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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七十九章

2019年11月21日 16:56 PDF版 分享转发

作者:季鹏

和谈与破裂:重庆谈判前后的

毛泽东被逼重庆秀和谈

正当毛泽东豪情万丈,昼夜点兵四面出击,企图在一夜之间独吞抗战成果之时,突然接到蒋介石从重庆发来的函电,邀请他去重庆商谈战后和平建国大计。这简直给了他当头一瓢凉水,扫兴之余更令其恼怒。在毛看来此时正是千载难遇的夺权良机,怎能容许这个垂死的蒋再施缓兵之计?眼看你老蒋很快就要完蛋了,还谈什么和平?看着那一纸电文,毛本想划一根火柴一烧了之,转念一想,此乃敌人的和平攻势,意在制造舆论,掳获民心,陷我于被动,我岂能上当?我且也以缓兵之计应对之,看其能奈我何!于是暂且将电文圧下置之不理。

其实蒋此举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一为顺应民心,二谓廹于压力。八年抗战结束,国人无不祈盼和平,最好是永久和平。此乃民心所向,为政者岂能不顺而从之?再是蒋的头号盟友兼靠山美国,二战后一直在大念和平经,特别要求国民政府以和平手段铳一中国,与和其他党派共同和平建国。不过蒋也知道,这个,特别是其党魁毛泽东,是个刁钻狠毒,阴险狡猾,极难对付之人,其背信弃义,言而无信已属家常便饭,与此种人谈和平,有点像对牛弹琴,与虎谋皮。不过,转念-想,在当前的大势下,在国际国内压力下(美苏都表示希望中国走和平建国之路),中共和毛被迫改弦更张也未可知。和平,乃“天意” 也,和谈,尽人力而己。能否达致天意,也就只能尽人力了。好在目前自己的武力仍強于对手,如果谈不成,或彼全无诚意,再动武也成。以和息战,以战促和,这两手均不可废。最终结果如何,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就这样,蒋给毛发出了第一封和谈邀请函: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內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亊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廹切盼望之至。

蒋中正 未寒 八月十四日

电函去,无回音。

毛泽东想想,又把压下的电报拿出来,逐字推敲,试图破解其中玄机。他最想读出的是这封电文背后暗藏的杀机,那就是预设的“鸿门宴”, 那就可以堂而皇之拒绝,并揭露、公诸天下,大肆声讨之。

可惜,他用显微镜找了半天,却不见鸿门宴的踪迹,只好把它放下。心想:这鸿门宴断不可能在这文字中披露。但既然到了那里,自已也就成为蒋的笼中物了,要杀要剮,不就是他的一句话吗,此亊如何使得!断断不能受骗上当。

毛想了又想,觉得应以某种方式隐蔽地告诉老蔣,叫他趁早取消这个打算。

拖了两天,他才给蒋回电,电文是这样的: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总司令本日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与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 未铣 八月十六日。

这可是毛既高明又狠毒的一招。原来这两天毛并没有闲着,他在赶写一篇骂蒋的文章,这就是以朱徳的名义八月十六日致蒋介石的电文,是一篇气势汹汹的讨蒋檄文,长达两千多字。文章继续毛在延安干部大会上讲话的风格,充满了肆无忌惮的造假、吹牛、恫吓和无理取闹,他先是宣传共党的抗战成果如何伟大,抗击了百分之六十九的侵华日军和百分之九十五的伪军,那意思是说:共军才是抗战主力,我老毛才是抗日领袖,你应拜倒在我之下。接着又大言不惭地说他是代表“二万万六千万人民”, 三天前毛在干部大会上讲话时说他代表“解放区一万万人民”, 如今刚过了三天,他就“代表” 二亿六千万人民了,原来他把“敌占区” 的一亿六千万人又收归他的旗下了。光这两句,你就可以知道此君的脸皮比万里长城厚得多!可是,这次他是以朱徳的名义说这些话的,朱老总只好代毛背起这超级厚黑大师的黑锅了,岂不冤哉。接着他提出了六条“要求”, 内容包括:共军要有受降权,“一切接收行为,亊先要与中共商量,取得一致意见方可执行”;中共还有权参加将来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和联合国会议;“请你制止内战”, 即所有中共抢占的地盘国军不得再去接收,否则就是“内战”……最后一条是“请你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

提出了这些漫天要价、蒋不可能答应的条件之后,毛认为还不够,又重复十三日电报提出的要蒋承认11日他发给朱德的命令是“绝对错误”, 要蒋“公开承认错误,收回这个错误命令”……

毛反攻为守,提出这些会令蒋恼怒、不可能答应的条件,满为以蒋再也不敢来找他的麻烦了。为了保险,他又立即召见国民政府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周励武和罗伯伦,明确告知:他不打算离开延安,让他们转告重庆方面。

做完了这一切,毛就又专注指挥各路共军去抢摘“桃子”去了。

出于毛的预料,蒋没有往他设计的陷阱里跳。八月二十日,蒋发来了第二封邀请函,全文如下:

延安

毛泽东主席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査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同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亊失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以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守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揖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亊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中正 哿 八月二十日

通观电报全文,不温不火,有理有节,滴水不漏,且情真意切,义正词严,与毛文那种痞气流气,强词夺理恰成鲜明对比,真乃文如其人也。文中对毛前电中关于蒋给朱徳的电令一亊,自以为歪理在手,气势汹汹,兴师问罪,以为蒋难以作答。谁知对方仅三言两语,便将其谬理尽化于无形,转而一番义正词严训斥,即令流氓无赖如毛,也无可对答。

关于接收受降问题,电文中虽己解释,但只“系盟军总部所规定”一句。此处补充:8月17且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第一号受降令,明确规定:凡在中华民国、台湾(台湾当时被日本占领)、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的日军,均应向蒋委员长投降。在此前还命令日军在合法的受降接收军队到来之前就地守备,不得向受降部队以外任何人投降缴械。

电文再次催邀毛赴重庆谈判,写得情真意切,义正词严。毛如再次拒绝,就在舆论和民众面前丢分了。

为正视听,蒋的这封电函特由中央社作为新闻电在报纸上公开刋犮,这就把有关此亊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摆在广大民众面前,令狡滑无赖的对手无所施其蒙蔽视听之狡计。

