入。如果将中国垄断国企的利润考虑进去，政府的财力占GDP的比例将上升到惊人的程度。第三，衡量税负高低要看税收的钱怎么用。在民主国家，与高税负相应的是国民高福利。政府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例，挪威为71%，瑞典为69%，丹麦为72%，芬兰为68%，法国为71%，意大利为62%，荷兰为62%。在这些国家，民众交税多受益也多。在社会主义的瑞典，工人要交所得税31%，经理们要交60-70%，但人们享受五花八门的福利，如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免费午餐等；瑞典首相的年薪与一般工人相比，纳税后为2：1，首相住在居民区，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无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瑞典前首相费尔丁出身农民，任职时还抽时间回家务农。在丹麦，公立学校免学费，学生享受政府补助，上网免费，打印学费，书本、铅笔，饮料免费。在新西兰，政府在1898年就建立了保障老年人生活的养老金制度，工薪族无须缴纳任何款项，年满65岁即可领取养老金，还可享受各种补贴和免费教育。在印度，全体国民享有免费医疗，国家建有覆盖全国的医疗网络，政府医院对所有病人敞开大门，从挂号、手术到药品各项服务一律免费。当然，看病不花钱导致医院财政紧张，好药缺货，医院脏乱差，迫使有钱人到设备先进、干净整洁但收费昂贵的1300多家私立医院就医成。在仅次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全球第二轻税负行政区香港，政府向来奉行简单低税制，中低收入居民纳税很少，薪俸税（个税）标准税率为15%，免征额为一年10.8万港元，同时还有很多减免税项目。通常，缴纳薪俸税的港人不仅享有子女免税额和父母免税额，个人进修、慈善捐款、支付父母或祖父母入住敬老院的费用等也可获得减免税待遇。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香港也普遍为中产家庭大幅减税；有的中产家庭甚至完全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在中国，民众人不能因交税而享受更好的福利，没有可能获得任何退税，失业者既不能获得退税，也不能获取实质性的失业救济，农民和低收入者基本没有医疗保障，社会福利向富人倾斜，农民和低收入者基本无缘享受。对企业和个人来说，交税只是负担。经济学家王福重指出：“中国的税负不是一般的高，而是超高。在《福布斯》的排行榜上，中国排在税收痛苦指数第二。财政部、税务总局说这是错的，计算不准确。我说也是错的，中国肯定是第一。把中国税负算起来，加上国企、央企和银行赚的钱，那就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我估计达到50%，甚至更多，因为还有多如牛毛的收费。收费也是税，你也不能抗拒，中国政府部门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是不收费的。中国的流转税非常多，比如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税有18种，税太多了，特别是商品税多。”[9] 的确，增值税、消费税等大多数税收的“隐蔽性”，降低了纳税人消费时的痛感。如果没有隐蔽，中国纳税主体——工薪阶层的痛苦指数实际更高。而在中国，民众“高税负”“低福利”甚至“无福利”，国家财政支出大部分用于了供养共产党和政府，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不足收入的三成。据财政部综合司的报告，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费1985年为170亿，占财政支出9%，2000年为2768亿，占比17%，2003年4691亿，占19%，行政成本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多数地方政府，尤其基层政府，行政管理费及工资支出占到了当地财政收入的八、九成。政府收税用于养官尚且不够，哪里有钱用于民生支出。百姓交税当然没有回报，当然痛苦。
与美国比较，最能看清中国“党和政府”的自利性质。美国的县政府机构主要是法律和服务机构。通常有：郡委会（Board of Supervisors）、巡回法院办事员（Clerk of Circuit Court）、郡行政管理办公室、郡律师办公室、郡税务长办公室（Commissioner of Revenue）、社区发展办（Community Development）、综合服务办公室（Comprehensive Services）、消防部（Fire & Rescue）、寄养部（Foster Care）、人力部（Human Resources）、IT、公共设施部（Public Works）、娱乐部（Recreation）、警察局（Sheriff）、社会服务部（Social Services）、 出纳部（Treasurer）、选举登记处（Voter Registrar）等等，一个县政府通常只一座小楼而已。美国没有像中国这样的事业单位，政府雇员包括了教师、环境卫生人员、灌区管理人员、公共图书馆管理人员、公园管理人员、公共安全人员如警察、消防人员、证券管理人员、公共交通人员、公共服务人员，其总数只有几百万人。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也占到国内生产总值近半，政府的开支主要用于为纳税人提供安全、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救济等公共服务，政府雇员的“人头费”支出和日常管理费支出比例很低，政府3万多亿的财政支出中医保和社保占了三分之一。
