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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天才物理学家束星北被迫害长达22年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的启蒙老师束星北
记者/主持人：陈克江
来源:希望之声 （记者陈克江综合报导）1952年年底，在山东大学礼堂里，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学术报告会，主讲人是中国最著名的热力学家王竹溪。王竹溪是中国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的学生，也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福勒的学生。王先生介绍了国内热力学的现状，也谈到了国际上的最新成果和发展前景，以及他个人的认识和成果。他一边讲一边随手在黑板上写出一些公式和重要的概念。
在讲了将近50分钟的时候，主持人问要不要休息一会儿，王先生说不用。正当他准备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一个身穿蓝色长袍、高大魁梧的先生走向讲台，他将双手撑在讲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这位长袍先生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几乎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着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一口气讲了大约40分钟。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束星北。
束星北（1907—1983），江苏江都县人。1926年，留学美国堪萨斯州拜克大学。1927年，先到美国旧金山加州大学学习，之后，到欧洲游学，在德国，被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聘为研究助手。1928年，转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和剑桥大学深造。1930年，受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助教，参与研究狄拉克方程。1931年，辞聘归国，历任浙江大学、上海暨南大学、交通大学教授。在相对论、量子力学、无线电、电磁学等方面多有建树。1945年，研制成功中国第一部雷达。中共夺取政权后，先后在浙江大学、山东大学、青岛医学院任教。1978年后，在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从事海洋动力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束星北一生最辉煌的时期，是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前，在浙江大学任教的17年。这个时期，浙江大学有一个非常开明的校长竺可桢，这个时期，中华民国有一个相对自由的学术研究环境。因此，在美欧学术自由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天才物理学家束星北，如鱼得水，与另一个物理学家，后来成为中国“两弹一星”元勋的王淦昌经常就学术问题进行完全自由的甚至是脸红脖子粗的争辩，思想火花不断碰撞，结出了许多重要的科学成果，使在浙江大学求学的学子们受益无穷。
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一生最敬重的老师之一，就是他在浙江大学读书时的教授束星北。1972年12月4日，李政道第一次回国时，在致束星北的信中写道：“先生当年在永兴、湄潭时的教导，历历在念，而我的物理基础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他的另一个学生、中国原子弹与核武器的开拓者之一程开甲院士说：“束星北的物理学天赋是无人能及的，有极多的思想或念头在他那智力超常的大脑里。而那些思想与念头，如果抓牢了，琢磨透了，就极有可能结出轰动世界的果实。”
1952年，中国大陆高校搞了一次大的调整。束星北从浙江大学来到山东大学。山东大学校长华岗被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紧跟形势，特别强调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态度、政治纪律。束星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他经常在在一些场合发表自己的不满：“学生不是政治家，大学不是党校，谁要做政治家，就应该去专门培养政治家的学校”。一次偶然的机会，束星北与华岗遭遇了，两个恪守自己信念与原则的人，将两种不同的观念、思想的交锋演化成一场轩然大波，以至于在一次华岗主讲的“大课”上，当他不点名的批判束星北的“糊涂观点”、强调马列主义哲学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时，束星北站起来当众喊到：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哲学第二。
当时，中共对苏联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束星北看来，苏联是个专制主义国家，科学技术远远落后于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德国进攻苏联的初期，他们之所以被打得措手不及就是证明。他说，苏联一本像样的物理杂志也没有，科学全是抄袭德国人的，科学家也大都是二流货色。苏联之所以不行，就是会议太多，政治学习太多。他认为必须向最先进的国家学习。他曾公开讲，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言论是自由的，既不参加政治学习，开会也可以随便不到，说错话甚至骂人也没有人斗你，而这个自由是科学发展的保障，文化勃兴的基本因素。他还曾写信给高教部：“我听说高教部帮我们制订教学大纲的苏联顾问是个副教授，他本来的教学经验就很浅薄，我们也得跟在他的屁股后面转。我们为什么要这样，非得让人家当瘪三一样看?”