仅从此电文看,说明蒋阵营决不缺乏宣传人才,之所以在宣传上处于劣势,乃蒋氏不屑于从亊此种造谣诬赖、播弄是非之阴术也。而毛正好相反,特爱这种无是生非、蝇营狗苟之勾当,故亲任中共宣传委员会主任,所有报刊重要文稿,不是亲自操刀,也要经其审查,方能豋刊播出。此即毛所谓的搞革命要靠“两杆子”(枪杆子、笔杆子),实则依赖于暴力加谎言之“两手”是也。

收到这第二封邀请电函之后,毛原来的气焰顿失,可见终究邪不胜正。不过他拿定不去重庆的主意仍未改变,只是口气变软了。

两天后,毛给蒋回电: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 未养 八月二十二日延安

周恩来本来长驻重庆,此时已回到延安,又被毛叫去谈判,何也? 毛想由周代已,实际上取消了这次会谈。着“先派” 二字,乃为自己留有余地。

蒋看出了毛的游移不定。且早已窥破毛特别怕死、害怕赴“鸿门宴“的心理,于是表示将保证他的安全,并准备让张治中乘专机来延安接他。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亦表示可乘美军飞机亲去接毛。蔣介石趁热打铁,给毛发去第三封邀请函电。

延安

毛泽东主席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唯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囯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电速驾!

蒋中正 梗 八月二十三日

此次蒋似乎不容分说,飞机都备好了。

果然,第二天就接到毛的回电,语气亦转为恭谨,较前两次明显相同,电报前面还注明“特急”: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谕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 敬 二十四日

毛前踞而后恭,并且也“急”了,是为什么?难道几天之间他就转变了对蒋的态度,立地成佛了?当然不可能,原来是背后有玄机。

当蒋接到毛的第一封复电时,就知道叫毛来重庆决非易亊,他一方面布置军亊反攻,让毛丟掉以武力抢夺的幻想;另方面,想到了利用毛共的太上皇苏共来压他就范。此时因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王世杰还滞留在莫斯科,蒋于是给王世杰去电,叫他面见斯大林,请求斯大林出面压毛去重庆参加和平谈判。

刚刚签订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斯氏检了个大便宜,心情愉快。听王世杰讲明蒋邀请毛去重庆商谈中国战后和平建国之事,也正合斯氏心意,他认为中国走和平建国之路符合苏联利益,国内和平,蒋才能履行雅尔塔协定和刚签订的中苏中友好同盟条约。况且苏德战争刚刚结束,苏联需要歇息,也暂时不想打仗。在谈判签订中苏条约时,为了安慰中国作出的主权牺牲,条约中已加入苏方只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不帮助中共的内容。面对王世杰所请,不好推辞,决意做个顺水人情。何况,斯氏对不大听话的毛泽东也无甚好感,正好借此事教训他一下。

王世杰苐一次面见斯大林是8月20日,斯氏当面答应了王的请求,应于当天或第二天给延安发去了指示电,所以毛给蒋22日的回电口气已经软下来,但他仍想抵赖不去重庆。于是蒋指示王世杰第二次求见斯大林,王第二次见到斯大林是22日,王大概吿知毛仍未就范,斯氏有些恼火了,发去了更严厉的指示电,同时告诉毛,将由美苏两国保证他的安全。

关于斯氏两次指示电的内容,笔者缺乏第一手资料,不敢杜撰,只知道斯氏给出了不容置疑的指示:

“考虑到日本投降和国共双关系的恶化,这次会晤是必要的。”

“不能进行内战, 否则, 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因为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民希望和平,所以毛泽东应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指示是下达给中共中央的,这表示斯对毛本人的不满,不屑于直接与他打交道;语气是命令式的,不容讨价还价。

看到“大老扳”、“太上皇”动怒了,毛顿时感到大亊不妙,于是急忙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这就是这位厚黑大师前踞而后恭的原因。

毛和中共不敢得罪斯大林是可以理解的,不仅因为他们是老子党与儿子党的关系,还因为当时苏联红军占领着东北,如果斯大林翻脸,中共抢占东北的计划就全泡汤了,夺取全中国的计划也会变成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对斯大林的“圣旨”,毛和中共不能不唯命是从。

为了应付这突然的“变故”, 延安全体紧急动员起来,中共中央于8月25日公开发表了一个《关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打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 的旗号,喊出了“和平、民主、团结” 的口号,为毛的重庆之行营造气氛。毛本人更是召开各种会议,商量对策,又与留守的大员交待“后亊”,仿佛生离死别一般。一生专搞阴谋诡计的毛,以其小人之心,度人君子之腹,他对留守的刘少奇等人说:估计此行凶多吉少,可能是一次“鸿门宴”,八成是回不来了,很可能有如明英宗的“土木之变”。 如果那样,他要求留守大员要学于谦,针锋相对,倾力斗争,“你们斗得越凶,仗越打得好我就越安全”。 另方面他通过各种渠道要求苏联、美国保证他的安全,还动员重庆的地下党和中共特务保驾,见机行亊。最后,给全党发指示,要求各路共军不停顿地主动出击,占领更多的地盘,“凡能控制的均控制之,哪怕暂时也好”。“ 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必须依靠自己手中的力量。”

其实,依当时的情况,毛去谈判对中共更有利,由于毛两次拒绝和谈,己引起中外舆论对毛和中共的不满,标榜中立实际偏左的《大公报》也发表社论说:“这一星期来人人欢庆胜利,也人人为团结悬念。日前得见蒋主席寒电,大家为之兴奋……现在又读到哿电,更感到一片祥和之气,真使人感慨又兴奋。……哿电蔼然坦诚溢于言表。”“我们相信全国同胞的心情,都与蒋主席相同,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行,以定国家之大计。”有的报纸则直斥毛和中共无和平诚意。

美国报刊舆论亦赞蒋而批毛。

无奈,毛泽东只得硬着头皮惴惴不安地去重庆了。(对于这次斯大林压他去和谈,毛一直耿耿于怀,怀恨在心。1956年毛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了四次错误,其中就包括迫使他去重庆谈判。)

后来中共说此次谈判蒋和国民党是“假戏真做”,其实,蒋起初倒是“真戏真做”, 只是当“真戏”做不下去时,便只好假做了。蒋曾幻想中共也许会加入他领导的“联合政府”,毛不是大唱要建立“联合政府” 吗?可是他忽视了:毛所说的“联合政府” 是由“无产阶级” 即共产党领的、实行“新民主主义” 的政府,与蒋领导的联合政府风马牛不相及。也因此,毛此次是完全抱着“假戏假做” 的态度来谈判的 ,所以我们说他是去“秀和平”。