而在中国，“党和政府”的“人头费”支出和日常管理费用支出所占比例奇高，政府开支的大部分用于保证官员和体制内人员享受特殊的教育、医疗、文体育、养老保障等公共服务，而用于全民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救济等公共服务的开支少得可怜，且占财政开支的比重越来越低。以教育经费为例，中共有钱发动战争，有钱对外援助，但对教育的投入少之又少。毛泽东统治时代是祸害摧残教育的时代。这一时代结束时，国民经济崩溃，教育经费聊胜于无。邓小平统治时代，一个“洋跃进”运动搞到整个1980年代的经济危机，同样刻薄教育。1989年，中国政府开始搞高等教育收费。1999年，当局在高校全面推行“教育产业化”，结果是此后十几年间，中国大学学费涨了两百多倍。其中，中央戏剧学院学费每年近14万。英国的独立组织“教育政策研究所”公布的“全球高等教育排行榜”中，日本以每人每年教育总支出8930英镑，约合11万人民币的总额高居榜首。新西兰和英国则分别排在第二和第三位。中国大学人均年教育总支出超过万元人民币。但是，如果按人均收入比例计，中国学费世界最贵，是日本的三倍。社科院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公共教育投入过低，致使现在供养一个大学生，城镇居民需要四年多的家庭纯收入，农民家庭需要十四年的家庭纯收入。“教育产业化”让大批农村高中生被迫放弃考大学，考生录取后农民家庭因交不起学费而自杀的事件多有发生。例如2003年，陕西省榆林县53岁的农民景统仕因支付不起女儿每年万元的大学学杂费自杀；2004年，福建农民林冰心因付不起儿子大学学费自杀；同年，辽阳农民孙守军由于交不起儿子大学学费自杀；同年，单亲母亲刘淑杰因交不起女儿学费自杀。志愿到湖南益阳市南县三仙湖镇咸虹学校爱心支教的李学仲老师披露落后地区学校的惨状写道：“我不能说有多惨，这个地方不允许说啊。四 、五岁，六、七岁的孩子五点钟多就起来到几十里路以外去上课，没有公路，学生上学途中摔伤是常事。学校十几年没有维修了，门窗应该都是坏的，晚上无老师居住，没有打印机，复印机、电脑坏了，学校无法打印或复印一份文件，老师同时兼职炊事员、门卫、卫生员等。学校许多应有的活动几乎没有。冬天供暖是最大的问题，有人想送电取暖器，但电费付不起。由于工资低，没津贴，教师难以养家糊口，年轻教师不愿来，教师老龄化严重，学生流失严重。老校长身患癌症不能进食，不能说话…… 一个女教师一只耳朵听不见了，没有时间治疗……她马上退休了还一个人包教一年级各科。百姓极度贫困。对深夜家访的教师往往送些南瓜子、玉米棒或两个红薯致谢，教师不接纳还不行，否则他们会泪水涟涟，认为教师嫌弃礼轻。对深夜在沱江边上挨家挨户家访教师来说回校途中只能疲惫不堪的地领着一袋红薯、玉米棒一步一停走在泥水路上。近来本地财政短缺，每个老师都被扣了工资，生活难以维系。”农村教育的惨状是“党和政府”吞噬国民收入的最好注脚。
再以医药为例，中国对药品征收重税，把最沉重的财务负担加给健康状况最差的人群。世界卫生组织（WHO）要求：政府应该对影响人民健康的物品征税，而不是对有益健康的药品征税，建议各国对基本药物少征或不征税，收增值税。多数国家遵循了这一原则，对药品免征或少征增值税。欧洲制药工业协会联合会（EFPIA）2014年公布数据显示多数欧洲国家对药品实行免征或者少征收增值税。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相反，中国对药品不减免征税，按照17%满额征收药品增值税，对大多数进口药品普遍征收5%－8%的关税。官僚和体制内人员享受公费医疗，药价虚高对他们没有影响，而贫困人群则因药价高昂，放弃治疗的情况普遍。中国的公共卫生开支与国内生产总值(GDP) 之比仅为3%，世界垫底。三十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削减医院的补贴，鼓励公立医院开高价药来“以药养医”。
自1994年中共分税制改革，即重新划分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后，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年均增长18%。与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占主体收入来源的情况相比，中国则完全相反，七成以上税收来自间接税，即隐藏在商品、服务价格里的关税、消费税、增值税等税收。例如在中国购买进口化妆品会包括50%的关税、30%的消费税及17%的增值税。世界各国一般对药品免征或少征增值税，但在中国，药品统一按照税率最高档征收17%的增值税，进口药品还要加收3-6%的关税。这种通过隐藏在价格里转嫁给消费者的方法，使消费者不知道承担着比工资税高出数十倍的税收负担。税收之外，中共还征收各种政府性基金，光是列入财政部预算范围的各项政府性基金收入就高达1.4万亿。
世界银行发布报告指出，2008年中国劳动者平均税率为45%，高于很多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澳大利亚、美国的平均税率近一倍，建议中国大幅降低劳动者税率，比如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率，降低居民收入中用于社保的缴费，包括住房公积金、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等。遗憾的是，世界银行的减税建议没有意义。全球第一规模的“党各政府”需要天文数字的民财供养，每年10%速度递增的税收尚且不够，谈何减税。由于政治原因，世界银行不能建议中国党政分离，缩减政府规模。谁都知道，如果不能缩减“党和政府”的规模，不能限制“党和政府”的花费，降低税收只能是空话。
三、国民收入不够“党和政府”挥霍
享受高收入和高福利只是“党和政府”吞噬国民收入的一小部分。“党和政府”吞噬财富的大头是腐败和挥霍。权力带来腐败，不受监管的权力带来难以置信的腐败。中国没有对中共党权的制约机制，各级官员的腐败贪污，吞噬国民财富的规模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收入分配课题组近年对全国各地5344户城镇家庭的调查结果显示，全社会的灰色收入在扩大，最高的阶层灰色收入也最多，灰色收入高达6万多亿元，约占GDP的12%。调查结论是，灰色收入扩大与大规模政府投资有关。在公权力缺乏制度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大规模介入资源配置，是公共资金流失、腐败泛滥的重要原因。中国政府的行政成本一直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有学者提出了三个3000亿的说法，即公款出国3000亿、公款招待3000亿和公务用车3000亿元，认为中国的行政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远远超过其它国家，长期高居世界第一。经济学家马光远提出：“如果2013年一季度消费的回落是因为打击公款吃喝所致，那这个数字将十分惊人：一季度消费品零售总额55,000多亿，增幅回落2.4个百分点就是1,300多亿，全年则为5,000多亿。而这只是挥霍和浪费的公款消费，并非全部。假定这个比例是50%，则公款吃喝保守估计超万亿。接近全部教育经费的一半。”上述那万亿只是冰山一角。各级政府食堂如犹如五星级酒店是公开的秘密，精美大餐，菜式丰富，鸡鸭鱼肉，山珍海味，应有尽有，象征性收费任吃，很多机关实行一元就餐制，一些政府食堂每周提供菜品共计一百二十种，其中“莲籽红枣银耳汤”等甜点只需一元钱。特权阶层手中一元钱可以放大成一百元的价值，“公仆”百姓生活两重天。 小官腐败在“党和政府”的腐败中只是小意思。据香港《动向》杂志露：中央委员以上离休高干每年公款开销千亿元，江泽民、李鹏等11位最高级离休干部享受至高无上的特权待遇，包括各地行宫、专机、专列、高级轿车、专家医疗组等等，每年耗费公款十亿元，平均每人近亿元。离、退休的省部级干部，包括中共豢养“八个民主党派”领袖，每年花费千万元计。
