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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学人干政与宪政转型》序言
来源：博讯，旨在为读者提供多元信息，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作者：冯崇义
收集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是2015年“温哥华咸氏国际论坛”的会议成果，是直面现实、直面敏感政治问题的学术探讨。筹办这次会议和编辑这本文集，其用意和基本思路，是由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行家里手，从不同的学科视野深入分析中国现状和宪政转型的关键问题，同时从学术和政治两个层面为中国的健康发展贡献力量。尽管我们未能如愿以偿地邀请到所有心仪同仁，但到会共襄盛举的学者分别来自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哲学及媒体界，集思广益以飨读者。
作为高度关注世道人心、国事民瘼的一群志同道合的学人，我们聚在一起，当然不拘泥于书斋训诂、坐而论道，而是面向社会、面向大众、直接介入现实，提供学术性公共产品。我们不但没有回避政治，而且突破所有禁区，正当地将现实政治纳入学术研究的范围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评论。履行学人论政的责任、拓广以学干政之路径，对于困扰时下中国的种种重大问题，除了努力在学理上探明原委，还致力于直接以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来推动中国的政治变革和宪政转型。有良知、有思想的仁贤君子，必须以各种方式议政参政，以将政治导入正轨。我们在总体上不赞同柏拉图，特别是反感他为专制主义张目的种种言说，但我们欣赏他的《理想国》一书中的一句名言：拒绝参政掌权的最大惩罚，就是被糟糕的人统治。
我们确定如此明确的政治目标，是否会影响我们的学术成果和结论的客观性？如何保证学术成果的客观性和说服力，是学术界、特别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内部颇有争议的难题。现代科学知识的威力，建立于客观性这一基础之上。在自然科学领域，人们求取新知的基本套路是：观察经验事实而提出假设、接着依据经验事实进行归纳和逻辑推论、再按照公认规则对推论和预测进行测试和检验，能够经受反复检验的说法，便被确认为科学知识。依靠这一套路获取和论证人类知识的理论和方法，在哲学上被称为“实验主义”（empiricism）和“实证主义”（positivism）。被称为“现代实验主义始祖”的培根突破中世纪神学的桎梏，不再将神的启示、形而上的思辨或由 “纯粹理性”推理演绎而来的先验结论作为人类知识的来源，而是将科学实验作为获取科学知识的法宝，凭借人类理性和严密逻辑去整理和分析可以客观地观察到的感性材料，归纳、推导出具有客观性科学理论和人类知识。 后来，在自然科学中形成的“科学方法”被应用于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催生了“社会科学”。正像自然科学中的“实验主义”一样，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认为，通过对经验事实的观察、比较、鉴别、整理、分析和归纳，就可得到并证明有关人类社会的客观知识。实证主义在本体论上是“朴素的现实主义”，认为社会过程与自然过程一样，都是独立于人的意志与行动的客观过程，具有客观规律性和齐一性，可以被客观地观察、了解和掌握。
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学派内部，又进一步发展出“逻辑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者们特别强调人类世界和物理世界遵从同样的逻辑、存在普遍规律，因而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就是要发现这些逻辑和规律。他们主张尽可能采用定量研究，通过采集足够的样本形成统计数据或“中立”于理论和研究者的事实，进而用严格控制的“科学方法”对这些统计数据和相关变量进行“中立”和“客观”的分析，从而得到令人信服的客观知识。 “自然主义”者们则认为，采用定量研究的“科学方法”， 特别是采用特定的模型、操纵特定的程序来将研究对象纳入研究者所设定的框架，并不能与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现实世界相对应，从而歪曲人的“自然状态”，使观察到的结果“失真”而不再是可靠的“客观证据”。因而，他们主张采用“自然主义”的方法，也就是清除心灵中一切理论和框架、在“自然状态”中观察被研究的对象和社会现象。他们推崇以实地观察、田野调查、直接参与、深度访谈等方式所进行的定性研究，使研究人员得以同时充当既是观察者又是参与者的双重身份，获取不受外来因素干扰的原始材料以形成纯真的知识。
