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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黑皮书》:政治解冻期的异见者

2018年08月17日 15:03 评论 PDF版 二维码分享

文:尼古拉.韦尔特(Nicolas Werth) 来源:

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一部分 苏联的暴力、镇压和恐怖(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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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生活质量明显上升,然而对压迫的记忆仍很强烈,同时活跃形式的争论或异议依然罕见。报告指出,1961年有1,300名“反对者”,1962年有2,500名,1964年4,500名,1965年1,300名。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有三类公民成为克格勃特别严密监视的对象:宗教少数群体(如天主教徒、浸信会教友、五旬节会成员和基督复临教派教友);被斯大林式镇压打击最严重的少数民族(特别是波罗的海诸国的人、的鞑靼人、日耳曼族,以及反苏抵抗力量此前特别强大的西的乌克兰人);60年代形成的异见运动中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

1957年发起的最后一场反教权运动(anticlerical campaign),只限于关闭自战争以来重开的几座教堂。之后,东正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对抗减弱为勉强共处。克格勃特别部门的注意力更多地是集中到宗教少数群体身上。他们经常被怀疑接受国外的援助和支持。一些数字显示,这确实只是个边缘问题(marginal concern):从1973年到1975年,116名浸信会教友被捕;1984年,200名浸信会教友或者在坐牢或者在营地服刑,平均刑期只有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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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至1973年间,在抵制化最强烈的地区之一西乌克兰,沿袭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OUN)传统的十几个民族主义组织,在捷尔诺波尔(Ternopil)、扎波罗热(Zaporizhzhia)、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Ivano-Frankivsk)和利沃夫被瓦解。对这些团体成员所判的刑期一般达到5至10年监禁。在立陶宛──上世纪40年代被残酷逼迫屈服的又一地区,当地消息来源透露,60年代和70年代,逮捕人数相对较少。然而,1981年3名天主教神父在可疑情况下遇害,几乎可以肯定克格勃参与其中,让人感到是一种无法容忍的挑衅行为。

克里米亚鞑靼人依然是时代遗留下来的沉重遗产,直到苏联解体。他们于1944年被放逐,其自治共和国从未再恢复。50年代末,克里米亚鞑靼人(其中大多数已被安置在中亚)发起了一场运动(这是时代真的变了的又一迹象),请求给他们集体平反并批准他们返乡。1966年,一个鞑靼人代表团向党的二十三大递交了一份有13万签名的请愿书。1967年9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的一项法令废除了“集体叛国”的指控。三个月后,一项新的法令授权鞑靼人在他们选择的地点定居,只要他们尊重护照法;这些法律要求在任何特定地区工作都要有一份法律文件。1967年至1978年间,不到15,000人成功遵守了护照法并返回家园,约占鞑靼人口的2%。克里米亚鞑靼人运动得到佩特罗.格里戈连科(Petro Grigorenko)将军的协助。他于1967年5月被捕,并被送往精神病院──一种监禁形式,70年代每年用在数十人身上。

大多数历史学家确定异见运动始于后斯大林时代对政治犯的首次大型公审。1966年2月,两位作家──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Andrei Sinyavsky)和尤里.丹尼尔(Yuri Daniel),分别被判在一座战俘营关7年和5年。1965年12月5日,这些作家被捕后不久,他们的约50名支持者在莫斯科的普希金广场举行示威。异见人士们发起了一种方式截然不同的抗议。60年代,他们拥有数百名知识分子;10年后这场运动达到顶峰时,拥有1,000至2,000人众。他们不是对该政权的合法性提出异议,而是要求严格遵守苏维埃法律、宪法,以及苏联所签署的国际协议。异议行动遵循了同样的路线。他们拒绝被当作一个地下组织;他们对自己的结构和运动持相当开放的态度;他们充分利用了舆论的关注度,通过尽可能多地与国际媒体合作,来宣传他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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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百名异见者与苏维埃国家力量之间不成比例的斗争中,国际舆论的分量是极其重要的,尤其是1973年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在西方出版之后(紧接着他迅速被驱逐出苏联)。在几年时间里,由于极少数人的行动,苏联人权问题成为国际上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也成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中心议题。该会议以达成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定》而告终。苏联签署的这份会议最终文件,加强了异见者的地位。他们组建了委员会,以确保《赫尔辛基协定》在他们居住的城市(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维尔纽斯等)得到支持,并转发有关人权侵犯的任何信息。这项信息收集工作已于1968年在较艰难的条件下启动,每隔几个月出现一份名为《时事纪事》(Chronicle of Current Events)的地下期刊,其中列出了任何侵犯自由或人权的行为。在这种新的背景下,苏联的人权侵犯迅速受到国际审查,特别是秘密警察受到制约。随着该政权的反对者成为知名人物,对他们的逮捕不再可能被忽略了,有关他们命运的信息可以在国外迅速传播。耐人寻味的是,警方行为的模式很快就与国际关系缓和的状态关联在一起;1968至1972年,以及1979至1982年,逮捕人数比1973至1976年更加众多。现在依然不可能计算出1960至1985年因政治原因被捕的人数。异见者消息来源记录了那些最糟糕的年头有数百人被捕;1970年,《时事纪事》报导了106例判决,包括21例精神病院强行监禁,以“作为一项安全措施”。1971年,《时事纪事》中报导的数字分别为85和24。1979至1981年数年的国际对抗中,有近500人因类似指控而被捕。

异议现象是激烈反对的一种表现,反映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概念,把个体性(individuality)与集体性(collectivity)对立起来的概念。但在一个政府总是反对言论自由,特别是反对与己相悖意见的自由表达的国度里,这样的现象不太可能对整个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真正的变化发生在其它地方,发生在60年代和70年代发展起来的、诸多不同层面的文化和社会自治领域,80年代更是如此。当时,一部分政治精英逐渐认识到,与50年代同样剧烈的改变再次成为重中之重。#

(编者按:《》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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