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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并非人人有责

2017年01月11日 11:16 PDF版 分享转发

北京的雾霾
北京的

记者/主持人: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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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不见日月星辰的天空下,我们迎来了2017。家里的开到最大,指示灯还是报警的红色。三岁的儿子早已习惯了足不出户,也习惯了净化器的轰鸣声,安静地坐在窗下搭积木,落地窗外对面的建筑早已模糊不见。上班第一天,两个同事请假,一个是因为刚满周岁的孩子高烧,另一个是自己高烧,医院检查的结果都是肺部感染,病程跟雾霾持续的时间差不多。

早晨出门,我破天荒地戴上了口罩,平日里不那么惜命的我,实在忍受不了慢性咽炎的折磨。从南三环向北,我甚至看不到前车的号牌。下午,教练给我发微信,“别来了,妖怪出来了!”我知道她指的是什么,她已经为健身工作室配备了大功率的进口空气进化器,但是只要官方数据超过350,空气净化器也无法保证室内运动的安全,健身运动也变成了靠天吃饭的行当。

打开手机APP,京城的PM2.5指数,只剩下紫红和灰黑两种颜色,紫红色意味着超过了400,而灰黑则表示超过了500,爆表了。这是2017年开年的日常,曾经火爆的《穹顶之下》如今已经销声匿迹,今天的朋友圈又在刷另一篇“消失”的文章截图。网络上仅存的关于雾霾的话题,只剩下段子和防霾窍门,“霾”已经常态化,每来一次霾,我等就感叹着“移民”就好了,在朋友群里刷一轮吐槽,然后戴上口罩乖乖去搬砖。

回想《穹顶之下》的火爆,其实我仅部分同意柴静的观点,关于霾的成因,柴静已经有过不少分析,但最后的导向,是我们每个人携起手来,共同努力。道理上没错,但是往往一个事情变成“人人有责”,十几亿人一分,每个人的责任就可以忽略不计。真正的责任主体,却很容易在淹没在“我为祖国做贡献”的呼声中。

城里人少开车、农村人不让烧秸秆,甚至小饭馆炒菜的油烟都成为雾霾的组成部分,在科学层面,这没有错。然而,我们买车时都有标识、用的也是“两桶油”,为什么不能保障汽车尾气的安全?农村烧秸秆,入秋的霾跟烧秸秆有些关联,可现在是冬天,没烧秸秆却还在云里雾里。小饭馆嘛,呵呵。作为首都人民,我们享受过APEC蓝,在感叹强大的国家力量能战胜自然时,其实我们也应该能想到,霾本来就来自于“人”。山西的煤炭工业、河北的铁矿、山东的石油和化工,整个华北地区的重工业紧密围绕京城,无一幸免。于是,很多治霾的方法被刻意两极化,一种是如APEC期间一样停工停产,这种依靠国家力量的方式显然只能饮鸩止渴,权宜之计。

另一种是如“少做一顿饭,少开一天车”之类的全民动员。这两种倾向,往往遮蔽了我们生产方式和管理方法上的粗放和漏洞。在刚刚公布的《环境保护部通报重督查情况》中就公布了一串没有按照规定停产或者直接排放的案例,这场“猫鼠游戏”还在继续。又回到了那个老问题:经济发展vs环境污染。如果倒退十几二十年,我们或许对于“先发展、再污染、后治理”的模式长叹一声,市场经济当时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粗放似乎是我们学习的过程,在经历高速增长之后,我们到了承担环保成本的时代。而这个成本转嫁给谁是如今的核心问题,就管理体制来说,门与很多平行部门之间,存在很多的利益博弈,在地方的实际操作中,环保部们的执法权如何使用,有很多地方性的技巧。社会稳定、等很多指标都依赖于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企业。

积重难返。或许是一个恰当的形容,长久以来形成的惯性最难掉头,执政者对税收、就业等问题的依赖,企业经营者对政策的依赖,形成了复杂的政商关系,更别提庞大的国有企业。治理雾霾,从根本上来说,或许需要一场更大的体制变革,仅靠环保部门一家撼动不了如此庞大的制度惯性。对煤炭工业、石油化工的依赖,可能会衍生出诸多问题,煤炭工业本身的污染,石油行业的垄断造成汽油、柴油的质量问题(那些小油站为了降低油价更加不择手段)。曾经钢铁冶炼以“超英赶美”为目标,如今唐山一个城市的钢产量就已经超过了英国。在大干快上之后,我们是进行还是将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外迁?无论怎样,这都是一笔沉重的负担,而作为纳税人的我们,有权利质疑,而不是在纳税后继续承担治理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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