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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我们多次求助社区…骨灰是不是自己亲人的… 中共肺炎疫亡者家属索赔维权
《武汉新冠肺炎患者未亡人的哭诉》一文，讲述了当地社区不安排病患住院，只管隔离和“陪同”处理后事。（推特图片）
中共肺炎（武汉肺炎）疫情中的真实死亡人数一直被中共掩盖着，对于民间发起的任何维权活动，当局都予以打压。但仍有家属坚持维权，也有律师和公益人士组成律师顾问团，帮助家属索赔。
清明节前后，中共肺炎疫亡者人数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同时，有疫亡者家属互助群群主遭到武汉警察上门传唤，被讯问建群目的，并称“这（建群）是不稳定行为”。
在网民上传的传唤现场视频中，群主说，“我们这样的人太可怜了……我们多次求助社区，想把我爸爸送到医院，安排住院，社区……我父亲走的时候死不瞑目啊，完全是。”
北京维权人士李蔚近日发帖表示，他在武汉的两名亲戚近期去世，“2020年2月18日，表姐夫因新冠肺炎去世，才50出头。表姐夫的侄女比他还早去世，年仅24岁。”
李蔚的表姐在《武汉新冠肺炎患者未亡人的哭诉》一文中说，2月2日丈夫“双肺已白”，家属哭求医生给他一个床位，医生只说，“必须社区安排，目前也没有空床位，只有人死了才会有床位空出来”。
2月4日，家属再次和社区联系求床位救命，无论怎么求，打多少次电话，社区的答复永远是已经上报，等待安排。后来居然要他们马上到方舱医院隔离。在丈夫痛苦离世6小时后，感染自愈的家属却被带到了方舱医院。
3月24日，社区又上门告知，需要在他们的陪同下处理后事。文章最后写道，“可笑！可悲！可恨！我想要一个公正的说法，为什么这么难！！”
《一个武汉新冠肺炎幸存者之祭》一文出自失去爱女的杨女士之手。文章说，武汉市政府一直虚报瞒报大量真实信息，为了一已私利置武汉市民生命与国家利益于不顾……市民毫无防备，让这座拥有1400万人口的大城市，在他们的不作为和乱作为之下，陷入深渊。
杨女士的女儿是1月16日去协和医院就医时被感染的，19日开始发烧，由于医生迟迟不给确诊，25日才转入金银潭医院。因医护严重不足，她连喝口水都十分困难，排泄物也得不到清理，完全是睡在污秽物之中。
24岁武汉女孩的死亡证明。（李蔚推特）
文章描述道，虽每日打针，但病情日渐严重，她出现咳血，血氧浓度急速下降。母亲冒着生命危险去照顾女儿，看到女儿呼吸困难，张大嘴巴，就像鱼离开时无法呼吸时张大嘴一样……母亲被感染后经历了女儿一样的痛苦，肺里像有玻璃渣一样硌得疼。而送入ICU的女儿于2月6日含冤离世。可是到现在始作俑者没有一人被追究，反而被告知要默默地私下处理后事。
杨女士质问：“没有一个公正说法，死了的人不会同意，活着的人更不会答应！”
记者日前致电杨女士，但对方表示现在没有心情接受采访。
武汉曝“百家灰”事件家属要索赔
中共肺炎（武汉肺炎）疫情以来，据媒体公开报导，已有多位死难者家属表示要追责，索取国家赔偿。此外，网络消息显示，“（武汉）这边还在准备，已有家属决定起诉”。特别是“百家灰”事件曝光后，更是激起民愤。
网路消息显示，有中共肺炎（武汉肺炎）死难者家属决定要求赔偿起诉。（网路图片）
所谓百家灰，是指武汉家属们领取的亲人骨灰不匹配。中国异议人士李方向大纪元表示，他收到一个朋友发的截图，说有人曾经打电话问过武昌那边火葬场的一个工人，好像工人的口气很大的，回复就是说，他觉得这很正常。
李方解释说，“那么多人，一天要烧一百多人，十几个火化炉都不停歇地烧，工作环境很热，温度很高，火化完灰是烫的，刚刚刮出来不可能去装，又没地方堆，灰又很多，所以他们觉得混在一起是很正常的。等灰冷了以后，忙完了，差不多交接班的时候，就再给分一下骨灰，把姓名贴上去。”
