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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读《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与他的时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读《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与他的时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鲁迅曾在致朋友的私信中，言及他腹背受敌的“横站”命运，既要抵抗来自威权的政治压迫，同时又要提 防曾经“战友”的反噬。我想张东荪晚年若读到这段文字，定然深有同感。在建国后的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反右派、文革之中，作为一个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他 不仅遭受来自政权力量的一再迫害，同时也面临着昔日为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的民主同盟的“同志”的背叛、出卖、诋毁与伤害。
张一生的悲剧性命运在《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与他的时代》一书中得到了纤毫毕现的书写。对于该书推论的前提之一（张东荪在1949年9月30日的中央人 民政府主席选举中投了毛泽东唯一的反对票），澳大利亚学者孙万国提出异议，但这并不影响该书作为我们了解张东荪以及张东荪所经历的时代的价值上的重要性。 张东荪的悲剧的根源之一在于，他所信守的自由主义理念是以个人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等根基性的人权为核心价值的，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立国价值格 格不入。这一套价值贯彻张一生的始终，从未有过根本性的让步、变异与蜕化。他曾说：“我们虽则很爱护政治的效率，但我们却更爱护思想的自由。以为无政治的 效率则行政失其意义；但倘无思想的自由，则国家失其灵魂。所以思想自由是人民的根本。”建国之前，张可谓一个积极的自由主义者，试图以自由主义的方式规约 政治权力，创生、演化出一个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其友俞颂华四十年代对张如是评价：“他是彻头彻尾的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有独特的见解与主张，他喜欢独来独 往，特立独行，而不愿受任何拘束的。对于什么政党的所谓铁的纪律，他是感到头痛的。”正如著者所一针见血指出的，张东荪的自由主义不仅是理念，更是实践， 尤其重要的是，他的自由主义是有深厚学理基础的，不是赶时髦的游谈无根的理论符号。
这就决定了张的这种自由主义性格到了新中国以后的“格格不入”的命运。新政权是讲纪律的，他却爱自由，新政权是斗争的，他却谈宽容，新政权是要求表态的， 他却自认其人生态度为儒家式的，即立人处世问心无愧而已，而认为急于向人表白（尤其是向领导表白）是现代人的特性。这一切并不影响张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 他对新中国的主权独立和民族自主有着不容否认的认同，但这种认同随着新政权笼罩一切的“洗脑”和“翻身”进程，而发生着困惑与挣扎。建国后，因为他在和平 解放北平以及建国前与中共的合作，张东荪得到了很高的礼遇。这种礼遇却并没有让其“谢主隆恩”，产生一种臣民心态。他始终是一个人格独立的公民，不以物 喜，不以己悲。这种性格的自由知识分子，相较于纷纷写信致最高领袖表忠心的各种大知识分子而言，在新中国的旧知识分子普遍犬儒化的历史光谱中，显得如此独 特，以致让当局甚至同侪感觉如鲠在喉，必欲除之而后快。
张东荪本性上是一个聪慧机敏的哲学学者，若他生活在承平时代，也许他的哲学体系会更加蔚然自成一体。他的《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 等学术著作已经充分地展现了其功底与学识。但他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这是他无法选择的特定时空。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徊徨，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内心的杌陧与 苦痛，是他注定的命运。在这个世纪的前半叶，面对国民党的专权与腐败、国难的深重、国共之间的冲突，他无法将自我的心智完全安顿在燕京大学的象牙塔之内， 他自觉而自愿地卷入到政治之中，成为两党争取、拉拢和利用的对象，在如此波诡云谲的过程之中，他基本上保持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政治本色；而到了这个世纪的 后半叶，本来以为是迎来历史新的一页的他，却发现“日光底下无新事”，本想洁身自好退隐回内心的城堡的他，却一再地既非自愿也非自觉地被卷入到政治，在私 人领域都完全政治化、整个社会的生活高度政治化的时代，谁能逃出毛泽东所谓的“在如来佛掌中”？