政府主导的国企是腐败的温床，其腐败规模同样惊人。例如，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等高管在2010年对山西金业实施的百亿并购案高价收购劣质资产，致使百亿国资流失。举报者披露，被举报人曾出价2000万封口费。再如，在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垄断下，国人用着世界上最贵的油。在民主国家，国有企业利润计入政府财政收入，在党国体制下，国有名不符实，国企通过垄断获取的暴利去向成谜，黑幕重重。2013年，新一届政府反腐清查中石油集团，被查官员数百，涉及国有资产流失千亿计。
新一届领导层声言查处国企腐败。但是，“党和政府”的腐败。自己查处自己不会真的下手。在没有反对党的情况下，官员财务公开，财产申报，政府公开财政预算等等都不可能真正实施。在纠察官风的制度设置上，新中国无法与封建王朝相提并论。秦汉时已有监察制度。史官记录皇帝言行，所谓‘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史官记载皇帝的起居注，连皇帝本人也不得翻看，当然更不能篡改。历代监察官职名称不同，如秦为御史，隋唐为监察御史，明清两朝专设监察御史，但都有责任就朝政发表意见，而且可以“风闻奏事”，对所奏风闻真实性不负责任。而在新中国，中共不设言官，严格控制网络言论，制度性的建言途径堵塞，民众没有言论自由与批评权利。中共权贵的资产规模让人想起了中共五十多年的“国民党四大家族巨贪”宣传。随着众多事实披露与档案解密，“国民党四大家族巨贪”宣传不攻自破。国民党“四大家族”巨额贪污的宣传是假的，而“新四大家族”、“八大家族”富可敌国是真的。江、曾、胡、温、徐、周、戴等等，随便一个家财都百亿计，涉足众多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和垄断企业。这些最知名家族之外，巨富的红色家族和新兴权贵家族数不胜数。如果在两党制之下，百分之一上述规模的以权谋财已经足以导致执政党的更替了。但在一党专制下，没有真正的问责与追究，贪腐规模只能越来越大。
腐败之外，政府的败家与浪费规模惊人。正常的经济体系中，私人的，民间的经济活动为主，政府主导的经济活动很小比重。随着社会主义思潮和左派政党壮大，政府活动在经济体系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在美国，自从“罗斯福新政”以来，政府规模和政府主导的经济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即使如此，美国GDP中投资只占15%，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是70%。[10] 在中国，情况完全不同。在毛泽东时代，中共取缔私营经济，政府完全主导了经济体系。这种局面带来的结果是“大跃进”、“三线建设”、长期备战，对外援助，将国民财富糟蹋个精光，经济全面危机。在在邓小平时代，“洋跃进”造成浪费就与“大跃进”相当，留下了持续整个1980年代的经济危机。在邓小平之后，新一届“党和政府”追求GDP，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浪费同样惊人。改革开放后，中共请回了私营经济，使经济局面比毛泽东时代有所好转。但在党国体制之下，“党和政府”必然主导经济，GDP中私人消费只占35%，政府主导的投资占了40%以上。“党和政府”主导的投资实际上是吞噬国民财富的灾难。领导人拍板胡乱，浪费、挥霍国民财富的案例不胜枚举。政府扶植国企，主导的投资造成乱投资，效率低下，重复建设，产能过剩，亏损和贪污腐败严重。政府主导的全国24个工业行业中有22个行业产能过剩，留下了GDP1.5倍规模的巨额烂账。以建钢铁厂为例，各地重复建设了钢铁厂上千家。该淘汰的落后产能无法淘汰，行业整体亏损。以建机场为例，政府新建成的机场90%亏损。以建水库为例，水电部建大水库，超级大坝上瘾，忽悠邓小平拍板三峡建坝，向全国百姓摊派筹款承诺三峡工程将在完工发电后全部偿还建设资金。大坝建成后，三峡集团赖账，不仅不向百姓还钱，换个名目，以“重大水利工程基金”之名继续征收“电捐”，同时成立“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筹资，收购了三峡工程的发电资产，将三峡集团的国有资产私有化，一大部分被利益集团成员吞噬，留下了数千亿元后续资金投入的黑洞。以建铁路为例，铁道部以解决春运难为由，胡乱上马高铁项目，声称要把国内民航的旅客拉进火车。与建坝成瘾的水电部一样，铁道部也热衷于上大项目，以便捞“油水”。结果，“高铁大跃进”留下数万亿的烂账还不上，政府再被“钓鱼”，面对大批高铁项目陷入两难：若不追加后续投资，谁也无法承担铁路工程烂尾的责任；继续追加投资，建成亏损和维护成本将与三峡大坝一样，是资金投入的无底洞。以举办盛会为例，北京奥运会是“低收入国家”举办最昂贵运动会的典范，耗资三千多亿人民币，约420亿美元，是雅典奥运会的四倍多，是悉尼奥运会的五倍多，投资规模超过了百年奥运会投资的总和。举办深圳大运会，亏损128亿。运动会后，建成的场馆多成废墟，天文数字的国民财富被政府挥霍。古今中外，官办买卖一定伴随贪污、浪费、中饱私囊。各地城市争着申办国际盛会，如同前朝大臣争相主持皇家工程。由于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不受制约，世界无数花费巨额金钱的国际盛会都办到了中国。这些举办决策和花销数额没有经过国会批准预算、决算的程序，没有征得百姓同意，决策与执行过程没有监督，黑幕重重。