问题在于，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自然主义”，在探索本真世界的过程中都无法摆脱认识主体的内在局限。波普尔等人论证，注重“科学方法”的“实证主义”也好，注重“自然状态”的“自然主义”也罢，事实上都无法避免主观性，对现实的观察和实验实际上总是受到先验的理论假设或主观偏好的制约。 “自然主义”学派认为不同的人群根据他们对世界和观念的不同解读来构建不同的世界，因而必须通过不受任何外界因素干扰的“纯粹的观察”才能观察到这些人群的“本真”。但是，每个研究者也是根据对世界和观念的固有解读来构建其世界，他们又如何可能“纯真”地描述他们所观察到的社会现象？更何况，“自然主义”学派所要摒除的“偏见”，往往是根据研究所得的进步成果、摈弃了以往所持有的信念之后才发现它是偏见，在这之前根本就无法认识到它是偏见、无从摒除。“实证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都是某类文化或某类价值的载体，他们所采纳的方法论和他们对事物的理解，不可避免地带有他们先入为主的主观印记，他们所提供的“客观现实”避免不了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构建。甚至在自然科学领域，科学知识也未必能总是可靠地实现绝对客观性。正像库恩的范式理论所揭示的那样，连科学知识的“发现”都不是纯粹来源于人类知识的积累和对客观事物的观察，而是依赖主观理论“范式”（paradigm）的革命变化。 量子力学中的“薛定谔思想实验”和“海森堡测不准原理”也揭示，在科学实验中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之间存在“观察者效应”，影响所观察到的结果，因而观察者难以观察到未受干扰、未发生互动的客体对象。据此提出的“多元诠释”理论，确认知识的主观性和多元性。
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诠释学（hermeneutics）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将机械的物理现象和涉及到人类这一变量的社会现象严格区分开来，因为人类的价值理念和“意义世界”不能进行机械的观察和理解。诠释学认为，社会现实具有特定的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是参与各方此时此地的共同人为建构。研究者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只能是部分的、局部的，其研究结果不具有完全的“客观性”、可重复性和可预测性。而且，“意义”并不是静态的稳定属性，而是在主体的互动中形成和呈现。对社会现象的研究过程，本身是一种交往过程，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互为主体，设身处地、感同身受、情景交融。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并不只是“客观反映”，而是一个诠释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理解总是诠释性的理解，是研究者带着自己的视野（perspective）对被研究对象的第二度建构。这样一来，研究结果是研究者对社会规则和意义的诠释性理解，不可避免地体现研究者历史传承、文化积淀和社会政治立场。按照诠释学的解读，对社会现实的研究是阐明社会现象有意义的秩序，探究其发生和持续的机理。由于受到意图、动机、信仰、理想、价值观等主观因素的影响，不同人的“意义世界”不一样，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意义世界”也不一样，强求“客观一致”反而带来曲解。
当然，诠释学强调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知识生产中的主观因素，并不是要像激进的后现代主义那样全面否定“科学理性”和“客观真理”。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解构”知识生产中至关重要的“事实”和“证据”，断言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事实”和“证据”都不可靠，从而将人类的所有知识都归结为体现自身利益的主观意见、文本、话语和构建，将人类的知识大厦解构成满地碎片的废墟。 与激进后现代主义奉行的认知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迥然不同，诠释学坚信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事实”和“证据”尽管可能带有主观因素，只有坚守严格的学术规范，仍然能够成为验证人类知识的坚实基础，并坚持对人类的观念和行为作出是非善恶的评判。