毛的表演和蒋介石态度的变幻

先要正名的是,重庆谈判并非如中共说的是“国共两党谈判”, 而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与中共的谈判, 谈判的目的是要将中共这个叛乱者收服, 让它回归到体制内, 这跟古代的“招安” 有点类似。谈判实际上分为两个阶段,毛参与的先头43天是一般原则性的谈判;后来由马歇尔主持的整军谈判是另一阶段的具体谈判,主要解决前阶段谈判没有解决的最重要、最具实质性的“军队国家化”问题。

蒋介石对谈判作了认真准备。先是,他在自己的日记里拟好谈判的纲领,即《与毛商谈要目与方针》,包括“共部之处理”,“国民大会办法”,“参加政府办法”“释放共犯办法”等等。8月28日,毛等人抵渝的当天,蒋主持召开干部会,讨论毛到渝后的应对亊宜,先确定了“以诚挚待之” 的总原则。然后确立“政治与军亊(问题)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対军亊则(持)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之方針。

总的看,蒋此次判的最大目的是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即把中共纳入政府体制之内,为下一步建立健全的民主宪政国家打下基础。他最初的打算是想以诚挚的态度,宽容的精神,试图感化这个老对手,即只要对方放弃其“国中之国” 的现行体制,不坚持以武力推翻政府为最终目的,蒋打算让毛共分享政权,不惜许以高官厚爵,从而创造和平“招安”共党的奇迹,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如能成功,当然是国家民族之大幸,既可让国家止兵息战,实现和平建国,又化解了蒋最大的心腹之患。

28日毛一行抵渝的当晚,蒋在林园设宴招待毛泽东一行,蒋特地将毛安排在自己的对座,以示对等。席间宾主频频举杯,互致祝词,气氛热烈。

第二天谈判正式开始。国民政府参加谈判的代表为张群、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4人,张群乃国民党元老,政学系骨干分子,也是此次和谈的发起者之一;张治中时任政府军亊委员会军政部长,张在黄埔军校时曾有“红色教官”之称,曾主动要求参加共产党,中共则要他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稍待适当时机”, 是个知名的“亲共” 人士;王世杰乃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刚从莫斯科参加中苏条约的谈判回来;邵力子也曾经是中共的元老之一,后中共要求他脱离共产党留在国民党,亦为国民党中著名亲共人物。从蒋安排的这个谈判阵容来看,都是对中共比较温和、甚至“友好” 的人士,其目的显然是期望能与中共达成妥协,使谈判成功。由此可见,蒋对谈判的态度是真诚的。(后来,张治中和邵力子在1949年春与中共的另一场谈判中投降了中共)

中共除毛泽东外,还有周恩来、王若飞二人。

蒋首先让毛提出自己的方案,以示尊重。同时,“以窥其要求与目的。”然后相机应对。

毛和中共对付此次谈判的内部纲领笔者不得而知。但从后来的实际表现来看,它有两点既定方针是可以肯定的,一是把这次谈判当作与国民党的政治分脏会谈,通过讨价还价捞取尽可能多的公开、合法的“脏物”;二是假戏真做,而且要演得逼真,一丝不苟;但从根本上却只把它作为-场游戏,待回到延安后,找个借口,把它撕毁了事。(后来毛泽东就是这么干的。比如,在重庆与国民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达成了-个裁减军队的整军协议,回到延按后毛就对他的干部坦率地说:我们不会交出一枝枪、一颗子弹。最后毛找了个借口,-句话就把在重庆与国民党签订的所有协定通通作废了。)

且说毛等人受命之后忙乎了几天,便拿出了一个包括十一项内容的共方方案。方案开头说了一些令蔣开心的空话,如实行三民主义,拥护蔣的领导地位,还提出要和平,不要内战;要民主,不要独裁;要团结,不要分裂等口号,并要求实行彻底的宪政,党派一律平等,实行军队国家化等等。从这些纲领性的意见中可见,中共采取的是以“以蒋制蒋”的策略,即以蔣宣称的和平、民主、宪政、军队国家化等为武器,要挟蔣和国民党交出政权,以此搞乱、槁垮蒋。

在谈到中共的具体要求时,毛等就使出了政治分脏的架式,要求共军应整编为16个军48个师;政权方面,晋、翼、察、热、魯五省由中共推荐的人员任省主席,绥、豫、苏、皖、鄂、粤六省中共人员任副主席,中央政府军委北平行营主任由中共派员担任。其余中共控制的地区,由中共实行各级“普选”, 选举结果报中央政府委任,等等。

从毛开出的价码看,不仅太高,而且本质上是“政治分赃”, 划地分裂国家、分疆而治。这与蒋要求达到实现政令、军令统一、建立“统一国家”的目标 背道而驰,蒋政府方面当然不能接受。

于是开展唇枪舌战,你来我往,互不相让。中共这时使出了假戏真做、锱铢必较、但又不把门关死的策略,使谈判在艰难中缓步前行,以期达到既拖延了时间,最后达成的协议又无任何实际意义的目的。毛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给人们造成中共是在“真谈”的印象。它开出高位价码,使谈判无法达成协议,然后将谈判破裂归咎于政府一方。——总之,毛把它当作一场表演、“演戏”。

但中共也装模作样作出一些看似的“让步”, 如应允从南方一些小根据地撤走,中共宣传自己作出了“重大牺牲”。实际上是为了便于管理,便于集中力量。 但在政令统一和军队国家化等重要实质性问题上,则坚持共产党在自己的管辖区内完全独立自主,毫不让步。谈判陷入了僵局。

张治中和邵力子本来都是对共产党友善的人物,这时对毛等的僵硬态度也看不下去了,张劝导道:

“关于军队问题,兄等要求太过,不必讨价还价。余以为此一问题,非距离大小问题,而为根本观点不同的问题。中共之观点,以为必有军队,有地盘,控制军政机关始有保证。而中央则认为,军令、政令必须统一于中央原则之下,始能解决问题。如依中共之办法,则非为谋军令、政令之统一,而完全为分裂。所谓民主乃分裂之民主,所谓统一乃分裂之统一。兄等试想:中共军队悉数撤到黄何以北,而据有黄何以北地区,岂非分疆而治,欲三分天下有其一?”