政府干预经济，主导投资必然留下巨额烂账。改革开放以来，四大国有银行充当了第二财政，受命帮助国企解困，结果近半贷款成为坏账，实际将银行少得可怜的资本金都亏光了。1999年，政府组建了四大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将工、农、中、建四大行1.4万亿不良资产分别“剥离”给了华融、信达、东方和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财政部作为唯一股东向四大管理公司注资，担保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央行获得再贷款。政府将“四大行”为首的大批银行粉饰财务状况后上市圈钱，补充资本金，利用股民的钱掩盖自己主导投资的巨额烂账，帮助银行脱困。2008年，政府推出了“四万亿”投资刺激计划，银行根据国家发改委批文放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以巨额贷款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复建设，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和一大批不能产生还存贷回报的“僵尸企业”，为了“维稳”，各地地方政府不允许淘汰过剩产能，将本该破产企业的无价值资产抵押给银行，命银行货款给这些企业发工资。结果，政府刺激经济举措给银行带来了近十万亿元的烂账。为不让货款正式成为坏账，银行只能向地方政府提供新贷款，帮助地方政府借新账还旧账，大家协力隐瞒“有毒资产”。AMC接收银行不良资产其实是数字游戏。十几年后，AMC手中的烂账数额更大了。企业核销坏账靠利润，财政核销无非靠财政收入加通货膨胀。不受制约政府必将不停地制造烂账，不停地玩剥离银行坏账给资产管理公司的数字游戏，让四大银行延期债券偿还期，央行再贷款停息挂账，中央财政继续给AMC制造的政策性亏损做担保，动用外汇储备向银行注资，相当于直接向市场多投基础货币，以通货膨胀方式搜刮国民，将政府造成的损失转嫁到了民众头上，让民众来填补银行亏空，合全民每人为银行坏账负担近千元。以通货膨胀方式搜刮国民之外，政府还在筹划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上市圈钱，各地政府也在筹组本地的资产管理公司，还是要用股民的钱掩盖烂账，为再举新债铺路。例如，江苏无锡，浙江温州，四川成都等城市都在筹组建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准备复制中央剥离四大行不良资产的套路。将银行的巨额坏账转移到资产管理公司只是隐藏坏账的游戏。中央和地方都将这种游戏越玩越大，政府欠债和银行隐性坏账越玩越多。
前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黄育川(Yukon Huang)指出：“2013年上半年，中国信贷同比增长20%，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7.6%的GDP增长数字。这表明，地方政府正在靠借新债来还旧债和支付利息，而没有把资金用于投资和生产。地方官员往往借此为当地、甚至他们个人谋利。”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史剑道说：“按照中国的法律，地方政府不能借贷，不能发现债券融资，不允许有预算赤字。但地方政府利用法律的漏洞，通过设立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工具’借贷。因为这类贷款被认为是主权债务，所以地方政府很容易通过融资平台得到贷款。”两位专家提出的是同样的问题，即中国目前没有制约政府违法运作的机制。在目前的制度下，“党和政府”造成巨大损失不受追究，不受惩罚，损失由全国老百姓承担。
腐败、乱投资之外，“党和政府”吞噬国民财富的另一黑洞是共产党的秘密开支。党国体制下，国库就是党库，国有资产就是党产，中共用钱不受制约，数额保密。毛泽东曾为输出革命和争共运领袖将国库挥霍一空。邓小平时代，发动战争和对外援助的开支虽然减少，但花费数额仍然巨大，一场儿戏的对越战争的花费已是天文数字。邓小平时代之后，中共从国库拿钱的秘密开支没有减少，项目多如牛毛。例如，长期无偿援助朝鲜，援助柬埔寨换取柬政府保守中共主持红色高棉的秘密，介入南联盟种族冲突，以中国驻南使馆为南联盟军的信号中转站，操控新型雷达系统击落美国“夜鹰”隐形战机（北约多次警告无果后对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轰炸作为报复），[11] 秘密提供武器给塔利班，[12] 数千亿的“维稳”费用，数百亿的网络封锁（金盾工程）费用，为打压台湾而收买有意与台湾建交的南美国家，向非洲提供着最庞大的奖学金计划，资助宣传党功绩的文艺节目，遍地兴建宣传党的纪念堂，纪念碑，革命家墓园（其中，中共为前领袖华国锋兴建的皇陵就占地十公倾，耗资上亿元），遍地的党文工团，遍地的党史研究机构，马列研究机关，党校等等。中国的国防费用中有很大比例是中共的党开支，例如总政治部的开支完全是党开支。对于党的秘密开支，中国的百姓没有机会质询，人大、政协也无胆询问。可以肯定，若有反对党和独立媒体存在，这样的开支必受制约，若有执政党轮替，这样的开支将被禁止并彻查。目前，只有中共和北朝鲜劳动党等极少党国保持着以国库为党库，任党挥霍而人民不得过问的制度。至今，全国各级中共党务系统每年花费数额仍是中共的“国家秘密”，谁想查询就可能去坐牢。
四、服务特权阶层的医疗体系
早在延安时代，中共就确立了主要服务高层的医疗“特供”制度，将延安稀缺的医药资源集中于服务中共高层。建国后，中共将医疗特供制度高度完善，实行官本位的按级别“供给”，共实行医疗保障的双轨制。1952年颁布实施的《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规定，公职人员实行公费医疗制度。1980年代初，在“洋跃进”带来的严重经济危机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财政“分灶吃饭”后同时压缩公共卫生开支，将本来已经少得可怜的医疗保障支出大幅削减。卫生部在没有财政拨款的情况下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让医院自己去赚钱。1985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的《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启动了“医疗制度改革”，其内容是政府推卸医疗保障责任，对医院“只给政策不给钱”，让医院去“搞活”、“创收”。政府让医院去赚钱的医疗改革动因原是“洋跃进”后的财政危机。但财政危机缓解后，政府没有加大医疗开支的比重，没有叫停让医院去赚钱的“医改”政策，反而继续推卸提供医疗服务的责任，声称让医疗体系“产业化”。于是，国家财政收入中医疗保障投入的比重越来越少，医疗机构的公益性丧失，成为赚病人钱的谋利机构。
