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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双边对决多边 川普破局全球贸易顽症
2016年美欧中对外贸易数据：
对欧盟：贸易顺差8622亿人民币，约1243亿美元（中国海关）
对美国：贸易顺差16528亿人民币，约2383亿美元（中国海关）
对香港：贸易顺差17902亿人民币，约2581亿美元（中国海关）
欧盟：2016年全年贸易顺差393亿欧元，约441亿美元（欧盟统计局）
对美国：贸易顺差1153亿欧元，约1294亿美元（欧盟统计局）
欧元区：2016年贸易顺差2739亿欧元，约3075亿美元（欧盟统计局）
其中：德国贸易顺差2529亿欧元，约2839亿美元（德国联邦统计局）
美国：贸易逆差为5023亿美元（美国商务部）
对中国逆差：3470亿美元（美国商务部）
对欧盟逆差：1463亿美元（美国商务部）
备注1：2016年12月31日牌价：USD/CNY6.937USD/ EUR0.8908EUR/CNY7.4963
备注2：中美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差异，是因为美国把大陆原产地货物通过香港出口的转口贸易数据，计入中国对外贸易数据中。
尽管2016年美中欧三边贸易体系中的很多数据尚未找到，按照现在所能采集到的数据，依然可发现美中欧三边贸易体系有个明显的特征：中国对欧盟的顺差1243亿美元（中国海关统计，不含香港转口贸易）大致等于欧盟对美国的顺差（欧盟统计局为1294亿美元，美国商务部为1463亿美元），欧盟在玩多边平衡，把来自中国的逆差转移给美国，而美国不但直接承受来自中国大陆的逆差、还间接承受欧盟转嫁的对中国逆差。这种不均衡的三边贸易体系对欧盟的好处在于，当美国向欧盟抱怨美欧双边贸易不平衡时，欧盟会反驳说：瞧，我欧盟总体上并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所以我有理由维持现状。这种姿态，和中国央行以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价格波动平稳，来搪塞他国指控自己对单个货币汇率操纵是一个道理，都是以多边均衡为理由来拒绝调整双边失衡。而在多边贸易体系里去解决结构失衡问题，对象越多，关系越复杂，问题也就越难以解决，其实欧盟和中国都希望把问题解决方案复杂化，从而达到搁置问题的目的，反其道而为之，美国重启多个双边贸易谈判恰恰是化繁为简的合理方法。举个经济合同纠纷例子来理解：B向A借100万元后逾期不还，当A要求B还钱时，B说：“C还欠我200万元，其实我也是受害方，要不我们三方共同协商，如果 C不还我钱，我也还不了你的钱。”A怎么办？马上去法院诉讼B，这是A和B之间的经济纠纷，A无须考虑B和C的经济纠纷，那是另外一个案子，而且按照经验观察，A和B的法律诉讼有助于提高B向C追缴欠款的动力，所以在美中欧三边贸易体系中，美国把复杂的多边贸易关系拆成几个简单的双边贸易关系，分别对中欧开启旨在消除贸易失衡的双边谈判，这种影响力会随着多边贸易链传导给每个国家，并促使全球贸易更加公平和均衡，且无须搞个没有时间表的多边会谈。比如，美国现在要求欧盟或者欧元区缩小对美贸易顺差，如果欧盟接受并奉行多边贸易均衡原则，就会谋求缩小对中国逆差，至于中欧如何博弈则无须美国费心。
现实是欧盟和德国无意于配合美国：欧盟和德国面对白宫提议的双边贸易谈判，在外交策略上以相互扯皮应对，德国宣称自己没有货币主权而把问题推给欧盟，而欧盟依然是以对内奉行共同贸易政策、对外谋求多边均衡立场来考虑对外贸易问题；在国际舆论上欧盟和德国则把白宫提议的双边贸易谈判描述成“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宣称和其他对美贸易顺差国家（主要是中国）组成反抗联盟，维护所谓的“全球贸易公平和自由”。事实上欧盟这种“双边扭曲多边平衡”的外贸政策是一种极端的“自私主义”。欧盟对外贸易大致均衡体现在：欧盟2016年货物进出口总额3.46万亿欧元，同期顺差393亿欧元仅占进出口总额1.15%，其中扭曲体现在对美顺差1153亿欧元，是欧盟总体顺差的2.93倍（美国商务部口径是3.32倍）。欧盟希望白宫保持对欧美贸易失衡迁就和宽松的姿态，这是因为在欧盟多边贸易总体均衡原则下，越多的欧盟对美国双边贸易顺差，能促使欧盟对其他贸易伙伴扩张更大的双边贸易逆差，这样能在净出口（出口-进口）较小的基础上最大化扩张进出口总额（出口+进口），而进出口总量提升有利于欧盟经济活跃和就业增长，并相对节省欧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使用力度。
欧元区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从2008年底的69.3%上升到2016年第二季度91.2%，净增21.9个百分点；欧盟政府债务从61.5%上升到2016年第二季度84.3%，净增22.8个百分点。同时美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从2008年底67.9%上升到2016年底的107.4%，净增39.5个百分点，2016年全年美国GDP增长仅为1.6%，被同期欧元区增长1.7%和欧盟增长1.9%反超，这是自08年次贷危机以来欧盟和欧元区首次反超美国。数据表明，欧盟和欧元区政府债务的经济效率和债务可持续能力双双超越美国，透过数据看本质，其实欧盟一直利用对美顺差，来借用美国债务扩张和货币宽松的外溢效应发展自己经济，移花接木艳自家，还有什么比欧盟这种贸易设定更能体现虚伪的“公平和自由”呢。而长年逆差、低增长和长年高速的债务膨胀会降低对美国偿债能力的信心，而唯独美国信用是不可诋毁的，由此美国外贸立场转向强势属于不得不为，只不过让那些对美国顺差又持有美国债券资产的国家境地有点尴尬了。
时势造英雄，但很多人错误地认为川普对全球贸易发难基于自身的个性和认知。先不说选民的意志，即便是客观经济环境，川普上任即刻面临美联储加息预期和政府债务上限两个难题，美联储加息预期让美元走强，政府债务上限问题需要白宫对国会作出节制性的承诺，奥巴马主政时期享受的量化宽松和债务膨胀两个有利因素，在川普执政期内扭转变，变为不利因素。这种环境下，以下两条经济手段是被现实环境逼迫下的不二抉择：其一，以边境税来抵消美联储加息预期之下的美元走强，可以防止逆差恶化，顺便也可以减轻财政政策的外溢效应，提升政府债务和财政政策对本国经济拉动效率；同时，在双边贸易谈判中，边境税即便最终针对不同对象被有选择性的消弱或者遗弃，也是个不可缺的博弈筹码。其二，目前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经由历史峰值28%降为现在不到13%，制造业创造的就业人口已经由历史峰值32.3%降为不足10%。在就业率接近充分就业前提下，实现提振美国经济以支撑继续膨胀的债务，需要提高制造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提高制造业就业人口的比重，借此提高人均产出效率，增加中产家庭数量，同时把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低龄劳动力，通过效仿德国学徒制，培训成为最具活力的产业工人，提高劳动参与率，弥补未来技术工人的年龄断层。
这些战略目标达成完全取决于美国能否大幅缩小逆差，以及以何种方式来缩小逆差，是胁迫贸易对手多进口美国商品，还是以惩罚性的手段阻击贸易对手对美国出口，亦或是以不同的对手采取不同的组合手段。无论何种抉择，开启全新博弈之路的前奏都是：在舆论上占据道德的最高点。
来源：凯迪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