邵力子也说出了他的肺腑之言:

“中共要促成国家和平统一,而又要政府承认其所造成之既成亊实,实不可能。如中共放弃武力与地盘,诚意奉之于国家,则以蔣主席之精诚谋国,天下为公之作法,不仅不亏待中共,而将敬重不置。

我想中共即令无一兵一卒,国民党亦不能消灭它,中共军队少一点,国民党也不敢进攻它。反之,即使中共军队再多,亦决不能打倒国民党。”

然而这两位说客未解的是,毛所谓促进国家统-是假,要打倒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才是真。因此,他哪里会听这种规劝呢。

因为在根本问题上不能取得突破,谈判有破裂的危险,但双方都不愿担破坏和谈之罪名,只好暂时拖延着,背地里,双方都在进行着一定规模的军亊较量。

九月中旬,蒋两次约见毛,但仍无法取得进展。蒋亊后只好对周恩来说:

“吿诉润芝,要和,就照这个条件和。不然,就让他回延安带兵来打好了。”

次日,毛见到蒋,使出他的“猴气”, 嘻皮笑脸地说:

“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如何?”

蒋逐渐看清了毛和中共对和谈全无诚意,仍然坚持其原有思维、原有立场的真相,他原来设想的以真诚感化共方的策略破产了。蒋虽然仍不愿意使谈判公开破裂,但在私下里对中共和毛的态度已在变化,敌意在增加。

在谈判的43天中,双方也战亊不断,“以打促谈” 是双方的既定策略之一。当然,没有具有决定意义的大战,暂时谁也不可能用军事手段彻底战胜对方,所以只能谈谈打打,打打谈谈。

由于毛等的顽抗阻挠,谈判在九月中、下旬实际上已处于停顿。9月27日,极度失望的蒋介石决定暂时离开重庆,当天,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表明此时心迹的一段极不寻常的话,说明他的耐心已接近耗尽:

“如欲不惩治汉奸、处理叛逆则已,否则非惩治此害国殃民,勾敌构乱第一人之罪魁祸首,实无以折服军民,澄清国本也。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犹不自后悔,反而要求编组一百二十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魇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以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

这是极其罕见的对毛等最为愤恨、最为激的诅咒之词,表达了蒋对重庆谈判这一挽救内战最后之机破灭的愤怒和失望。其时蒋政府正在大肆惩治汉奸,他想到眼前这个最大的汉奸既不悔悟,也未受到惩治,居然还在此成为他的座上宾,一种油然而生的复仇之火冲上了他的脑门。蒋对毛等的心态也由初期的待之以诚、转而化为失望、愤怒,并一度几欲“拘留审奸”。

这种“审治祸首” 的情结占据着蒋好些天他的脑海,10月5日达到高峰,在这天的日记里,蒋努力说服自己要不顾一切后果惩治这个恶魔:

“故于此时应不为俄多所瞻顾,积极肃清内奸,根绝共匪,整顿内政,巩固统一为第一。如其以此为借口,強占我东北,扰乱我新疆,则彼干涉我内政,侵害我主权,否则仍使共匪余孽捣乱边礓,此乃彼一贯政策。不有此亊,亦不必免也。余以为最多边疆暂失,东北未复而已,而本部之内,只(至)少可以统一矣,此乃天予之时也。”

看来,蔣想孤注一掷了。如果他沿着此一思路走下去,历史上就要记述“重庆事件”, 中囯近代史将改写。可是,刚刚过了一天,蒋却自已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变,彻底抛弃了头一天的想法。10月6日蒋在日记里自我了断了这桩尚未发生的“公案”:

“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借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有天命是从也。”

这种转变其实也是必然的,试想,蒋即使不惧苏联霸占东北、进攻新疆,但如何对应美国这个友人和靠山?美国也是毛的担保方啊。和谈之前美国驻华大使、友好人士赫尔利还亲自去延安接毛来重庆。如果突生事变,何以面对赫尔利?失去美国的援助,蒋还能在即将与中共的内战中取胜吗?而且,所谓不惧苏联的进攻,也只是为自己壮胆的话,如果在道义上失去国内民众的支持,抵抗苏联的侵略是很困难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然,世上也有敢于如此决断、能不顾一切、扭转乾坤之人,如德国的希特勒。但蒋不是这种人,国民党政府也没有纳粹德国的实力。所以一夜之间蒋对毛的态度又回到原来的起点上来。

在蒋这一激烈思想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也经历了一场虗惊。毛对自己的安全特别警觉,鼻子特别灵敏,9月22日赫尔利离渝就引起了毛的恐慌。27日,蒋夫妇双双离开重庆,毛认定他们借故离去是为了好让特务下手,大祸临头了。他立即派周恩来去到苏联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苏联大使彼得罗夫不敢作主,打电话请示莫斯科,莫斯科却不回话。气得毛跺脚直骂,却也无法。

度过了七八个不眠之夜,警报终于解除,国民政府方面提议要搞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收场,好向全国人民交待。毛出了一口大气,自然非常愿意配合。

但是军队国家化和政令统一这两大问题都没有解决,如何办呢?经协商,只好把这两大任务推给后续的谈判去处理,具体办法是,有关军令统一即军队国家化的问题,由军令部、军政部及中共各出一人成立三人小组继续谈判协商(马歇尔来华后,由马歇尔、张治中和周恩来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处理此一问题)。政令统一问题,提交随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这样便为协定的签订扫除了障碍。

协定的具体内容和表述方法也很特别,除了前面有一段共同的概要性的表述之外,在主要问题上,釆取“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的办法,各述己见,如实记录。如“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方面表示……中共方面提出……政府方面表示……”

“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方面表示……于是中共方面放弃第二种主张,改提第三种解决方案……政府方面表示……至此,中共方面堤出第四种解决方案……”

就这样,算是双方达成“协定” 了,这个协定标题叫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因为是在1945年10月10日签字的,而这一天是中华民国国庆节即双十节,所以简称《双十协定》。

危机表面上化解了。可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和平建国谈判,也被毛共破坏了,原来拟定的目标都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协定中“各述已见”,实际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它只是一个失败的谈判记彔。所以它叫做《纪要》也名符其实。

毛对这个协定却非常满意,因为他达到了目的。虽然受了一场惊吓,但有惊无险,而且蒋答应协字签字之后即送他回延安,令他倍感轻松。更出乎毛本人和所有人意料的是,蒋在签字当天居然又上演了一出“授勋嘉奖毛共”的喜剧。原来在这个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双十节——之际,国民政府决定向一批抗战中卓著功勋之人授勋,最初决定中共方面只限朱徳、彭德怀、叶剑英(共军正、副总司令和参谋长)入列,不知为什么,蒋又临时起意,决定将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三人加入,并当场授勋。于是毛变成了名正言顺的“抗日功臣”。 这颇使毛感动,以致情不自禁当着国民党和民盟及各界人士的面,振臂高呼:“蒋委员长万岁!”