中国菲薄的医疗福利开支80%花在了850万高级党政干部群体身上，十几亿普通民众只共享20%的医疗资源。据2005年前的统计数据，党政干部的医疗开支每年超过500亿元。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各地医疗条件最好的是专门服务高层的号码医院，在所有大城市最好的医院中均设有专门服务高干的VIP病房，其费用在每天千元左右。数量庞大的党政干部、特权阶层享受着豪华病房、过度治疗和各种各样的休假式治疗。在“体制内”，“无病住院、小病大治、一人公费全家医疗”等浪费医疗资源的情况普遍。而高层更是浪费医疗资源的大户。一党独裁体制下的中国领导人是世界上最长寿的群体，“忠诚共产主义战士”们的讣闻多在九十岁以上，百岁寿星比例也极大高于百姓。这个群体享受特供食品和特权医疗，其中一些人靠换血延长着寿命。《解放军报》曾发表了一篇名为“用优质医疗资源服务老干部”的新闻报道，称北京军区总医院改进离退休干部医疗保健服务，派出调查组深入到驻京干休所，征询老干部对保健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专题研究改进老干部医疗保障问题，改老干部上门就诊为主动送医上门，为老干部开设家庭病房，成立了家庭病房科，配备专用车辆和药品器械，让老干部足不出户在家“住院”，挑选业务技术精的医护人员上门查房和治疗，为每个老干部家安装了急救报警系统。 [13] 2006年之后，医疗卫生主管部门的统计年鉴中不再出现“公费医疗”项目，党政人员医疗花费被隐含在“政府其他行政事业费用”里，具体数目公众无从知晓。不过人们知道，
与高层浪费医疗资源相对照的是，“体制外”的民众“看病难、看病贵”，一个人大病使家庭陷入赤贫。城市普通民众能享受到的医疗资源已经很少，广大农村则基本没有医疗保障，农民的医疗条件就只能以触目惊心来形容。改革开放中，农村合作医疗系统迅速崩溃，农民丧失基本医疗保障，因病致贫、无钱看病，“小病不治，大病等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显示，中国23%的老人(424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城镇老年人口贫困率约10%，农村老人贫困率约30%。与此相关，全世界每年百万自杀事件中的三成发生在中国，中国的自杀事件80%发生在农村，农村自杀者中九成是贫困老人，没有医疗保障和养老金是他们走上绝路的主要原因。众多农村老人悄悄准备了自杀的农药，因为他们不想因自己的病让全家陷入绝境。200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项目调查11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发现，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触目惊心，得到最多的回答是：“我们这里就没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
本来，医院由国家财政拨款，服务对象是纳税人，不需要盈利和回收成本，维持收支平衡就可以了。但商业化的医疗体系利用半垄断地位，自定远高于社会平均工资的工资水平，收取回扣、收红包，将医药价抬到畸高。官办的各种“人民”名义的医院一面享受政府拨款，一面以医赚钱，日进斗金。非盈利机构商业化的背后黑幕重重。例如，2010年有1180万人无偿献血3935吨。但患者用血不是无偿的。“郭美美炫富”事件及红十字会年收入40亿，血站员工年薪25万被曝光后，人们不愿再捐款、捐血，政府只好强令部队士兵捐血。对于医院“以药养医”谋利自肥的状况，专家钟南山指出，只要不解决国家对医药卫生的投入问题，很难实现医药分家。应该让这些基层医院能够具有公益性，或者基层医生也能像乡村教师一样，工资由政府来给。不触及体制的专家建议没有意义。疯狂扩张的政府养自己尚且不够钱，不可能恢复医院的公益性质，只能让医院继续逐利。
与中国向特权阶层倾斜的医疗体系相对照，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医疗体系公平服务全民。在中国周边，台湾、香港、印度的医疗保障公平、透明，覆盖全民，政府对医疗保障高投入。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191个成员国国家卫生系统的业绩进行量化评估得出结果，中国排名倒数第四，被列为政府卫生支出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2012年，政府税收高达10万多亿，医保只有区区2000多亿，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仅为5%，远远低于西方国家和其它金砖国家。《华人生活网》报道，华人移民老人在美国享受着良好福利，让很多华人老人感觉“就像生活在天堂般”。报道称，刘奶奶来美国已经10几年了，当初只是来美国帮女儿带孩子，没想到自己就真的留了下来，而且是由美国政府来养老，住在新泽西中部的老人公寓。一室一厅的房子，宽敞明亮，完全由政府资助。电费通过申请也可获得补贴，每个月还有200来美元的食品券。她说：“我现在还不是公民，如果是公民的话每个月还有700至800美元的生活费呢。”很多从没在美国工作和交过税的中国老人，却能享受美国政府的福利，安享晚年。象刘奶奶这样因为子女而移民到美国的老年人发现自己意外的幸运。因为在美国子女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这些在美国拿到绿卡或者成为公民的中国老人在美国又没有收入，他们开始享受了赤贫老人的福利。来自东北的张先生生用政府Medicaid在纽约的医院做了两次免费的心脏搭桥手术，决心留在美国养老。一位在美多年和刘奶奶住在同一个老人公寓的李先生说，“以前只听说美国是儿童的天堂，中产阶级的战场，老人的地狱根本不对，这里是老人的天堂。”
五、劫贫济富的社保体系
