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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专家遭撤稿加禁言风波 再掀起陆器官移植黑幕
继梵蒂冈器官峰会之后，国际肝病研究协会官方期刊《Liver international》（《国际肝杂志》）“下架”两名中国器官移植专家的论文并终身禁止二人稿件的消息，又引发外界对中共器官移植黑幕的关注。已多次公开漂白中共活摘罪行的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昨天（2月12日）再就此事件发声。
黄洁夫昨天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表示，支持《Liver international》期刊撤掉郑树森、严盛两人的论文，因为这篇论文引用的数据失实，“2011至2014年我们公民捐献的肝脏器官是1910例，浙一医院是166例，文章中说进行了564例，那肯定是不对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郑树森和该院肝胆胰外科主任医师严盛去年10月在《Liver international》网站发表的论文中提到：浙一医院在2010年4月到2014年10月间共做了564例肝脏移植手术，这些器官全部来自心脏死亡的器官捐献者，“没有使用来自死刑犯的器官”。但这一说法受到学界质疑。如果论文数据属实，浙一移植的肝脏器官将是官方数据的近3.4倍。澳大利亚麦考利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临床伦理学教授罗杰斯（Wendy Rogers）及同事1月30日联名致信《Liver international》，指论文“缺乏可信证据来证明器官来源符合道德伦理”。《Liver international》因此要求论文作者提供器官来源的进一步证据，并要求作者所在机构提供官方文件，但直到2月3日的截止期限过后都没有得到答复。该期刊不仅撤下了这篇论文，并且宣布终身禁止郑、严二人投稿。
郑树森是国际肝移植协会（ILTS）组织委员会中国大陆唯一委员、国际肝胆胰协会委员。严盛也拥有不少头衔。这两个人在国际权威杂志发表文章后竟然拿不出证据支持自己的论文，有评论认为，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这种证据及文件根本不存在。这564例被移植的器官来源无法解释。
器官移植数量：40例 VS 6万例
外界早就发现，中共官方承认的器官来源与中国医院进行的器官移植手术在数量上存在巨大差异。
据中共官方数据，2003年“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数字为零；2012年也仅达到每百万人中有0.03人捐献器官，按13亿人口计算不足40例。
而据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和美国记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三人2016年在欧洲议会的陈述，从中共官方的医学期刊及媒体报道中追查，2000年以来，中国每年器官移植手术的实际数字在6万至10万例之间。
与每年有40例器官捐献相对照的，是国内每年有多达30万病患在等待器官移植。然而，在器官如此供不应求的情况下，黄洁夫却在2014年跑到台湾推销“两岸器官移植平台”，希望把中国大陆器官“出口”到台湾，2015年又公开向媒体表示，中国器官移植的费用“跟世界相比是最便宜、最可及的，而且是高质量的” ，希望把器官移植推向世界。中共“外销”器官的能力从何而来呢？
在由加拿大华裔导演李云翔历时8年拍摄的、2014年获美国广电媒体界最高荣誉–皮博迪奖（Peabody Award）的纪录片《活摘：中国的非法器官交易》（下称《活摘》）中，3位曾前往大陆进行器官移植的台湾患者回忆说，他们被大陆医院告知可以随时提供任何血型的任何器官，入院后，“我记得我们住的那层都是移植病房，又有的病房住十几个人，到底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器官？”
除了自愿捐献，又有多少器官来自死刑犯呢？虽然中共拒绝公布每年被执行死刑的人数，但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DAFOH）欧洲发言人、德国医学教授李会革根据相关数据分析，在2004年一年中大约有4000人被执行死刑。这与人权组织给出的中共每年处决约二三千人相差不大。再考虑到非亲源的器官配型成功率仅有5%左右，李会革教授认为，有70%的器官来源无法说明。
等待期 ：一周 VS 十年
除了“多”之外，中国器官移植还有一个卖点–“快”。从医学角度看，由于人体自身对外来器官的排斥效应，平均500个人中才有可能找到一个适合做移植的器官，而器官必须在24小时左右移植到另一人体内才能继续存活。在美国，肾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期是3-5年，肝脏约半年；在台湾，等待一个肾脏平均需要十年，其他器官从4年到7年都有可能；但在中国，只要2到3周就可以换到合适的器官。天津器官移植中心在2007年前后曾是中国最大对海内外病人做器官移植的医院，当时为招揽国际富豪到天津做移植手术，他们在网站上公开承诺“一周被保证找到匹配的器官”。