火葬场工人关于“百家灰”的解释。（受访者提供）
“因为尸体太多了，用车装，有的一车装一、二十个，尸袋上有姓名牌，有的姓名牌路上就丢了，根本不知道烧的是谁？”
李方指出，其实这种事情不单是因为在武汉死人多，就是在以前正常火化的时候，由于中国是一个缺少信仰的国家，国民普遍来说职业道德很差，如果家属不全程监督，有的根本不确定出来的骨灰是不是自己亲人的。
中共出台“六不得”索赔律师顾问团受阻
今年3月6日，由来自九个省市及旅外访学律师发起的“新冠肺炎（中共肺炎）索赔律师顾问团”（以下简称“律师顾问团”）正式成立，为因感染肺炎病逝者及医护人员的家属的索赔行动提供法律支持。
作为参与者的李方表示，早在2月底的时候，他们看到中国的老百姓在疫情当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和伤害。中共为了武汉市、湖北省两级的“两会”，延迟了2周～3周时间去压制疫情，以致后来疫情大爆发。
“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责任是在政府，政府造成了疫情大爆发，死亡和后遗症，各种各样的个人、家庭和企业的损失，都是老百姓来承受。我们觉得政府应该负它的责任。由于政府的失误造成老百姓的损失，在任何国家，老百姓都是可以追究国家赔偿的。”
中共司法系统口头要求中国律师“三严禁，六不得”。（受访者提供）
据他介绍，在三月中旬，中共司法部门专门出了一个“六不得”，不准律师介入到集体诉讼、集体索赔这种案件当中来，因为这个禁令出现以后，律师顾问团在国大陆一、二十个律师的行动就受阻了。
“他们（中共）感觉到了有索赔这么一个动向，所以很快就出台这么一个政策。”李方说。
顾问团受理多起案件艰难维权
中国资深公益人士、律师顾问团的发起人杨占青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目前顾问团收到7、8个受害人的请求，其中三人是因为家属病逝。有的感染者是前期去医院没有床位，等到肺部感染特别严重了终于住上院，但入院一两个小时就死亡了，没有机会确诊。
他说，另外一个感染者是在隔离点死亡的。患者在隔离酒店没有人管，家属去送药，只能送到前台。后来患者病情严重，拖延致死，之前核酸检测阳性。
有一个人是在感染康复之后，单位不予接收，所以想要维权；还有一个人是第一次检测阳性，但医院说他是病毒性肺炎，不承认是新冠肺炎（中共肺炎），拒绝出示病例档案，他只有出院证明和肺部x光片子，寻求知情同意权。
针对目前国内压制律师的情况，杨占青表示，虽然有困难但是还可以做，“因为律师顾问团只是起一个顾问的作用，比如案件需要一些法律意见，但是真正的要起诉，可以另外在国内找律师，跟顾问团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所以也不算集体索赔，相当于只是个案，这样没有集体诉讼给官方施加的压力大。但是个案一旦立案，法院不管他是拖着还是审理，都是一个标志性的案件。外界关注这个案子，给政府压力，现在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去做。”他说。
杨占青认为，在国内维权很艰难，当地对这些维权的人软硬兼施，一方面是威胁，另一方面又表面给一些好处，比如如果赶快下葬，补贴多少钱，派车免费接送，想通过恩惠把他的案子化解掉。
“由于大环境整体的控制，信息渠道有限，（受害人）需要的话（律师团）提供帮助，他自己不愿意维权也没办法，只能说尽量能做多少做多少。”他说。
来源：大纪元记者李新安采访报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