社保始于十九世纪末。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失业人数增加，贫富差距扩大，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德国首相俾斯麦颁布的《疾病保险法》标志社保制度的诞生。1935年，美国罗斯福政府推行社会主义制度，颁布了《社会保障法》，在疾病保险之外增加了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二战后，首次大选获胜的英国工党提出建设福利国家，也推出了全面社会保障计划。在社会主义风靡全球之时，民主国家纷纷效仿美英，推出类似计划，向穷人承诺慷慨的社会福利计划成为各国左派政党拉选票的主要卖点。到二十世纪末，社保体系的不可持续性充分暴露。由于左派政党向穷人承诺了没有资金来源的高福利，各国社保体系纷纷走向破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ton Friedman）指出，社保体系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庞氏骗局”（Ponzi Scheme）。后者的玩法是，以新投资人（下家）的钱来向老投资者（上家）支付短期回报。在能够找到更多下家加入的情况下，系统能维持运行，并营造投资赚钱的假象。当没有更多下家加入时，系统崩溃。社保养老基金的运行情况证明了弗氏的论断。美国预测其养老基金到2021年将收不抵支，到2033年将用光所有余额；韩国预测其养老基金到2033年将收不抵支，到2046年将用光所有余额。 [14]在各国社保体系崩溃之前，它所带来的危机已经显现。正如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指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罪魁祸首。1997年，在世界各国社保体系走向崩溃之时，中国政府出于帮助国有企业减负脱困的目的，宣布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全国城镇职工社保养老金制度。与欧美国家的社保体系一样，中国的社保养老金也具有庞氏骗局性质和不可持续的性质。不同的是，欧美国家的社保劫富济贫，而中国的社保体系劫贫济富。
中国社保体系特点之一：劫体制外之贫，济体制内之富。中国社保体系将民众划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大群体区别对待。“体制内”的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国企干部不缴纳养老保险费，没有个人账户积累，却要与缴费有积累的体制外群体一样，来发放养老金，造成养老基金巨大缺口没有人来买单。而且，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养老金替代率远高于缴费群体。据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教授褚福灵估算，公务员的养老金替代率总体维持在92%-107%水平。而“体制外”的城镇企业职工实行由企业和职工本人按一定标准缴纳的“缴费型”统筹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和个人按工资比例共同缴纳养老保险费社会统筹部分，计入职工养老金个人账户，退休后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4%。这种设计的要点是不缴费的“体制内”群体享受高额养老金待遇；缴费的“体制外”人群基本自存养老金；政府财政基本不作资金投入，只是挪用缴费者账户中的钱供养不缴费的富裕阶层，造成两亿多穷困缴费者的个人账户成了没有钱的“空账户”，对民众欠下了数千亿的巨额债务。据估算，一个只拿北京市平均工资的职工，其在职期间的单位与个人社保总缴费超过100万元。[15] 这让更多人相信“交社保不如存钱养老”。如果有一款保险产品，要缴保费三十年，保费年年上涨，身故不退保费，不给保额，不能退保，不能贷款，不给合同，这样保险产品不会有人买。但社保基金就是这样的保险产品，以政府半强制的手段推销给了国人。
社保体系设置很多门槛，迫使需要流动，需要异地转保者的农民工、工商户放弃权益，以便将企业为农民工缴纳的保费没收。面对这样劫贫济富的社保体系，农民工、工商户只好无奈地退保、断缴费，不参保来抵制不公平体系，同时使自己面对老无所养的凄凉晚景。目前，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覆盖率低，近七亿的城镇人口中参保人数仅有两亿多，农村新农保的覆盖面更低，仅一亿多农民参保。农民不积极参保有其道理。因为针对农民的所谓新型社会养老保险每人每月养老金标准甚至低至55元，连心理安慰性质都谈不上。
由于人口红利消失，交钱下家越来越少，用钱的上家却越来越多，中国的社保体系比其它国家的社保更速地走向崩溃，中国养老基金的“收不抵支”和“用光余额”两个时点已经来临，危机将比其它国家严重得多。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2014年职工养老保险累计结余额为3.18万亿，而全国个人账户的“空账”额超过3.5万亿。即使把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积累的所有资金用于填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仍然会有较大空额。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珍解释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状况：“这就好比说一个人口袋里有10元钱，可他还有一张11元的欠条在别人口袋里。”这就是说，全国养老保险基金已经破产，现在正在交养老保险的职工未来退休领取养老金时将无钱可领。
