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女权者”们批判辛格对女儿的残忍，枉顾女儿自己的兴趣，将自己的梦想强加于女儿，这种理想化的女权模型，忽视了印度的现实。在一个强奸案高发、雏妓盛行，47%的女性童婚，并且一生围着锅台转的国家，女性根本无法获得基本的尊重，这已经不是物化女性，在现有的印度乡村社会中，女性根本就是“物品”。把女儿从“物”的属性中解脱出来，是辛格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性根本不可能有自我选择，如果父亲不介入，这些农村女孩的命运就是培养到14岁，嫁给指定的没有见过面的男人，从此相夫教子。

这种文化系统中，女性像是被驯养的动物，给她们自由、让她们“野化”，都是要付出成本的。在被删减的片段中，有很多村民嘲笑辛格女儿的对话。他们看到女孩穿着短衣短裤跑过村庄，看到他们剃了短发，风言风语满天飞。辛格的冷血，可以看成一种保护。他不善言辞，无法告诉女儿可能面临的命运，当然，在那个年龄讲道理都未必能听进去。最终的转变，恰恰是女儿参加了朋友的婚礼，那个女孩哭诉着，羡慕她们有个“残酷”的父亲，不用14岁就像商品一样卖给素未谋面的男人，这段经历让女孩们对自己的命运，有了新的认识，也让她们发自内心地热爱摔跤。

在我看来，这次经历带来的转变，正是触及了印度社会中的性别问题，空中楼阁式的女权运动在印度农村根本无计可施。就像西方的女权运动初期，首先要争取的是政治权利，然后再谈其他。在被删减的片段中，辛格用最朴素的语言说，“将来是我的女儿选择他们，而不是他们来挑选我的女儿。”这种从父爱出发的坚持，就让辛格和女儿站在了世俗的对立面。这里不是温室，没有哄小公主一般的慈爱，父亲的残酷，源于比这种残酷还要残忍的歧视。

在父女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辛格温柔的一面，与通常不近人情的“严父”不同，在看到女儿的摔跤天赋后，他没有专断地让她们一条路走到黑，而是向妻子许诺一年为期，如果一年后还没有成果，就给她们自由；白天残酷训练之后，他会在夜晚悄悄走进女儿房间给她们按摩放松；在女儿第一次比赛失败的时候，他没有斥责，而是拍拍她的头说“没关系”；大女儿进入国家体育学院，学到了新的技术，开始趾高气扬，甚至打败了老爸，他没有拿出父亲的权威摆架子，而是默默退场，站在楼上目送女儿离开；因为自己训练女儿，女儿险些被国家体育学院开除，他放下一切自尊乞求校方，那一次，他拿出自己的收藏品，他把女儿第一次比赛的奖金、每次比赛的照片、点滴，他都封存在相册里，他甚至说出了自己的“忏悔”：“为了让他们实现我的梦想，我逼她们剪短发，不许她们吃油炸和辛辣，让她们没日没夜地训练，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认为，辛格知道自己剥夺了女儿的“梦想”，在女儿训练过程中的配乐，歌词也不断地表达：“啊，爸爸就是个暴君。”但他无时不刻尽力表达着尊重，他尊重妻子的信仰，只能在屋外给女儿做鸡肉吃；在大女儿的叛逆期选择隐忍，悄悄地关注着大女儿的一切，当她遭遇连败的挫折，打电话回家，只说了一句，“爸爸，我错了。”父女两人对着电话流泪，父爱深沉，行胜于言。

《摔跤吧！爸爸》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女儿实现父亲梦想的片子，阿米尔汗显然有更大的野心，他把这一段童话般的励志故事，嵌入整个印度的文化和制度命题中，那些燃点和泪点都寻找到某种依托感，这绝不是空中楼阁式的“伪女权”所能触及到的。

如果横向对比，就要推荐两部电影，一部是最新的美国电影《天才少女》，一部是2005年张扬导演的《向日葵》。《天才少女》里讲述的，是弗兰克如何让拥有超高智商的外甥女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他的姐姐因为智商很高，被母亲以“人类的名义”培养成机器，最终自杀。弗兰克要让外甥女不重蹈覆辙，就必须与母亲对抗。

《向日葵》则是一个中国式的父子关系，一个饱受文革摧残的画家手受伤之后，把“梦想”转嫁给儿子，逼着儿子画画。父子间的对抗远比《摔跤吧！爸爸》更为激烈，儿子失去了童年，没有任何解释，愤怒的儿子为了逃避画画，甚至用手握紧即将爆炸的爆竹；儿子谈恋爱，却被父亲横加干涉，棒打鸳鸯……孙海英塑造的父亲，披着远比辛格更厚重的外壳，这种以血缘和家族为纽带的梦想传递，更具中国特色。虽然张扬最终以儿子在艺术事业上的成功，力图描述父子间的和解，但在我看来，这种代际裂隙已经不可能弥合。电影中的儿子最终选择的题材，竟然借用了张晓刚的《大家庭》，那种抽离出一切情感，木偶般的家庭成员，是以家庭视角来回看那段不堪的历史，反过来想，那段历史所塑造的空洞而专制的人，又成为其家庭关系的映射。有了这样的作品，最终儿子会原谅父亲吗，或者说，儿子即便选择原谅，那种不可逆的伤痕也最终无法达成和解。父亲最终的忏悔，以“离家出走”的方式来表达，这种行为的重新认知，已经上升为一种“罪”，而不仅仅是矛盾和错误了。

因此说，《天才少女》是让天才过上普通人的生活，讨论的主题涉及幸福与自由；《向日葵》则是将无法判断天分的儿子，强制变成“成功者”，尽管这种成功是以这段对抗的经历为蓝本，是成功光环下的父子悲剧，尽管导演尽力推动和解，但这种病态的关系仍然是无解的，也是为人诟病的一点；回到《摔跤吧！爸爸》，阿米尔汗既不会像弗兰克那样去鼓励自由，也不会像孙海英那样真的变成一个偏执的暴君，前者过于理想化，后者有强烈的时代性和中国式子承父业的代际传承。

在与女儿相处的过程中，辛格是温柔的，他严格而不暴虐，他懂得什么时候放手什么时候坚持；在与世界对峙的过程中，辛格又是坚硬的，他必须以冷酷的方式对抗世俗中的不合理，甚至包括“残忍”地将女儿拉出日常的轨道。当然，那个曾经的温床只不过是陷阱，一边要抵御世俗对女性的偏见，一边要对抗国家体制，以父亲一人之力勇往直前。“为印度拿一块金牌”，这时的爱国已经不仅在民族性的范畴中，因为“全国金牌”无法跳出印度本有的文化和体制，必须超越其上，才能改变女儿的命运。

在最后决战前夕，大女儿问辛格战术，他这次没有讨论战术细节，而是对她说，“只有胜利，你才能成为榜样。”他进一步解释，人们不会永远铭记银牌，只会记住冠军。这不是唯金牌论，而是看到了只有变成第一个女子摔跤冠军，女儿才能成为千千万万个印度女孩的“榜样”，以此为目标，这些女孩的命运才能真正被改变，不是穿着沙丽变成男人的附庸，而有更多的选择，她们可以剪短头发，站在最高峰上选择男人，其实那是她们选择命运的权利。

这是辛格对女儿的爱，也是阿米尔汗对印度社会的解剖，也是对印度女性的最大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