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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共产党国家的“改革开放”为什么不可能长久？
来源：曾节明，旨在为读者提供多元信息，文章内容不知真假，也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中共在八十年代和“邓南巡”之后的九十年代，一度吹嘘中共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探索，这其实是一个弥天大谎，因为中共的生身老子苏共（布尔什维克），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尝试过共产党国家的第一次“改革开放”，这就是1921年列宁首推的“新经济政策”。苏联新经济政策包括：
1.废除余粮收集政策，实施实物税。
2.停止配给制度，允许商品买卖。
3.放松了贸易限制，鼓励外资企业投资，将资金与技术引进俄国。
4.停止以没收的方式进行资本主义改造，改以租借和租让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
以上可见：苏联初期的“新经济政策”，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大同小异，深度也不遑多让。
什么？共产党居然“转换路标”改搞资本主义了！列宁的剧变，自然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激起轩然大波，招致了老布尔什维克们的群起反对，列疯子凭借其诡辩天才，以及新经济政策的立竿见影的效果，说服了同僚，镇住了场子。列宁辩解说：
“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生产和分配，事实证明我们错了”。
列宁指出：苏俄必须补资本主义的课。
列宁的诡辩，实际上成了中共改革开放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源头。
但列宁同时也明确宣布了“新经济政策”，是共产党的权宜之计，列疯子说：“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
1924年初，饱受梅毒和枪伤后遗症折磨的列宁，被斯大林的一剂毒药，送去见了马克思，他没能活着看见：“新经济政策”，在有效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对共产党产生了巨大的副作用：
其一是空前的腐败。1921年～1928年（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早期），成为苏联（俄）历史上最腐败的时期，1921年当年就发生了贪污受贿大规模地蔓延的现象，彼时苏联（俄）的官商勾结，其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过了沙俄时期，虽然腐败在1925年斯大林发起的反腐严打运动中有所收敛，但在1926——1928年出现更大规模的回潮（这与“改开”后中共国的空前腐败，何其相似！）。
恢复市场经济，使得共产党官僚的权力寻租成为可能，而共产党统治的极权性质，又使得官商勾结的广度和深度都前所未有，这也印证了英国人爱克顿的定律：
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
而共产党的权力，就是绝对的权力。
其二是产生损害共产党统治的新阶级：新经济政策产生了“耐普曼”（民营企业主）和新富农两大阶级，他们对苏联（俄）国家管控经济的体制天然逆反，而采取减产和囤积粮食不卖的方法，对抗苏共政府不准涨价的指令（这与胡锦涛时期民企以减产对抗胡温不准涨价的指令，何其相似！）从而威胁到苏联（俄）出口导向获取外汇的国策。
对此，布哈林主张放松对价格的管制，对“耐普曼”（民营企业主）和新富农采取安抚政策，斯大林则对问题的本质洞若观火，他认为放松价格管制无法根本解决问题，要根本解决问题，就必须消灭这两个挖共产党墙角的新阶级，为此，就必须废止列疯子的“新经济政策”。
于是，列宁首创的“新经济政策”，在1928年被废除。
苏联“改革开放”的命不长，中共国“改开”的命又焉能长久？邓小平咋呼：“改革开放”是基本国策；“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不能改…不过都是放空炮。江泽民一上台，就把赵紫阳的十三大报告束之高阁，此后再也没有拿下来。
吴国光教授指出：事实上，中共的“改开”早已终结，只是一直秘不发丧而已，他举证说，中共的“改开”主要有四方面：
其一是市场化，主要是以价格改革为代表。
一九七九年，中国百分之九十七的产品由国家定价，只有百分之三的产品是由市场定价；到了一九九四年，正好来了个颠倒——百分之九十七的产品由市场定价，剩下的百分之三由国家定价，这一比例之后未变（其实胡温开始倒退回潮）；因此，市场化改革在1994年就结束了；
其二是私有化，也就是所有权的改革。
在一九七零年代末，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公有制，在工业企业中占百分之百；到九十年代的中期，公有制企业比例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左右；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所有制结构三分天下：公有三分之一，私有三分之一，合资和外资三分之一。这个比例之后未变（从胡温时期开起，甚至开始“国进民退”的回潮）
因此所有权的改革，在九十年代中期已结束；
第三是经济管理制度的变化。
也就是分权化或者说权力下放，就是经济管理的许可权从中央往地方下放，同时也从政府向企业下放。但从中央到地方下放的这一方面，到一九九四年实行〝分税制〞就结束了。〝政府向企业的权力下放，在九十年代中期推行了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化〞之后，这个改革也结束了；
第四是开放，江泽民主导的中共当局，在二零零一年的十二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标志着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正式地融合了，迄今中国再未多开放一寸（反而自胡温开始还有所倒退）；即：中共国的开放，在2001年就结束了。
中共后任统治者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送进太平间，用中共自己的话来说，是“历史的必然”。因为经济的自主，必然产生意识的自主，进而产生具有自主性的新阶级，“改开”产生的“死磕”派维权律师阶级，和转移财产的民营企业主阶级，对共产党专制的威胁，胡锦涛、习近平都看清了。“改革开放”必然产生“耐普曼”等挑战共产党的新阶级，而一旦共产党的统治受到新阶级的挑战，其统治者就必然废止“改革开放”。
因此，邓小平死后，朱镕基的税制集权；胡锦涛的“国进民退”；习近平的“勿忘初心”等等沉渣泛起、变本加厉的倒退，都是必然的。
而逐步废止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胡锦涛和习近平，虽然嘴上继续高唱“坚持改革开放”，但这不过如邓小平嘴上高唱“坚持马列主义”一样虚伪。
综上可以看出，“改革开放”（新经济政策），是共产党统治的权宜之计，也是共产党的一种不稳定状态，它不可能长久，它要么改变极权，要么被极权废止，即：
要么象越南共产党所做的那样，通过党内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走上放弃阶级专政、变身专制社会党、并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不归路；要么就像苏联（俄）的“新经济政策”那样，寿终正寝，国家回归共产极权，“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张春桥预言）”
习近平带领下的中国，显然在走后一条路。
曾节明 2018.4.23戊戌丙辰乙酉于春暖纽约州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