根据1997年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测算数据，政府对于企业社保历史欠账高达十几万亿元，换算成今天的金额应近百万亿元。[16] 对历史的欠账，社保收支的黑洞，中国政府不是从制度改革方面想办法，而是打缴费群体的主意，将社保缴费基数年年上调，迫使缴费者不断增加缴费额，同时准备推迟退休年龄。必须缴纳各项保险的中低收入者抱怨社保“年年涨价”，扣除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项后，工资缩水了四分之一。记者在北京市某企业员工的社保缴费记录单上看到，2012年下半年，企业按该员工月缴费为工资额1869元的20%，月缴费373.9元，经社保缴费基数上调，企业为其缴纳的养老保险金额从原有的373.9元/月攀升至963.2元/月。社保缴费高费率使缴费员工收入缩水，中小企业经工营困难，超过50%以上的企业认为社保费用缴纳负担沉重。[17] 我国企业与员工养老保险加起来所占工资基数比例高达到30%，是美国12.4%养老保险缴费率的2.4倍。然而，高费率并不能带来更好的养老待遇。声称以“多缴多得，少缴少得”为准则的社保制度其实是“多缴少得，不缴多得”。公务员和体制内事业单位人员无需缴纳养老金等社保，只收不支，年平均工资增长15%~20%之间，退休后的养老金待遇数倍于缴费群体。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指出：“低收入者缴费率更高，因为最低缴费基数是社会平均工资的60%，如果你收入低于60%，你的缴费率就高于法定缴费率”。
中国社保的另一特点二：劫底层之贫，济高层之富，越是高层，养老金替代率越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等离任国家领导人离休后基本敞口花销，没有限额，开支惊人，人均年开支数千万元；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遗孀）级人均年开销近千万元，待遇包括：购房补贴，配专职司机兼警卫，配医护，一年数次带家属国内休养（飞机头等仓或商务舱，火车软卧，配轿车旅游，机场需配合起飞时间，酒店高级套房，餐饮实报实销），医疗特供全免费等等；省部级离休干部（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人均年开销百万元计，待遇包括：配备专职司机兼警卫、配专职工作人员，配医护人员，一年数次带家属国内旅游休养（飞机头等或商务舱，火车软卧，辆轿车或小型旅游车，四星级或五星级酒店及餐饮实报实销）。这数百高层领导人离休后的开支金额是中共的机密，估计每年数百亿。他们享受的待遇延及他们的子孙。离退休副省、付部级干部待遇比中央、省部级稍低，但人数庞大，开支同样惊人。全国省部级干部退休高层人数数千，副省部级数万，他们中相当部分长期住在风景名胜区，退休官员总开支每年数以亿计。中共中央曾有计划减少退离休官员福利待遇，遭到退离休官员群体激烈反对而无法推行。上述公开福利之外，离退休官员们还有看不见的福利就更惊人。在北京，西郊巨山农场是中办国办官员的蔬果供应基地，蔬果种植时要求不施农药，不用化肥，从生产到采摘的每个步骤，都有严谨甚至苛刻的监管要求。领导人饮用水都是由专车从玉泉山取来的山泉，水源地不仅有严格的管制，而且泉水亦经过层层过滤、化验，并添加有益身体的各种矿物质。官员享受特权医疗，有家庭医生，定期进行医疗检查，生病可以到最好的医院，请技术最好的医生、服用最好的药物。退休省级以上官员住院花费数百万比比皆是。高官们退休生活丰富多彩，娱乐设施周全。以视察、调研为名的公费旅游耗资巨大，出书、出回忆录公费销售是一大变相腐败。仅中共离休干部的巨大公费开支一项已经能够拆穿革命造福人民宣传了。
政府打算以推迟退休的办法应对社保危机是世界各国应对社保崩溃的必然之举。既然社保骗局不可持续，那么让缴费者多缴几年费，少领几年养老金的推迟退休办法无疑最能推迟崩溃。其它国家社保劫富济贫，推迟退休可说是丧失诚信的违约之举，中国社保劫贫济富，推迟退休就不仅是违约，更带有抢劫性质。难怪有缴费者抨击，理论上，政府可以不断推迟退休年龄，推迟到八、九十岁即可用社保基金只收不支的办法将窟窿补上，可那要以社会动荡为代价。面对如此不公平的社保体系，越来越多的工薪者无奈地选择断缴社保。人社部的数据显示，断缴社保者已达数千万，已经有两三成的工薪者选择断缴社保费。
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是年轻人三倍以上，是外国老年人自杀率的四倍多。在湖北京山县，超过30%的老年人死亡是自杀方式。我国目前农民养老实行所谓新农保政策，60岁以上农民每人每月70元的基础养老金只能勉强不至于饿死。国家虽有低保政策，但低保额低至每人每月百元，且发放率很低，多为村干部送人情。（刘燕舞：《农民自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8月版）联合国给出的最不发达国家的最低贫困线是每天生活费1.25美元，合人民币每月300元，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7000美元，号称小康，公务员养老金动辄万元，但贫困农村老人每天养老金不足1美元。他们大都有在城里当农民工的经历，他们被榨干血汗后老无所养。可以说，农村老人大规模自杀了断，其生存权不仅是自己剥夺的，也是是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及“党和政府”剥夺的。
社保基金原本就入不敷出地运行，其资源还在不断流失。根据审计署的数据，从2010年到2013年，社保基金损失175亿元，主要来自三部分：利率损失、自营指数化投资损失与信托等损失。据《华夏时报》报道，2011年3月底，社保基金与4家银行达成固定利率存款协议，在央行加息后社保基金存款协议仍维持原商定利率；抽查社保基金15个使用信托贷款的项目，就有6个项目的用款单位未按指定用途使用信托资金，涉及金额14.20亿元。社保基金如果是监管者，就必须采用委托投资的方式，由社保基金监督投资者，由审计署监督社保基金，董事会、监事会、投资机构的关系才能理顺。而各地的社保基金是地方政府篮子里的菜，全国社保基金逐渐舍弃了全球选秀、由有能力的投资机构进行投资的方式，自营投资越来越多。社保基金坚持自营也即直接投资，而非被市场证明有效的委托投资，由社保基金人员下场充当运动员，公私不分，自营流失，使本已巨大的基金窟窿更大。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5》显示，全国只有八个省份当年社保基金结余为正数，其它省份都出现了亏空，即社保基金被各省政府挪用，用于弥补财政亏空、购建固定资产、弥补经费等等。中国社科院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二十多省市政府约挪用了800亿养老金。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魏杰建议，现在国有企业资本预算，没拿什么钱给社保基金。