我们还知道，在人文研究和社会科学领域，韦伯所提倡的“价值中立”曾经大行其道，主张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分开，以免对“应然”的追求影响“实然”判断。但是，当人们们强调尊重事实的时候，不可否认价值观的存在这一事实，价值本身是一种事实。人们使用“工具理性”来认识世界时，必须尊重这种事实。人们认识世界所必不可少的观念和范畴，也早就被嵌入了价值。既然所有著书立说的学人同时也是社会政治中的行为主体，所有研究主体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人文社会领域的研究客体对象往往也难免涉及价值，在研究中标榜“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截然分开的“价值中立”，实际上是自欺欺人的迷途。研究人员确定选题的过程、设定问题的过程、收集资料的过程、取舍材料的过程、推理论证的过程、行文成篇的过程，都处于某种价值或某种理论的指导之下。对世界的理解和描述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研究者本人的立场、观点和偏见。在实际生活、治理和管理中的决策，就更离不开价值和理论了。在陈陈相因的人类历史演化过程中，现实是已经实现了的价值，价值是有待实现的现实。凯恩斯有一个著名论断：“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观念，不论对与错，其影响力都比人们通常所认识到的要强大得多。这些思想观念确实统治着世界。那些自以为不受任何思想观念支配的务实人士，通常只不过是某位过气的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掌权的疯子们闭目塞听，却从已故多年的三流书生那里吸取癫狂思想。”
既然完全抛弃政治见解和道德判断的“价值中立”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中并不可行，也未必可欲，那么，在研究探讨社会问题时，与其显摆“客观”，不如实事求是地承认主观并合情合理地对待主观；甚至于更进一步，正面肯定价值的作用，为大爱大义、大善大美而正当运用主观价值。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确实有人主张“行动型参与式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也就是带着明确的主观价值和目的而从事研究，将学术研究作为变革不合理现状的行动。 这种学术活动是一种由实践者自己实施、在实践中进行、旨在指导实践、改进现实的研究路径。这种学术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追求实然的“真”，更是为了追求应然的“善”。这种学术活动的信念是“真”与“善”的统一性，将探求真知的激情和追求正义的激情融为一体，达致求真与求善的相统一的境界。中国古代就有“知行合一”的命题，强调认知和行动的统一。“参与行动研究”学派在研究中行动，在行动中研究，研究的目的是发现问题、实施对策、提高反思能力、改进实践质量、改善社会环境。他们认为，就行动中的“知”而言，不能满足于只通过概念和语言来表达，而且常常很难用概念和语言来表达，只有在具体情境和问题解决中才能了解到行动者思维和情感的“事实”或“真实”。他们检验研究效果的标准也与书斋中的学术研究不同，关注的是行动者的意识和能力是否提高、现实问题是否被解决、社会环境或现实世界是否有改善。
那么，这种“行动型参与式研究”的学术活动与马列主义者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区别何在？马克思在出道之初，正是这样来为自己标新立异：以往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列宁更至为直白地宣告在哲学中贯彻“党性”原则：“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 马列主义党徒所实行的，正是这种带有鲜明“党性”的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存心撒谎、弄虚作假、口是心非，已是大奸大恶，行“善”根本无从谈起。
我们与马列主义者的区别，并不在于我们没有鲜明的立场和价值观，而是在于我们坚守学术真诚，坚守“观点可以不同、事实必须尊重”的原则，任何时候都充分尊重事实、常识、逻辑和学术规范，言必有据，特别是系统性实证依据。而不是像马列主义者那样，以为只要目标“正确”和“崇高”，只要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和“党的事业”，就可以不择手段，就可以依据立场、价值观和党性来否定事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强词夺理、自欺欺人。马列主义者，特别是掌权的马列主义者，其核心价值是你死我活的争斗、营垒森严的特权以及不受法律约束的专政。他们对人类带来的最大祸害，是以“高尚”的姿态说谎，并以“革命”、“人民” 、“理想”、“正义”、“先进”等冠冕堂皇的名义不择手段地争权夺利、窃国专权，残害人类的生命和心智。文学家奥威尔很形象地描述共产极权国度里的“真理部”，以国家恐怖和对传播工具的全面垄断为依托，成功地创造出一种新的语言,也就是与人类正常语言含义截然相反的“新语”（Newspeak）。