大卫?麦塔斯、大卫?乔高和伊森?葛特曼去年向欧洲议会提交了题为《血腥的器官摘取/大屠杀：更新版》（Bloody Harvest/The Slaughter: An Update）的研究报告。已参与调查超过10年并曾因此接到中共恐吓电话的麦塔斯说：“这个更新版调查报告的最终结论是，中共令整个国家参与到大规模谋杀之中，而受害者主要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但也有维吾尔族人、藏族人以及家庭教会成员，中共这样做的目的是获得用于移植的器官。”
麦塔斯去年年底在加拿大接受访问时说，在调查中，“没有一个案子是不震撼我的，这毕竟是为了器官去杀人的事。其中有一件引起我注意的事就是验血和器官检查……，我每到一个地方，向这些从监狱逃出来的人了解情况的时候，他们都说‘法轮功’的人是会被检查器官、验血的，不是‘法轮功’的人，就不会被这样对待。”
“我想，这么做肯定不是为了健康目的，因为他们还是要被严刑拷打的。但是，这么做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要移植器官的话，不仅必须要血液配型，还要确保器官健康，确保脏器大小合适，还要最理想的生理组织之间能够配型。所以十分明显，他们被做的检查，都是为了准备做器官移植用的。”
事实上，黄洁夫本人在2015年做客《凤凰卫视》时曾露口风，承认中国存在肮脏的人体器官移植利益链，周永康落马才打破这种利益链。他说：“太清楚了，大老虎这个知道，周永康是大老虎，周永康是我们政法委书记，是这个原来的政治局常委，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报纸天天在这讲他的背景的。那这个死囚器官的来源在哪里，这不是很清晰了吗？”
实证分析人士陈思敏说：其实这话已经说得相当白了，周永康被国际媒体天天讲的背景，就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帮凶，“死囚器官”的真正来源是法轮功学员。
去年8月北戴河会议前夕，百度突然解禁英文关键字“活摘器官”、“法轮大法”。搜索出来的链接都是揭露中共江泽民集团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道。分析认为，这是习近平在与江泽民搏击白热化之时，打击江氏死穴的手法。但也从侧面证实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确有其事。
美国国会众议院2016年6月13日一致通过了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的“强摘器官”行为。343号决议案获得185位国会议员的联署。
就在上周的梵蒂冈器官峰会上，以色列移植协会主席拉夫（Jacob Lavee）提出，世卫应允许在中国进行突击检查和访问捐赠者的亲属。他说：“只要不对已发生的事情担责，就没法保证道德上的改革。
《活摘》中，前中国新疆外科医生托蒂（Enver Tohti）发表了自己多年前被迫参与活体摘除的回忆：手术前他听到外面传出枪响、人倒地声，不久就有人被送进病房准备取出器官，但他只是中枪而已，并没有死亡，“当我切开他的组织，血还在往外涌…这个人还活着！”事后他被告诫：今晚什么都没发生过。但这件事却在他心中留下一辈子的阴影，直到逃至英国多年后才有勇气说出来。
黄洁夫与郑树森深陷活摘罪行
“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国际组织”2015年就黄洁夫涉活摘器官罪行发出公告指，1999年7月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时，当时时任广州中山医科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的黄洁夫在校园内紧跟江氏迫害政策，积极展开反法轮功各种宣传活动，受到江系赏识并委以要职。黄洁夫被中共江泽民派系提拔为卫生部副部长期间（2001年10月至2013年3月），正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呈直线发展至最高峰、最猖獗的12年。
公告列举他三大罪状：一、在全国组织、推广把七百多家医院纳入“活摘器官”的屠杀场；二、黄洁夫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头号刽子手，报告认为，在无任何捐献的2012年前，就按黄洁夫说的每年五百例肝移植手术匡算，至少有数千人被活摘惨死在其刀下，并且所有这些器官几乎全部取自于法轮功学员；三、对海内外欺骗再欺骗，掩盖再掩盖，隐瞒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黑幕。
至于郑树森，早在2014年就被海外中文媒体爆出拥有不搭界的政治身份，既是做了超过1,850例肝移植的换肝大户，又涉嫌严重参与迫害法轮功，是中共煽动仇视法轮功宣传机构的一名官员。因涉嫌大规模杀人取器官，犯下群体灭绝罪，已被列入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人权机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追查名单。
针对《Liver international》撤稿事件，时政评论人士夏小强认为，黄洁夫是“被迫抛出了”郑树森，既是“一种无奈的转移视线之举”，也可以看出“参与活摘的凶手的可悲”。
“多年来黄洁夫一直在改变说辞，从开始不承认使用死刑犯器官到后来的被迫承认，直到现在承认数据造假，表面上给外界一个似乎公正的假象，其实这样的退守，都是在死守和回避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个底线”。
（转载 希望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