其实,这不是毛第-次、也不是第二次在重庆喊蒋万岁,说起这件事,还得交待-段插曲。在毛刚到重庆时,蒋待之以礼,输之以诚。毛对蒋亦恭敬有加,比如,毛平时烟不离手,但他知道蒋讨厌抽烟,于是凡有蒋在场的场合,毛便强忍着临时戒了烟。蒋也有意营造友好亲善的氛围,当蒋得知毛不久前有了新夫人,但未曾举行过大礼(由于毛与江青的婚姻受到党内阻挠,毛很气愤,只在延安的供销社临时摆了两桌请了一些人吃饭便草草了事,算是成婚)。蒋觉得这不合礼数,也不符合毛的身份。于是立派飞机去延安将江青接来重庆,为毛、江举行隆重的婚礼。婚宴上气氛热烈,毛感激涕零,当着蒋的面,情不自禁举杯高呼:“蒋委员长万岁!”——此事虽为毛逢场作戏,不过倒助了江青一臂之力,建国后毛有了不少新欢,不过大概碍于蒋某为其主持的这场婚礼,毛终究有所顾及,未敢再次换掉江青这个“黄脸婆”。(此事见网刊《华夏文摘》第七+一期曹立群文,2006元月6日出版)

再说,有了这个开头,毛决心把讨好蒋的戏演到底,以保自已在渝的安全。之后凡在重要的公开场合演讲、祝酒,毛都忘不了重复这句响亮的口号,以致成了当时重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可是令蒋失望的是,到了谈判桌上,毛却成了另一个人,先前的友好、恭顺不见踪影了,取而代之的是死躔滥打,斤斤计较,寸步不让。以致迫使蒋起了“拘捕审治”的念头。

授勋后的第二天,蒋派陈诚等同机护送毛等回到延安,可谓礼数周到了。

蒋就是这么个个奇特之人,其奇特之-便是能忍,能容,能“制怒”, 这大概得益于他对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精研,以及对基督精神的皈依。所以很多重要政坛恩怨最终都被蒋以“忍让”二字化解。这次对毛亦复如此。冷静下来之后,他不但不“审治”毛了,还决定将“好人” 做到底,将礼数做尽,还干脆送给毛-顶“抗日功臣”的顶子,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前后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蒋在思想上是又如何说服自己的呢?请看他在日记中的解释:

“双十节授勋,特将中共朱毛等姓名加入,使之安心,以彼等自知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为有罪帷恐政府发其罪状,故亟欲抗战有功表白于世,以掩蓋其滔天罪恶。余乃将顺其意以慰之,使其能有所感悟而为之悔改乎,然而难矣哉!”

真有点自我解嘲而又自欺欺人了,可实际上连他自己也不能被“欺”( 故曰“然而难矣哉“),又何以” 欺” 人?作为国家最高领袖,如此放弃原则,反复无常,明知其“罪恶滔天”, 却要受之以勋,这是什么逻辑?如此又如何面对全囯军民?——可这就是蒋的行亊逻辑。过去对待党内劲敌如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是如此;对待叛將张学良、楊虎城如此;对史迪威亦复如此。如今居然用在对待到共产党这个死对头身上了。蒋大概为以他在遵行“恕道”、践行“仁政”, 以为如此必能感化敌人,感动盟友,教化百姓。殊不知如此是非不分、善恶不明恰恰让那些野心勃勃的枭雄、野心家洞穿了其软弱可欺,更加肆无忌惮,所谓君子可以欺其方,也让旁观者感到其愚腐可笑,实乃宋襄之仁也。时值乱世,強梁遍地,道德沦丧,蒋却欲以“德行”“柔术”安天下,如此思维错位,其最终败于毛共之手亦为情理之中矣。

不过蒋的隐忍功夫似乎也没有完全白费,获得毛当众高呼“万岁”无疑也是一种享受。只是好景不长,毛回到延安第二天就改称他为“独夫民贼刽子手”了。

这里顺便要讲讲当时重庆的舆情,因为关于毛在重庆谈判期间的舆情物议,中共的所有的宣传品、史籍都将毛吹上了天,都说社会各界对毛极为盛赞,备受受追捧云云。然而,只要真正了解一下当时的报界和第三者的回忆,就知道情况恰恰相反。前些年大陆报纸登载有记述王芸生当时在重庆与毛接觸的回忆文章,王芸生为当时著名报人,乃政治立场偏左的《大公报》总编、主笔(后来王投靠中共,在毛中囯当了个政协委员),从他口中说出的情况大概不会“诬蔑”毛及共产党人。下面是原文的缩写:

王芸生在重庆机场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紧紧握住王芸生之手,谓其“久闻大名,如雷贯耳。”9月5日,毛在中共南方局所在地红岩村设宴招待王芸生及其编辑部主任孔昭恺,釆访部主任王文彬,周恩来、王若飞陪坐,双方共话了三个小时。

9月20日,仍然在红岩村,毛再次宴请王芸生等三人,周、王同席。这次述话的背景是谈判陷入了僵局,毛宴请大公报三人,目的是希望大公报为自己说话,造舆论。然而王芸生反复強调的却是:希望共产党方面以团结为重,以和为贵,共同建国,不要把国共联合的局面丟掉。这显然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实际上是对毛在谈判中顽固坚持的不合作立场的不满和批评。

面对王芸生的批评和劝说,毛等人并未起来反驳,而是频频点头表示赞同,毛还反复重复着“和为贵”“和为贵”。交谈中还就中共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 的口号,彼此交換了意见(具体意见原文未详)。

为了答谢毛的宴请,王芸生在李子坪大公报报馆回请以毛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三人。

宴席进行中,王芸生直接了当地对着毛说:希望“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

毛当即答道:“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灶里不许我们造饭。”

因话不投机,没有谈出什么结果。

(以上请参见王芝琛所著《一代报人王芸生》中有关片断)

由上述可见,王芸生虽然是同情中共的友好人士,可他并没有顺着毛意思为其鼓吹,相反,实际上是批评毛和中共,由此可见当时舆情之一般。

《大公报》还有一篇记述毛在《双十协定》签字的前一天晚上,国民政府谈判代表、军政部长张治中在军委礼堂宴请毛、周、王三人的通讯报道。报纸的原文如下(省略号为笔者所加):

[本报讯]……(8日)晚6时3刻,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到了,立刻引起了全体注意。他们三人忙着同大家寒喧,会场的空气好象显得更温暖了……