这样社保就只能靠居民、企业，等于减少了居民收入，政府应以国企分红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以降低居民和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白重恩直言：“中国社保缴费全球最高，对于工资远低于公务员的普通民众是劫贫济富”，建议社保“双轨制并轨”，让公务员也参加缴费，一来实现公平、公正，二来帮助填补社保基金的亏空。还有专家建议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及部分土地出让金收划拨社保体系。上述建议第一难以实施，第二不能挽救养老多体系的崩溃。财政部内部人士直言，从国有资本经济的收益来看，目前即使把央企所有红利收入全部用于社保支出，也不一定能彻底解决社保基金的缺口问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指出：“在现有制度下即使可以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体制改革，也是治标不治本，原因就在于政府有太多动力和机会将自身的福利最大化。”
学者们关于社保的建议与世界银行关于税收的建议一样，没有意义。财政问题、社保基金缺口问题，根源是政府疯狂扩张规模。事实上，“党和政府”及利益集团吞噬了国民财富，将财政收入，包括国民养老的钱花光了。回避这一问题的社保探讨没有意义。税收，土地出让金和国企利润加起来都不够供养“党和政府”，怎么可能有余钱补贴社保呢。在“党和政府”的规模和花费不受制约的情况下，政府对民众养老金的欠账只能越积越大，成为未来债务危机和社会动荡的定时炸弹。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很穷，但城市百姓享有政府提供的低水平医疗、教育、养老等保障，消费率在60%以上。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国家钱多了，但政府本身吞噬本应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保障的财政收入还不够，还要靠卖地生存，推高地价、房价，老百姓缺乏保障，在教育、医疗、住房这 “新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不敢消费，居民消费率大幅降低到了33%左右。政府存在的理由在于为社会大众提供安全、秩序及社会福利等公共产品，提供平等、自由的生存环境。世界各国公认，政府征税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要运用民众的钱向民众提供免费道路，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基本养老，公共卫生等社会福利。现在，世界多数国家建立起了以“穷人优先” 为基本原则，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福利制度。在迪拜，人民不用交税，甚至不用交连电话费，享受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结婚后可分到免费住房。在法国，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三分之一，全民享有医疗保险，看一次医生只须交1欧元的挂号费，其余费用由社保机构划拨医保账户，失业者和低收入家庭享受每月数百欧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全民享受免费教育，学生可获每个学期数十至数千欧元的助学金，一些城市的低收入者还享受免费公交服务，个别城市全民享受免费公交服务，或提供免费自行车。在美国，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五分这一，失业者享受失业金、救济金，国民享受免费大学前的教育，政府设立了专为穷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救助（Medicaid）系统，为买不起医疗保险的低收入家庭提供医疗保障，医院医疗卡片上有这样一句话：“无论你是什么种族，也无论你有没有钱，更无论你是什么身份，你都有权在这里得到治疗”。在英国，社会福利开支约为GDP的四分之一，全民享受免费医疗和免费大学前的教育，90%的大学生享受政府津贴。在德国，社会福利开支约占GDP的三成，社会福利几乎包办了一切，穷人靠社会福利生活得很舒服。在加拿大，全民享受免费医疗服务，住院流浪汉的隔壁病房可能是一位部长。在日本，社会福利开支约占GDP的五分之一，医疗保险覆盖全民，医院不得盈利。在非洲，不少国家也实现了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在拉美，社会福利覆盖所有穷人。在俄罗斯，医疗、教育全民免费，社会福利开支占政府财政预算约七成。在瑞典、挪威、丹麦等北欧国家，社会福利更好，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接近GDP四成。
而在中国，财政开支主要用于供养政府自已和不可告人的秘密用途，“党和政府”推卸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服务少之又少，实行医疗、教育产业化，让医院、学校自己去赚钱，造成医院发病人财为生，学校发学生财，卖文凭为生，学校普遍负债累累，重收费不重教育。经过三十多年的所谓改革开放，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成为世界上极少数没有面向全民的社会福利的国家，国人在教育乱收费，医疗乱收费，高昂房价重压之下没有保障感，毛时代的制度性缺陷没有削弱，反而在加强。如今，“党和政府”及其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占有了绝大部分国民收入，成为新的“大资产阶级”。它们蔑视法律，不断加强对舆论和司法的影响，抗拒政治民主化潮流，通过各种手段维护既得利益。北大社科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家庭收入两极分化严重，2012年收入最低的5%的家庭户均收入只有1000元，处于绝对贫困状态；收入最高的5%家庭的收入占所有家庭总收入的23.4%，是收入最低5%家庭的234倍。中国公布的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承认，中国贫富差距已逼近社会容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