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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治下 农村冤魂知多少(五)杀人“现在进行时”(1)

2017年08月12日 10:35  PDF版 分享到微信

来源: 希望之声电台

中共政府主导的血浆经济殃及上千万人染病,上人死亡

很多人都以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已经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停止了不断杀人的政治运动,而是投入与世界接轨的经济建设中。今天,在中共急功近利的橱窗式经济繁荣假象之下,人们对共产党又产生了幻想。

事实上,中国最近的经济发展,是中国人民在仍然受到严密束缚下取得的辛劳果实,而这并没能使中共放下屠刀,它只是在极力地掩盖血污。

下面就来看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都是如何残忍对待农民的,又产生了多少新的冤魂。

(1)中共血浆经济 导致农村上千万人染病 上百万死亡

2001年9月30日,高耀洁医生去河南周口地区某村调查,刚进村,听到一个孩子叫:“下来!下来!”高耀洁寻声而去,推开一个破烂不堪的院子,走进北屋,看见一位年轻的妇人悬梁自尽了,一位两岁多的男孩,满脸鼻涕眼泪,一边哭喊一边啃妈妈的脚后跟。原来这位妇人和她的丈夫16岁就开始卖血,半年前丈夫去世,女人贫病交加,邻居亲人全部断绝往来,无奈也只好自杀。一个多月后,那位2岁的男孩也去世,他也是爱滋病感染者。

像这样的爱滋病人与,高耀洁亲眼看到的不下千例。这些贫穷的农民,在政府“卖血致富”运动的欺骗下,因卖血感染爱滋病,全家人一个接一个的死去。

祖母抱着爱滋孙儿,欲哭无泪

中国首个农民爱滋病互助组织负责人、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岗王乡双庙村农民朱龙伟,妻子李霞在2000年卖血染上爱滋病,吃奶的儿子也染上了。为了救妻儿,他自学了解防治爱滋病的知识,在农村成立互助组织。

根据他2005年的统计,河南商丘市六柘城县双庙村,1990年代初响应政府‘以血致富’的号召,全村3800口人,80%以上的成年人即1227人加入卖血大军,有的家庭15岁以上的人全部出动,最后感染爱滋的卖血者有887人,感染率为72.29%;死亡601人,死亡率高达68%,三分之一以上家庭都死过人,有33户人家死绝,还有爱滋孤儿53人,单亲儿童127人。在河南,导致至少30多万卖血的农民感染爱滋病病毒,至少是10多万感染者命丧黄泉。

白发人将送黑发人

事实上,卖血导致爱滋病流行蔓延,不只是河南,河北最早。河北、山东、山西、安徽、四川、贵州等地,因卖血感染的情况都非常严重,2005年,全国上报的数字有8万多人,但是学者评估出来的数字是84万。只是这些地方的灾情都被掩盖着,外界不得而知。

而河南艾滋病事件能特别暴露出来,是因为出了一个揭露的高耀洁。河南当局对高耀洁最不满的就是:“艾滋病又不是只有河南才有,外省都不说,为什么非要把河南吆喝出来!”

被誉为“中国德兰修女”的91岁医生高耀洁教授,也因爱滋病泛滥揭露真相而不得不流亡美国。她在香港出版的《血灾:10000封信》,通过一个个血泪交织的个案,展示出这场由官方主导采血致富而引发的血祸,殃及上千万人染病,上百万人死亡。

1995年到2002年,武汉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深入河南驻马店地区农村做过百例以上的案例调查,结果显示,卖血人员爱滋病病毒感染率在60%以上。到现在,20多年,从时间上保守推算,爱滋病病毒携带者与因爱滋病死亡者的总人数应在几百万,甚至上千万。

民间有个打油诗,是爱滋村的写照:“多少伤痕在疼痛,多少冤屈无影踪。多少荒野飘孤魂,多少冤鬼在哀鸣。”

艾滋村里面的坟堆

那么这场灾难,是单纯因为农民卖血感染艾滋病吗?不是!

河南社科院资深研究员刘倩,2004年至2010年间深入艾滋村实地调查后发现,这场灾难完全是一场由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号召与动员发起的“卖血致富”运动所衍生出的。

这背后,隐藏着政府与官商牟利的“血浆经济”。当时欧美保健品市场很大,利润也很大,而制造保健品的原材料就是血浆。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制品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稀缺商品,中国直到80年代末白蛋白的产量也不过十多吨,根本供不应求,由于进口受限,价格高企。

而中国是人口大国,像河南这样9000万的人口大省,80%是低收入的农民,哪怕这7000万人有百分之一二愿意卖血,哪怕每年只卖一两次,也能创造上亿的价值!