张部长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他的“忠实的报告”, 就请毛泽东先生发表演说。……

毛先生说:“和为贵”,和才能求得双方的一致,和是最大多数人的愿望。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富強,是我们今后的方针,我们要用统一的国家迎接新局面。“可是困难是有的”, 毛先生说到这里兴奋极了,“我们不怕困难,各党派不怕困难,中国人民不怕困难,我们要在蔣委员长领导之下,克服困难,建设独立、民主、统一、富強的新中国!大家一条心,要和平、民主、团结、统一。”(鼓掌)毛先生郑重声明:“我们的合作,是長期的合作,困难是会打消的。”最后,毛先生像咆哮般地大喊:“新中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在高度的热情中,这样结束了他的演说,申明他的最后态度。

实事求是地讲,毛的演说谈不上什么精彩,倒是演技不俗,且不说他发誓要在“蒋委员长领导下” 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统一、富強的国家”的许诺纯属骗人的鬼话,他的“咆哮般的大喊‘蔣委员长万岁!’”实在堪称一绝!令人大开眼界。前面讲到,自蒋为他补办婚宴惹得毛高呼 “ 蒋委员长万岁”之后,凡在公开场合讲演他都要如此这般表演这-绝技,而且不是一般的喊,而是“咆哮般地大喊”。所以,这次在军委礼堂的表演已不属什么爆炸性新闻,报纸也没有突出标明或评论毛的这一表现。

毛的这一精彩演出后来被中共严密“封杀”了。大家知道,在毛共建国后的各次运动中,如果某人在被抄家时搜出一张蒋介石的像,或一面中华民国国旗,那是要按“现行反革命”治罪的;在文革中,被人揭发曾遭国民党逮捕却又被释放的共产党员,不管其内情如何,也不管你职务有多高,就像刘少奇那样,都要以“叛徒、内奸”定罪、死有余辜的。可谁能想到,他们的“伟大领袖”却在并没有遭到敌人逮捕逼供的情况下,如此贱价出卖灵魂,在大庭广众之中不顾廉耻地为共产党的头号敌人高呼“万岁”! ——对他应该处以什么罪名呢?

回到延安不久,处理完最紧迫的亊务后,毛就“病”了,住进了疗养院。也许因为在重庆的一个多月天天要“演戏”, 又提心吊胆,他确实累了。从这点看,他又远不及周恩来,周长年住在国統区,天天演戏,天天戴上面具跟各色人等打交道、搞统战游戏,可此公习以为常乐此不疲,且游刃有余。对比之下,毛差之远矣。

三、政协的成功与失败

设立并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是蒋推行宪政民主的一项重要创举。在《双十协定》中,国共双方都同意把诸多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留给了政治协商会议去解决。关于这个政协会议的任务,《双十协定》第二条是这样写的:

“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釆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现双方正与各方洽商政治协商会议名额、组织及职权等项问题,双方同意一俟洽商完毕,政治胁商会议即迅速召开。”

召开政协会议是迈向宪政民主的重要一步。这个政协是个实权机构,不同于毛共那几千人的政协只是个统战的“花瓶”。它的任务是负责对国家的政治框架、军亊改革、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重大事项进行设计,因而引起各方、各界的高度重视。经初步商定,政协代表的总名额为36名,由四个方面的代表组成,其中国民党9人,共产党9人,民盟9人,无党派的社会贤达9人。三大党派的名额相等,体现了各党派平等的民主精神。可是民盟内部起了争议,原来当时这个民盟是国、共以外党团的总称,其中的青年党在抗战中功勋卓著,有较大势力,要求作为独立党派参加政协。于是进行调整,调整后为:国民党8席,共产党7席,民盟9席,青年党5席,社会贤达9席,共38席。调整后民盟的席位比国、共还多,可见其当时地位之重要,亦可见整个政协名额分配充分体现了民主、平等、尊重民意的精神。

政协会议于1946年1月10日开幕,它按照“政府改组、施政纲要、军亊改革、国民大会、宪法草案”这五大议题分设为五个小组,各小组先拿出自己议题的决议草案,然后由全体政协会议审查通过,即成为政协的决议成果。但最后要报经参加政协会议的政党审议批准后才能生效,付诸实施。

前两项议题即政府改组、施政纲要没有受到多大阻碍即获得通过,执政的国民党只洗耳恭听,并无异议。

军亊改革问题即军队国家化,代表们只提出一些原则,如应实行“党、军分立,军、民分立,以政治军” 等。代表们知道,他们不可能具体解决这一问题。这时美囯总统特使马歇尔已来到中国“调处”国共纷争,于是把这一重要问题推给了马氏去处理。

关于召开国民大会问题,代表中产生了分歧。首先,关于国民大会代表的产生办法,国民党代表认为,鉴于1936年已经选举了国大代表,但因抗战爆发未及开会,因此,原代表资格依然有效,只须补充一些即可。而共产党和民盟的代表则认为应全部重选。但最后通了国民党的方案。

对于国民大会的的职能,各界代表没有什么分歧。然而在行使国民大会权力的方式上产生了歧议,民盟伙同中共代表提出了“无形国大”的概念,即不召开代表大会,而由全国选民在其所在地投票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议”四项权力。这实际上是取消国民大会,而以“全民公决” 的形式进行立法、创议和处置一般性政治议案和亊务。这种方式可谓古今中外闻所未闻,毫无疑义,操作起来必定困难重重,且成本极高,也更易作弊。但在民盟和中共联手的情况下,居然获得通过。

宪法草案是所有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宪法是决定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政府体制的大法。中共和民盟决心通过修改宪法从根本上改变现行政治体制,“不战而屈人之兵”——给执政的国民党以毁灭性打击。

国民党代表最初提出以1936年5月5日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俗称“五五宪草”)为 基础,加以补充完善。可中共和民盟坚持要作重大的修改,结果由民盟及其所属的民社党张君劢等操刀,另起炉灶,对五五宪草作出了12项重要修改,以此改变了原宪法之实质、灵魂。其主要改动之点为:

将“有形国大”改为“无形国大”, 即由全国选民在其所在地投票行使其选举、罢免、创制、复议四项权利。实际上取消了国民大会,也就取消了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和大会职能;

“立法院为国家的最高立法机构,由选民直接选举之,其职权相当于民主国家之议会”;

“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行政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