在这种“新语”中，“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对应于西谚“知识即力量”），说辞与现实完全对立。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怀着所谓“宏伟的目标”、“远大的理想”和“崇高的信念”而理直气壮地弄虚作假、以谎言代替事实、以诡辩代替逻辑的例子俯拾皆是。比如，共产党人宣称他们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而按照他们自己的定义，“无产阶级”是一无所有、没有生产资料的阶级；“政权”则是掌握生产资料及其它资源进行阶级统治的国家机器。按照他们自己的逻辑，要么是“无产阶级”而一无所有，要么掌握“政权”而拥有一切，根本就不可能有既一无所有而又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政权”。苏维埃俄国号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实际上自始至终都是一切权力归共产党。共产党所执掌的政权，无论是称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成为“人民民主专政”，说穿了都是共产党专政，其实际情形恰恰是共产党人窃取国家政权而成为掌握生产资料及其它资源的“新阶级”，享受垄断一切资源的特权，对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其它社会阶层实行掠夺和专政。 这种国度中的无产阶级，连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就已经能够享受的基本权利，诸如组织工会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组织罢工示威以迫使资方就范的权利，等等，都被共产党所剥夺。最近以来，中共党国当局还丧心病狂地将无产阶级定义为“低端人口”，在严寒季节将他们扫地出们、清除出北京。又比如，经历十年文革的奇灾大难之后，部分觉醒的国人痛定思痛，试图从制度和党国历史中寻找灾难的根源。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探讨历史真相、特别是毛泽东及党国罪错的实证史学成为时尚。但是，宣称“不忘初心”的当朝党国领袖却明目张胆地将这种探讨真相的实证史学宣判为“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全面封杀。
如何在学术研究和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中既满怀激情和鲜明的价值观、又保持坚定的学术真诚？要实现这种两全其美，一些学者所提出的“自省理性” (reflexivity) 很受用。学术研究活动中的“自省理性”，指的研究者对自身的价值理念、历史传承、文化积淀和社会政治立场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并系统地在研究过程的所有阶段都以承认知识生产者自身的主观性为前提来审视研究成果所可能存在的局限。 这种“自省理性”要求知识生产者永远保持智者的谦卑，对自己的研究结论自觉地抱有开放的态度，承认自己的研究成果有可能达不到“客观、全面和完整”的标准，对他人的质疑和建议从善如流。
我们没有理由完全推倒在经验论的基础发展起来的实证主义，人类认识所及的世界确实是经验世界，人类只能依据观察和实验得来的经验事实来创立知识和理论。人类知识的验证，一靠扎实的实证论据，二靠严密的逻辑论证。但是，研究过程自始至终都离不开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和主观局限。研究者如果能够在知识生产中既有健全的价值取向，又根据“自省理性”自觉地设定合理的“批判性距离”（critical distance）以避免自我迷失，当是最高境界。这里的“批判”，指的是康德“批判哲学”意义上的“批判”。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等书中一再强调，对人类主体性的合理鉴赏和判断，包含对自己认知能力局限性的清醒领悟、反省精神和超然态度。苏轼《题西林壁》一诗所发出的感慨，至为形象生动地刻画了空间视野对人类认知的约束和“批判性距离”的重要性：“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为“入戏太深”而丧失反省能力与批判精神，是“行动型参与式研究”必须面对的挑战。必须有意识地保持适当距离，以便对自己投身于其中的社会实践进行合乎规范的学术审视，以求取真相、真义和真知。