面对这一本万利的买卖,中共把主意打到了中国农民身上,于是开始大量动员建血站,采血浆。中共卫生部亲自出公文,要求一个县建一个血浆站。到1992年的时候,基本上各县都有了血浆站……

当时河南政府卫生官员亲自动员,开血站的时候,县里的领导都要去剪?……当时的宣传语有:“卖血对健康有好处,可以预防高血压,可以治疗高血压;去旧血,换新血,有利于新陈代谢,对身体有益无害;不去卖血,说明你身体不健康,有病。”、“献血光荣,救死扶伤”……

此时,献一次血浆,可以得营养费40到80元不等,对于农民来说,这也是一个巨大诱惑——当年,河南最穷的20%人口年均收入才700元出头,因此,当时有大批的农民去卖血,甚至不少人专门卖血为生。

1993年到1994年,血浆经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政府又“适时”地开放了血液制品的出口,更大调动了采血收浆的积极性。不仅是防疫站、卫生局和医院,乡镇企业局、公安局、人武部、物资局,各种相干不相干的部门、单位都纷纷上马血站赚钱。

例如当时整个河南省血站超过230家,仅驻马店就有39家——这些都是由政府部门主办,经过省卫生厅批准的。“

这一切事实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这场血祸是政府主导的行为,以剥削农民、甚至牺牲农民生命来换取其巨额利润。感染了艾滋病的农民也不解的说:艾滋病都是单采血浆才感染的,单采血浆是政府开办血站才开始的,要是政府不开血站,老百姓去哪儿卖血?不卖血咋会得艾滋病?

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先生表示:“爱滋病真正的真相就是大搞‘血浆经济’,像大跃进的方式搞经济,而采血方式又极为简陋,不讲卫生,导致爱滋病迅速蔓延。这是政府行为,因为高耀洁等人的民间广泛揭露,才让当局有所收敛,否则更加可怕。”

中共各级政府机关、官员赚足了钱,而那些因贫穷而卖血的农民,一个个在病痛中煎熬死去。“造成这场血祸的责任人,至今没有一个受到追究的,也没有一句道歉的话。”(高耀洁)除了被媒体曝光的村庄外,那些不为外界所知的爱滋村,没听说有政府官员去过问一下爱滋病人的情况,也没有医疗人员前去帮助。

河南卖血爱滋病人李霞对新纪元周刊表示,“村里的孤儿面临失学,发病的感染者没钱买药,地方政府不管我们死活,也不让我们接触记者……。”

许多农民因此去上访,但在河南,政府规定凡是跟血液有关的案件,无论是输血的或者是卖血的都不允许立案。而且血头们和主导、参与“血浆经济”的各级政府官员至今逍遥法外,有的甚至做上了高官。另一方面,在中国敢于揭露爱滋病真相的人士均受到打压甚至迫害。比如胡佳、常伯阳、王树萍等人。

血浆经济受害者上访

不仅如此,2012年,河南还出台‘平坟运动’,从爱滋病疫区开始,仅周口一带平掉200多万。坟墓多证明死者多,这是河南省地方政府强制平坟的重要原因之一:消除爱滋病灾难死亡人数的证据。”

2003年,吴仪副总理来到河南考查爱滋病疫区,接见了高耀洁,河南省随后向爱滋病疫情最严重的38爱滋村排出了工作组和医疗队。这以后,中共又从肇事者摇身一变,成为了“解救”爱滋农民的“救星”。

但是,中国官方虽然承认了这场灾祸的存在,却依然掩盖爱滋病祸的真实原因,那些想从政府拿到药品或者补助的农民,必须说自己感染爱滋的原因,是因为吸毒或性传播。

而且爱滋病突然又变成了一些人的“摇钱树”:当地官员的黑手直接伸向世界卫生组织和海内外慈善机构的捐款。至此,中共官员利用农民赚钱已到了极限。

高耀洁:“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说,她找到了220具尸体,说‘六四’是大;我说,我能在全中国找到因卖血或输血感染爱滋病死亡者的22,000个坟墓,这算不算大屠杀呢?”

河南社科院资深研究员刘倩对法广表示:这“更凸显出体制本身的问题……最上层的权力集团只是对政权负责,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他们注重的是国际舆论。各级地方官僚只是对上负责,为的是保全自己的官位,没有人负责的体制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体制,这种体制下不可避免地肯定还会发生新的悲剧。”

对于广大的中国农民,中共欠的血债远远不仅限于如此,请关注杀人“现在进行时”(2)对农村信仰者的酷刑与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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