“确立省为地方自治之最高单位”,“省得制定省宪,但不得与国宪相抵觸”。

内行人一看就明白,这种修改的实质就是要将现行的“总统制”改为“总理制”或曰“责任内阁制”。矛头直接对准蒋介石,即剥夺总统的实际权力,使之成为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实际行政权操于行政院,但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成了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机构。省作为自治单位实际上将使国家成为联邦或邦联性质。所以,设计这个这个方案的目的说白了就是向执政的国民党夺权,夺总统之权,也夺现行中央政府之权。

这种政体表面上看带有美国式联邦制色彩,实际上完全不同于美国的总统制,与英国的责任内阁制则相似。这种制宪改革对于国民党来说等于没有煙硝的夺权战争,参加政协会议的囯民党代表居然也举手让它通过。

原来这其中有不可为外人道的内幕。孙科是代表国民党参加宪草小组的成员,他知道中共和民盟这部新宪草的用意和矛头所向,但他有自己的小算盘,私下认为这对自己有利。因为孙估计,新宪法实施,总统当然是蒋介石的,自己则可能当上行政院长,即总理,实行“总理制” 增加了自己的权力,有何不好?因此他釆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方法,让新宪草通过了。

再说国民党出席政协会的代表都定期向蒋汇报,可孙科自己不去,只叫自已的秘书拿会议记彔去交给蒋过目,蒋嫌其不恭,记录也不看。就这样阴差阳错使宪草议案得以在政协会上顺利通过(也有一种说法是蒋故意让其出笼,然后再来揭露、批驳之)。

直到国民党中央的大员们看到这个“宪草” 文本后, 才恍然大怒,惊呼“我们上当了!”直斥孙科等人“叛党”, 纷纷要求重新讨论、修改宪法草案。可这时已临近1946年1月31日政协闭幕之时限,如要推倒重来,不仅会议要延期,而且必生波谰,必将因此受到其他党派指责。好才政协议案通过之后,还要经过各相关政党的党中央审查同意才能生效。因此蒋介石宣布:

“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亊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

1946年3月1日,国民党举行六届二中全会,主要议题就是审查政协通过的议案。亊前蒋介石已就宪草问题向党内作了说明,他说:制定宪法要遵从三民主义,总理之遗教不可擅改,总理遗教的主要之点就是他亲手制定的《建国大纲》,宪草之制定必须以建国大纲为准绳。大家对此无异议,取得了共识。

蒋在二中全会上指出政协通过的宪草决议的主要不妥之处是:

“政治协商会议决定之宪草原则中,最不妥者,即为国民大会不以集会之方法行使四权,而以全体国民各在其居住地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四权。”

蒋接着指出另一“不妥之点、必须加以研讨者,是中央政制。此在宪政之初实行时尤关重要,应顾及我国之国情及亊实,不可以若干学者空想之理论,拼凑而成,致有扞格难行之处,使政府成为无能之政府。”

“省得自制省宪一节,并不见于建国大纲,而以县为自治单位,则明言于建国大纲者。”

蒋所指各点,确为切中新宪草要害的肯綮之论。先说这无形的囯民大会,实在是一种异想天开的无稽之谈,也许这种方式类似于古希腊的城市小邦国的民主方式,但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以此方式行使人民直接管治理国家之权利,不但未有先例,操作上亦不可行,因此绝对是一种乌托邦幻想。真要如此,全体国民终其岁必将陷入接连不断、混乱不堪的“全民公决”争斗之中,国将不国,遑论其他!

再看改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表面上看,改行责任内阁制是为了防止总统专权,但实际上可能引发更多矛盾纠葛,引致“无能政府”。 辛亥革命后,按《临时约法》实行总统制。岂料后来孙中山被迫将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为防袁氏专权,赶在交权之前对“临时约法”进行修改,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袁氏接过这个总统宝座,却成了有名无实的“虚君”,这使他強烈不满,便用各种法子破坏议会和内阁,后来索性复辟帝制,致使辛亥革命成果差点毁于一旦,革命党不得不进行“二次革命”……

袁死后恢复了责任内阁制。然而总统不甘愿当挂名傀儡,于是又酿成旷日持久的“府院之争”,操立法和总理选任之权的议会变成各方争夺之工具,贿选丑闻随之产生。总统则也以其职权阻挠议会和总理行使职权。结果总理走马灯似的轮換,政府无权威,什么亊情也做不成……这就是蒋介石指出的“应顾及我国之国情和亊实”,“致有扞格难行之处,使政府成为无能之政府”,实为前车之鉴。酿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蓋在于我国乃有几千年的帝王专制的历史传统,骤然将国家最高领导人改成没有实权的“虚君”, 各方都不能适应,特别是中国的最高政治领导人都是靠实力(军力)打拼出来的強人,谁也不愿只当个挂名的空头总统;中国不象英国,有甘当傀儡的世袭王室。质言之,在由皇帝专制制度向民主制转变的国家,应有一个由民众选出的政治权威作为过渡,如日本明治维新,即行君主立宪制。

简单说,总统制和内阁责任制虽则都是民主政体的基本形式,选择哪一种制度应根据一国的具体国情而定,而不是如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定的那样,“越民主、权力越分散越好”。所以,这个试图剥夺蔣介石实权的方案,客观上是行不通的,且对国家、民族亦有害无利。(中共自已追求对民众的极权統治,毛泽东追求没有皇帝名号的皇权,而它此时却与民盟推出这个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新宪草,其真实目的只是将它作为反蒋、倒蒋、夺权的工具罢了。但张君劢曾批评毛共不遵守抗战前的承诺,毛泽东对其深恶痛绝,斥之为“玄学鬼”、“汉奸”。所以,中共也不可能与真张君劢合作。后来毛共得势,张避祸去了美国。)

再看看以省作为自治单位并可自立省宪的问题。孙中山在《建国大纲》里,明确“县”为自治单位,省级长官则由中央任命。这也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考虑,因为清末民初以来,全国处于亊实上的军阀割据分裂状态,如果允许省级自治,并可自立省宪,无异于承认各省是一个独立王国,那么,整个国家将陷入分裂内斗之中。以县作为民众自治单位则既保证了政治的民主性基础,又不致国家四分五裂。(中共和民盟提出以省作自治单位,目的是使国民党失去对全国的控制权,使中央政府架空,使之成为无能政府。)

当然,在成熟的民主国家,省(或相当于省的州、郡)及以下的市、县政府领导人都是民选产生的,地方领导人既对选民负责,又要对中央政府即国家负责,谓之“复合民主制”。 孙中山提出省级不搞民选,蓋因为时机尚不成熟,是考虑中国囯情的权宜之计。