总而言之，我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视为一种与政治密不可分的学术，如果它本身不是政治行为的话。就对当今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而言，其动机和效果，要么是维护党国专制体制权力，要么是为了宪政民主的目标抵抗、质疑、反叛、挑战、改造党国专制体制，含糊不得。特意标榜“价值中立”或者“纯客观”，有时会比公然为党国专制体制辩护更好一些，但往往也是一种生存策略或政治策略，是不敢挑战现行体制，并进而认同和维护现行体制而获取利益的一种策略。因而，我们明确申明我们秉承自由主义价值观及其相应的制度，包括人权、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平等、公平、宽容、和平等理念及体现这些价值理念的制度安排；我们坚决反对专制主义价值观及其相应的制度，包括专制、独裁、专政、特权、等级、强权、暴力等理念及体现这些理念的制度。
笔者一再强调，当今中国是后极权主义社会，由政治上的一元和经济、文化上的半多元构成。 在这个后极权主义社会中，共产主义极权党国与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杂交，产下党国资本主义这一怪胎，世人为之瞠目结舌，为各种奇葩的问题和挑战所困扰。要深刻而准确地把握这些问题和挑战，并且能提出解决问题、应对挑战的真知灼见，特别需要多学科的视野。政治上的一党专政、结构性腐败、政商勾结、权钱交易、政治权力资本化、广泛侵害人权、普世价值遭排斥、公民社会受打压、意见表达渠道被堵、“群体事件”频发等问题；经济上的权贵盗国、资源垄断、欺行霸市、国进民退、结构失调、货币超发、产能过剩、债务危机、泡沫经济猖獗、投机炒作盛行、假冒伪劣严重、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等等；法律上的党大于法、法律权威缺失、法律尊严受辱、恶法横行、政治迫害、打压律师、以言治罪、滥用警力、法外执法、刑讯逼供、未审先判、执法不公、冤狱遍地等问题；社会方面的贫富差距、阶层固化、失业严重、环境污染、福利不平、教育不公、道德沦丧、有毒食品泛滥、农民工备受歧视虐待、几千万农村留守儿童失去父母关爱等问题······特别是，习近平登基以来，中国为什么会与时代的要求背道而驰并公然挑战普世价值？经历过文革沉痛灾难和教训的中国为什么会在一定程度上又出现从后极权社会重返极权社会的复辟回潮和沉渣翻转？习近平及其跟班们倒行逆施、推行有辱国人智商的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等匪夷所思的丑恶闹剧，为什么会畅通无阻？如此等等，都不是孤立地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等单一学科，所能厘清头绪、探究原委、揭示病灶、指明前路的。
我们邀请来自多个学科而又志同道合的专家学者共聚一堂、相互切磋。我们完全无意掩盖我们的政治意图。正好相反，我们是有所为而为之，我们带有推进中国政治进步的明确意图，我们的言说带有鲜明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我们明确的政治目标是以学干政、促进中国的宪政转型。我们愿意将社会运动的第一线同时作为知识生产的场地，将我们打破中共的政治禁忌禁区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探讨，直接当成促进中国宪政转型的宏大社会运动的组成部分。其实，在大会期间，我们还进行过一场内部的闭门会议，戏言中国自由主义阵营在党国解体过程中接盘的难题、前景和方略，可惜当天的录音设备发生故障，会后无法将精彩发言整理成文，实在遗憾。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个论文集，价值观很明确，政治立场很鲜明，宪政理想很清晰，我们探讨真知以弘道济世的道德真诚与政治善念不容置疑，我们也不乏仗义执言、虽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的勇气。至于我们是否贡献了真知灼见，是否在坚持良善的价值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尊重客观事实依据，是否在叙事和分析中体现平实公允和严密的逻辑论证，我们则诚惶诚恐，翘首期待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论坛的成功举办和此书得以出版，非常感谢咸生林等几位儒商的慷慨资助。实际上，不仅中国的政治环境、学术环境和生态环境都在继续恶化，经济环境和经商环境也每况愈下，中国商界“闷声发大财”的快乐天堂已不复存在。作为经济精英，成功商人们本来就不能全然不顾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而“在商言商”，以政治冷漠来换取发财机会。他们仅仅是为了改善与自己利益攸关的经商环境，也应该致力于支持有良知的学术和促进政治健康发展的其它活动。但是，中共当局全面打压异见，对商界与异见人士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非常敏感，且不时荒唐地杀鸡儆猴，这使热心中国政治进步和思想提升的商人，不敢冒倾家荡产的巨大风险轻举妄动，实在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商界对追求公义和真知的学术事业的支持，更显得难能可贵。此书之出版，也要感谢明镜同仁的热心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