知识分子在一再的打压、利诱与改造下，已经如惊弓之鸟，终 于学会了让统治者乐见其成的“夹着尾巴做人”。张东荪永远是一个例外，正如陈寅恪、顾准等人也是例外一样。自由思想的光芒永远会穿透最黑暗的阴影。他们 （包括《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与他的时代》的作者）构成了有独立人格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谱系。这正如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群像》的序言里所说的那 样：“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人们还是有期望光明的权利，而光明与其说是来自于理论与观念，不如说是来自于凡夫俗子所发出的莹莹微光，在他们的起居作息 中，这微光虽然摇曳不定，但却照亮周遭，并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流泻于大地之上。”
张东荪以莫须有的叛国罪被逮捕关押，其才华横溢的几个儿子也横遭厄运，整个家族都陷溺在空穴来风的疑案悲情之中。在当局那里，这自然是“神来之笔”的杀鸡 儆猴，在同侪那里，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历史的反讽在于，最后被最高领袖发令“不能再一起开会，养起来”并转给民盟处理的“坏分子”张东荪，却在自己昔 日的战友那里遭到灭顶之灾。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一些大知识分子对其的批判无限上纲上线，连中共都不大提及的建国前的陈年往事（中共深知其问鼎政权 的功劳薄上张是必须记上一大笔的），也被他的亲密战友一一翻出，穷追猛打，他们甚至黑白颠倒地指责张是“汉奸”，这深深激怒了张东荪。他可以容忍对其“亲 美”、“反共”的控诉，却无法忍受对其拳拳爱国之心的肆意污蔑。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思想改造的批判与检讨大潮之中，一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反而论述谨 慎，注重学理，不会轻易进行无根据的人身攻击，反而是从旧社会皈依过来的自由主义派等中间知识分子，因为语言结构和思维结构上的“青黄不接”，马克思那一 套不熟练，自由主义那一套又不再合用，最后就只能从人身、政治上进行诋毁。而且形成了攻击、谩骂的恶性竞争（包括自我检讨也一样，将自己批得越是一无是处 反动之极，越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过关”批准，其实是组织的批准，而张对于检讨始终抱持一种消极的态度，所谓“沉默的自由”，既不自毁人格，也不违心逢迎， 他的很多检讨都是子女代笔即可为证）。比如翦伯赞就在大批判会上为张东荪的“历史问题”定下了“反苏、反共、反人民、反马列主义”的基调。
章诒和的《谁把聂绀驽送进了监狱？》、《卧底》等文章在知识界引发了“轩然大波”，人们无法相信像冯亦代、黄苗子、吴祖光等这样的德高望重的文化名流，也 曾经在最黑暗的时代或多或少地参与了邪恶的制造，甚至告密、献媚与邀宠。对于这种现象，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历史学家高华认为导致这种人性的堕失的根 由是恐惧感。但人们会追问，同样地面临着这个时代，至少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坚持了“消极的底线”，或者说如张东荪所云的“沉默的自由”。当亲历历史者总是 利用自身的话语权装扮成体制的受害者时（知识分子的诉苦成了集体性的行为艺术），章先生揭开了“人肉酱缸上的金盖”和“鬼脸上的雪花膏”，让黑暗的参与制 造者无所遁形。
没有真相，何来宽恕？如果没有像《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与他的时代》以及章诒和先生《往事并不如烟》、高尔泰《寻找家园》、巫宁坤《一滴泪》等回忆录的 历史书写，也许这一页历史会在时间的长河之中汗漫消逝，似乎从未发生过一样。当我们将《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与他的时代》和章诒和的文字对照来阅读的时 候，我们确实会感觉到深入骨髓的寒意，原来“卧底”就在身边，老大哥一直含情脉脉或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张东荪的悲剧而言，一党专政、一人独 裁的体制自然是终极性的根源，而其不折不扣的言行合一的自由主义者性格，更是个人命运的悲剧根源。这充分地揭示出了，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独立人格是一 个永恒的命题，不管其抗议的对象是政治压迫、社会压迫还是良心压迫。
（删节本刊于《凤凰周刊》） 来源:秋水凤凰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