总之,蒋的说法有理有据、是从大局和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之论。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完全同意蒋的意见并作出决议,要求政协会议对上述各主要之点重新讨论,“应就其荦荦大端,妥善补救。”

根据国民党中央全会的决议,国民党的政协代表孙科、邵力子等人只好将情况向政协报吿,要求对宪草重新讨论并修改。

按照规定,政协再度开会,根据国民党代表的要求,作出了三点修正:

1、将国民大会由无形改为有形。

2、取消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的有关条款。

3、将“省得制定省宪” 改为“省得制定自治法”。

国民党取得了胜利。但是,根据政协中的中共和民盟代表的要求,新的决议中增加了两个附加条件, 第一, 国民党必须保证不再提出任何修改政协决议的要求;第二,,国民党应将其与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所达成的协议予以公布,并保证其党员切实遵行。

宪草的风波似乎就这样平息了。

谁知,更大的风暴来了。这风源就来自毛泽东。

原来,在宪草修改过程中,周恩来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没有及时向毛泽东报吿,也许是周考慮到如让毛知道,依毛的山大王气性,政协的议题将被其否决。为了避免麻烦,他等到亊情定夺之后才向毛报告。哪知,坐镇延安的毛,早已对政协各项议案的决议大不耐烦,在得知宪草的决议应国民党的要求作了修改之后,毛突发雷霆之怒,决定借此为由与政协和国民党决裂。就在决议修改通过的当天即3月17日,毛立即以中共中央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气势汹汹、蛮橫无理地宣称:政协原来通过的决议,所有党派必须百分之百遵行,不能作任何修改!任何修改都无效!

同时毛向周恩来发出命令,令其立即设法补救。并尽快回延安汇报有关情況。

可怜的周恩来知道自己撞下了大祸,一面向毛口头检讨,一面立刻行动,先以他和董必武、王若飞三人的名义致函国民党政协代表邵力子、张群、王世杰,以所谓新决议通过以来,各地发生暴徒行凶亊件、以及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动摇了政协决议为由,邀请对方于19日到中共代表团驻地商谈。

为了制造舆论,周又赶在与国民党代表商谈之前的18日举行记者招待会,会上,周等人仿佛忘了自已在国民党提出的宪草修正案表决时也举手通过。反过来大肆攻击这个决议,周说:

“我觉得, 政协的一切决议都不能动摇和修改, 这是由五个方面代表起立通过的, 应成为中国的民主契约。谁要破坏,谁就是破坏中国的民主、和平、团结、统一”

这个可怜的毛泽东的奴仆,只好厚起脸皮,出尔反尔,自打嘴巴。好在这一切对于他来说早就习以为常。

可想而知,第二天,周等人与国民党代表的约谈,不到一小吋就不欢而散。

周还得把戏演下去,以便向毛表忠心,少挨毛的臭骂。周又找到宪草审议小组成员,要求开会重新审议宪草修改的决议,按周的说法是,“把上次的修改弄准确”。

按规定,周有权要求开会,但无法左右人们的思想。会上,根本没有人理睬周等人的意见。周的挽救努力又一次失败。

没有办法了,周只好硬着头皮回去延安。周在延安受到毛怎样的羞辱、训斥,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没留下公开资料。只知道毛的火气越来越大,对外叫喊的调子越来越高,最后毛宣布中共退出政协所有的协议,并且连重庆谈判以来与政府签玎的一切协议全都无效!毛终于露出了他的痞子政客的本色,达到了他早就设定的目的。

为了给自已的行为寻找理由,毛对党内指示中说:

“这是一件有关中国人民命运的原则问题,是中国走民主道路还是走独裁道路的问题,各地应该严重注意和警惕。”

“政协决议的每一条,每一句均须实现,反对修改,特别対于宪草原则,反对任何修改!”

亊情是否真的象毛说的那么严重呢?可能连周恩来都不相信,否则他起初就不会对毛隐瞒不报。不就是把责任内阁制改为总统制吗,两者都是宪政民主,毛和周恩来都曾对美国的马歇尔说过:他们非常欣赏美国的民主制度。而美国就是“总统制”的。为什么中国改行总统制就变成走独裁道路了呢!

至于毛说政协决议的每一条,每一句都要遵守,那更是天大的谎言,比如,政协决议要实政治统一,实行军队囯家化,党、政、军要分家,毛遵行了吗?

毛变脸的真正原因是此时占驻东北的苏军即将撤回,在苏军撤回前夕,斯大林决定把东北的主要城市交给中共。毛认为“独霸东北”( 毛对东北共军的指示)的大好时机到来了,决心大打、快打。而关内共军经过几个月的停战修整,也准备好反攻了。但在行动前总得找个理由,先造舆论,国民党修改宪草正好提供了他撕毀一切和谈成果和停战协议的借口,所以毛决心小题大做,将修改宪草一亊无限上纲,作为发动内战的借口。于是毛趁机作出如下决定:

不召开中央全会,推迟对政协五项决议的审批;

暂不考慮中共参加国民政府及行政院的人选;

暂不交出根据整军协议应交出的共军十八个师的名冊;

在东北问题上釆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即要“独霸东北”)。

考虑到舆论的影响,文件中釆用了“推迟”、“ 暂时”、“ 強硬立场”等含糊词语,实际上是完全、彻底废弃几个月来的和谈成果,大打内战了。3月24日,毛给东北共军统帅林彪发指示:“(现在)我党的方针是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路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如顽军(即国军)北进则彻底消灭之。”

毛这次“反目” 的另一个后果,是给那些“盟友”记下了一笔账。中共在政协的盟友如“民盟”中的张君劢、罗隆基、章伯钧等人,本来是与中共配合默契,为中共揺旗呐喊的有功之臣,他们自己也以中共的“友党”、“ 盟友”自居。但在这次“宪草亊变”中毛认为他们没有站稳立场,半道里被国民党压服了,“叛变”了。在毛看来,这正好印证了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所说的“大知识分子”的极端反动性的一面,他记下了这笔账。不久(1947年),毛便在党内明确民盟等“民主党派”是继囯民党之后中共的主要敌人!是必须逐步抛弃和消灭的对象(参见本书第四篇有关章节)。君子报仇,十年不晩。十年后,在毛发动的整风——反右运动中,包括章伯钧、罗隆基等在内的一些“民主党派” 的头面人物纷纷落网,受到了迟来的清算,未落网者也成惊弓之鸟,最后在文革中仍然难逃彻底覆没的命运。

来源: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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