作为一个天才物理学家，在中国大陆，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遭人嫉恨的事，还满脑子自由思想，这还得了。1954年下半年，山东大学决定对束星北展开公开批判，罪名是：反对辩证唯物论，反对并抵制全面学习苏联。
经历了第一轮暴风骤雨后，束北星感到这政治不好弄，干脆离政治远一点吧。他突然想到了改行，搞气象学研究。气象学不会有阶级性吧？因为是天纵之才，搞什么学问，就立即能搞出名堂来，束星北在气象学领域的学术成果很快引起轰动。中央气象局局长涂长望等人向教育部提请山东大学增设气象研究室。束星北立即将这个气象研究室搞起来了，并且引起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的关注。束星北雄心勃勃，他想在三五年内将山东大学气象研究室建成全国独一无二的动力气象研究中心。可是，好景不长，“肃反运动”降临。自1954年8月到1955年8月，束星北主持的气象研究室仅存活一年便夭折了。
1955年，毛泽东发动的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轰轰烈烈开始了。6月10日，《人民日报》编者按口气极为强硬，断定胡风“同国民党特务早有联系”，“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忠实走狗。”毛泽东亲自作序，以配合全国进行的深挖反革命分子的肃反运动。山东大学在市委八人肃反小组的领导下，对旧知识分子进行了一遍又一遍排查后，束星北的历史问题被重新翻出来了。
青岛市公安局《关于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束星北情况报告》中说，束星北1944年6月曾在国民党的国防部二厅技术室充当顾问、副主任等职，曾为国防部三厅技术室试制过小型交直流特工电台。1945年9月回浙大教书后，反苏反共言论极为嚣张，束表现一贯反动，对抗思想改造运动，在国防部二厅工作时与美帝驻华情报部关系极密，从国防部二厅返回浙大时，还带了4个来历不明的人，束家藏有无线电器材，解放后曾交出手枪一支，特务登记时又拒绝登记。根据上述材料，可以肯定他是一较高级的军统特务。到山大后，拉拢落后，组织小集团，破坏教学计划，并公开发表反动谬论，对抗和污蔑领导，其反动气焰已达极点。
到7月底，上面的结论已经较为明朗，于是，给束星北派上了“卫兵”，一个带枪的便衣跟踪束星北并时时出没于束家附近。8月初，束星北的气象研究室被贴上封条。学校由系、学院和全校师生员工参加的批判斗争大会如急风暴雨。几天后，束星北的妻子葛楚华受株连，遭批斗体罚。他的儿子在部队已被发展为预备党员也遭到批斗。
1957年，在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阶段，束星北又管不住自己那张嘴了。1957年5月，在山东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他做了题为《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的发言，总共半个多小时的演讲，被台下欢呼的掌声打断20多次。“谈到人，即使是毛主席也不能保证没有偶然的错误，如肃反时毛主席偶然说了句‘反革命分子可能只有百分之几’一句估计猜度的话，但是后来竟成为肃反的指标。据说安徽省有一个铜矿，铜矿里有一个领导就按百分之五的定额把四百人抓起来了。为什么是百分之五?我们看重‘人治’是多么危险?”束星北用四句诗总结了他的观点：“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宪法故，两者皆可抛!”
在毛泽东“引蛇出洞”的目的达到后，“帮党整风”马上演变成一场大规模整肃知识分子的“反右派运动”。束星北的上述言论，加上他以前的一些言论，都成了右派言论。从7月底到8月初，束星北被围剿和批斗的频率是平均每天一次。最后，束星北被打成“极右派”！1958年6月13日，中共山东省委肃反领导小组，在请示中央十人小组批准后，将束星北认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建议由司法机关判处管制处分，留校控制使用。1958年10月15日，青岛市市南区法院下达刑事判决书，判处束星北“管制3年”，刑期自1958年10月14日起至1961年10月13日止。
极右派、历史反革命分子、被管制分子，这三顶帽子，犹如三座大山，将束星北压的喘不过气来。不久，束星北被送到青岛月子口水库建设工地劳动改造。在月子口，束星北每月只有20元生活费，妻子无收入，大儿子从部队回家无工作，一家人生活极其困难。他的一言一行时刻受到队员、队长的监视，他的“罪恶”还在积累，不断的批判已成家常便饭。1960年12月13日，一份《关于右派分子束星北表现情况的综合报告》认为：束星北在管制劳动期间，不服从党的管教，反对互相监督，攻击肃反运动，对党极不忠诚，反动立场没有改变。
月子口工程完工后，一个爱才如命的领导盯上了束星北，这位领导就是青岛医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张立文，1960年底，束星北被安排到青岛医学院。最初，束星北的任务是打扫教学楼的厕所，清洗实验室、化验室的玻璃器皿。他像个机器人，上面说什么就干什么。他打扫过的走廊、房间一尘不染。有个时期，学校开解剖课，束星北被安排到太平间旁的一间小房子里制作尸体标本。
当时，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闹饥荒，饿死3860多万人。束星北夫妻俩加上七个孩子，个个要吃饭穿衣，自然是难上加难，没办法，只好不断向亲戚朋友伸手，向左邻右舍伸手，甚至向保姆伸手，家里能卖的东西大都卖掉了。一次到学校农场收地瓜，他竟然偷吃了一个，被大家发现了，第二天就开了批斗会，他坦白了，是因为肚子饿。
1961年底，束星北修复了医学院的一台损坏闲置多日的脑电图机。从此，束星北可以用一技之长来进行自我改造了，青岛各大医院的仪器坏了，都找束星北做修理工。1962年5月，张立文院长通知束星北写一份“摘帽”申请。可是，在不久后召开的“摘帽”大会上，名单中却没有他。事后，人们才知道，他的帽子掐在中央十人肃反小组的手里，连山东省也做不了主！
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申：阶级斗争必须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毛泽东的指示传达青岛医学院，束星北的一切又恢复原状，先是停止工作，紧接着，恢复了每周两次的“四类分子”的集中政治学习。没几天，医学院人事部门和保卫科便成立了医学院、合江路街道办事处和束星北家庭的三级联合监改小组，监改力度一天天在加大。
曾经才华横溢、锋芒毕露、正气凛然的束星北，被这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监管改造，变成了一个另外一个人：平日里，他不和任何人讲话，也没有任何表情。开会学习，几乎一言不发。有时主任非得让他谈谈看法，他要憋很长时间，确实觉得把话拿准了，才开口。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经常拿着一个小本挨个儿让人家给他提意见。然后再便整理出来，上交领导，作为改造成果。他还主动要求给自己召开“评审会”，在会上，人们怒斥他“立场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出路只有一条，低头认罪，改变立场，重新做人”。他诚惶诚恐，全部接受！他还主动承担了打扫厕所的工作。
文革期间，很多医院的仪器设备由于长时间闲置或使用不当，出现大量损坏、老化，修理这些仪器成了束星北的一项重要工作。修理的报酬，他一概谢绝，他只要一个东西：证明信。证明信一是要写明来往时间，二要有仪器修复后的验收报告，三要写明他在工作期间的表现。
有一次，青岛某部队的雷达坏了，上门找束星北。经请示院领导同意后，载着束星北的军车驶出医学院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束星北突然从怀里掏出一团皱巴巴的旧毛巾，递到陪同的参谋干事面前。他们不知何意，正疑惑着，只见束星北用那个毛巾扎住了自己的眼睛。这时，他们才恍然大悟，陪同的军人觉得没必要，其中一个便将毛巾给扯下来。可束星北很固执，又重新扎住自己的眼睛。修好雷达、拿上人家写好的证明信回来的时候，束星北上车后的第一件事，仍然是先用毛巾蒙上眼睛！
1972年10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应邀到中国大陆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的会见。李政道曾向周恩来提出想见见自己的恩师束星北，并在很多场合提到束星北的名字。此时的束星北正在青岛医学院分院接受劳动改造，头上还有“历史反革命分子”和“极右派”两顶帽子，住在很差的两间平房中，生存条件恶劣，无法接待李政道。最后，李政道离开中国之前，给束星北写了一封短信，表达了对恩师的思念和感激。直到1979年底，束星北的问题才彻底平反，他被压在“三座大山”底下长达22年！
1983年9月底，一场小小的风寒将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击倒了，弥留之际，他提出将遗体无偿捐给青岛医学院，做解剖和医学实验之用。他还特别叮嘱医学院搞解剖的张大夫，一定要解剖他的大脑，会有发现，也会有一定价值的。1983年10月30日，束星北病情恶化，撒手尘寰，终年77岁。
束星北死后，遗体移仪式非常隆重，报社、电台、电视台专门作了报道。之后，束星北的遗体被送进太平间。半年之后，有人突然想起束星北，派人去看时，发现遗体已经腐烂不堪。有关领导责成两个大学生将其送到医学院后面一片荒寂的树林子里埋掉。两个大学生图省事，趁没人注意的工夫，就近将束星北的遗体草草埋在学校篮球场的双杠下面。
就这样，束星北最后仅有的一点遗愿也落空了。一代天之骄子，28岁就成了名教授的束北星回归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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